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議對依法治國的指導意義

1. 論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對依法治國的借鑒意義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德治為主，法制為輔的國家。中國奴隸制度時代，雖然有成問法，但是不向社會公布，以便奴隸主貴族臨事議事，任意施刑。奴隸主還假借神意，執行天罰，來增加司法鎮壓的威懾力，到了西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統治者強調「明德慎刑」，可以說這是中國德治的開始。從秦始皇開始，中國的法律得到了統一。秦朝重用一些法家的人才，讓中國的法律突飛猛進，如申不害、鄧析、商鞅、管仲、李斯、韓非等都是中國法家的開山鼻祖，又有後世的晁錯，裴政等人延續了中國的法制，成就了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法系。但是中國古代因為是君主專政，導致了中國法律的內在不公。當時的法律引禮入法，禮法結合，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公開的確認良賤的法律地位，致使貴族享有公開的法定特權，又制定了特殊的法律程序來保證貴族們的特權，使本來嚴明的法制一旦遇見了皇權，就成為了一張廢紙。各地的法律執行也完全是由地方執掌，導致了內外異法，法律條文一致而案件審理卻大相徑庭的局面。而法自君出，權高於法，君主始終掌握著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律法規都是以君主的名義下達，往往君主的飭令直接成為法律，歷史上從無治君之法，所以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因為皇權至上而成為了一紙愚民的空話。同時君主又享有全國最高司法權，所有重案、要案、疑案包括死刑都要由君主審核批准，但是家族氏族的本位思想又導致了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偏私和保障貴族權益的不公。雖然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實際上是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根本思想，而以法治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道德的約束，是無法約束住所有人的，所以無論什麼時期，中國幾乎沒有離開過法制，雖然某些階段處於不完整的法律體系，但是法治依然存在。
中國古代法律最大的特點就是法自君出，獄由君斷；「德主刑輔」已經成為中華法律思想體系最主要的支柱；另外還有刑民不分，諸法合體；司法和行政不分，行政長官兼管司法等特徵。在許多情況下法律並不能完全的發揮出他的職能，在政治清明階段，法律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譬如三國時期諸葛亮獨攬朝政，「賞罰二十皆親自過問。」內部的法律和政令都十分嚴格的執行，就連皇室內部都有所檢點，「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一篇出師表就能說明諸葛亮這位政治家對政令和法令的見解和看法。唐代更是中國法律盛及一時，太宗李世民讓長孫無忌等人編纂的《唐律疏議》幾乎是法律中的典範，它不僅僅是法律規束范圍的擴大，而且他的條文也幾乎是十分有文學價值的。到明太祖時期，是典型的嚴法治國時期，在這個時期的法律的執行，雖然有過苛，但是卻使當時的官吏清廉不少。《大明律》規定：對於受財枉法的所謂"枉法贓"，從重懲處。對於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並贓論罪，滿40貫即處斬刑。對於執行監察職務所所謂"風憲官"的御吏，若犯貪污罪比其他官吏加重兩等處刑。這是明洪武二十二年，撰定。洪武三十年，頒布修定後的《大明律》。該律脫胎於唐律，又不同於唐律。它總結了唐宋以來，特別是明初三十年封建統治與司法鎮壓的經驗，增加和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所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但是他的實行卻使明初期的動盪平穩下來，而使戰後的明朝得以修養生息。
到了清代，中國的法律更是將中央的權利集中到了極點，順治五年製成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頒行全國，雍正五年頒布《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重修大清律，定名《大清律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在結構形式上與《大明律》相同，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7篇，30門，436條，律後分別附以奏準的"條例"。清朝的法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壓政策，擴大反逆罪的范圍及其株連范圍，以"文字獄"的形式懲罰異端思想，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維護滿族享有更大特權，使良賤同罪異罰，保護滿漢地主階級的財產所有權。

2.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成功的例子

中國古代法治切切的說是啟蒙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首先戰國時，韓國國相專申不害教韓昭侯「屬術治」，其時的「術治」即「法治」。韓非解說：「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實質為君主個人的集權統治，要求君主們要不擇手段，以法律的威嚴鎮壓群臣百姓，以達到鞏固王權統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權國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時，商鞅攜《法經》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視，先後兩次在秦國主持變法。再次秦漢時期的黃老學一個主要特徵是「守法而無為」，所謂「無為」，不是毫無作為，也不是漫無邊際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規定。「法」是「無為」的界限，而無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廢」，就是指立法之後不輕易變更，要「循守成法」。 漢初統治者堅持黃老之學「賞罰信」的思想，主張嚴格執法，即使皇帝也只有「執道生法」的權力，而不得犯法。漢文帝就是一位不以個人意志破壞法律規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3. 歷史比較題

中西方各自的特點
一.我國法律重刑法輕民法,西方則比較注重民法的調節功能 中國法產生於夏朝，當時稱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來對付異族的反抗，是勝利了的民族強加於失敗者的專橫意志。因此刑罰異常殘暴，表現為奴隸制「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刑在氏族內部是鎮壓的工具，在氏族爭戰中表現為對外誅伐的武力。三代的刑、秦漢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這說明，中國古代的法律一開始就與權力有緣而與權利無關，法律被看作是束縛和控制人的手段，這種狹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這並不是說它不能調節民事關系，而是說它不能離開國家、離開刑罰來處理民事關系。《唐律疏議》十二篇堪稱中國封建法律的典範，其特點是法律條文以刑為主，民事法律行為和道德行為也做刑事化處理。 而在西方，古希臘、羅馬國家的法是在氏族內部斗爭及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古希臘的人們把法看成是一種全社會的調節器，一種確定權利義務的尺度和保障權利的手段。由於法在雅典、羅馬的早期形成過程中代表並等同於國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觀念便與中國截然不同，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比中國的法觀念（以刑為中心）更為豐富和廣泛。它不僅包含具體規則、規范的內容，還擁有正義、平等、道德的含義，像中國古代的「刑」只是它內容中的一個部分，且所佔比例較小。因此，法在西方從來就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徵。另一方面，雅典和羅馬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正是通過一次次對法的變革來實現的，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會進步的杠桿作用，也是歷史本身進步的表現。
二.中 重公法輕私法 西方 公私法分開 中國古代則無公法、私法的劃分，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罰文化居於絕對優位，法律在事實上也被認為只具有公法性質。由於國家的宗法倫理性，家族義務也深深滲入到所謂「公法」的領域中。中國古代社會是把本應適用於政治國家的公法用來調整市民社會中的法律關系，比如，官員任職須避父祖名諱，若在職期間父母亡故，法律則規定丁憂，違者均有刑罰。這種家族義務與國家義務的混而不分正好反映出中國古代公、私法不分的傳統。 由於公法、私法不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大異於西方法律文化，其典型特徵是其個人獨立人格之缺失，個人平等自由之不可得，個人的地位，只能存在於家、族等群體與等級之中。法律要求於每一個人的，首先是對於社會（家族、國家）的各種絕對義務，它主要表現為要求與禁忌，同時它又沒有或很少地賦予其權利。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由於公、私法不分，從而法律不能夠也不可能以維護社會成員合法利益，維護其精神安寧，激發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為出發點，從而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不能以「權利」為本位，它只能朝著遠離現代理性法律文化的軌道發展。 原因 1 政治制度 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君王的「特權」、「專制」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權力的觀念根深蒂固.而權利的觀念單薄 近現代 社會主義 強調公有制 集體主義 西方 封建制度相對短,近代的資本主義更是強調私權利的不可侵犯性 2 思想文化領域 中國的傳統文化 儒家文化 強調 貴賤有別 "君君臣臣夫夫子子"以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 宋代朱熹的呈朱理學更是 "存天理,滅人慾" 西方 資產階級宣揚 自由 平等 天賦人權
三,對法律的信仰程度不同 (一) 法的含義或者說人們對法的感性認識. ,中國人提到法 往往想到的是 刑 罰 是統治者鎮壓人民的工具 所以 我們往往對法"敬而遠之" 我們相信法律能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但現實中發生糾紛時能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的 我們一般不原藉助訴訟 這也就是所謂的"厭訴心理" 而在西方法的觀念便截然不同，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比中國的法觀念（以刑為中心）更為豐富和廣泛。它不僅包含具體規則、規范的內容，還擁有正義、平等、道德的含義 人們相信通過法律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而現實生活中訴訟也相當普遍 甚至會出現好多在我們看來不值得訴訟的訴訟. (二) 司法機構的設置 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司法機關由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產生 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理論上雖然也強調司法獨立.但現實生活中司法受行政干預的現象相當普遍,法官也遠不及西方的法官受人尊重 西方根據三權分立的理論,立法,行政.司法 完全獨立.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備受人們尊重的.
法律的保護性和懲罰性
如前所述，西方古代法律是以保護性為主，而中國古代法律是以懲罰性為主，這與中西的歷史文化差異是分不開的。中國古代民刑不分，而西方明確分開了刑法和民法，注重事前預防和保護,來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正正符合了公民對法的法律和社會的要求。因此人民尊重法律，崇拜法律。公民對正義的法律有感恩的精神，因為法律給公民帶來了幸福、和諧的保障，這樣就會形成社會對法律的整體的遵守，使法制的實踐不要再藉助於強制性的力量，而是公民自覺自願的行為。 而中國古代注重事後的懲罰，對公民的違法行為進行懲戒，且多以身體刑為主，民刑不分。而且法律由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來制定。帶有個人色彩，經過國家的不斷更迭，法律也經常隨之變動。所以，中國古代的公民，乃至現代部分公民對法律所抱有的態度仍然是懼怕、懷疑，不相信政府更不相信法律。公民拒絕主動尋求法律的幫助，認為上了法庭必定出現懲罰。這樣給我們的法制對公民的保護就沒有了意義，就會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而站在現代的司法意義上來看，現代人更加註重人權和平等，更加嚮往被保護的法律，希望法律更加的公平、正義。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是每一位公民的願望，只有當實現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的構建和諧社會、法治社會。 關於現代法制建設的建議——在堅持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堅持以德治國 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意味著法律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的擴張和滲透，而且意味著法律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備知識和技能，是人們用於創造新型社會的重要手段。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一項基礎性工程。美國著名法哲學家和法律史家伯爾曼指出，「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歸屬感，遠比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並且因而並不要求強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仰賴警察。„„總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植根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 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現代法律觀念，沒有公民對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圍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實現。而要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就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傳，使人人知法，懂法，樹立正確的法律價值觀，「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舊有的各種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規和各種規章制度有著更為迫切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共同發揮作用。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質，人們就能自覺地扶正祛邪，揚善懲惡，有利於形成追求高尚、激勵先進的良好的社會風氣，從而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整個民族素質的提高。

4. 中國古代法律在此後漫長的發展中形成了什麼的特徵

中國的古代法律文化在此後漫長的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徵。
這一點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當前，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已成為中國社會整體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社會主義法制正朝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奮進，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如何批判地繼承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進而為世界法律文明發展提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現代化模式，這將仍然是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研究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徵，更明了地知曉其內容，也有助於從歷史中看到現實中尚未顯現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國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於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為完善社會主義法製作出貢獻。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源遠流長，自夏代步入階級社會以後，中國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習俗文化的基礎上開始生長發育。經歷夏、商而至西周，中國法律文化傳統的基本格局和特點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文化思想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兩漢時期，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正式確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地位，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已基本形成。經歷魏晉南北朝而至隋唐，遂進入成熟與發達狀態。唐代《唐律疏議》代表著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後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發展，有所損益。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動態特徵：
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各個時期的法律文化也是不同的。從其動態發展過程來看，中國古代法律思想是與政治經濟發展同步前進的。
在夏商時期，由於生產力低下，法律是以神權法思想為指導的。夏商奴隸主貴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為「君權神授」和「代天行罰」說，使之成為為少數剝削者服務的工具。關於夏代的思想狀況，至今仍無確鑿的史料來說明。但從古籍的一些片斷記載可以看出，夏朝的統治者已開始利用神權法思想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如《論語·太伯》說禹「致孝乎鬼神」，《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天命」。到了商代，隨著奴隸制的發展和王權的加強，神權思想也有所發展。商朝統治者也極力宣揚天命迷信的神權思想。《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詩經·商頌·長發》說：「帝立子生商」。到了西周，統治集團一方面繼承夏商「受命於天」、「代天行指卜罰」的政治法律思想；另一方面鑒於商朝覆滅的歷史教訓，強調以「德」作為天命的補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理論和基本國策。在這種原則指導下，西周統治者提出「明德慎罰」和「刑茲無赦」的法律思想，即章明德治，慎用刑罰。
西漢初期，經濟上經過連年戰爭，社會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百廢待興，民生維艱；政治上秦的暴政使得天下沸怨，民心澆離，社會動盪不唯哪穗安；從思想上看，漢初的統治者大都親身經歷了農民大起義，親眼目睹了強大的秦朝迅速滅亡的過程，也深知秦滅亡的原因在於秦朝所實行的酷刑，重賦的暴政，為不重蹈秦朝的覆轍，漢初統治者常常以秦為鑒。因此為了恢復生產，與民休息，漢初統治者以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為制定法律的指導思想。從漢高祖開始漢朝採取了「約法省禁」的措施，並按照這一原則制定了一整套與秦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使得西漢政權迅速鞏固。
漢武帝時期，政治穩定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但無為而治的這種政策與當時統治者日益增長的加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願望相悖。而儒家學說則適應了這一需要，於是西漢的法律思想從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轉向了「獨尊儒術」的德主刑輻思想。這一思想經過魏晉南北朝七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期達到鼎盛狀態。《唐律疏議》將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唐朝建立後，統治者從隋亡的歷史事實中，總結出深刻的教訓，提出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以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其封建統治。
宋朝統治者制定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基本國策，因而也強化了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法律內容，使「編敕」等法律形式有了突出的發展，懲治「賊盜」的法律變得愈加殘酷，司法上出現了「御筆斷罪」的制度。
明朝時期，封建社會走向衰落，由於吏治腐敗，法紀廢弛，提出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導思想和「重典治國」的司法指導思想。朱熹在對「明刑弼教」做出闡釋的時候有意提高了禮、刑緩蔽關系中刑的地位，說：「禮字，法字實理字」。[10]認為禮法均是理的表現，二者對治國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因此在明朝時明刑弼教思想是將刑罰和教化並列為同等重要的統治手段的一種法律指導思想。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綱紀廢弛，官吏放縱，導致矛盾深化，王朝傾覆的教訓為鑒，針對動亂之後的明王朝初立，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聲言：「胡元以寬而生，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不同於秦代的「專任法治」，而是「仿古為法，明禮以導民，定罪以繩頑」，從而與「明刑弼教」原則相統一。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對我國法治現代化的貢獻：
跨進新時期的中國，正著力思考法治現代化的道路，反省傳統法律文化的走向。然而，在追求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傳統法律文化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共同影響著我國的法制建設，我們當今時代就是處於一個多元重構的矛盾境地，承受著多方面的文化引力，我們既面臨著傳統法律文化的承傳與創新的矛盾，又面臨著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矛盾。誠然，以自然經濟和封建皇權政治為其產生土壤的中國傳統法制，其主要內容與現代社會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與黑暗，其糟粕與弊害確實不勝枚舉。

5. 中國的法律特點是什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礎，是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驗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體現，具有十分鮮明的特徵。
（一）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一國法律體系的性質由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的性質所決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構建的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體系，它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它包括的全部法律規范，它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必須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要求。這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本質區別。哪些法律需要制定，哪些法律不需要制定，具體法律制度的內容如何，都要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出發，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根本意志和長遠利益出發。
（二）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要求。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作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實踐，為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瀾壯闊的舞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伴而生、相互促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一方面，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法律體系構建提供內在需求和動力，提供實踐基礎和經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越向前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越深刻，對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的要求就越迫切，法律體系構建所依賴的基礎也就越扎實。另一方面，法律體系的構建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法制環境，積極發揮促進、規范、指引和保障作用，注意妥善處理法律穩定性和改革變動性的關系，在及時肯定已有成功做法、鞏固已有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又要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留下空間。
（三）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結構內在統一而又多層次的科學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與此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不同情況的需要，以便在實踐中能行得通，遵循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憲法原則，我國逐步確立了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實踐證明，這一立法體制符合我國國情，是行之有效的。與這一立法體制相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結構上表現為統一而又多層次的特徵，既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也有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還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法定許可權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這一立法體制也決定了各構成部分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地說，憲法是統帥，法律是主幹，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是對國家法律的細化和補充。它們由不同立法主體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制定，區分不同層次，具有不同效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符合統一、系統、分層的科學要求。
（四）該法律體系體現了繼承中國法制文化優秀傳統和借鑒人類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建，始終立足於基本國情，從實際出發，堅持將傳承歷史傳統、借鑒文明成果和進行制度創新有機結合起來，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兼容並蓄，充分體現這個法律體系在文化上的先進性、包容性和廣泛性。一方面，繼承中華法制文化中的優秀成分，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進行制度創新。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人類法律文明的成果，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但又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據中國國情和實際，吸收有益之處，為我所用。實踐證明，只有既繼承發揚我國優秀的法律文化傳統，又借鑒吸收人類法律文明成果，才能走出一條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五）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動態、開放、與時俱進的發展要求。
經過30多年的努力，目前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體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必須看到，社會實踐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實踐經驗的總結，並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實踐沒有止境，法律體系也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它必然是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封閉的、固定的。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國家還處於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還有個完善過程，因而反映並規范這種制度和體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就必然具有穩定性與變動性、階段性與前瞻性相統一的特點，必將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進程的現實需要而不斷發展完善。社會實際變化了，法律體系必將隨之變化並與之相適應。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需要及時制定新的法律規范，修改原有的法律規范，廢止不符合社會實際、過時的法律規范。因此，不能用靜止、孤立的眼光看待法律體系，而應始終保持發展的、開放的態度。

6. 名詞解釋

唐律疏議
《唐律疏議》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義、故唐律疏義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亦為中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襲隋朝。唐初以隋《開皇律》為藍本制定《武德律》，於武德七年(624)頒行，是為唐律草創時期。貞觀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酌隋律，對《武德律》加以修訂，於貞觀十一年頒行，是為《貞觀律》。《貞觀律》的刑罰有所減輕，律條也比較完備，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時期。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李績、於志寧等修《永徽律》，翌年頒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條(一作五百零二條)。其篇名及主要內容為：①《名例》，闡明唐律基本精神與立法意圖、原則，相當於近代刑事法典的總則。其中規定五刑、十惡、八議、自首、過失、累犯、共犯、時效、並合論罪、責任能力、對外國人犯罪的處理原則以及法律用語的解釋等。②《衛禁》，是有關保衛皇室宮殿、廟、苑和州鎮城戍、關津要塞與邊防安全的法律規定。③《職制》，是關於官吏設置、失職、貪贓枉法、違犯禮制、毀損公物和交通驛傳等方面的規定，類似近代刑法分則與行政法規。④《戶婚》，是有關戶籍、賦稅、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類似近代民法分則、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戶籍法、勞動法規。⑤《廄庫》，是有關公私牲畜的養護、倉庫管理、官物的保護和出納之法，相當於近代行政法規和民事的賠償規定。⑥《擅興》，其前半部屬於兵防，後半部屬於工程，是有關軍隊征調、指揮、行軍出征和興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類似近代兵役法、軍事法規和工程建築法規。⑦《賊盜》，類似近代刑法分則。「賊」指賊害，包括反逆、謀叛、殺害人命、掘墓殘屍、造畜蠱毒等；「盜」謂盜劫，概括偷竊、強盜以及略誘、拐賣、贓物等。⑧《斗訟》，分斗與訟兩部分，是關於斗毆、殺傷、保辜、誣告、教唆訴訟、投匿名書、違反訴訟程序等的處刑，相當於近代刑法分則和刑事訴訟法范圍。⑨《詐偽》，規定對詐欺和偽造的懲處，相當於近代刑法分則的范圍。⑩《雜律》，是拾遺補闕，將不能歸納於某一類的犯罪行為，匯成一篇，包括國忌作樂、私鑄錢幣、奸非、失火、賭博、借貸、僱傭契約、商品價格與質量、市場管理、堤防、水運、醫療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險等項。(11)《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關事項的法律。(12)《斷獄》，是關於審訊、判決、囚禁、執行方面的法律規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長孫無忌等對《永徽律》的精神實質和律文逐條逐句進行疏證解釋，以闡明律條文義，並通過問答形式，剖析內涵，說明疑義，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頒行。《律疏》與《律》合為一體，統稱《永徽律疏》(宋元時稱作《故唐律疏議》，明末清初始名為《唐律疏議》)。《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後《律》文無甚改動，諸帝的增損、編纂多為「令」和「格」、「式」，可謂《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議》和《唐六典》傳世，余均亡佚。

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響力的封建法典。
篇名依次是：第一篇名例，是關於刑罰的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第二篇衛禁，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第三篇職制，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第四篇戶婚，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第五篇廄庫，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第六篇擅興，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第七篇賊盜，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第八篇斗訟，是關於斗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第九篇詐偽，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第十篇雜律，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姦情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篇捕亡，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第十二篇斷獄，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唐律疏議》總結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驗及其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較審慎，內容比較周詳，條目比較簡明，解釋比較確當。其立法理論依據儒家學說，並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因此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為以後歷代刑律的藍本。通過唐朝與周邊各國頻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議》對古代亞洲各國法典亦產生重大影響。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立法，大都摹訪《唐律》。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國(華)法系」的代表著作。

現存《唐律疏議》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殘卷，北京圖書館藏宋到殘本，以及吳縣滂熹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唐寫本《律疏》殘卷(參見彩圖插頁第49頁)。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種古寫本、刻本。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劉俊文校點的《唐律疏議》，校點者以涵芬樓影印滂熹齋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作了詳細的校勘記。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發行。

右圖為《唐律疏議》書影（元刻本）

《唐律疏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議》30卷，唐代長孫無忌等奉皇帝之命編撰。

它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議》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長孫無忌等人對律文的疏釋部分。因為文中疏釋部分以「議曰」二字開頭，所以被人們稱為《唐律疏議》，或者《唐律疏義》。

隋朝統治者的暴政和嚴苛的刑罰導致農民起義的歷史給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們接受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穩定專制統治體系。

立法活動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於定罪的。「令」就是國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對文武百官的職責范圍的規定，用作考核官員的依據。「式」是尚書各部和諸寺、監、十六衛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時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開皇律》的基礎上編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貞觀年間，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對《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刪定，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編成了《貞觀律》。唐律自從貞觀年間修改後，就沒有再作過大的變動。唐高宗即位後，除了對律文做過一些個別的調整外，主要是解決律文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解釋無憑的問題。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長孫無忌等19人編寫《律疏》，第二年完成，當時叫作《永徽律疏》，於是頒行全國。編寫《唐律疏議》的目的是為了給唐律的條文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因為唐律在實施過程中，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對於怎樣理解唐律的條文以及用哪條律文更合適都沒有統一的標准，這就影響了唐律的實施效果。《唐律疏議》對解決這一問題是很有好處的。

《唐律疏議》按照唐律12篇的順序，對502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了註解，並以問答的形式，辨異析疑。編撰者還根據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的封建法律理論，對於律文的內容敘述其源流，對其含義加以發揮，並對不完備的地方加以補充，使唐律的內容更加豐富。因為《唐律疏議》是官方編寫又由皇帝命令頒行全國，所以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從此以後唐代官吏審理案件都要以它作為標准。注釋部分實際上與律文部分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議》的實踐結果遠遠超過了原來的編撰目的，它不僅僅是唐律的注釋書，而是成為與律並行的唐代國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議》編定後，歷經高宗、武後、中宗、玄宗等朝，又做過一些修改，但都屬於個別內容的增改和個別文字上的修訂。從唐律的發展和《唐律疏議》的沿革過程看，《唐律疏議》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議》作為封建法典，有著濃厚的封建思想意識，體現著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它反映了禮制、君主專制、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內容。《唐律疏議》的法律思想有以下兩個特色：第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倫理道德和法律相結合，前者為主，後者為輔。第二，簡化法律條文，減輕刑罰。如《貞觀律》中的刑罰，與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條，減流為徒者71條，其餘變重為輕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時代較為寬簡的法律。《唐律疏議》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現代法律的總則，表達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則。其餘17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分則，具體規定了什麼行為構成犯罪以及犯罪後如何處罰的各種條款。

《唐律疏議》規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統稱為五刑。十惡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所以列於首篇。所謂十惡都是指直接侵犯專制皇帝的統治基礎積封建統治秩序的行為，十惡具體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犯十惡罪者皆處以重刑，不享有贖、免等特權，所謂「十惡不赦？就是這個意思。

八議，八議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則規定得更為詳備。八議的對象主要指以下幾種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總之不外乎皇帝的親戚故舊，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貴族。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惡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減輕或免於處罰。這種特權制度，反映了等級和階級差別。

唐律《名例律》還規定了一些原則，對如何認定犯罪性質和確定刑罰方面具有指導意義。劃分公罪與私罪，關於自首減免刑罰的規定，關於共同犯罪的處理原則，關於合並論罪的原則，關於累犯加重的規定，關於區分故意與過失，關於類推的一般原則，等等。關於老幼廢疾減刑的規定，關於同居相瞞不為罪的規定，關於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這些基本原則的規定，充分證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當完備和相當細密的。

衛禁律是關於警衛宮室和保衛關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職制律是關於官吏職務及驛傳方面的法律。戶婚律是關於戶籍、土地、賦稅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廄庫律是關於國有牲畜和倉庫管理方面的法律。擅興律是關於發兵和興造方面的法律。賊盜律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及地主階級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訟律是關於斗毆和訴訟方面的法律。詐偽律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法律。雜律是關於買賣、借貸、度量衡、商品價格規格、犯奸、國忌作樂、私鑄貨幣、賭博、決失堤防、破壞橋梁、放火失火、醫療事故、阻礙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關於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開皇律》基礎上制定的，而隋律則繼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據秦漢以來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經驗，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則加以整理，對社會關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國封建法律之大成，成為宋元明清歷代制定和解釋封建法典的藍本，並對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統》，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與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議，十惡、官當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響。

日本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寶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與次序都與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內容也很多相似。朝鮮的《高麗律》不僅在篇目體繫上與唐律相同，在內容方面，如刑名種類和對特權階級的優待條款等，也都與唐律極為相似。在越南，歷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議》不僅完整保存了唐律，還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內容。同時記載了大量有關唐代政治、社會經濟的資料，是研究唐代階級關系、等級關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賦役制的重要依據。所以，清代學者王鳴盛稱《唐律疏議》為「稀世之寶」。

新版版本:

《唐律疏議》（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義、故唐律疏義）三十卷 唐•長孫無忌等編。中華書局1993.9北京二刷，以上圖藏滂熹齋殘宋本、北圖藏滂熹齋殘元大字本、上圖藏滂熹齋元刻本、北圖藏滂熹齋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清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孫星衍刊《岱南閣叢書》本、日本文化二年乙丑（1805）官版本為主校本，以北圖藏名抄本、上圖藏清蘭陵孫星衍覆宋抄本、北大藏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曲阜孔氏鈔本、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曲阜孔氏鈔本、清諸可寶重刻本、江蘇書局本、清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沈家本重校刻本、民國《四部叢刊》本、民國《萬有文庫》本、民國《基本國學叢書》本為參校本，並參考敦煌和吐魯番唐寫本殘卷及相關文獻排印而成，32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