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界定
①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② 境外的國家和地區對消費者的界定有哪幾種立法模式
主要有三種立法模式：
1、一是通過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消費者。有的規定，消費者是非以生產經營目的而從事消費行為的人。例如，日本《消費者合同法》規定，消費者是為經營事業目的之外締結合同的自然人。有的則規定，消費者是"非以營業或者職業為目的"從事消費行為的民事主體。
2、二是正面表述消費者的概念。規定消費者是為生活需要目的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民事主體。例如，俄羅斯規定，消費者是使用、取得商品或者服務以供個人生活需要的公民。規定消費者是為個人或者家庭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民事主體。
3、三是混合立法模式。採納這種立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對消費者的界定既有正面表述，也從反向排除。
(2)立法界定擴展閱讀
立法意義：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了該法的內容及整個調整過程的總的指導思想或總的指導方針，是國家處理有關消費者問題，對相關社會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基本准則。
是貫穿於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司法以及消費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根本宗旨。
③ 公共利益如何准確界定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會成員所享有的、超出於地方性的、明顯的、受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長遠的利益。對公共利益進行准確界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概括性定義：
- 公共利益是一個抽象且廣泛的概念，它涵蓋了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和需要的、對社會整體具有長遠影響的利益。
超出於地方性的：
- 公共利益不是局限於某一地區或某一群體的利益，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的利益。它關乎整個社會的福祉和發展。
明顯的：
- 公共利益應該是顯而易見的，能夠被社會大眾所感知和認可的。這種利益不是隱蔽的或難以察覺的，而是對社會成員具有直接和顯著影響的。
受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
- 公共利益是受到法律和行政法規明確保護的利益。這些法律法規為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
長遠的利益：
- 公共利益不僅關注當前的利益，更注重長遠的、可持續的利益。它要求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僅要滿足當前的需求，還要兼顧未來的發展和子孫後代的利益。
立法界定方法：
- 對公共利益進行立法界定時，可以參照行政訴訟法中行政案件受案范圍的立法模式，採用概括、列舉加排除的方法。這種方法能夠更全面地涵蓋公共利益的各種情形，同時排除不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情形，從而達到實事求是的效果。
綜上所述，公共利益是一個復雜而廣泛的概念，需要綜合考慮多個方面來進行准確界定。通過概括性定義、超出於地方性的、明顯的、受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以及長遠的利益等標准，以及採用適當的立法界定方法，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保護公共利益。
④ 簡答題立法的定義與特徵
1. 立法是指一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及認可法律的活動，是將一定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活動，是對社會資源、社會利益進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動。
2. 立法是對個人行為自由與行為限制的界定，個體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最優化統一。
3. 立法有廣義、狹義兩種理解。廣義上的立法概念與法律制定的涵義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制定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狹義上的立法是國家立法權意義上的概念，僅指享有國家立法權的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
4. 立法是國家機關的專有活動和基本職能，隨著國家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和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完善和制度化。
5. 在古代的奴隸制和封建制時期，立法權完全由君主一人代表國家來行使。君主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又可以廢法，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
6. 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確立了代議民主制度，實現了立法的制度化、法律化。
7.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立法是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自己的國家機關，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願望進行的活動，具有廣泛的民主性。
8. 立法具有以下特點：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活動；是一項國家職能活動，旨在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有效調控；以一定的客觀經濟關系為基礎的人們的主觀意志活動，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產生具有規范性、國家強制性的普遍行為規則的活動；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進行的專門活動；對社會資源進行制度性的分配，是對社會資源的第一次分配，反映了社會的利益傾向性。
9. 立法是對社會進行權威的、有效的資源分配、財富分配，通過權利義務的分配，實現社會控制、社會調整、實現社會動態平衡。
10. 立法是法治的重要內容，制定完備而良善的法律是進行法治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11. 立法活動具有以下特徵：由特定主體進行的活動；依據一定的職權進行的活動；依照法定程序所進行的活動；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活動；制定、修改、廢止或認可法律規范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