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經的法治觀是什麼

❶ 《》法經》的特點

《法經》的特點：簡朴性、原始性及野蠻性、局限性

簡介：《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並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經》之前，已經頒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太完善。《法經》成為以後歷代法典的藍本，它的制定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國魏文侯的支持下進行變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經》，約成書於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該書已失傳。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6篇。

延伸：

1、簡朴性

所謂簡朴性，是指構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范體系並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經》和《十二銅表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

從現存有關《法經》的史料來看，《法經》的主要內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如董說在《七國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內容「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

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但是，也並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議》中說：「《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見《法經》中也有相當於刑事訴訟法的內容。

而且《法經》把維護私有財產權的《盜法》立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對某些民事關系的法律調整，只不過一如我國古代法律的特點，是以刑事手段來調整而已。

從後人轉述的只言片語中，我們仍是可以看到「拾遺者刖」這樣以刑罰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文，因此筆者認為推定《法經》含有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文的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從內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從結構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定《盜法》、《賊法》。

為了劾捕盜賊，再規定《囚法》、《捕法》；而後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統收入《雜法》，最後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可見李悝在法典結構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於比較凌亂的階段。

2、原始性及野蠻性

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產物。《法經》誕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而《十二銅表法》更是誕生於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早期階段。

因此，兩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帶有人類早期文明原始、野蠻的色彩，並在其條文中顯露無遺。雖然《法經》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度上卻沒有絲毫轉變。

《法經》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首先，它繼承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的各種肉刑如笞、誅、臏、刖、宮等，還規定了大量的連坐刑，如夷族、夷鄉等；其次，「重刑而輕罪」。

《法經》中稱「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還規定「窺宮者臏，拾遺者刖」，這樣規定的理由是「為盜心焉」。以上兩種表現，無疑使《法經》抹上了濃厚的暴力殺戮的色彩，散發出原始氏族征戰與統治的血腥氣息。

3、局限性

雖然李悝在變法中提出了「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方針，並且在《法經》中演變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原則，（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並為後來商鞅、韓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為信條。

但是這種法治與在《十二銅表法》中呈現出來的西方「法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這種『一斷於法』的『法治』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觀念相提並論，甚至等同起來，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中國，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鎮壓工具，它幾乎就是刑的同義詞。而在古代希臘羅馬，法卻凌駕於社會之上，可用以確定和保護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

」在《法經》中，有「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的條文，還有「犀首（將軍）以下受金則誅」的條文，都不能說不嚴厲，對奴隸社會的禮制原則也造成了極大的沖擊。

但是這些「法治」措施擊潰了奴隸制等級秩序，卻又帶來封建等級秩序。封建社會仍是等級特權社會。而法家的「法治」觀最終仍是為「人治」服務，毫無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❷ 簡述法經的內容和歷史意義

《法經》為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部系統的法典。《法經》有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因此將《盜法》、《賊法》列於篇首。從整體上看，《法經》為一部「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

《法經》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基本原則，為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標志著中國古代的立法技術已開始走向成熟，成為後世立/法的濫觴。

《法經》的出現有利於司法的統一，便於司法官准確適用法律和定罪量刑。《法經》的出現有利於立法的系統化，使立法活動在兼顧歷史沿革和橫向聯系的科學環境中進行激游，避免重復和抵牾。將實體法和程序法大致區分開來，有利於按客觀規律指導法律實踐活動。

《法經》為李悝在相魏時編纂的。李悝雖然為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但是其老師卻為孔子的嫡傳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於「務外之學」，為「明梁銷務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為「重禮」和「博學」。李悝雖然跳出了其師的儒家門牆，但是卻還為繼承了其師的「重禮」思想。

(2)法經的法治觀是什麼擴展閱讀：

從產生的時代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法經》為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從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渣信推定《法經》誕生於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而《十二銅表法》，於公元前450年制定完畢，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經》規定了各種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其基本特徵在於：維護封建專制政權，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和奴隸制殘余，並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法經》的內容及特點充分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