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第八條

A. 立法法第8條蘊含的財稅法原則

稅收法定主義是財稅法中的基本原則,該原則起源於西方 無代表不納稅 的民主思潮,根本目的在於控內制和規容範國家的強制征稅權,保護公民財產權益免受非法侵害。我國2015年《立法法》第八條進行重大修改,通過立法全面貫徹實施稅收法定原則,使國家征稅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此外,稅收法定主義還關繫到地方稅收立法權的問題,也關繫到財政預算的問題。

B.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的具體內容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復制定製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C. 為什麼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等事項能由行政法規來調整立法法第八條不是規定

犯罪和刑罰只能由刑法來規范。行政法規不是狹義上的法律，位階沒有法律高，應服從法律，但刑法是對最低限度的保障，所以一般較輕的情節會適用行政法規來調整，行政法規是經過法律授權來立法的。

D. 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哪些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立法法》
第八條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版大會、人民政府權、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十）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E.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這個「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下列事項只能由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某某法》的形式作出規定才有效，其他任何機關、任何文件不能規定，即使規定了也無效。明白了？希望能幫到你，謝謝！

F.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專代屬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G.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八條 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就是說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的香港地方法律，一般情況下予以保留繼續版實施，除非原先的法律權與基本法相抵觸，或者香港立法會對原有法律做出了修改。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原有法律停止實施；特區立法會修改了的原有法律，按修改之後的實施。

H. 法律保留原則的中國實踐

《立法法》第8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立法法》的這一規定可以視為除憲法特別保留的45處之外，對一般保留的標準的規定。該項規定採取了「列舉+概括」的方式，本來一般保留應從概括條款中歸納出來，但是，很可惜，該條僅僅規定「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判斷標准並不明確，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必須」兩個字，但是，何謂「必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解釋，「必須」等同於「法定」。 但是，假如必須等同於法定，那麼，勢必在邏輯上陷入循環論證。因為哪些需要一般保留？
法律規定需要一般保留的就一般保留，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規定某些事項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來規定。這基本上將一般保留的判斷標准等同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認為標准」，顯然，這一判斷標準的主觀隨意性太大。
那麼，假如我們不從概括條款來推導，轉而從列舉條款來歸納的話，還是可以發現若干有關一般保留的標准：
（1）第4、5、6項與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干預有關，主要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權利、財產權和程序權。
（2）第9項「訴訟和仲裁製度」，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的程序保障功能的實現，如果從該視角來觀察，誠如前述，訴訟和仲裁製度對基本權利的實現是重要的。
（3）第7、8項中都包含「基本」二字，如果對其字面解釋，可以認為「基本」與「重要」是等同的。
（4）第1、2、3項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基本」，但從這些制度的性質來看，涉及國家主權、國家機構的組成、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等，毫無疑問都是重要的公共事務。
因此，從列舉條款來歸納的話，可以基本得出結論：我國的一般保留採納了基本權重要性標准和公共事務重要性標准，但是，這一標准仍然存在諸多缺陷：
首先，究竟是否採納重要性保留，還是干預保留說、全部保留說等，最主要是要通過憲法解釋或法律解釋來確定。但是，有關解釋制度我國具體實踐中還很不成熟，甚至極少有先例。
其次，對於基本權的重要性保留貫徹得並不徹底，現有的基本權利僅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權利和財產權、程序權，其他的一些基本權利，尤其是給付行政下的社會權，沒有規定。
再次，公共事務的重要性是不是僅限於國家主權、國家機構的組成、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等等，也要通過憲法解釋和法律解釋來完成。
最後，上述標准均是積極標准，缺少消極標準的排除。 《立法法》第9條規定，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這一條款規定了我國絕對保留的標准，即將一般保留中的更重要的事項僅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親自製定法律，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但是，如果用「更重要性」的標准來衡量的話，該條款中還存在以下問題：
（1）絕對保留的范圍不明確。就第9條來看，在列舉了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三項事務外，還規定了一個「等」，這個「等」是「等內等」還是「等外等」，立法條文和法律解釋均未明確界定。
另外，所謂「司法制度」對應第8條中的哪些事項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法工委的解釋，司法制度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有關司法機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制度，以及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在司法程序中的偵查制度。另一方面是有關訴訟的制度。
顯然，前一方面中的「司法機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制度」可以與《立法法》第8條第2項中的「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相對應， 後一方面可以與第8條第9項中的訴訟制度相對應，但前一方面中的「偵查制度」與第8條中的哪一項對應呢？需要解釋，假如沒有對應，那麼，沒有被列入法律保留范圍內的事項，如何成為絕對保留的事項呢？
（2）絕對保留的標准不統一。根據絕對保留的事項應比相對保留的事項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公共事務更重要的原理，兩者之間應有明顯的層級差別。然而，對比之下，犯罪和刑罰以及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是對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權利、財產權的最嚴重的干預，作為絕對保留的事項更好理解。
然而，作為刑罰中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與第8條第6項的「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相比，同樣都是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前者的重要性就高於後者嗎？引更令人不解的是，司法制度中的「司法機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都列入了絕對保留的事項，而與其同層級的「各級人大、人民政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則沒有列入絕對保留的事項？甚至，有關國家主權、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事項難道都沒有司法制度重要嗎？引顯然，絕對保留的「更重要性」標准還缺乏一致性。
（3）與一般保留的標准相同，僅有積極標准，缺乏消極標准。 《立法法》第10條規定了我國授權明確性的一般標准，即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范圍。與德國的理論相比，我國缺少對授權內容的明確性要求，但這一缺失倒也無妨，因此從當前德國的實踐來看，盡管規定了授權目的、內容和范圍的三要素，但後兩者往認為可以從授權目的中推導出來，因此法院是將明確性的審查重點放在授權目的上面。引當然，假如只有兩個要素存在，那麼對這兩個要素的審查的嚴格程度就要提高。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的授權立法僅限於《立法法》第9條的對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授權和《立法法》第65條的對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法規的授權。而沒有像西方國家一樣，將授權的對象擴展到整個行政立法領域。這不能不說與我國對帶行政立法的性質的態度有關，即行政立法是職權立法還是授權立法之爭。
對此，筆者曾撰文認為，我國行政立法的性質不應是職權立法，因為職權立法思想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具體來說，主要在行政保留思想比較強烈的國家存在，如法國，更進一步，是在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地位均衡的國家存在，反之，在傳統的立法之上、議會支配的國家，職權立法基本上沒有生存的可能，如德國。
對於我國而言：
首先，憲法上不存在專門的有關行政保留的規定，有學者認為，我國憲法第89條屬於行政保留的范圍。因此，行政機關依據這些條文立法屬於職權立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行政保留不僅僅是行政的自主職權，更重要的是行政保留必須足以使行政權能夠防範立法權，比如法國憲法第37條第2款、第41條第1款、第61條。反之，在上述法條所規定的事項上，我國的立法權與行政權並無發生沖突的可能，我國憲法也沒有提供行政權就上述事項對抗立法權的手段。
其次，筆者認為，我國對行政立法採取的是一般授權的方式，即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根據憲法和法律；各部委制定部門規章要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這里的「根據」就是指根據上位法的具體授權。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行政立法也應適用《立法法》第10條有關授權明確性的規定。
《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
（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第71條第2款規定，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
從這兩條規定來看，我國行政立法的內容主要有兩項：
（1）執行法律。有關執行法律的授權明確性，必須是需要具體化或細節化的個別條款的具體授權，籠統地規定「本法實施細則由某某機關制定」將因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而無效。
（2）行政法規可以制定屬於行政自主職權范圍內的事項。關於這些事項，有學者認為應屬於一種無需適用法律保留的職權命令，筆者對此表示質疑：
首先，從法律保留的原則來看，不存在無需立法機關授權的行政立法。
其次，該條款既然與憲法第89條相對應，應視為憲法的一般授權。
再次，如果真要承認該規范無需法律保留的話，那麼應將其視為行政規則。

I. 《立法法》第八條所提到的民事基本制度具體指的是哪些

第八條是法律保留原則，規定的還是比較具體。但是第七項「民事基本制度」確專實是個很大的問題，也糾屬結過。說點個人的理解吧，憲法第8、9、10、13、16條，都是民事基本制度的規定；還有民事主體資格、物權制度、人身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債權制度、侵權責任、婚姻家庭、收養、繼承製度。

J. 立法法中關於行政立法中授權立法的規定

授權立法制度

中國最早的授權立法出現於1955年，當時的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1959年又通過了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法律的決議。

1982年憲法的頒布實施，從最高的法律效力上規定了授權立法，根據《憲法》第89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2000年3月九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進一步使授權立法趨於制度化。

授權立法不同於職權立法，行政機關有固定的立法權。行政機關的職權立法是指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職權而進行的立法，其立法權產生於憲法和法律的直接規定。例如《憲法》第90條規定：「國務院的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

《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又如該法第73條的規定。

中國學術界認為授權立法可分為兩種：一般授權立法和特別授權立法。前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中的法條授權的授權立法。後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專門制定的法律性或法規性的決議或決定的授權立法。

例如根據《著作權法》第54條的規定：本法的實施條例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這就屬於一種一般授權立法的情況。又如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市經濟特區實施。

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珠海經濟特區實施。這就是特別授權。

事實證明，授權立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及在立法實踐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授權立法的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可見研究授權立法對我國授權立法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10)立法法第八條擴展閱讀

授權立法制度是國家立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成為各國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自19世紀30年代由英國開始的，自產生後它就伴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和政府職能的擴張而逐步發展起來。

（一）提供法律依據，完善授權法 中國許多授權法的形式要件不規范，內容規定不完備，對授權主體和受權主體的資格、授權的條件、時限、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許可權范圍，及它們與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許可權的區別和關系等內容規定不足，給授權立法實踐中糾紛的解決帶來許多困難。

所以完備授權法的內容和形式應是立法工作的重心。授權立法作為立法活動中的一項重要的立法制度，《立法法》對此應單獨立章進行詳細的規定。

完善授權立法的內容。應該通過《憲法》和《立法法》的修改完善對授權立法的規定，也可以制定<授權法>對其進行詳細的規定，這些內容應包括以下這些：首先，明確授權立法的主體和許可權。同時應對法律、法規、和規章之間的立法許可權作明確的劃分，應規定法律中的「保留事項」和專屬立法事項不得授權，被授權機關不得再把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其次，設定授權立法的標准。特別在授權決定中應規定具體的標准，這一標准包括授權立法的依據、范圍和目的。再次，規定授權立法統一的程序。《立法法》雖然對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制定程序以作了較詳細的規定，但授權立法不僅僅只局限於行政法規和規章。最後，還應明確授權的有效期限。

（二）加強授權立法程序制度的建設

授權立法程序是規范和控制授權立法權運行的規則，體現了對授權立法權運行的規范和制約。授權立法的出現使得行政機關獲得大量的自由裁量權，而日益復雜的社會現實和不斷涌現的新現象、新問題使得完全依靠實體法的精確預測和詳盡規定來實現制約行政機關立法中自由裁量權的想法變得不現實。

必須藉助程序制度來制約行政機關立法權。國外許多國家法律都規定，被授權機關在行使授權時，要遵守協商、聽證、公布實施等基本程序，我國也應當明確規定授權立法的正式程序，尤其是協商、聽證等具有民主、公正性的科學程序。

例如：規范授權主體與受權主體的資格審查程序、完善批准程序和備案程序、確立授權立法公開程序和公眾參與程序等。使立法律更加公允，容易得到人們的自覺遵守和執行。

（三）授權立法監督機制的完善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有效運作都需要以完善的監督為基礎，就授權立法制度而言，對它的監督應關注以下幾點。

監督主體，對授權立法的監督應盡量由處於中立地位的機關來進行。授權機關對授權立法享有當然的監督權，但是這種監督往往是屬於同一機關內部的隸屬監督，很難保證監督的中立性。即使是人大和常委會的監督，由於立法任務的繁重和缺乏相應的專門審查監督機關，監督力度和實效很低。

監督方式。一般可分為事前監督和事後監督。授權立法的事前監督主要包括批准和備案。我國憲法、法律和法規中都規定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應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備案，但沒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的部門，這就使得備案工作缺乏組織保障，因此對授權立法的備案應有的具體工作部門來負責。

而批准制度在授權立法中適用的不是很普遍，由於這一制度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很有效，授權機關認為被授權機關的立法不符合授權的目的和范圍，可以不予批准。因此應設立授權立法的批准制度。

監督標准。授權立法監督的主體應以不越權為標准，即授權立法的內容不得違背憲法、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和超越授權法規定的授權范圍。授權立法作為與職權立法相輔相成的立法活動之一，必將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運用和迅速發展。中國應當借鑒西方國家在授權立法方面的先進經驗，來推進和完善授權立法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授權立法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授權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