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治近代化的特點

① 日本的天皇有沒有實權

日本的天皇在歷史上曾經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自明治維新以後，通過《明治憲法》，天皇被賦予了包括外交、司法、軍事等多方面的權利，其地位集多種權力於一身。然而，這種狀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昭和憲法的頒布而改變。
1. 天皇專制制度的建立
- 憲法確立了天皇的主權原則。
- 天皇被定位為國家統治權的中心。
- 天皇獲得了獨立的統帥權。
2. 有限的自由權利規定
《明治憲法》作為日本的第一部憲法，不僅是明治維新的成果，也是向西方學習法治理念的體現。它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對於打破封建制度、創建現代政治體系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該憲法在民主和自由方面的內容是有限的。在天皇擁有絕對大權的同時，軍部也獲得了獨立於內閣之外的軍權。這不僅反映了明治憲法下封建軍國主義的殘余，也為日本後來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發動法西斯戰爭埋下了伏筆。

② 近代化與現代化有什麼區別

一、中國的「現代化」概念是從日本的「近代化」引進的，因此人們有時使用「近代化」，有時使用「現代化」。在現代社會中，這兩個詞可以視為同義，但在當代社會中，「現代化」一詞使用更為廣泛。它涵蓋了「近代化」的時間范疇。通常，近代化的標志包括：經濟工業化、政治民族國家的形成、民主法治化，以及文化上的科學理性與自由解放等。
二、現代化是人類從現實社會向理想社會邁進的歷史過程，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沿。理想社會不是固定不變的，文明的發展沒有盡頭，且速度不斷加快。人類文明進程並非線性發展，而是經歷了幾次重大轉折。單個國家的文明發展可能是非連續的，充滿了挫折和失敗。因此，現代化不是一條直線，它有階段但無終點。現代化是加速發展的，而且這一過程不會一帆風順。

③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歷史沿革

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舊有的國家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慶應3年10月14日（西歷1867年11月9日）、德川慶喜向日本天皇提出歸還統治權，次日得到許可（史稱「大政奉還」）。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廢止，以天皇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確立。從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君主的象徵性統治演變為以近代化的官僚機構為輔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統治。這一點，在此後公布的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0條中被正式確認。
2.明治2年（1869年），隨著版籍奉還的實行，各地諸侯（藩主）將各自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全部交還給天皇。從此，國家不再通過各藩，而是直接行使對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明治4年（1871年）完成廢藩置縣）。此後，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條和第4條都確認了國家的統治權由天皇統攬。
3.隨著版籍奉還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漸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對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2條明確規定，臣民擁有居住和遷移的自由。
4.明治政府將公卿、諸侯改造為華族，將武士改造為士族。之後，明治4年（1871年），解除了士族的公務，給予其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自由，同時規定，普通平民也可以擔任公職。明治5年（1872年），日本推行徵兵制度，實行全民皆兵主義，廢除了士族對軍事的壟斷地位。從此，特定武士階級的特權被廢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9條規定了人民從事公職的平等權利，第20條規定了兵役制度）。但是，在設立帝國議會之前的1884年，國家頒布華族令，給予華族一定的身份特權。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華族列席日本貴族院的特殊權利。 1868年4月6日，天皇頒布了闡述重樹日本國家制度理念的《五條御誓文》。其中第1條就提出了「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議會政治為目標。
為了將《五條御誓文》的原則精神付諸實現，日本政府在同年閏4月21日公布了《政體書》。政體書中引進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思想，決定設置由各藩代表（1至3人）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並設置議政官下局。但是，隨著戊辰戰爭即將告終，政府對於輿論的尊重也逐漸變得消極，最終在同年9月廢止了議政官制度。
明治2年（1869年）3月，經過議事體裁調查所的調查，新設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公議所。同年9月，改組為集議院。明治4年（1871年），隨著廢藩置縣的實行，政府對太政官官制進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組成，集議院被左院取代，從而變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議員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
1874年（明治7年），因前一年的「明治六年政變」（征韓論爭論）的失敗而下野的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聯名上書，向左院提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該文件中指出，日本若要維持國運並實現強國，應設立民選而非官選的立法議事機構，結束官僚的專制統治。以此為發端，批判各地薩長藩閥的政治體制的自由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結社的現象。此外還有各地對政府不滿的原武士階層頻頻作亂，日本的社會治安極度惡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賀之亂、1876年的神風連之亂、1877年的西南戰爭等。
1875年（明治8年）4月14日，天皇頒布《立憲政體詔書》，向國民宣告：
朕…特此設元老院，以開立法之源；設大審院，以固審判之權；另，召集地方官員，以通民情，圖公益，逐步建立國家立憲政體，…
上述詔文向國民宣告日本將設立元老院、大審院、地方官會議，分階段地逐步實行立憲君主制。這其實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員與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權派舉行的大阪會議的成果。另外，為了應對地方政治不穩的問題，1878年，政府公布《府縣會規則》，在各府縣設置民選的府縣會（即地方議會），從而產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選議院。 1874年（明治7年）開始的自由民權運動中，各地紛紛對憲法草案的民間版本（《私擬憲法》）展開了熱烈的探討。但是，政府在起草《》時並沒有參考這些民間方案，因此在憲法中很難找到其影響。為了壓制國民的言論和政治運動，政府於1875年（明治8年）頒布了《讒謗律》、《新聞紙條例》，於1880年（明治13年）頒布了《集會條例》等法令。根據1887年（明治20年）頒布的《保安條例》，民權運動家被迫離開東京，拒不撤離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對於私擬憲法的內容，學術界有眾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壓制言論和政治活動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擬憲法對於人權的規定都比較重視。關於天皇的地位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由於大多數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在明治維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對於天皇的存在都極其尊崇。例如，千葉卓三郎等人起草的號稱《草根階層的人權憲法》的草案（即《五日市憲法》）中，也同樣規定了天皇對於立法行政司法的統轄權、對軍隊的統帥權以及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內容，與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並無差異。在二戰後出現的否定天皇神聖地位的意見在當時尚未登場。 1876年9月6日，明治天皇發布《命令元老院議長有棲川宮熾仁親王起草國憲之敕文》。在這篇歷史性文獻中，天皇提出「朕，現據本國國體，廣泛參照海外各國即成法律，以定國憲。因此，現命令你等起創草案。」，要求官員們研究各國憲法，撰寫本國憲法草案。大日本帝國憲法於是元老院據此設立了憲法取調局。1880年（明治13年），元老院將完成的《日本國國憲按》作為草案提交給天皇。此外，時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也提出了自己的《憲法意見》。其中，《日本國國憲按》規定了《皇帝發誓遵守國憲》，並給予議會很大許可權，被認為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比利時憲法》（1831年）和《普魯士憲法》（1850年）的影響，結果該法案遭到了岩倉具視、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對，與大隈的意見一樣，未能獲得最終通過。
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以岩倉具視為核心的政治勢力最終罷免了大隈重信，並隨即召開了御前會議，決定開設日本國會。於是，1881年（明治14年）10月12日，天皇頒布《開設日本國會之敕諭》。
該敕諭的要點如下：首先，規定於1890年（明治23年）開設日本國會；第二，規定日本國會的組織和許可權由政府決定（欽定憲法）；第三，禁止對政治體制展開過多的議論；第四，警告圖謀內亂者。隨著這一敕諭的發布，政府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導權。 1882年（明治15年）3月，參議、伊藤博文等人，受命前往歐洲考察德國立憲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發展。伊藤一行從柏林大學的魯多爾夫·馮·格奈斯特、維也納大學的羅倫斯·馮·史坦兩位學者處得到了寶貴的建議：《憲法必須立足於本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如果一個國家需要制定憲法，那麼必須先學習這個國家的歷史。》因此，考察官員們一直認為德國的憲法體制最適合日本（然而，伊藤也沒有像過高評價德國憲法的井上毅一樣，考慮將德國憲法全盤移植）。次年1883年，伊藤一行回國，並命令井上毅著手憲法草案的起草，並設立憲法取調局（次年改稱制度取調局），正式開始了制定憲法、設立日本國會的進程。
1885年（明治18年），隨著太政官制的廢止和內閣制度的創立，伊藤博文被任命為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井上毅在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的德國人羅斯勒（KarlFriedrichHermannRoesler）和莫塞（AlbertMosse）等人的協助下著手起草憲法，並於1887年（明治20年）5月初步完成了憲法草案初稿。以該草案為基礎，伊藤、井上、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等人聚集在位於夏島的（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伊藤別墅中，進行再次修改，形成了所謂的《夏島草案》。此後，在夏島草案的基礎上再做修改，於1888年4月基本完成了定稿。隨後不久，伊藤設置樞密院，並自任議長，對憲法草案進行了審議。審議過程持續到1889年（明治22年）1月方告終結。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向全體國民公布。這部憲法，通過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即所謂「欽定憲法」。由此，日本成為東亞首個擁有近代憲法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同時制定的法典還有作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範、議院法、日本貴族院令、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會計法等重要法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在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當天的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
早在憲法內容公布之前，日本國民早已翹首企盼，各地均張燈結綵，歡呼雀躍。當時的自由民權主義者與各家報社也都高度評價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內容，並熱烈祝賀憲法的頒布。自由民權家高田早苗就給以「遠遠高於期望的憲法」的評價。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也在其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評論，對於國亂之際仍能頒布憲法和開設日本國會一事感到驚喜，但同時指出「追溯西方各國實行的日本國會制度本源及沿革，即可發現政府往往與民眾對立，而人民民智漸開，反抗君主壓迫，政府為得民心，不得已而逐漸將政權分立。如今日本卻還缺少這樣的人民。」對於缺乏精神獨立的民眾這一點，福澤提出了自己的憂慮。另一名評論家中江兆民也在與幸德秋水的對話中嘆息道「送到我們手中的這部憲法究竟為何物？是良玉？還是土瓦？大家還未看到其實質，就沉醉於其名稱。國民之愚，竟至於此！」。 1891年（明治24年），正在訪問日本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伊（後來的尼古拉二世），在滋賀縣大津市突然被警衛津田三藏刺傷。史稱「大津事件」。當時的內閣政府惟恐日俄關系因此惡化，因此對司法機關施加壓力，要求適用「大不敬罪」判處被告死刑。但是，擔任大審院長的兒島惟謙指示具體負責審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規定，以普通人的謀殺未遂罪論處。最終，被告被判無期徒刑。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顯示日本已經成為立憲國家和法治國家，並確立了法治主義與司法權的獨立。然而，從另一側面也可以看出當時司法權獨立面對的危機。而且，從大審院長介入案件審判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當時法官的獨立還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1930年（昭和5年），日本政府締結《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對此，日本在野黨和海軍軍令部以及右翼團體等都譴責政府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以至發展到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被右翼分子襲擊的惡性事件。史稱「統帥權侵犯問題」。這一事件後，日本的立憲政黨政治也逐漸被弱化。
1935年（昭和10年），擔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的陸軍中將菊池武夫，向當時占據憲法學通說地位的天皇機關說發起攻擊，指責其違反了日本國體。作為上述學說的主導學者的原日本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雖然也進行了反駁，但仍不能平息論戰，最終只能辭去日本貴族院議員職務。此後，岡田內閣也懾於右翼、軍部的威脅，發表了國體明徵聲明，並禁止美濃部出版著作。史稱「天皇機關說事件」。據說，當時昭和天皇對其身邊的人曾經提到過「機關說不也沒錯嗎？」。作為近代立憲國家的基本理解的上述學說被推翻一事，也恰恰顯示了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的立憲政治已經喪失了其實質精神。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據宣言的原則，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SCAP）的麥克阿瑟將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要求。為此，政府在內閣中設立了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松本烝治國務大臣，又稱松本委員會），討論憲法修改的議題。政府根據松本委員會提出的綱要召開內閣會議，最終整理出《憲法修改綱要》（又稱《松本草案》），於1946年2月8日提交給GHQ。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下也紛紛展開對憲法修改的議論，出現了多種版本的憲法修正案。
在政府提出《松本草案》之前，2月1日出版的每日新聞報刊登了所謂的《松本委員會草案》。其實該草案只是松本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宮澤俊義起草的文件，與松本草案有所不同。為此，政府特別聲明該報紙刊登的內容並不是政府方面承認的草案。盡管如此，GHQ還是認為報紙刊登的草案代表了松本委員會真正的意圖，並認為該草案很難接受，因此自行製作了憲法修正案，並提交給了日本政府。從2月3日到13日期間，GHQ完成了修正案的起草，形成了所謂的《麥克阿瑟草案》。
1946年2月13日，作為對松本草案的答復，GHQ向松本國務大臣和吉田茂首相遞交了《麥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麥克阿瑟草案》的基礎上再次展開研究，並於1946年3月2日完成了《日方草案（3月2日版）》。最終，經過與GHQ的溝通協商，於1946年3月6日發表聲明，對外公開了《憲法修改草案綱要（1946年3月6日版）》。
該綱要在日本國內被廣泛議論，1946年4月10日日本舉行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政府在選舉結束後的1946年4月17日，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1946年4月22日，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修改草案，並於1946年6月8日通過了草案。1946年6月20日，政府根據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73條的憲法修改程序，向日本眾議院提出了憲法修改案。1946年6月25日，日本眾議院開始審議，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於1946年8月24日通過了草案。接著，1946年8月26日，日本貴族院開始審議，同樣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礎上，於1946年10月6日表決通過。次日，日本眾議院也表決同意了日本貴族院增加的修改內容，從而結束了帝國議會的審議程序。此後，憲法修改案再次經樞密院審議，並於1946年10月29日通過。經天皇批准，1946年11月3日，作為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結果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並於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④ 法學近代化各國法學近代化

英國法學近代化過程獨特，始於中世紀封建法學的繼承與改造。12世紀末，格蘭威爾和13世紀的布雷克頓的法學著作標志著英國封建法學的成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16至18世紀的法學家如科克、洛克等人，以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封建法律進行革新，國會新法的頒布使法學開始近代化。科克的《英國法總論》和洛克的《政府論》分別在17世紀和18世紀為近代資產階級憲政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曼斯菲爾德和布萊克斯通的貢獻，分別在司法實踐和理論闡述上推動了私法原則的確立和普通法的改造，形成了完整的近代資產階級法學體系。

在歐洲大陸，法國和德國法學近代化同樣重要。法國在君主專制時期就出現了博丹和朴蒂埃的理論，為資產階級法學奠定了基礎。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期的法典制定，推動了近代法學的確立。19世紀，艾斯曼、狄驥等人的理論為憲法學奠定基礎，而萊菲利埃爾、奧利弗等學者的工作則建立了行政法學體系。德國法學近代化早於統一，普芬道夫、康德等人的法哲學為德國法理學和法治國家提供了理論支持，歷史法學派進一步豐富了法學理論。海德堡大學和柏林大學的法學教育對近代德國法學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美國法學近代化則是在移植英國法學的基礎上，如肯特和斯托里的評注作品深受布萊克斯通影響，但美國法學也吸收了創新，如憲法學中的聯邦制和違憲審查制度。日本法學近代化則從明治維新後大規模接受西方法律開始，伊藤博文、村田保等人的法典注釋和法學理論研究為日本法學近代化提供了專業人才和知識體系。

法學近代化是自中世紀後期開始的波及整個世界的一場法學變革和進化運動。為了不使人們對本文的論題產生歧義，我們先就法學近代化中「近代」一詞作些界定。 《現代漢語詞典》 （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對「近代」一詞的釋義為：「1.過去距離現代較近的時代，在我國歷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紀中葉到五四運動之間的時期。2.指資本主義時代。」「法學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學的（自由）資本主義化，即法學作為一門學術，具有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發展水平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