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經濟的關系論文

① 會計論文 5000-6000左右

會計法治與市場經濟

楊照華(新疆對外經濟貿易會計學會830001)

【摘要】宏觀經濟轉型和治國方略的轉變必將引發會計革命。以新修訂《會計法》頒布為標志,會計將經由會計法制化向會計法治邁進。會計責任的嬗變與經濟體制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產權讓禪改革、市場諸利益主體、企業制度、會計監督機制、會計國家化與會計國際化與會計法制化相互制約、作用和影響,促使經濟生活向規范有序的方向發展,實現會計工作理想的社會狀態———會計法治,其遵循的目標、原則、途徑等本文將做出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會計法制化市場經濟制度會計法治目標原則條件途徑

會計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信息系統,在經濟轉軌和法制化進程中將呈現全方位的變化。《會計法》的修訂和逐趨完善,標志著我國會計法制化已初具形態,為會計法治提供了基礎環境和手滾神段,將逐步實現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的過渡。本文從經濟體制的視角分析會計主體和會計法律責任主體的變遷,討論會計責任的體制根源和會計法制的體制基礎;市場諸主體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和管理工具必須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會計信息,以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會計法製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必將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的文明和進步,由法律的調整最終上升為由道德規范予以調整。

一、會計法制與市場的關系

會計法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是由若干利益鮮明的主體和游戲規則構成的權責系統。會計法制通過對會計行為權利義務的設定,實現對會計關系(即國家在管理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在辦理會計事務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的調整。從而為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有序發揮作用。

(一)從經濟體制分析會計主體及會計責任主體的變遷

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確定會計主體,會計主體是會計為之服務的特定組織或單位,旨在明確會計核算的空間范圍,界定提供會計信息的邊界,從而解決會計的服務對象問題。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在宏觀上制定企業財政財務政策及會計制度,控制企業資金審批、劃撥、調配,審定企業財務報表、年度預決算和資產經營計劃,核銷企業呆壞賬,核實批復報損金額等,形成高度集中統管的財會模式;另一方面,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未完全分離,國家以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參與企業利潤分配和所得稅的徵收。在這種體制下,所有者和經營者合為一體,國家和企業的利益是一致的,企業實際上是在國家直接領導下的一個部門,國家和企業共同分割和分解了企業的財務管理許可權和會計的獨立核算權。會計核算的范圍可視為國家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一部分,企業的會計核算實質上是以國家的各項要求和指標為尺度來歸集會計信息,是對計劃經濟予以局部的反映。會計信息提供的目的主要為了滿足國家經濟管理的需要,企業基於一定的管理目的,對會計信息也有所要求。因此,企業會計具有很強的宏觀屬性,國家在宏觀上成為企業會計核算的會計主體,企業作為會計主體的觀念趨於淡化和模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政企職責分開和兩權分離及產權制度改革的推進,企業成為產權清晰的獨立經濟實體,自身經濟利益隨之凸現,為適應獨立核算和自主理財的需要,企業會計核算范圍由著眼於宏觀轉向於微觀,核算的目的、范圍及規則等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企業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會計主體。

從法律的角度看,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實質上並不具備完全的民事、刑事主體資格,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囿於體制的框架形成很大局限。會計主體是有別於法律主體的,當把企業作為一個整體時考察,

兩者具有統一性。由於兩種體制下存在兩種不同的會計主體,基於會計主體的會計行為產生的法律責任的歸屬,以及承擔法律責任的責任主體也就大滑虧有所區別。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是企業會計核算的會計主體,企業僅作為國家計劃經濟末梢的終端,其會計行為是國家的宏觀行為,國家是會計行為的責任主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理論上應由國家來承擔,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下會計法律責任模糊,難以具體落實,形成會計法律有法難依。可以說會計責任流於形式存在著體制的根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獨立的利益實體,承擔著資產所有者的受託責任,基於多方利益主體的要求,企業必須規范會計行為,加強內外部的會計監督。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促使會計責任從國家體制中分化出來,會計責任從單一的理論形式演變為對全社會的多元責任,企業在成為會計主體的同時也真正成為會計行為的責任主體。從會計主體和會計責任主體嬗變過程中可以看到,會計法制的發展經歷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難依,從制度約束到法律化,從長官意志到依法理財,會計工作也從無序到有序,逐步實現會計法制的現代化,並最終實現會計從會計法制化到會計法治。

② 法治與經濟有什麼關系

法制是指社會的制度和環境。我們講法制社會，依法治國。這是社會的大制度專和環境，在這個制度和屬環境下我們可以發展經濟、文化、醫療等事業。大力發展經濟是目前我們國家的發展主體，和主要任務。所以，針對經濟發展，法制有相應的經濟法、金融法等與經濟相關的，用於約束和規范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
通俗的比喻法治是路，經濟是車。車無論往哪跑，怎麼跑，跑多快一方面是根據道路條件（法制的完善、健全程度），另一方面跑在路外面（不能違法）。

③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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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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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寫一片3000多字的經濟法概論論文，要與經濟法知識有關，22號要交，誰幫我寫啊，·····

應該是期末作業吧，你直接從網上找點兒就行，自己組合一下，最好不要用網路上的，因為大家都習慣性的用網路。

⑤ 經濟法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2000字論文

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首先是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與此相聯系的必然是經濟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職能的轉變，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由主要直接參與經濟競爭轉向為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上述轉型的成功推進必然帶來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生存方式的徹底轉變，即從聽命於行政機關，被動執行政府計劃的附屬機構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經濟轉型也包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即從片面強調量的擴張轉為重視質的提高，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轉向實現人、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實現可持續增長。
經濟轉型似乎是「無形之手」高歌猛進，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讓，一敗塗地，一切以市場化為價值取向。但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否自發形成，經濟轉型能否完全依賴市場自身的力量自動實現呢？我們所追求的經濟轉型的目標果真是市場之手獨霸天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所謂自由經濟嗎？如果不是，又該如何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經濟轉型後的目標體制又該是怎樣的昵？
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由於新的經濟體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之中，舊的經濟體制和觀念尚未徹底退出歷史舞台，新舊體制的沖擊和對抗，使經濟領域內暴露出來的矛盾，盤根錯節，錯綜復雜。解決這些問題既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經濟成功轉型的基本前提，而每個矛盾的解決都離不開經濟法思想的指導，離不開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經濟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滯後，是我國經濟轉軌進程中面臨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不盡如人意，政府職能轉變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不清，沒有徹底解決國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正確定位。改革開放前的政府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行政管理關系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企業和個人完全喪失了主動性、創造性。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種認為政府應當徹底退出經濟活動領域，只當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場的論調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常常是非此即彼，國家不是「越位」，就是「虛位」，總是很少「到位」。
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復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在實現權利的多次分離後，國家成為集多種身份和多種職能於一身的集合體。具體來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應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實現三次權利分離（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國有資產所有權分離，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國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職能，就會形成不同的法律關系。正確認識由國家參與的各種不同法律關系的性質，才能准確適用法律，維護各方合法權益。
同時我們認為按照經濟法基本要求，不僅要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還在於要實現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從依賴行政命令轉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經濟法律制度行使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歷史性跨越。
二、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徵顯著，城鄉、地區矛盾的解決有賴於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經濟存在多重二元結構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區差異。城鄉、地區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結構性障礙，如何化解矛盾不僅是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首要課題，而且已上升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
經濟法既服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尊重市場主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又強調國家應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正確的作用，它把「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辯證地統一起來的特徵顯示其對於解決城鄉、地區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優越性和獨到性。
針對當前農村中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違法侵佔農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補償標准，漠視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安置以及農民負擔過重，亂集資、亂攤派屢禁不止等問題，從完善以下三個方面的經濟法律制度入手，有助於構建規范的、持續長效的縮小城鄉差別的法律機制。
由於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統一的財政法，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事權與財權劃分不清晰，權利與義務不明確，導致財政支出責任不落實，上下級政府間一事一議，討價還價現象較為常見。而且，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市領導縣的財政體制，客觀上使得農村社會經濟資源、資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劇了城鄉二元分割。行政長官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驅動與財政支出法律規范的缺位，往往使農村成為最終的犧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學完備的財政法律體系，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支出責任和稅收劃分規則，確立覆蓋城鄉的統一的公共財政支出原則，強化市以上各級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的支出義務，規范上下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並把城市返哺農村的各項制度具體化，才能從根本上有助於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確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並賦予權力保護以可訴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雖然對於保護農民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權，限制土地發包方濫用權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首先，確權工作嚴重滯後，估計有約30%的農戶仍然沒有領到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權屬登記進程的滯後，導致大量土地承包糾紛只能適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客觀上助長了發包方任意毀約行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權的責任形式單一，法律責任輕，違法成本低。根據承包法第54條，侵害土地承包權的只是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幾乎不用承擔刑事責任。而所謂的民事責任，由於侵害方主要是村、鄉集體組織，也幾乎難以得到實際執行。最後，權利救濟渠道阻塞，可訴性差。長期以來，許多基層法院拒絕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關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的司法解釋後，雖然規定應當受理，但是許多地方對土地承包這一典型的經濟法律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仍然糾纏於該法律關繫到底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的爭論而不能自拔，其結果是犧牲了廣大農民應當得到國家司法救濟的正當權力。
最後，應當建立和完善農業稅收法律體系，規范各類涉農收費。亂收費、亂攤派之所以屢禁不止，源於我國農村稅費名目繁多，包括農業稅、附加稅、特產稅、屠宰稅、「三提五統」、教育集資以及以資代勞款、地方行政勞務收費、地方行政性收費等等，而這些稅費的徵收依據主要是稅收行政法規和各級政府決定，對收費項目的創設許可權和程序沒有法律約束，現有的有關農村稅費的規范性文件位階低，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逐步推進，在條件成熟時，以最大限度減輕農民負擔為出發點，以統一的涉農稅法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規范農村基本分配製度，才能從制度上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我們再來看區域差別。為了縮小東、中、西三大經濟區域間的差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開始貫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針，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隨著經濟轉型的推進，國家職能的轉換，公共財政體制的確立，除大型基礎設施外，中央政府勢必改變以往直接投資設廠的支援模式，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將成為必然選擇。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實行分稅制國家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於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及各地區財政的橫向不平衡所產生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事業的均衡發展而採取的一項財政支出制度。實施轉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過中央財力的轉移分配來調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而達到運用財政分配職能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
但是，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稅收返還以保證地方既得利益為依據，從而把原有的財力不均問題帶入分稅制財政體制中，未能體現財政均衡原則，也與設置轉移支付的基本目標相違背；中央對地方的專項撥款補助缺乏規范的法律依據和合理的分配標准，與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的原則不相適應。另外，財政補助分配透明度低，隨意性大，監督約束不足也亟待改變。所以，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轉移支付法，明確財政轉移支付的原則、目標和形式，制定科學合理的計算標准，形成一整套規范的監督約束機制，才能充分有效發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平衡區域間差別的作用。
三、市場經濟秩序混亂，行政治亂應讓位於依法治理
經濟轉型經常伴隨著經濟秩序的混亂。市場本身不能自動產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必須也只能由政府來提供。企圖單純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賴市場主體的自我約束就能達致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對市場迷信式的崇拜，註定是水中月、鏡中花。營造良好的經濟秩序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須改變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時的暴風驟雨只能沖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穢，卻無法沖跨滋生混亂的深層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個井然有序、生機勃勃的萬花園。

⑥ 為什麼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

市場經濟是一種基於供需對等交換的經濟模式，而法治經濟注重通過法律規范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保障經濟活動的公平公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市場的自由運行，而法治經濟以法律為基礎來維護市場經濟的穩定和公正。
其次，市場經濟需要法治作為保障。在市場經濟中，涉及到市場交易的各方都需要法律的保護。法治經濟是法律意識和法律制度的注重，在保護市場主體自由與獨立的同時維護社會公平、公正、和諧。法律的存在使市場經濟各方促進互相信任、提高商業道德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增強市場效率，這也是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基礎。
最後，法治經濟發展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各樣的市場交易問題隨之而來。假冒偽劣、欺詐虛假、侵犯知識產權等現象頻頻發生。法治經濟的發展是制約市場行為的重要保障，它通過法律的約束，促進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總之，市場經濟與法治經濟緊密聯系，法治是建立市場經濟的根本保障，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要依靠法治的支撐。只有建設和發展法治經濟，才能更好地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