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法治辯論

❶ 當今社會更需要德治還是法治辯論賽（我方法制）怎樣提問對方

"德治來"的提法也就我國好意思自提出來,明顯是為了執行法治不力而找借口,轉移大家的注意力.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由於執法相當不力,我國現在違法見怪不怪,及其普遍.也就是說很多人的行為乃至思想水平根本達不到道德層面,跟他們講道德是不管用的.

即使道德對一部分人有用,它也無法有效的維持社會秩序.
1.道德尺度模糊,很多情況下沒有統一標准.對同一事情是否道德人們就可能作出相反的判斷.
首先,利益相關人會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這往往使道德發生了扭曲.
其次,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人們往往對同一事情作出不同的判斷.
2.道德的約束力不夠.不道德的行為最多遭到譴責,不能有效阻止當事人繼續做壞事.
因此強調德治重於法治的結果只能使社會秩序更加混亂.

事實上,正是"德治"的缺陷太大,阻礙了社會發展,人們才發明了法律,社會逐步邁向法治.因此法治是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標志,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強調德治重於法治明顯是"開歷史倒車",這種論調會很快淹沒在歷史洪流中.

❷ 急求幾個辯論會自由辯論階段的問題 辯題 德治，法治哪一個對和諧社會更重要 我是德治，問題要犀利一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和重點舉措,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檢察機關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司法機關,是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是檢察機關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我們要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確保全會精神落地生根結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檢察工作全面上水平。
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檢察工作正確方向。《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提供了制度保障。檢察機關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關系,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把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和落實到各項檢察工作中,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
要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全面深化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天津檢察機關緊緊圍繞市委「促發展、惠民生、上水平—推動萬企轉型升級」、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建設美麗天津等重大部署,開展一系列司法調研服務活動,制定實施了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依法嚴厲打擊環境污染違法犯罪有關問題的意見等,充分發揮服務大局促發展、打擊犯罪保穩定、懲治腐敗促廉政、強化監督促公正、化解矛盾促和諧等職能作用,為經濟發展、平安建設、民生改善、環境保護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天津自貿區方案正在等待國務院最後批准,我們要積極做好前期調研和准備工作,找准檢察機關服務自貿區建設的切入點和著力點。
要主動適應反腐敗斗爭的新常態,著力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能力。全會對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新要求。日前,中央正式批准最高檢成立新的反貪總局,著力打造中國特色反腐敗專門機構。在此之前,天津市檢察院已經進行了探索,撤銷了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成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增強查大案辦要案的能力。下一步,我們要積極應對職務犯罪系統化、區域化、家族化、群體化等新趨勢,統籌運用提辦、交辦、改變管轄和區域聯動辦案等方式,提升協同作戰能力,打好反腐敗整體戰。
要深入推進檢察改革,切實提升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決定》強調,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四中全會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高度,著眼於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進一步細化了三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務,部署了許多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天津已經被確定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第三批試點地區,我們要加強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扎實開展試點工作,確保各項檢察改革穩步推進、取得實效。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堅持嚴格司法、深化檢務公開、自覺接受監督的同時,要大力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切實維護司法公正、保障法律實施。
要建設高素質檢察隊伍,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人才保障。《決定》提出,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提高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隊伍建設始終是根本。近年來,天津市檢察院緊緊抓住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突出政治標准,採取輪崗交流、三級院交叉任職等方式,把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的人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安排到適合的崗位上去,院級和中層領導班子建設顯著加強。我們改革人員招錄制度,在全市率先實行全系統新進人員由市院統一招錄,嚴把入口關。組織開展天津檢察精神大討論活動,提煉出以「忠誠為民、依法監督、務實創新、公正清廉」為主要內容的天津檢察精神。每年舉辦天津檢察講壇、天津檢察論壇,不斷創新教育培訓模式,檢察隊伍的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不斷提升。我們要按照四中全會關於隊伍建設的新要求,大力提高檢察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著力建設一支信仰法治、堅守法治的高素質檢察隊伍。

❸ 請問辯論賽中，標題為德治與法治應以哪個為主，有何例子利於德治立論。謝謝謝

西漢初期的「抄文景之治」就是休養生息的德治典範。
唐朝的唐玄宗「開元盛世」也是德治的案例。

其實法製成功的案例就是戰國的魏國李悝和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李斯比較成功案例而已。大部分朝代還是德治力度多餘法制的。

謝謝

❹ 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抑或德治辯論賽，我方是法制，求犀利提問的素材

1.他原本無德，是胎里壞，你和他大講理想道德責任使命光明願景，你是不是單相思？你和孔慶東灌輸「五講四美」能攔住他和記者一媽二媽三媽？你是不是要喂肛門吃飯？
2. 「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宋襄公是治國理真的明君嗎？
3.毛 澤 東為什麼說「這些條約，對於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蔣委員長沒試過道德感召日寇？最終得到了什麼？
4.唐僧的緊箍咒是你的德治嗎？
5.我同意你的觀點，德治和法治必須並駕齊驅。但必須有一個有力的補充，德治的盡頭，必須是法治的開頭，對方辯友有懷疑嗎？
6.德是自律，法是他律；只靠德治，蒼白無力；沒有法律，萬事不立。要不要我再重復一遍加深你的印象和理解？

❺ 急急急！！！！跪求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辯論賽論據觀點，我們是法治（好的追加分）

中法治是根本，是根基，是對越過道德的最低表現形式的反制，換句話說，法治所針對的是一切越過道德的最低門檻的不軌行為。道德是不能脫離實際的社會生活而獨存的，社會生活的順利運轉依賴於人們尊重遵守約定俗成的各種道德規范，各種道德規范其實就是法治的最初雛形，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提高，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就產生了對社會最低的道德規范明文界定的需求，即所謂的法律條文——越過道德規范的最低門檻即違法，而違法必被追究。

人類之所以不同於獸類，是因為人類有思想，有情感，思想和情感產生道德觀念，道德純潔人的心靈，滌盪人的魂魄，但道德觀念的形成和產生過程也從另一個角度反證了人類有「不道德」的另一面，而且從陰陽理論，辯證關系來說，有「好」，就有「不好」；有「高」，就必定有「不高」......與之對應，「不道德」與「道德」同樣形影相隨，「夫唱婦隨」，單純的相信道德「法力」如佛祖之手無邊無界，其結果必然是無數人曾經幻想的樂土——烏托邦，不但不能樂在其中，到頭來反而是滿腹猛醒後的幻滅與酸楚。

所以，真到那時侯，真正樂在其中的，很可能就是「不道德」，因為，藩籬已被撤除，拳頭總能勝過舌頭....
摘自好水非壞水的博客

❻ 關於德治高於法治的辯論材料]

本文認為，「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 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2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3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4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5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 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6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7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8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9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10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 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12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13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14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5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16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 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18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19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 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20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21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22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23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 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24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為每一個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戲規則，法治也就將通過德治而進入憲政。

三、 憲政：「德」與「法」的理性統一

綜上所述，純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純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沒有德治對人類良知的呼喚，法治是不可實現、不可維持的空想；而沒有法治及其所設定的外部制約，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話。因此，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必然是德治與法治的理性統一。基於下列理由，筆者認為這種統一不是別的，正是融「德」與「法」為一體的憲政（Constitutionalism）。

首先，如果採用足夠廣泛的理解，那麼「法治」也意味著憲政。在定義上，憲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這是因為憲法應該是「法」的一部分，25 因此「依法治國」也必然意味著依憲治國。所謂憲政，就是指一種真正按照憲法來統治的政治制度。在「憲政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憲法是統治國家的最高層次的法律，並和法律一樣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發揮實際效力。26 一部憲法就是能被人類理智所普遍認同的基本游戲規則之集合，主要包括國家權力的范圍和分配、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重要方面，且這些規則可以經過普通或特殊法院而獲得有效實施。如果法律與法律之間發生沖突，那麼必須適用憲法基本原則來解決沖突，從而形成一套完整、連貫且能夠實施的法律體系。既然憲法也是「法」，而且是最高的「法」，那麼憲法沒有直接效力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殘缺不全的。因此，完備的法治必然包含憲政。

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憲法作為「更高的法」（Higher Law）並不是純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維度。既然是國家最高的法，是國家法律「金字塔」的頂峰，憲法必然會涉及到道德價值的基本選擇。這些道德價值構成了國家憲法與法律的規范性基礎，並通常受到憲法的明確承認。例如1788年的美國聯邦憲法在「前言」中明確宣布，憲法的基本目標是「建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定，提供共同防禦，促進普遍福利，並將自由的恩賜被及我們與子孫後代。」27 作為實現這些實體目標的手段，憲法規定了聯邦主義和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並在《權利法案》等憲法修正案中明確保障言論自由、法律的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權利，充分體現了美國憲法以權利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同樣，1949年的聯邦德國《基本法》在第1條就明確規定，「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的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基石。」28 這說明《基本法》乃至於整個德國法律體系是建立在人格尊嚴及人權的價值基礎之上的。憲法的其餘部分，包括特定的權利規定和政府的分權結構，都是基本價值的具體延展。正如德國憲政法院明確承認，《基本法》包含著權利和責任的實體價值，因而構成了一套「價值的客觀秩序」。29

因此，憲政是德治與法治的理性統一。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著社會所普遍認同的基本道德規范，從而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價值基礎。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憲政主義是一種規范性政治理論，[它]要求任何社會的中心價值必須是人格尊嚴。」30 同時，它又通過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價值獲得實施。在某種意義上，憲政把道德法律化，因為通過實施憲法，它使基本價值進入到法律的實體領域，並經由法院而成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則。沒有憲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體系就成了一個沒有頂峰的「金字塔」；沒有憲政，德治就將流為不可實施的空談，甚至成為政治權力與社會不平等的保護傘。本文已經論證，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廢的治國方略。而只有實現憲政，法治與德治才能完美地結合到一起，成為一個理性的統一體。

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否則它就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

而且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

❼ 辯論賽中國社會需要德治還是法治攻辯問題

攻辯問題：復

1、我們應明確:法,能使人制知錯,但,德能使人知道什麼是錯,為什麼會錯,怎麼去改錯。試問對方,豈不知「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嗎?

2、「德治」 「法治」都有一個「治」字。那麼請問:治的含義何在?治的、根本目的又何在？

3、難道說當今社會通過法治把中國僅僅建設成一個的犯罪率的國家就可以了么?

❽ 辯論賽 法治重要還是德治重要

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加強法治能賦予社會道德規范以權威性，促進社會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強德治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從而在根本上防範和減少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在當代中國加強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凸現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時期，公共社會規范的內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的復雜程度直接決定了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方式。在結構簡單的社會中，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經濟組織、家族組織、政治組織等往往合而為一。緊密的社會關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們生存的彼此依賴性，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內部的各種規則。這時的公共社會行為規范是以習慣、族規和宗教體現的。在這種結構簡單、規模狹小的社會里，社會成員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還未充分凸現。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及社會生活的多樣化，社會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維持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手段也隨之改變。社會結構越復雜，社會活動的空間越廣闊，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越少，行為後果的直接利益影響也越不明顯；相反，在社會幅員廣大、組織結構復雜、人口眾多而且流動量大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隱匿條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網路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卻不斷增加。這時，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維護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現出來。二是科技的現代化呼喚著德治的強化。如生物學「克隆」技術的發展、網路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倫理、地球生態等問題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問題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發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現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對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現代化，造就現代人，首要前提在於培育現代主體意識。現代主體意識具有廣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養，是現代主體意識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發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現代人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能具備現代的民主意識。 其次，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呼喚著德治的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極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改革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然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狀況，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我的滲透將進一步加大；商品交換的法則一旦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勢必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減弱；經濟轉型期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利益調整以及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難免會引發人們思想的波動。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價值觀念也趨向多樣化。面對新形勢，如何在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盪，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滲透的情況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廣大社會成員中確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為實現新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強化以德治國，是一個關繫到我國命運和前途的重要舉措。再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德治置於更重要的地位。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社會發展中，文化始終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和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包括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國民素質、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當今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尤顯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於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學者早就看出，這一機制下不會產生高尚的人格，他們甚至喊出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這樣的口號。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遵守承諾應該是基本的行為准則。但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的。當遵守承諾將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時，市場主體寧願作出違約的選擇。這種利己的運行機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互助精神存在著天然的隔閡，於是人們越來越關注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的興起，為市場中弱者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充足的理論，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現則使文明社會的互助精神從法律上找到了依據。 然而，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並且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為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進行校正，也是為法治的實施提供有益的基礎。在德治的光輝下，法治的陰影會消除，市場的局限會得到彌補，整個社會將和諧發展。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惡」基礎上的。市場運行機制就是利用人們原始的追求財富的本能推動資源的配置。在一個對財富無動於衷的人面前，市場經濟無法發動起來；但在對財富充滿佔有慾望的人們面前，市場會自行運動。然而，由於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須建立基本的運行規則，法律會在交易中內部生成。當國家順應市場的需要，將市場規律法律化後，市場運行機制就能夠繼續發展下去；當國家不能順應經濟的要求，及時將市場的運行規律法律化，或者強行頒布扭曲市場運行機制的規則後，市場就會發生混亂。可以說，市場的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著法律規則。然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市場運行機制同樣會面臨衰亡，例如當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競爭的機制就不會發揮作用。這時，人們要麼等待新的市場進入者，要麼坐視壟斷者獨享高額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過程中，消費者和社會上弱勢群體的利益必將遭受損害，法律在這里應該再次發揮作用。這就象是一個不停滾動的鐵環，如果沒有推動者必然會停止轉動，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們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總是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在各種利益的妥協中誕生。在這些滯後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損者往往是弱勢的群體。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社會和經濟的變革中，承受動盪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對弱者的保護規則總是在各種利益的較量中姍姍來遲。 既然我們不能依賴市場本身為我們提供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力量，我們也無法保證法律天然地保護社會弱者的利益，我們還能藉助什麼來實現社會的正義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場主體有所顧忌，也會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適用者擁有基本的准繩。所以，提倡以德治國，實際上是糾正市場的缺陷，也是彌補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時代意義不在於維護市場的尊嚴，而是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理性的批判。回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話，我們應該更深刻地領會其中的意義。 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著飛速的變化，處在市場經濟的旋渦中，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場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識，認為市場萬能，甚至讓市場的理念主宰社會的一切領域，其結果將會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東西成為交易的對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為法治化。人們將越來越屈從於自設的規則陷阱，而無法自拔。當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曾經從醉心研究的市場「看不見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倫理問題，現代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經濟學中真正的人。而我國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是不是也應該從制度的沉迷中醒過來，關注社會道德的作用？誠然，道德的觀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規則也是非強制的，但關注道德，實際上是關注人本身，它會使市場運行得更有理性，也會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❾ 德治與法治辯論賽

所謂「法制」與「德治」，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法制」與「德治」或者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本質，去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要看清二者的本質，我們得首先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質。

所謂法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即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軍隊、法庭院等國家暴力機關）保證實施的規范總稱（網路解釋為法律是全體國民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統治工具。

所謂道德，按照詞典的解釋，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如此，我們暫且拋開道德的階級性不談，可以簡單理解為道德的基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也可以說道德體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意志，是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治理國家。所謂「德治」即「以德治國」，就是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志治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工具。」實際上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我們任務以中國為例，按照《憲法》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麼中國的法律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憲法》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手段。主體是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對象是指那些違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意志（道德+法律）的人或事。不僅僅是指違反工人階級的意志。如此一來，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無法滿足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大眾意志！所以說 「德治」，無疑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須！

綜合以上，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法治國」和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專題探討）;「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國」無論從概念或內涵上都已經包括了「依法治國」的意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純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無異於痴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