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信息舞

㈠ 孔子向老子問禮，問的什麼禮

孔子問禮於老子 歷經兩千五百年亦頗具啟示

孔子問禮於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碰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在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來看，亦頗具啟示。
公元前五百餘年的某一天，兩位衣袂飄飄的智者翩然相遇。時間，不詳；地點，不詳；觀眾，不詳。但是，他們短暫的對話，卻留下一段妙趣橫生的傳世佳話。
其中的一位，溫而厲，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長，耳垂肩，深藏若虛，含而不露。這也許是他們的第二次會面，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後兩千五百餘年的歲月中，我們將漸漸知曉這場對話對於世界歷史、對於人類文明的偉大意義。

一

他們，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孔子是兩千五百年來儒家的始祖，老子是兩千五百年來道學的濫觴。司馬遷對兩人有過明確考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史記·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將去向年長的老子求教。

貴族世家的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盡管他被後世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但身世並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頂，所以他的母親為他取名曰丘。與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頗為含混，除彌漫坊間的奇聞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騎青牛西出函谷關，從此一去不復返。

兩千五百年來，人們對他們的會面頗多好奇，也頗多猜測和演繹。《禮記·曾子問》考據孔子17歲時問禮於老子，即魯昭公七年（前535年），地點在魯國的巷黨，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史記》載，他們的第二次相見是在17年之後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點在周都洛邑（今洛陽），孔子適周，這一年他已經34歲。第三次，孔子年過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點在一個叫沛的地方。《莊子·天運》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體時間不詳，只有《呂氏春秋·當染》簡單的記載：「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歷史不可妄測，但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這樣的記載雖然未必逼近真實，卻足見後人的善意與期待。

孔子對老子一向有著極大的好奇。我們不妨想像這樣的場景——兩位孤獨的智者踽踽獨行，他們的神情疲倦而詭譎，赫然卓立，沒人理解他們的激奮，更沒人理解他們的孤獨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點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向，頗得孔子的贊許。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態人情的風俗畫，生命的充實和歡樂盎然風中。陽光明媚，春意歡愉，人們沐浴、歌唱、遠眺，無憂無慮，身心自由，我們似乎從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詩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這春末的暖陽中，他看到的卻是不同的景象：「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在他的耳邊，是呼喊聲、應諾聲、斥責聲，世事喧囂紛擾，世人興高采烈，就像要參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攬勝，媸妍良善邪惡美麗猙獰，又有什麼分別，誰又能夠分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如此憂傷而又抒情的語氣，在老子散文般的敘事中，並不少見。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復抒寫自己「獨異於人」的孤獨與惆悵，在「小我」與「大眾」之間種種難以融合的差異中，老子在反思、在猶豫、在踟躕、在審視眾生、在拷問自己。這孤獨和惆悵曾吸引過年幼的孔子，而這一次，他想問的是，孤獨和惆悵背後的機杼。

歷史的天空，就在這一刻定格。

一個溫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個智慧狡黠，其文瀟灑峻峭，秋般飄逸。他們是春秋時代的春與秋。兩千五百年前的這一刻，他們終於相遇。司馬遷以如椽巨筆記錄了這歷史的一刻：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橫生的描畫，讀來令人浮想聯翩。

老子直言不諱。他認為孔子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其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老子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他建議孔子，拋棄他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拋棄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孔子、對於世人，都是沒有好處的。

寥寥數語，意味雋永。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碰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

孔子問禮於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時光遠去，短暫的四次會面，諸多細節已不可考，其對話卻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內容。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數次向老子討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與此同時，孔子的提問也敦促老子的反思。司馬遷評價老子之學和孔子之學的異同，歷數後世道學與儒學對於他者眼界、胸懷的退縮，悵然若失：「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二

這次問禮對於孔子，是晴天霹靂，更是醍醐灌頂。

孔子辭別老子，沉吟良久，對弟子們感慨：「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鳥能飛，魚能游，獸能跑。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會游的可製成絲線去釣，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而龍，御風飛天，何其迅疾。回味著與老子的對話，孔子說：「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

一千六百年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引用詩人唐子西的話來表達他對這位坦盪求真、不懼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老子與孔子性格迥異。老子致虛守靜、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然而，老子作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為攝相事的魯國大司寇，兩者自然都有輔教天子行政的職責，救亡圖存的使命將他們聯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傳》評價，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翻開春秋時期的社會歷史，不難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戰亂。諸侯國君的私慾膨脹引發了各國間的兼並戰爭，諸侯國內那些權臣之間的爭斗攻殺更是異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大特點，「《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諸侯割據，禮教崩殂，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墜落，世襲、世卿、世祿的禮樂制度漸次瓦解，各國諸侯假「仁義」之名競相爭霸，卿大夫之間互相傾軋。值此之時，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謂不哀不慟也。

老子之高標自持、之高蹈輕揚，確是世俗之人、塵俗之世難以想像，更難以理解的。老子研究道德學問，只求隱匿聲跡，不求聞達於世。他傲然地對孔子說，周禮是像朽骨一樣過時而無用的東西。老子在否定周禮的同時，其實更是在闡釋自己的思想，這種觀念與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才會以能「乘風雲而上天」的「龍」來比喻老子，他對老子內心的敬仰和欽佩，溢於言表。

當然，同樣作為一代宗師，孔子也不會因為一次談話而輕易改變自己的立場和志向。與其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吧。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趕起牛車，帶領他的弟子出發了。他們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主張，縱使困難重重，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這是春秋時代怎樣的一幅畫卷？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兩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長夜裡，兩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剛剛結束一場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對話，旋即堅定地奔向各自的未來——一個懷抱「至智」的譏誚，「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一個滿腹「至善」的溫良，惶惶不可終日，「累累若喪家之狗」。在那個風起雲涌、命如草芥的時代，他們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終於用冷峻包藏了寬柔，從渺小拓展著宏闊，由卑微抵達至偉岸，正是因為有他們的秉燭探幽，才有了中國文化的縱橫捭闔、博大精深。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動，儒家思想有效地成為道家思想的重要補充。

中國歷史文化在秦漢以前，盡管百家諸陳，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蓋了當時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後，釋家繁榮，儒、釋、道三家相互交鋒、相互融合，籠罩了中國歷史文化一千餘年。南懷瑾說：「縱觀中國歷史每一個朝代，在其鼎盛之時，都有一個共同的秘密，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不論漢、唐，還是宋、元、明、清。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實是黃（黃帝）老（老子）之學。」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的存世價值可見一斑。

老子與孔子的這一次會面，盡管短暫，卻完滿地完成了中國文化內部的第一次碰撞、升華。

老子與孔子所處之時代，西周衰微久已，東周亦如強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後，國勢漸衰。後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兼並，夷狄交侵，社會處於動盪不安之中。不難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慟，孔子的仁者愛人，都是對這個時代的悼挽與反撥。

舉凡春秋諸子，大凡言人道之時，必亦言天道。其實，老子和孔子學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處在中國歷史最分崩離析的年代，對中國社會現實和未來發展所進行的積極、認真、深刻的思考。他們的努力，讓中國社會行至低谷之時，中國文化沒有隨之衰微。

事實表明，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發展中，對中國社會起到最直接推動作用的還是儒家、道家兩家學派，他們試圖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找到一條適合國家發展、具有現實意義的治國之道，盡管他們的理論體系、社會影響大不相同，但是兩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鋒，最終推動了中國的進步。

三

假設時間是一條線性軸，我們從今天這個端點回溯，不難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個時間段內，還處於童年時期的人類文明，已經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在中國，有老子與孔子。盡管他們處於不同的文明之中，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推動著智慧、思想和哲學精神完成了從低谷到高峰的飛躍，這些智慧、思想和哲學精神一直影響著今天的人類生活。

一百餘年前，德國海德堡有一位年輕的醫生，他對當時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滿意。終於一天，這位醫生拋棄了厭倦已久、陳舊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學轉向哲學，並且擴展到精神病學，從此成為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他就是雅斯貝爾斯。

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命題：「軸心時代」。他將影響了人類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義為「軸心時代」，甚至斷言，「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亦即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

值得重視的是，同在此時段，同在此區間，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千山萬水，重重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貝爾斯稱這幾個古代文明之間的相通為「終極關懷的覺醒」。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盡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絕，在四個文明的起源地，人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來面對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靈需求催生了宗教，從而實現了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後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它們像春筍一樣，鮮活，蓬勃，拔節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與此同時，那些沒有實現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然規模宏大，但最終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貝爾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兩個中國文化巨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孔子專注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老子側重文化體系的創新和發展。一部《論語》，11705字，一部《道德經》，5284字，兩部經典，統共16989字，按今天的報紙排版，不過三個版面容量。然而，兩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鋒又相互融合的價值取向，激盪著中國文化延綿不絕、無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樣。

孔子與老子，不僅是春秋時代的春與秋，更是文明形態的生與長、守與藏。

他們的哲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與春秋末年自由、開放、包容、豐富的思想氛圍不可分割，也與他們之間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礪不可分割。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孔子之後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繼承他的職幟，將儒學思想發揚光大。老子一生獨往獨來，在老子之後的韓非子、淮南子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思想體系，莊子更是將他的思想推向一個高峰。老子的無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僅是春秋戰國紛亂局面的一種暫時的應對，其對後世更有著無窮的影響。在這里，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繼卒於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幾乎就在這個時刻，在遙遠的恆河岸邊，喬達摩·悉達多剛剛涅盤成佛，即將開啟佛教的眾妙之門；在更加遙遠的雅典城邦，蘇格拉底將要誕生，即將開啟希臘哲學的嶄新紀元。幾乎就在這個時刻，承續春秋的戰國大幕即將拉開，為求生存，各諸侯國繼續變法和改革，吳起、商鞅變革圖強，張儀、蘇秦縱橫捭闔，廉頗、李牧沙場爭鋒，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賢天下……大秦帝國即將訇然而至，中央集權的統一中國萌芽即將形成。

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的一個奇特之處在於，他將哲學問題擴大到人類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疇，甚至由人生擴展為整個宇宙。他們開創了一種辯證思維方式，一種哲學研究範式，一種身處喧囂而凝神靜聽的能力，一種身處繁雜而自在悠遠的智慧，這不僅是個人與自我相處的一種能力，更是人類與社會相處的一種能力。

有意思的是，與東方文化秉持的守禮、中庸、拘謹的儒教情懷不同，老子在西方的傳播要盛於孔子。林語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寫道：「西方讀者都認為，孔子屬於『仁』的典型人物，道家聖者——老子則是『聰慧、淵博、才智』的代表。」老子曾雲：「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林語堂在做這句話的注釋時寫道：「相信大半西方讀者第一次研讀老子的書時，第一個反應便是大笑吧！我敢這么說，並非對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進入老子哲學迷宮的一把密匙，也是進入中國文化的一條暗道。

就在孔子帶領弟子們兀兀窮年，在城邦之間奔走宣告、比武論招之時，老子卻煢煢孑立，踽踽獨行，以心中的膽氣與劍氣，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關秘道。

㈡ 《道德經》做人智慧，別太把自己當回事！

《道德經》中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眼裡自有自己優點的人，就看不到別人的優點。自以為是的人，就聽不進別人的話，很容易目中無人。

自己誇耀自己功勞的人，其實沒有功勞，也不會讓自己彰顯。

生活中，總會遇到很多自以為是的人。平常的人，精神上至少應該是半開放的，就是見到新事物，或者聽聞新道理，會嘗試接受。

而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精神上是封閉的，拒絕接受新事物，也從來不把別人說的道理當回事。

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大圓和小圓的比喻，真正的高人就像大圓，視野大、格局大，接觸到的信息多，他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反而覺得自己很渺小。

自以為是，自視甚高的人就像小圓，格局小，視野小，接觸的外面世界也小。坐井觀天，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不過如此。

美國著名指揮家、作曲家達姆羅施少年得志，剛剛20歲就當上了樂隊指揮，當時他名氣很大，自己也非常高傲，有些飄飄然了，以為自己無人可及。

直到有一天，達姆羅施不小心把指揮棒忘在了家裡。他准備派人去取，這時候，一個助手悄悄告訴他：可以向樂隊里他人借一支指揮棒用。

達姆羅施有些愣神，他略帶懷疑地向樂隊成員說：「請問，誰能借我一根指揮棒？」話剛說出來，就只見場上的鋼琴手、大提琴手、長號手等十幾個人紛紛從上衣內袋裡掏出了指揮棒······

達姆羅施好像被什麼擊中了，他似乎開始變得清醒起來。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並不是什麼不可或缺的人物，很多人都在默默努力，准備替代自己。

靜水流深。低調，才是最好的處世之道。一個低調的人，不炫耀，不自以為是。與人相處的時候，懂得尊重別人，能看到別人身上的優點和長處，默默地向周圍優秀的人學習，不斷完善自我。

自以為是，太把自己當回事的人也是悲哀的。

錢鍾書在《一個偏見》中說，人在精神上都要有客廳，還要有卧室。在客廳里我們儀表端莊，高談闊論，自信地展現自我；在卧室里，我們卸下「禮貌」「莊重」「自信」等等，自由自在地，「放肆地」休息。

「生態」蓋指生命體與其環境的有機聯系。生態倫理就是人們對生命存在與生態環境關系的道德觀念、基本規范和道德實踐。20世紀以來，隨著人類對環境危機的廣泛體認，生態意識猛然走出專業圈囿，置身公眾舞台，被賦予影響人類環境實踐，維護全球生態平衡的重任，成為世界顯學。道教不是生態學，但其生態倫理精神因其獨有的特色而為其他學說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則就不可能衰而復興，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在倫理認識上，道教以其重視生命的喜樂、寧靜、恬淡、樸素和心靈的充實與擴展為特色，關注自我與自然的協調，以人為本，內容簡而深、博而約，具有無窮的趣味；在倫理實踐上，道教致力於體玄修道，韜光養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為、自然、人倫與文化的互動中長存長立，因此它在對自然生態和人的關系的認識上，表現出開發生命活力的自覺能動性、與自然對象的同一性以及倫理認識的整體系統性。用道教的話來說，就是「自然之道不可違」 1 、「順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質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會之自然。參悟事物、人生和社會之本質，求得生命與本性應有的風格、態度和氣象，就是道教倫理追求的目標與精神支柱。 

道教生態倫理精神體現在它的精緻深刻的內容和吸引世人的內涵中，蘊涵在使它延續、發展久遠的生命力中。具體而言，道教生態倫理精神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萬物一體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對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長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謂得道，就是通過修煉與大道一體化，因此，道教在中國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現實生命的宗教。在它看來，世間萬物是一體的，自然萬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萬物的一部分，應當以生為樂，重生惡死，使生命不斷升華。人類也要以平等意識尊重自然萬物的存在與個性。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 2 ，認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與各個層次的自然事物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裡，萬物一體的平等意識也非常明確和豐富，他認為人通過修煉可以實現「長生久視」、「肉體成仙」的理想，這個理想也就是與自然齊一或萬物一體的境界。道教還有「生道合一，重人貴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萬物，物我一也。」這表明道教注重從宇宙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人類的意願。萬物一體的生態倫理精神告訴人們，與自然要和諧相處，營造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的社會。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與萬物一體的精神相關聯，道教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則是產生萬物而不佔有萬物的道德。道教認為，人的肉體修煉、精神完滿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產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 3 並且自認為這是對老子智慧大道的發揮。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義是：「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於繁生萬物而不據為己有，幫助萬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導萬物而不宰制它們。唐代道教學者、醫學家孫思邈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他的醫學理論以天人一體、生而不有說為基礎，謂「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醫導之以葯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4 孫思邈本人「學殫數術，高談正一」，不僅醫術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這種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當的實踐性和普世意義這種實踐性和普世意義，提出了世間事物持續平衡發展的觀念，揭示出人類要順應自然，效法自然法則，有所為而有所不為，才能得心應手，取得成果；如果強行索取，則會適得其反，破壞和諧，不能達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萬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傳》有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這里指出天道與地道是相對峙而又相協調的，其協調是由人來作中介的。老子將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麼人就不是僅依附於自然，受制於自然，而要駕馭自然規律。因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道教於此進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審時度勢，求仙問道而不強作妄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勢必敗壞心性，甚至危害人類自身。道教的修習者認為人與宇宙萬物是互相感應的，感應的基礎在於人和萬物都有靈性，人與物資訊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為宇宙共同體中的一員，應該以促進整個宇宙更加和諧完美為目標，而不應該以毀滅各種自然物的行為來扼殺宇宙的生機。因此，道教不僅給人以一種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將注意力放在教義教規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禱的肅穆和虔誠，而且將信仰或教義教規具體化為各種道功、道術，進而形成操作體系，引導眾信徒去實踐力行。可以說，道教是重視道、術、行的宗教，既重視「道」的提升，又積極提倡功法和煉養術。真正的道徒對道教真諦的切實掌握，在於不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備其虔誠的信仰，還要作道術的訓練，努力積累道功，日進無疆，不斷深化和純正信仰。這樣，就充分強調了人類活動的主體能動性，以及人與自然的適應性。人作為天地的中介與協調者，既要順應自然，又要制約自然變化，加以引導，以曲成萬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與傳統倫理學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經》提出：「中和者，主調萬物者也」，認為自然界與人間社會各層次的事物，皆包含陰、陽、和三種基本要素，合而構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陰陽之道體現天意，所以人要順應陰陽之理，從各個方面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順，才能消災去異，致力世界太平。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統、丹術符籙、儀式規范中發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態智慧，幫助人們認識到世間萬物多樣性存在的意義。保護了事物的多樣性，就有可能達到可持續發展。

五是循環再生的精神。在關於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傳統的中國人確立了「大」和「久」的目標，並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節制人的無窮慾望，不造成對自然與人類的傷害。《周易》指出了兩個途徑，其一是「九二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天下，不傷財，不害民。」道教也發展了類似的思想，強調對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條件的確認是聖人之智、聖人之德，是聖人之業，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個物我同一的美好社會，認為在那樣的社會里，生命可以循環連續、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認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卓然特立於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異形，有似雀之化為蛤，雉之化為蜃。後來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倫日用思想，從生命循環再生的角度出發，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入任意」 6 作為神仙之道。五代時期的道教學者譚峭以「化」的觀點看待宇宙、人生和社會，提出：「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顧眄化揖讓……」 7 整個人生和社會的興盛就處在變化統一的過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資的觀念上，主張人類要多多節制慾望，保持萬物的生機與發展活力，這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依時令進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獸幼鳥、禁殺魚蟹，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等觀念是相當一致的。人與生物資源相處，要進行物質交換。進行物質交換不是強行佔有，而是對自然作順應與調適。

六是融通萬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個充滿生命的超巨大系統，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機地聯系著，宇宙在其歷程中運行，是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的交叉線。從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機，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體關系。老子說：「大道泛合，其可左右。萬物持之持生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說，大道像廣闊的河水一樣滋潤著萬物，毫無私心，毫無偏意，像偉大的母親一樣愛護著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養育而生。對自然界要善意對待，這是因為在根本上「人與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須保護生態環境。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說，萬物都來自特定的物種，但在不同物質的物種之間也存在著聯系和轉換，如同圓環一樣，分不出始終和次序。這種自然的聯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認為道為世界的本原，道是創造一切生命的總源泉，是融貫萬物生成的總動力。唐代道士吳筠說：「通而生之之謂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之謂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終。探奧索隱，莫窺其宗，入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 11 這里立足於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體對於物象世界的意義，其中蘊涵著通生無匱、品物有方的生態倫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觀察天地萬物的出發點；站在大道的角度觀察人世，天地同一，萬物一齊，物我無分，無此無彼；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異，人間諸事雖然各有其理，但說到根本上，則各順其情，各盡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這就是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體悟到差別之中的同一，相異之中的不異，也就體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總而言之，上述諸方面，落實到現實中以保持生物物種、綠化美化生活環境，可以為維護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這就意味著，道教生態倫理必然並且能夠進行現代性轉換。而轉換的契機，則在於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現代性人格的塑造。因為根據道教的觀念來看，人經過修煉而達到的崇高境界並不神秘，遙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體現。我國宗教史專家牟鍾鑒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徵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夠健康長壽；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擺脫「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卻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塵；四是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功德在世；五是瀟灑自在，豁達從容，善於化解煩惱，始終保持喜樂心情。能夠做到這些方面，就可以稱為活神仙。所謂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樂的人，便是優美宜人的環境。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鳥語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著，其樂融融，這就是人間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們認為，人們只要努力建設，把中國道教的這種萬物一體、生而不有、曲成萬物、合而不同、循環再生、融通萬有的倫理精神，融會灌注到現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進我們的物質和文化建設，人間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現的。

太把自己當回事的人，精神上只有客廳，沒有卧室。他們去哪都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處處希望展現自己，自己始終也端著架子。精神上缺少一間讓靈魂休息的卧室，這是何等的悲哀。

王陽明和曾國藩，這兩大完人，不約而同地指出，傲，是人生第一大敵人，是人身上的第一大惡德、第一大毛病。

因為傲慢、自滿的人不會繼續學習，不會繼續修身，而只會用他們的傲慢、目中無人的「毒箭」去傷害周圍的人。

《周易》中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厭惡滿、盈的。謙就是不滿，永遠以學習的心態，不斷學習，這樣才能擁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㈢ 朗誦道德經配套什麼樣的舞蹈比較貼切

古典舞。根據相關資料查詢顯示適合配古典舞因為古典舞比較柔和加上道德經比較有古典韻味的故事會更加貼切，體現出其中的美。

㈣ 老子為什麼叫老子老子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聃居周日久，學問日深，聲名日響。春秋時稱學識淵博者為「子」，以示尊敬，因此，版人們皆權稱老聃為「老子」。

老子降生，體弱而頭大，眉寬而耳闊，目如深淵珠清澈，鼻含雙梁中如轍。因其雙耳長大，故起名為「聃」；因其出生於庚寅虎年（公元前571年），親鄰們又呼之曰小狸兒，即「小老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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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大約於公元前571年（周靈王元年，魯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於楚（原為陳）國苦縣。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老子即李耳，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郭蘭芳在《論老子哲學思想》中寫道：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國苦縣的厲鄉曲仁里人，生於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圖書館長、管圖書，是孔子的前輩，曾向他問禮。

㈤ 什麼是道德的含義

道德是一種良好的選擇習慣。實踐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不同，前者較為粗略，後者較為精密。思辨只有對錯之分，沒有中間狀態，而實踐的精髓正在於選擇，並且中間狀態就是最好的選擇。

在中文中，道德是道和德的合成詞，道是一種良好的選擇，德是一種素養或習慣。二者合起來就構成它的定義，即一種良好的選擇習慣，其中習慣是它的種，良好的選擇是它的屬差。道德屬於倫理學范疇，其題材是人的活動或實踐，其目的是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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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准則

既然道德是一種良好的選擇習慣，像射箭一樣有一個標靶，即人的幸福，所以也像射箭一樣，需要在實踐中根據感覺來調整和提高它的命中率。因此，說道德的准則是感覺當不為謬誤。

有人說道德的准則是自由，而把自由又定義為既不壓迫人，也不受人壓迫。這話一半正確，一半不正確。因為相同人的幸福是相同的，不同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對幸福一概而論，是智力不成熟的表現。

人的性格是有多樣性的，有的人愛好思考，有的人愛好運動。即便同一個人，小時候和長大了的性格也有可能不同。因此，幸福和快樂也具有多樣性。對待不同的人，幸福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相應的道德也就不可以一概而論。

如果對象全都是自由人，那麼既不壓迫人，也不受人壓迫誠然是一種道德，但是如果對象一方是自由人，一方是奴隸，那麼道德就是一方壓迫另外一方。不可以強求相同的人遵循不同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不同的人遵循相同的道德。

具體來說，不可以強求古人遵循今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小孩遵循成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女人遵循男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窮人遵循富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發展中國家遵循發達國家的道德。

這種說法反過來也是正確的，不可以強求今人遵循古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成人遵循小孩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男人遵循女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富人遵循窮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強求發達國家遵循發展中國家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