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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料合法性的立法建議

發布時間: 2025-04-16 14:12:00

❶ 作為法官如何判斷行政處罰行為認定的事實的證據是否充分(或主要證據不足),利用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的規定

行政訴訟證據是指在行政訴訟中用以證明案件事實情況的一切材料和事實。真實可靠的證據是法院判案的根據。這部分證據稱為「可定案證據」。可定案證據具有三方面的特徵:⑴客觀性;⑵相關性;⑶合法性。

受行政訴訟性質決定,其證據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⑴行政訴訟證據所要證明的最終事實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
⑵行政訴訟被告必須自始至終地承擔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法定舉證責任;
⑶行政訴訟被告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證人和原告收集證據,作為被告代理人的律師也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
⑷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有收集證據的權力,而無收集證據的義務,其主要任務是審查判斷證據。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根據證據的來源和表現形式,將其分為以下七類:
⒈書證。即以文字、符號、圖案等所記載的內容表達的與案件事實有關的人的思維或者行為的書面材料。如行政機關的文件、文書、函件、處理決定等。作為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是行政機關在訴訟中必須提交的書證。
⒉物證。即以物品、痕跡等客觀物質實體的外形、性狀、質地、規格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如肇事交通工具、現場留下的物品和痕跡等。
⒊視聽資料。即以錄音、錄像、掃描等技術手段,將聲音、圖像及數據等轉化為各種記錄載體上的物理信號,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如音像磁帶、計算機數據信息等。
⒋證人證言。即直接或者間接了解案件情況的證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陳述。一般情況下,證人應當出庭陳述證言,但如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作證應與其心理健康程度、心智成熟程度相適應。
⒌當事人陳述。即本案當事人在訴訟中就案件事實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陳述和承認。
⒍鑒定結論。即具有專業技術特長的鑒定人利用專門的儀器、設備,就與案件有關的專門問題所作的技術性結論。根據鑒定對象的不同,可分為醫學鑒定、文書鑒定、技術鑒定、會計鑒定、化學鑒定、物理鑒定等。
⒎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勘驗筆錄是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對與行政案件有關的現場或者物品進行勘察、檢驗、測量、繪圖、拍照等所作的記錄。現場筆錄是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對與行政案件有關的現場情況及其處理所做的書面記錄。

❷ 硬碟148.9GB監控錄像能保存多長時間怎麼能讓它保存的時間久!

一般是每小時200兆每個攝像頭。這個樣你算一下一起有多少個攝像頭,再乘以0.2G(200兆 ),,就算出來了。如果要想讓它保存的時間更長。可以改每小時的占的空間。但是,還是推薦加硬碟的方法。因為現在硬碟都便宜了。改了每小時錄像佔用空間 ,圖像清晰度會下降。

❸ 淺析公訴部門如何應對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相關問題

刑訴法增加和修改的條文幾乎佔了現有條文總數的一半。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共111條,主要對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七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訴工作,這對檢察機關公訴工作提出了許多新挑戰、新任務和新要求,為更好地貫徹落實新刑訴法的規定,積極做好公訴部門的應對工作,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執法理念方面刑訴法的修改最大的亮點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強調在打擊犯罪的時候,更加註重對於人權的保障,這就促使公訴部門幹警要切實更新執法理念,而只有通過加強對新刑訴法的學習才能落實執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訴部門要尤為重視新刑訴法的學習,不斷開展並積極參加各種新刑訴法的學習活動,積極組織公訴人原原本本地學習研讀,深刻領會修改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全面掌握修改內容,准確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學懂弄通、熟練掌握。特別是要教育引導公訴人正確處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公正與效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等關系,進一步強化證據意識、程序意識、時效意識、許可權意識、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真正做到在嚴格公正執法的同時,堅持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二、機制建設方面(一)加強檢察機關自身量刑建議規范化建設,進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議制度機制。公訴人在辦案當中要強化量刑的意識。公訴人是一個量刑建議制度的執行者,必須要樹立強化量刑意識。但是這種意識在具體訴訟行為當中是要有所表現的。比如說在審查案件時要加強對細節的審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貫表現、身份、作案動機方面。在審查時要加強這些細節的訊問,在審查報告討論筆錄當中,要反映出對如何提出量刑建議以及提出量刑建議幅度的問題。但是如果檢察機關屢次提出司法建議,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這實際上會造成社會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因此,在辦案過程中,公訴人應當與法官之間建立溝通機制,在進行充分的探討後,在情理法的基礎上,達成較一致的觀點,在此觀點基礎上,由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二)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強化證人出庭作證和保護制度。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作出了明確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辦案人員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決定的依據。因此在辦案中,公訴人應當牢固樹立嚴格審查意識,對於不符合規范的,有可能違法的證據予以重點審查。借鑒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經驗,公檢法移送故意殺人等五類案件時,必須隨案移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僅可以固定言詞證據,而且還可以作為視聽資料,獨立證明取證過程的合法性。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不僅明示作證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而且明確了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范圍,應當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後果,包括強制到庭和拒絕作證的懲罰措施,以及對懲罰措施不服的救濟程序。與此同時,新刑訴法還對證人、被害人因作證面臨的危險,採取了堅決的保護措施,包括因作證而帶來的經濟損失的補償,以及人身安全保護措施等。但是,強制證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適用不宜操之過急,應當採取穩步推進的方式。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劉輝提醒,證人出庭率過低,不完全是因為法律滯後,還有著豐富的國情因素。目前公訴部門在證人出庭作證方面多數採取積極勸說、說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進。當證人出庭作證時,證人的口供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實踐中,當證人的口供與之前的證言相悖時,以證人當庭的口供為准,這對於公訴工作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面對這種情況,公訴人必須要加強庭前與證人的溝通,庭中問話技巧的運用及庭後對證人的保護,確保證人及其親屬不受威脅。(三)完善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實踐中,檢察機關往往重視捕前審查,而且在捕前審查中,更加重視審查的是案件證據情況和嫌疑人可能被判處刑罰的情況。公訴部門通常認為捕後變更強制措施使逮捕工作顯得比較隨意,有損司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因此捕後往往忽視了對羈押必要性的繼續審查。新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後,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四)正確認識完善刑事辯護制度的重要意義。新刑訴法規定了審查起訴階段變化律師的閱卷權、會見權和申請調取證據權的保障制度,我們作為公訴工作者,在法庭上處於與辯護人職責相對立的立場上,落實這一規定,首先要消除兩個誤區:一是對立抵觸情緒,即片面地認為完善刑事辯護制度會給公訴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礙,工作中會出現更多的困難。二是消極等待思想,即不是積極主動適應刑事辯護制度新發展,而是漠視等待。其次,要積極面對,認真貫徹執行,在審查起訴工作中積極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對待辯護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脫,不刁難,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五)力求「三效結合」,健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機制。為了在檢察公訴環節求得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結合和充分體現,建立健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關工作機制應當至始至終作為公訴改革工作的重點長抓不懈。結合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關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應當重點實施以下幾項制度。一是案件進展情況告知制度和「親情會見」制度。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應犯罪嫌疑人家屬、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要求,結合案件性質、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認罪態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審查起訴的進展情況,並對有關情況予以說明和解釋,適當情況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進行會見、通話。二是專門辦理制度,結合受理審查起訴案件「分類督辦」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並善於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訴人承辦。三是社會調查制度。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對未成年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進行調查,加強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針對性,增強執法效果。四是堅持寬嚴相濟,當寬則寬,以教育挽救為主。此外,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應當牢牢把握以下三個適用原則:一是必須堅持自願原則。新刑訴法賦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檢察機關的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異議權,卻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之前,應當先聽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檢察機關不能強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這種特別制度,而應當由其自願處分。實踐中,我們可以採取兩種解決方式:一是公訴人在認真審查案件材料後,認為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採用書面形式及時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選擇;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動向公訴部門提出書面申請,公訴部門經過審查後認為符合條件的,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二是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原則。按照新刑訴法規定,對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以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條件不起訴,這個限定條件比較寬泛。在辦理具體案件中,首要考慮公共利益因素,如對社會秩序和公眾的危害程度、預防犯罪的實際效果以及訴訟成本等,綜合權衡利弊,嚴格把握適用條件,明確不能或不宜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行為對象,對慣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與維護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對於曾經適用過附條件不起訴的,也不宜重復適用,以確保該制度不被濫用。三是必須堅持監督制約原則。為增強透明度,保證適用的公開、公正,必須加強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監督制約。三、能力建設方面近年來,基層檢察院公訴部門受理的刑事案件數量逐年呈較大幅度的增長,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會熱點案件、涉眾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眾對加強法律監督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而現實中,公訴部門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顯,使得大部分公訴辦案人員疲於應付辦案,放鬆了業務學習。此外,部分公訴人由於客觀環境限制及個人的原因,也忽視了對新知識、新政策的學習。隨著法制建設的不斷深入,證據要求的提高,執法理念的轉變,對公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實現公訴人素質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訴部門在應對更重的任務時從容不迫,游刃有餘。要改變公訴人整體素質與新形勢下的執法要求不相適應的現狀,進一步提高公訴人的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特別是推進三項重點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會矛盾、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加強公訴能力建設。(一)建立公訴人教育培訓工作體系和機制,提高公訴人的專業理論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識,廣博深厚的文化基礎是公訴人出色開展公訴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專業理論知識有利於公訴人正確地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重罪與輕罪的界限,以及正確酌定犯罪情節、手段、結果諸要素的輕重、性質、因果關系等有關問題。為此,要大力提倡公訴理論研究,通過多種途徑為公訴人提供學習機會。如可以通過開設公訴論壇的方式,邀請司法界、法學界的權威人士召開講座,使公訴人能從優秀法學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識和經驗,不斷拓寬視野,啟發思維。(二)深化崗位練兵,提高公訴人的業務能力,培養專家型公訴人。公訴工作是實際操作性很強的工作,承辦案件時的閱卷、製作各種筆錄、報告以及起訴書、公訴意見書等法律文書乃至法庭辯論活動,不僅要求公訴人具有嚴密的邏輯論證能力、較強的分析判斷能力,還要求公訴人具有扎實的文字功底和雄辯、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三)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訴部門辦理的各類案件是社會矛盾進入司法領域的具體體現,作為新時期的公訴人,不能僅僅滿足於依法辦理案件,還要向修復社會關系延伸職能、深化內涵,堅持把化解矛盾糾紛貫穿於公訴工作始終。要提高公訴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轉變思想,破除舊的執法理念,不能簡單地把公訴權定位在追訴犯罪這一個方面,要緊緊圍繞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理念,三個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相統一的理念,恢復性司法和源頭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訴人充分認識公訴工作對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重要意義。其次,克服機械執法、就案辦案,要將化解和調處矛盾糾紛作為執法辦案的有機組成部分,改進辦案方式方法,著力提高公訴人對執法辦案風險的評估能力,提高公訴人開展釋法說理、心理疏導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訴人與各部門、各當事人的協調能力。(四)通過拓寬監督思路,創新監督方式,進一步增強訴訟監督的實效。公訴部門除了打擊犯罪之外,還承擔著極其重要的偵查監督、審判監督任務。但現實中,部分公訴人還存在著不重視監督、不敢監督、不願監督、不會監督的問題,導致訴訟監督權的弱化。此外,訴訟監督工作機制的不科學、不完善也是制約監督工作有效開展的一個方面。為此,公訴部門要拓寬監督思路,創新監督機制,綜合運用多種監督手段,加大監督力度,突出監督重點,消除監督盲點,增強監督效果。在偵查監督方面,針對案件質量逐年下降的情況,通過建立案件質量定期通報制度,建立追訴案件情況通報制度,完善引導偵查工作機制等方式,及時、全面、有效地對偵查活動開展監督;通過推進捕訴銜接與信息共享機制建設,堵塞監督漏洞。(五)拓展公訴環節化解社會矛盾的手段和空間,努力實現案結事了。化解社會矛盾是三項重點工作的內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訴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准。在實踐中,由於每個案件的具體情形均不相同,當事人的司法訴求不同,案件當中所涉及的社會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員保障方面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責任加重、出庭公訴難度加大等問題使得公訴部門人員數量與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訴部門的人員配備,並且從財力、物力方面加以輔助。新刑訴法實施後,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公訴人需要參加庭前會議,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公訴人也需要出庭公訴等等,這無疑又加大了公訴人的工作難度和強度。因此,對待適用簡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訴人在保證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簡化庭審方式來節約司法資源。公訴人辦案過程中,對於一些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可以適當簡化審查報告、量刑建議和起訴書等法律文書。從長遠考慮,建議可以從社會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乾的人員幫助公訴人從冗雜的文書工作中解脫出來,一心一意辦好案,提高公訴工作整體效率。

❹ 法律如何認定事實的真實性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事實認定標准不一致,民事案件要求達到高度蓋然性(即非常有可能但又不一定必然),刑事案件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至於事實,需要訴訟參加人通過舉證、質證來還原。

❺ 請幫忙如何固定犯罪證據

固定犯罪證據主要方法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以及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偵查實驗等。
《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與此同時,刑事訴訟法還具體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詢問證人以及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偵查實驗等偵查取證行為的程序。要求在調查取證過程中就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程序收集、固定證據。據此,
只有來源合法的證據才會被法律所認可。要使證據來源合法,在收集、固定證據時必須嚴格的按照程序規定的方式、步驟進行,不能圖省事而減少環節,造成證據來源不合法,導致千辛萬苦收集到的證據喪失證明力。

❻ 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對依法行政提出了哪些要求

新行政訴訟法的新制度新規定新要求較多,該司法解釋從九個方面做出了有針對性的規定。

一、是明確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邊界,既要解決「立案難」痼疾,又要防止濫訴現象。解釋用排除法進一步明確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規定: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為、過程性行為、協助執行行為、內部層級監督行為和信訪辦理行為等五種行為不在可訴之列。

二、是總結行政訴訟管轄改革成果,既要解決「訴訟主客場」的問題,又要遵循「兩便」原則。司法解釋就跨行政區劃法院管轄改革以及需要履行的程序作了進一步明確,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應當執行行政訴訟法第18條第2款的規定。

此外,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利用管轄權異議制度干擾行政訴訟的問題,解釋明確規定了管轄異議處理程序制度。

三、是明確界定當事人資格,既要暢通救濟渠道,又要確保有限司法資源的效益最大化。為了確保有限司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解釋對原告訴訟主體資格作了明確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

在行政訴訟被告方面,明確了開發區管理機構及其職能部門、村委會和居委會、事業單位和行業協會的被告資格。

四、是完善行政訴訟證據規則,既要力求恢復客觀真實,又要堅持程序公正的導向。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處於取證優勢地位,為確保「官」民在訴訟程序中處於實質平等地位,解釋細化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明確了當事人的到庭義務和因被告原因導致損害的舉證規則。

五、是全面落實立案登記制度,既要保障當事人合法訴權,又要保證起訴符合法律規定。實施立案登記制後,一些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因為沒有進行必要的審查進入到訴訟程序,導致案件激增。

為全面落實立案登記制,解釋在幾方面做出了明確規定:起訴人提交必要起訴材料的義務、人民法院的審查權力和釋明義務、復議維持情形下的起訴期限和行政機關未履行教示義務情形下的起訴期限。

六、是規范審理判決程序,既要確保案件得到公正審理,又要注意提高訴訟實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審理和判決程序,不僅要求審理的實體和程序公正,也要求行政訴訟的實際效果。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的行為損害了訴訟程序的嚴肅性,還有的案件判決標准和規則不統一,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

據此,解釋明確了濫用迴避申請權的法律後果、拒絕陳述的法律後果、確認無效的判決規則、共同過錯的賠償責任和不作為的賠償責任。

七、是規范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既要體現行政訴訟的嚴肅性,又要確保行政糾紛實質化解。

為了進一步推動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確保行政糾紛獲得實質化解,解釋適度擴大了行政機關負責人的范圍,明確了應當出庭應訴的情形和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的說明義務,明確了「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含義、負責人和相關工作人員均不出庭應訴的不利後果。

八、是落實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既要強化行政復議監督職能,又要聚焦真正爭議的解決。新行政訴訟法為了強化行政復議監督職能,明確規定行政復議機關維持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

為了在強化行政復議機關監督職能前提下,保證爭議真正得到解決,解釋明確了復議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概念,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法定性、舉證責任和裁判規則。

九、是細化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既要依法維護合法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又要防止不合法條款進入實施過程。司法機關在行政訴訟中有權對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是新行政訴訟法的制度創新。

對於合法的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行政行為的執法依據;對於不合法的規范性文件,不得作為行政行為合法性的依據。為此,解釋明確了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的權利、規范性文件審查的具體方式、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處理方式,以及規范性文件審查的審判監督程序。

(6)視聽資料合法性的立法建議擴展閱讀

行政訴訟法修改的十大亮點:

一、立法目的作變化,刪去維護行政機關行使職權。

二、明確行政首長出庭制度,告別「告官不見官」的歷史。

三、破除地方行政干預司法審判,實行跨區域審判。

四、復議維持共同告,督促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

五、起訴期限延長至六個月,更好地保護原告訴權。

六、訴訟審查范圍擴大,可附帶審查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

七、部分行政案件可調解,服務社會穩定大局。

八、明確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徹底做到定紛止爭。

九、建立公告制度,促使行政機關履行相關職責。

十、建立簡易審判程序,高效便民解決爭議。

❼ 2網路證據的法律地位分析(是否屬於視聽資料,還是一種單獨的證據類型

在民事訴訟法上屬於新的獨立分類,即電子證據。

論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
作者:mhyy1982 發表時間: 2002/12/27 13:13 點擊:183次 修改 精華 刪除 置頂 來源 轉移 收藏
摘要:本文在確認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基礎上,分析了其作為一種新型證據所具有與傳統證據類型不同的特點;以此說明在國內進行證據規則的立法時,應該將電子證據作為獨立證據類型列入可接受的證據清單中。
關鍵詞:電子證據 可接受性 證據清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電子商務迅猛發展,數字化通訊網路和計算機裝置使得信息載體的存儲、傳遞、統計、發布等環節實現無紙化。但是,這種信息載體的革命性變革也引發了諸多法律問題,單從程序法律角度來講,就涉及到網上法律問題的管轄和電子商務中相關電子資料的證據力問題。而電子資料的證據力又與電子證據在證據法中的法律地位直接相關;從最近的學術資料中可以看出,電子數據的證據價值在法學研究與法學實踐中得到相當的肯定,這也使得討論電子證據法律地位問題的時機日漸成熟。
我國關於證據規則的立法一般是開列一份可接受的證據清單,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定:「證據有下列幾種:(1)書證;(2)物證;(3)視聽材料;(4)證人證言;(5)當事人的陳述;(6)鑒定結論;(7)勘驗筆錄。」這類立法不象德國、日本等國的證據法那樣可以自由提出所有有關證據,開放程度較低,致使經過計算機傳輸和處理形成的電子證據難以確定其證據價值和法律地位。由於網路安全和電子商務風險等方面的原因,人們對電子證據在生成、存儲、傳遞和提取過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這種對電子證據可信度予以「高標准,嚴要求」的理念,足以表明電子證據不同於以往的證據規則,是一種全新的證據類型。
鑒於我國證據法的相對滯後性和不確定性,以及法學理論界關於電子證據的一些爭議,本文針對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問題仍須闡明如下觀點:

電子證據可以作為訴訟證據

電子證據是存儲於磁性介質之中,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的訴訟證據。反對電子證據作為訴訟證據的人認為,電子證據可能由於人為因素以及網路環境和技術限制等原因無法反映客觀真實情況。但是其他傳統類型的證據在真實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沒有弊端的。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依據;《民事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成為認定事實的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這些規定表明任何證據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證屬實」。依此邏輯,電子證據只要「查證屬實」,就可以與其他證據一樣成為訴訟證據。
證據的「可接受性」不僅是電子證據面臨的問題,其他證據也不例外;誠然,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電子證據可否作為訴訟證據,但是這種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無法迴避。「實踐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實客觀情況的材料都可以作為證據。……我們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結合國際通用的證據規則對此予以應答」。從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方面看,可以從《聯合國電子商務法範本》中找到佐證。該範本第九條第一款指出,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應用有關證據的任何規則時,如果涉及一條數據消息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僅僅是一條數據消息為理由予以拒絕,更不能在當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況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證據時,僅以它不是原初形式為理由加以否認;其第二款進一步闡明,「以一條數據消息存在的信息,應當獲得其應有的證據分量。在評價一條數據消息的證據分量時,要考慮到生成、存儲或傳播該數據消息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慮到保持該信息完整性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慮到判明其原創者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以及其它的相關因素」。電子證據不為法院和仲裁機關採納的後果是不可想像的,它意味著電子商務交易的實體法保障難以實現,使電子商務交易演變成高風險的交易形式。
如果我們在法律上對計算機存儲數據的採集,保全以及對其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的認證等程序作出明確規定,通過電子數據的中轉存證解決電子數據的不確定性問題,使電子證據的不可抵賴程度大為提高,那麼一項符合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電子證據就基本掃清了作為訴訟證據的法律與技術障礙。

二、電子證據不同於傳統的書證

傳統的書證是有形物,除可長期保存外,還具有直觀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徵,如合同書、票據、信函、證照等。而電子證據往往儲存於計算機硬碟或其他類似載體內,它是無形的,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呈現出與傳統書證不同的特徵。
首先,電子證據保存的長期性、安全性面臨考驗,計算機和網路中的電子數據可能會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襲、誤操作也可能輕易將其毀損、消除,傳統的書證沒有這些問題的困擾;其次,電子證據無法直接閱讀,其存取和傳輸依賴於現代信息技術服務體系的支撐,如果沒有相應的信息技術設備,就難以看到證據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提取電子證據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傳統書證;再次,雖然傳統書證所記載的內容也容易被改變,在司法實踐中亦曾發生過當事人從利己主義考慮,擅自更改、添加書證內容的現象,但是作為電子證據的電子數據因為儲存在計算機中,致使各種數據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補充變得更加方便,即便經過加密的數據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對電子證據可靠性的查證難度是傳統書證無法比擬的。
電子證據與傳統書證的差異是顯著的,在證據立法相對滯後的情況下,將其歸入傳統書證只能是權宜之計。事實上,電子證據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體現為文本形式,還可以圖形、圖像、動畫、音頻及視頻等多媒體形式出現;這些暫且不論,電子證據以其對現代信息技術和安全防範措施的依賴,就已顯示出不同於傳統書證的獨立性格。

三、電子證據不宜歸入視聽材料的范疇

訴訟法學界相當一部分學者從電子證據的可視性、可讀性出發,對視聽材料作出了擴大解釋,突破了視聽材料關於錄音帶、錄像帶之類證據的局限,把電腦儲存的數據和資料歸於視聽材料的范疇。但是,視聽材料在證據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證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等其它證據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說,視聽材料能否作為定案證據,還必須結合其它證據來考察。正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視聽材料,應當辨別真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把電子證據歸於視聽材料的人認為,這是電子證據易於被偽造、篡改、拼接,且難以被覺察和發現的特點所決定的。事實上,電子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領域值得探討。
拿網上購物合同為例,通過電子商務平台系統,該合同從訂立到履行的全過程基本可以在網路上完成。如果當事人之間發生相關民事爭議,他們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計算機儲存的數據和資料,法院將電子證據按視聽材料處理時,就會陷入缺乏其它證據可供印證的尷尬境地。由於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網上的隱私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合同問題日益突出,電子證據在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過程中將起著關鍵作用,這是視聽材料的印證作用所無法解釋的。雖然電子證據與視聽材料都必須通過一定手段轉換成能為人們直接感知的形式,但是電子證據是從計算機儲存的數據和資料中提取,並且需要對數據重新整合才能反映出案件事實,其中一些數據經計算機輸出後更象是一種書證。
因此,筆者認為將電子證據簡單地歸入視聽材料一類會限制其證據效力的發揮,進而影響到案件事實的認定,使法律關系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四、正確認識與電子證據有關的全球化解決方案

聯合國貿法會採用了功能等價方法,以使電子證據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並且對「原件」作了擴大解釋,主要考慮到英美法系國家的傳聞規則與最佳證據規則會制約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事實上,英美等國為了適應計算機技術廣泛應用的現實,也已突破了傳統證據法的限制。而大陸法系國家,多是允許自由提出所有有關證據(如德、奧、瑞典等國)或是開列一份可接受的證據清單(如我國),因此在對電子證據的接納上看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功能等價方法作為全球化解決方案主要解決的是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問題,而電子證據在各國證據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需要各國在各自的證據法體系中予以確證。由於各國的法律傳統和信息技術發展的差異,在電子證據究竟屬於何種類型的證據這一問題上的規定是不可能一致的。如果我們繼續在證據的可接受性上進行爭論,就可能會喪失證據法律為信息化社會服務的良好機遇,也會給我國的信息化進程帶來不必要的程序法律障礙。因此國內證據法在考慮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時,還要規定相應的具體規則以統一認識,以避免法院和仲裁機構因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造成電子證據歸類方面的分歧。

結語

鑒於電子證據以數字信號的方式存在,它的客觀性、可靠性、不可抵賴性受計算機網路系統及其所依存的軟硬體環境的影響很大;電子證據與案件事實間的關聯性,也由於用特定的二進制編碼表示,需要用特定的技術手段來確定。另外,電子證據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如文本、圖形、動畫、音頻及視頻等多種媒體信息),也使它難以完全歸入任何一個傳統類型的證據當中。在確立電子證據的具體規則時,如果考慮到這些重要特點,我們就會把電子證據視為新的證據類型,進而對電子證據的收集原則、收集方式及其運用作出有利於實務操作的規定,以適應計算機網路與電子商務飛速發展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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