放開地方立法

Ⅰ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達成，意味著什麼

2021年5月，《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珠海：擔起大灣區時代新使命》的報道，文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方案》即將公布」，讓人充滿期待。而今，這一沉澱數月的構想終於落地。

2021年9月5日，新華社發布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Ⅱ 結合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改革，談談我國政府應怎樣轉變職能

一、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職能

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目前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但由於市場本身具有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後性，會出現諸多市場失靈的情況，如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市場壟斷的產生、外部性問題、社會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完全等。為應對市場失靈，保證經濟的有序、健康運行，政府需要介入經濟過程中，履行相應的職能。

首先，提供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維護市場秩序。經濟主體的各種平等、自由的權利、界限都需要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保護，提供和維護市場健康所需要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監督規則的執行是政府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經濟職能。其次，進行微觀經濟管理。政府可以直接生產或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財政補貼、政策優惠等方式刺激私有企業生產那些市場供給不足的產品，也可執行價格管制、市場准入管制、環境管制[1]，或是通過在市場上的購買活動間接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第三，進行制度創新。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激勵的制度創新可以促進促進經濟發展的實現。第四，維持宏觀經濟穩定，著重宏觀調控。政府必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調控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以達到「熨平」波動、解決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二、我國政府履行經濟職能存在的問題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政府經歷了五次大規模的改革和調整，政府的經濟職能也經歷著從「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從程序到方法，從人員到設備，從法律規范到思想觀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和更新。但從深層次的角度觀察，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政府經濟職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范圍過廣，束縛了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發揮。受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影響，政府通過各種渠道控制著各種資源的分配權，對社會生活過多干涉。例如政府通過市場自治組織（如行業協會、商會等）直接管理社會、企業，直接干預社會經濟活動，主動負擔起過多的社會責任等[2]。「錯位」是指在處理政府與社會關系時，由於缺少市場經濟制度條件下的約束和規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沒有正確把握住應有的尺度，將社會的自治和自主意識限制住。例如金融行業的准入、長官意志、行業壟斷、法規體系的薄弱，程序性法規的匱乏，政府官員大量的尋租行為等。「缺位」主要是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需要政府發揮一定職能，但是政府沒有發揮或者發揮的不充分現象，主要表現在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失當,不能提供滿足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及服務，不能保障公民的自身福利，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等。

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對部門管理方面工作明顯強於對行業管理工作，這就導致大量行政性企業的出現，這些行業部門利用自身行政特點阻止其他經營者進入和參與本行業的經營活動，如石油、電力、電信和鐵路等行業。同時利用自身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干涉企業經營決策戰略，領導人任免等；其次是地區壟斷，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行政權力資源，設置貿易壁壘，提高市場准入資格，阻止其他地區的等同商品進入本地區，來確保該地區商品的壟斷地位。其後果是將我國整體市場分割開來，形成若干個小市場，嚴重的阻礙了商品、資金、物質的流通；同時造成了市場中各個經濟主體的分配不公，嚴重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

當前我國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審批項目，並在各地廣泛設立行政服務中心，推行「一站式辦公、一條龍服務、並聯式審批、陽光下作業、規范化管理」的運行模式，但依然存在許多問題。

首先，我國行政審批依舊過多，例如2014年2月，海南省人大代表展示了一個投資項目到辦完所需要的手續，包括了30多項審批，蓋上百個章，最少經歷272個審批日。其次，我國僅僅依據國家部委現有法律、法規、規章和上級政府文件來推動行政審批改革，缺乏統一科學合理的標准，而且各級行政機構都有行政審批定權，行政機關可以根據自身利益隨意設置審批事項。第三，我國政府在行政審批環節普遍存在「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利、輕義務」，「重利益、輕服務」的現象。一些政府部門只注重與自身既得利益相關的項目，在審批過後很少對審批項目的實施過程進行管理，許多符合審批條件的經濟主體進入市場後因為質量不高，競爭力不強，效益不好，很快就被淘汰，甚至有利用審批獲得合法身份後在市場中大肆侵犯公共利益，對公共財產和人身權益造成極大傷害[3]。此外，政府機構的盲目擴張導致政府部門機構過度龐大，人員質量參差不齊，人浮於事，無法實現市場經濟中政府理應體現出的高效、便捷等特點。

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要求資源在市場經濟規則下實現合理配置和有效分配。但在我國市場經濟環境還缺乏完備的法律保障，沒有一套健全的法律體系和機制，也欠缺對有限法律的靈活運用，同時現在主要以「人治」為主，「長官意志」、「拍腦袋決策」時有發生的前提下，政府執法意識和觀念缺失，人治色彩依然存在與某些環節和過程中，造成執法的隱蔽和主觀臆斷[4]。由此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不能限制市場壟斷，不能有效禁止市場不正當交易，因此市場經濟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

三、上海自貿區實踐中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與創新

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上海自貿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以本國（地區）法律和規定為基礎，在本國（地區）境內設立的區域性經濟特區。這種方式屬一國境內關外的貿易行為，也就是某一國（或地區）在其轄區內建立一個區域進行對外貿易，對貿易活動不過多干預，且優惠或免除對外運入貨物的過路費。上海自貿區由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機場保稅區和洋山港臨港新城組成，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試圖成為中國經濟、政治新的試驗田。根據目前國務院以及商務部公布的方案和具體實施的政策來看，上海自貿區管理中政府進行經濟職能轉變主要採取了監管模式創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及完善法制保障、進行地方立法實驗等舉措。

自貿區實施「一線徹底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創新監管服務新模式，「一線」指國境線，「徹底」被不斷強調。同時探索施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法無禁止即合法，規定企業「不能做什麼」，讓市場較以前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借鑒國際通行規則，對外商投資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研究制訂試驗區外商投資與國民待遇等不符的負面清單，改革外商投資管理模式②。對外資施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而不依賴當前已有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主動放棄行政控制，這點說明此次對監管模式創新的目的是消解政府部門因其行政管制而產生的設租、尋租的機會。因此，自貿區建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利用現有的開放試點里，簡化步驟，減少政府行政管制，提供一條整合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的有效路徑。

以「輕審批、重監管」為中心，減少對自由貿易區經濟發展產生阻礙的行政審批。建立統一受理、綜合審批、並聯審批和高效運作的服務模式，建立和完善信息網路平台，使不同部門協同管理，擺脫傳統的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現象，提高效率。更改12項行政審批事項為備案制，降低了行業准入門檻，並意味著政府從事前審批向事後監管的方向轉變，減少了行政審批事項、打破壟斷，防範目前體制中因政府行政干預而產生的設租現象。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經濟過程方面也用相似作用，所以負面清點管理模式在未來應當應用於國內企業而不僅限於外資企業。

建立行業信息跟蹤、監管和歸集的綜合性評估機制，加強對試驗區內企業在區外經營活動全過程的跟蹤、管理和監督。建立集中統一的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體系，提高執法效率，在質量技術監督、食品葯品監管、知識產權、工商、稅務等管理領域，社會力量被積極鼓勵參與市場監督，實現高效監管，體現了政府在市場監督方面向社會放出本屬於它們的權力，並且可能在未來會形成統一的市場行政監管機構。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體現投資者參與、符合國際規則的信息公開機制。完善投資者權益有效保障機制，實現各類投資主體的公平競爭。

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並授權，試驗區內，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實施《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3部法律的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試行期為3年。同時強調地方立法對於上海市的重要性，上海為了符合自貿區發展需要可以制定相關有利的法律法規。

總的來說，在上海自貿區內，政府對監管市場經濟活動的創新以及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管職能、減小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力度、「重監管、輕權力」、改革審批制度，並進行地方立法試驗等舉措，甚至進行整個管理體系的創新再造，以期建立統一的市場監管體系，消除市場分割，都是在實踐「小政府，大社會」和服務型政府，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努力實現高效的、市場化的宏觀調控管理，以及有效、審慎的風險管理。這是創新的改革思維，也是理清市場和政府最優邊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新嘗試。

四、推進我國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政策建議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法治經濟，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必須做到依法行政，明確落實政府行為的法律責任[5]。而實現法治化管理，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及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法治意識，要用完善的切合市場經濟法律和規則代替政府的發號施令，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政府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要明確立法先行的思想，應當在《憲法》、《立法法》和《行政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劃分政府的經濟管理許可權，在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監督的作用，限制政府行為過程中的恣意和專斷，使其更好完成協調、監督、引導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同時，這次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上海自貿區暫停施行的外貿三法和文物保護法的部分條款的舉措是我國法制史上首次出現的暫停現行法律制度的現象，說明我國法律制度仍有部分與國際自由市場經濟貿易相沖突的部分，同時說明我們政府亟須進行更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制、法規建設，加強自身法律體系與國際貿易大環境的聯系。

政府應逐步向市場放權，將精力投入到宏觀調控和對市場的監督中，營造公平、高效的市場環境和保證市場的有序進行，建設服務型政府。同時政府機構還能相應落實法定質詢、罷免等追究責任的具體程序，創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責任制度，強調對市場經濟政策制定的責任意識，建設責任型政府。在促進政府經濟職能轉換的前提下，政府應精簡經濟職能相重合的機構，提高工作效率。裁汰冗員，營造人才創新新環境，提高行政人員本身的素質，增加公務員瀆職、腐敗的風險和成本，修改和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採用績效管理和全面質量管理，量化政府效率的評估指標，多方面確定評價政府效率的標准，使政府效率易於評斷，容易監督。同時可以採用科學化、電子化手段和方法解決工作效率低下的問題，方便政務及時向公眾公開，如推行電子政務，加強各級政府網站建設等，可以更好實現政府行政管理高效、公平、合理。

政企合一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使得國有企業不能成為市場主體，干擾了統一的市場規則對各個市場主體的平等[6]，而政企分開的要求是政府不得再擔任企業經營權主體，即將現有政府所擁有的所有權的企業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通過設立董事會，實行股權多元化，將所有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多數代表公民所有者的其他機構。因為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最終屬於人民，所以所有權必須交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機構，而不是由政府具體代理，最終形成「政府所有」的經營機制。同時，政府應當承擔起本應由政府承擔但實際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公民福利和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減小國有企業應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責而付出的成本，做到政府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同時也要收回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

Ⅲ 「超生即開除」將被修改嗎

據媒體報道，今年5月，4位勞動法專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寄送了一份審查建議，認為廣東等七個省的地方立法中有關「超生即辭退」的規定違反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依照《立法法》第九十九條的規定，對審查建議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分別向廣東、雲南、江西、海南、福建5個地方人大發函，建議修改「超生即開除」的規定。

一些地方在地方立法過程中，將勞動者超生列為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突破了上位法的授權，形成了法律沖突。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是平等的民事關系，而超生是公民違反國家利益；民事主體不能夠代表國家去懲罰公民。

也正是因為「超生即開除」突破上位法，不再適應目前的人口政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依《立法法》提出了相關審查、處理決定。這也是中國立法審查的一次重要嘗試。

Ⅳ 有較大的城市這一提法嗎

沒有這一提法。現在最新的提法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一、二、三線城市的提法也是媒體在報道中較為模糊的提法。
目前，我國城市數量達650個左右，按照1989年的《城市規劃法》，我國城市共劃分為3級。大城市是指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
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20萬以上、不滿50萬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不滿,20萬的城市。
2014年10月，隨著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部際聯席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城市規模劃分標准調整方案》、《居住證管理辦法》等將進入實施階段，根據新的城市標準的設定，有4級城市，屆時城區人口超過500萬人口的城市，將被定義為特大城市。那麼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是什麼呢？
1、小城市。城區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被設定為小城市。按此標准，中國將會增加許多小城市，這些小城市可以全面放開落戶限制。
2、中等城市。
城區人口為50-100萬的為城市，被設定為中等城市。這些中等城市需要有序放開城區人口。
3、大城市。
城區人口為100-500萬的被設定為大城市。這些大城市需要合理控制城區人口。
4、特大城市。
城區人口為500萬以上的被設定為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重慶、武漢、成都、西安、哈爾濱等。按此標准，以往被稱為特大城市的，比如青島、鄭州、徐州、贛州、唐山等，由於城區人口不到500萬的，因此不被定義為特大城市。
按照上述劃分標准，全國大部分城市將會被降級。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城市規模的劃分標准逐漸理性化、科學化。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改變，將對以往的城市等級劃分「重新洗牌」，一些城市的定性和發展，也將因此而重新引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