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法學派

⑴ 歷史法學派的法家評價

第一，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形成和發達作出了貢獻。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誕生於法國，但由於當時法國學術界對法典的過分崇拜，導致了忽視習慣法和判例法，僅僅以法典條款為研究對象的注釋學派的誕生，該學派統治法國近一個世紀，阻礙了民法科學的發展。與此相對，在德國，由於學者們埋頭於對羅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創立了一個龐大的民法體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學學科。而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國法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歷史法學派的成員：胡果、薩維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溫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說，如果沒有歷史法學派，那麼，近代民法學就不會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第二，歷史法學派在挖掘、整理、恢復人類法律文化遺產方面作出了貢獻。現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學學科的歷史基礎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從中世紀起就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如義大利波倫那大學的前、後期注釋法學派（伊納留斯、阿佐、阿庫修斯以及巴爾多魯等）、16世紀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阿爾恰特、居亞斯等），以及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朴蒂埃等，都對羅馬《國法大全》進行了整理、注釋。歷史法學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予以總結、匯集、出版，從而使古代羅馬法的經典文獻能為創建近代法學服務。後者即日耳曼法，雖然從11世紀後，也為一些學者所研究，但大規模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歷史法學派中的日耳曼學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論》和《德意志團體法論》，在保存、恢復和闡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超越。
第三，歷史法學派人物眾多，觀點也不一致，不能以薩維尼否定自然法理論、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反對編纂統一法典而否定該學派對世界法學發展的整體貢獻。
第四，即使是薩維尼，筆者認為也是應當肯定的。這里涉及的問題是：一、薩維尼的作品《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對近代民法學的誕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學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薩維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觀點，如同自然法學派認為法起源於人的理性一樣，是人類在認識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在比較虛無的「人類理性」之外，去尋找法的起源的途徑。正是受了薩維尼這種歷史主義的、民俗學的法學研究的啟發，後人便進一步將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了法學之中，從而創立了法社會學、法文化學、法經濟學等，豐富了人類認識法這一社會現象的手段。薩維尼的觀點是人類試圖科學地認識法的起源的無數智慧鏈條中的一環，不能全盤否定。三、至於薩維尼的政治立場，由於其出身貴族，加上他反對自然法學派和反對編纂法典等，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動保守的。但從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從政時表現來分析（1842年他擔任普魯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後，曾專心於改革貴族制度、擁護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確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據條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說19世紀40年代後的薩維尼是一名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和法學家也並不過分。

⑵ 歷史法學派關於哲學宣言解釋一下

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
作者:馬克思
出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時間：

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86

人們通常 認為，歷史學派是對18世紀輕佻精神的一種反動。這種觀點流傳的廣泛性 和它的真實性 恰好成反比。確切地說，18世紀只有一種產物，它的主要特徵就是輕佻， 而這種唯一輕 佻的產物就是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已把研究起源變成了自己的口號，它把自己對起源的 愛好發展到了極端，以 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幹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頭上航行。因此 ，要是我們返回到歷史 學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87去，這個學派肯定會認為 是合情合理的。歷史學 派的哲學產生於歷史學派的發展之前，所以，要在該學派的發展本 身中去尋找哲學是徒勞 無益的。
18世紀流行過的一種虛構，認為自然狀態是人類本 性的真實狀態。當時有人想用肉 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創造出自然人——巴巴蓋諾，他 們純朴得居然身披羽毛。在18 世紀最後幾十年間，有人曾經設想，那些原始民族具有非 凡的才智，那時到處都聽到捕鳥 者模仿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鳥鳴術，以為用這種辦法 就能誘鳥入彀。所有這些離奇的 言行都是以這樣一種正確的想法為根據的，即原始狀態是 一幅幅描繪人類真實狀態的純朴 的尼德蘭圖畫。
胡果就是還沒有接觸到浪漫主義文化 的歷史學派的自然人，他的自然法教科書就是歷 史學派的舊約全書。赫爾德認為，自然人 都是詩人88，原始民族的聖書都是詩集，他這 種觀點絲毫也不會妨礙我們作出上述論 斷，盡管胡果是用最平淡、最枯燥無味的散文語調 來說話的；因為正如每個世紀都有自己 獨特的性質一樣，每個世紀都會產生出自己獨特的 自然人。因此，如果說胡果不是在作詩 ，那他畢竟是在編造虛構，而虛構是與18世紀的 平淡無奇性質相適應的一種散文詩。
當我們說胡果先生是歷史學派的鼻祖和創始人的時候，我們是按照這個學派自己的意 願 行事的，最著名的歷史法學家所寫的那篇紀念胡果的文章89就證明了這一點。當我們認 為胡果先生是18世紀的產兒的時候，我們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的意圖行事的，這位先生 本人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自稱是康德的學生，並把自己的自然法稱作康德哲學的支脈①。 現在我們就從胡果的宣言中的這一論點談起。
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師康德，他認為，因 為我們不能認識真實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 實的事物存在著，我們就合乎邏輯地承認它完 全有效。胡果是一個否認事物的必然本質的 懷疑主義者，因此他就像霍夫曼那樣對待事物 的偶然現象。所以，他根本不想證明，實證 的②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圖證明， 實證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胡果自鳴得意地 竭力從各方面搬出證據，以便證明下列論點是 顯而易見的，即任何一種合乎理性的必然性 都不能使各種實證的
① 見胡果《作為實在法 、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4
版第Ⅻ頁。——編者注
② 德文「positiv」既有「實證的」意思，又有「實際的」、「實在的」意 思 。
——編者注
制度，例如所有制、國家制度、婚姻等等，具有生命力；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相矛盾的；人們至多隻能在擁護或 者反對這些制度的問題上空發議論而已。我們決 不應該把 這 一方法歸咎於胡果的偶然的個性，其實，這是他的原則的方法，這是歷史學派 的坦率而天 真的、無所顧忌的方法。如果說實證的事物之所以應當有效，就因為它是實證 的，那麼我 就必須證明，實證的事物之所以有效，並非因為它是合乎理性的；除了證明不 合理性的事 物是實證的，實證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實證的事物不是由於理性，而是違背 理性而存在 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更清楚地證明這一點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實證的事 物的尺度， 那麼實證的事物就不會是衡量理性的尺度。「這些雖然是瘋話，但這是方法！ 」①因此， 胡果褻瀆了在正義的、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人看來是神聖的一切，可是，他破壞 這些神聖的 事物，只是為了把它們作為歷史上的聖人遺物來加以崇敬，他當著理性的面玷 辱它們，是 為了以後當著歷史的面頌揚它們，同時也是為了頌揚歷史學派的觀點。
胡果的論據，也和他的原則一樣，是實證的，也就是說，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麼 是 差 別。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認為是權威，而每一個權威又都被他拿來當作一種根據。所以 ，他 在某一段文章里引證了摩西和伏爾泰、理查森和荷馬、蒙田和阿蒙，引證了盧梭的《 社會 契約論》和奧古斯丁的《論神之都》。他也以同樣的態度去對待各個民族，把他們等 同起 來。在胡果看來，暹羅人和英國人一樣實際，盡管前者認為，按照國王的命令縫住饒 舌者 的嘴巴，把笨拙的演說者的嘴巴一直剪到耳朵，這是永恆的自然定律，而後者則認為 ，要 是他的國王專
①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2幕第2場。——編者注
橫地決定徵收哪怕只是一分尼的捐稅，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謬行為。不知羞恥的康奇人 也和法國人一樣實際， 盡管前者赤身裸體地走來走去，至多用淤泥來塗抹一下自己的身體 ，而後者則不僅要穿衣 服，而且還要穿得很考究。德國人也並不比拉傑普特人更為實際， 盡管前者把女兒當作家 庭寶貝來教養，而後者為了免去哺育之累，索性把女兒殺死。總而 言之，皮膚上的疹子就 像皮膚本身一樣實際。
在一個地方這種事物是實際的，而在另一個地方那種事物是實際 的。無論這種事物還 是那種事物，都是不合理性的。那就服從那些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是 實際的事物吧！
這樣看來，胡果是一個十足的懷疑主義者。否認現存事物的理性的18 世紀的懷疑主 義，在胡果那裡表現為否認理性存在的懷疑主義。胡果承襲了啟蒙運動，他 不認為實證的 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但這只是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實證的事物 。胡果認為， 人們消除實證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為了承認沒有理性假象的實證的事物 ；他認為，人 們摘掉鎖鏈上的虛假的花朵，是為了戴上沒有花朵的真正鎖鏈。
胡果同 18世紀的其他啟蒙思想家的關系，大體上就像攝政者①的荒淫宮廷主政時期 法蘭西國家 的解體同國民議會時期法蘭西國家的解體的關系一樣。二者都是解體！在宮廷 主政時期， 解體表現為放盪的輕佻，它懂得並嘲笑現存狀況的思想空虛，但這只是為了擺 脫一切理性 的和道德的束縛，去戲弄腐朽的廢物並且在這些廢物的戲弄下被迫走向解體。 這就是自己 拿自己尋歡作樂的當時那個世界的腐敗過程。相反，在國民議會時期，解體則 表現為新精 神從舊形式下的
① 奧爾良公爵菲力浦第二。——編者注
解放，因為舊形式已不能容納新的精神.這就是新生活對自身力量的感覺。生活正在破壞已 被破壞的東西，拋 棄已被拋棄的事物。因此，如果說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學 看成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那麼 ，就應當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國舊制度的德國理論 。我們又一次在胡果身上發現了攝 政時期放盪者的全部輕佻，即庸俗的懷疑主義，這種懷 疑主義對思想傲慢無禮，對顯而易 見的東西卻無比謙卑順從，只有在扼殺實證事物的精神 時才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智慧，目的 是為了佔有作為殘渣的純粹實證的事物，並在這種動物 狀態中感到舒適愜意。胡果甚至在 權衡論據的分量時，也以絕對可靠的本能把各種制度中 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東西都看作 對理性來說是一種可疑的東西。對胡果的理性來說，只 有動物的本性才是無可懷疑的東西 。那就讓我們來聽聽這位從舊制度的觀點出發的啟蒙思 想家是怎樣說的吧！應當從胡果 本人的話中聽出胡果的觀點來。應當給他的全部論斷一概 加上「他自己說的」這幾個字。
導言
「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徵就是他的動物本性。」①
自由篇
「對自由〈指 合乎理性的本質〉的限制，甚至是這樣的一種情況：這種本質不可能隨 心所欲地不再成為 合乎理性的本質，即不再成為能夠而且應當合乎理性地行動的本質。」 ②
第5 2頁。 ——編者注
② 同上，第147頁。——編者注
「不自由絲毫不會改變不自由的人和其他人的動物本性和理性本性。一切道義上的責任仍然起作用。奴隸制不僅從肉體方面來看是可行的，而且 從理性方面來看也是可行的；任 何證明與此相反的觀點的探討，肯定包 含著某種誤解。當然，奴隸制也並不是絕對合乎法 理的，也就是說，它既不是從動物的本 性中產生出來的，也不是從理性的和市民的本性中 產生出來的。可是，奴隸制同奴隸制的 反對者所承認的任何一種法一樣，可能是一種暫時 的法，這一點可以在和私法以及和公法 的比較中看出來。」證據就是：「從動物本性的觀 點來看，屬於富人所有的人，顯然比窮 人更有免受貧困的保證，因為失去前一種人對富人 是不利的，富人也很關心他們的疾苦， 而窮人身上只要有一點東西可以榨取，就會被他們 的同胞榨取出來……」「虐待奴隸和使 奴隸致殘的權利並不重要，即使發生這種情況，那 也不見得比窮人所忍受的痛苦嚴重多少 ；至於從身體方面來說，這種情況也並不像戰爭那 樣嚴重，因為奴隸本身到處都必定是用 不著參加戰爭的，甚至在切爾克斯的女奴隸中間美 女也比在女乞丐中間更加容易找到。」 （請聽這個老頭說些什麼！）
「至於說到理性的本性，那麼當奴隸也要比忍受貧困優越 ，因為奴隸的所有者即使從 精打細算的角度出發，也寧願為教育有某種才能的奴隸解囊， 而不願意在行乞的孩子身上 花錢。在國家制度的范圍內，正是奴隸才免除了種類奇多的壓 迫。押送戰俘的人只是由於 暫時要擔負責任才去關心戰俘，難道奴隸比戰俘更不幸嗎？政 府派看守去監管苦役犯，難 道奴隸比苦役犯更不幸嗎？」
婚姻篇
「與對婚姻作完全 自由的探討時相比，以前從哲學觀點來考察實在法時，婚姻往往被 看得重要得多，又合乎 理性得多。」②
誠然，在婚姻中，滿足性慾是合乎胡果先生的心意的。他甚至還① 胡 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4版 第24 7、249、251—255、257頁。——編者注② 同上，第276頁。—— 編者注從這一事實中引出有益於健康的道德來:
「從這種情況以有無數別的情況中，人們本來應當看到，為了一個目的把人的身體作為手 段來使用，並非像人們其中包括康德 本人對這一說法所作的錯誤理解那樣，都是不道德的 。」①
可是，用排他性來使性慾 神聖化，用法律來約束慾望，用道德的美把自然要求理想化 、使之成為一種精神結合的因 素——婚姻的精神本質——這一切在胡果先生看來，恰恰是 婚姻中的可疑的東西。但是， 在進一步探討他那輕佻的無恥思想之前，我們且來聽聽一位 法國哲學家的聲音，以便同這 位探究歷史的德國人進行比較。
「一個女人既然為了唯一的男人而拋棄這種神秘的矜 持（這種矜持的神的戒律她銘刻 在心上），那她就把自己獻給了這個男人。為了他，她在 委身於他的時刻拋棄了從來沒有 拋棄過的含羞心理，僅僅為了他，她撩開了平時用作庇護 所和裝飾品的面紗。於是就產生 了對丈夫的親密無間的信任，這是只能在她和他之間存在 的排他性關系的結果，她並不因 為這種關系而覺得受到了侮辱，於是就產生了丈夫對這種 犧牲的感激，產生了對這個人的 情慾和尊敬交織的情感，這個人甚至在和他共享歡樂的時 候似乎也只是一味遷就他的。這 就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一切都秩序井然的原因。」
自由的推究哲理的法國人本傑明·貢斯當就是這樣說的！90現在我們就來聽聽那位 奴 顏婢膝的、探究歷史的德國人是怎樣說的吧！
「更加可疑得多的是第二個因素，即未經結 婚不得滿足這種慾望。動物的本性是和這 種限制相違背的，理性的本性更是如此，〈因為 ……你們猜他要說什麼！……〉因為一個 人要預見到這會產生什麼後果，他就應當是幾乎 無所不知
① 胡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 訂第4版
第279頁。——者注
的，所以，如果我們答應只能與某一個特定的人滿足 這一種強烈的天然慾望，那麼， 這就是對上帝的誘惑！」「對美好事物的按其本性是自由 的感情就要受到束縛，而與這種 感情相聯系的東西就要與之分離。」①
請看，我們那 些青年德意志派在向誰學習！91
「這一制度②是和市民的本性相矛盾的，因為……最 後，警察就要承擔一項幾乎無法 完成的任務！」③
哲學是多麼糊塗啊，對警察連這點 關照都不加考慮！
「婚姻法細則的一切後果都向我們表明：不管遵循怎樣的原則，婚姻 仍然是一種極其 不完善的制度。」
「可是，這種用婚姻限制性慾的辦法，也有其極大優 點，因為它通常能避免傳染病， 婚姻使政府省去了許多麻煩。最後，到處都有極其重要意 義的那種見解，即認為私法的因 素在這里已經成了唯一合乎習慣的因素，也起了作用。」 「費希特說：沒有結婚的人只算 得半個人④。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即胡果〉，抱歉得 很，不得不認為把我凌駕於基督 、費奈隆、康德和休謨之上的這一美妙格言是一種駭人聽 聞的誇張。」
「至於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那顯然要取決於人的動物本性！！」⑤
教育篇
我們一開頭就讀到：
① 胡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 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 4版
第280—281頁。——編者注
② 在胡果的 著作中這個詞為「限制」。——編者注
③ 胡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 然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 4版
第281—282頁。——編者注
④ 費希 特《根據科學學原則創立的倫理學體系》1798年耶拿—萊比錫版第44 9頁
。——編者注
⑤ 胡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4版第28
5—289頁。——編者注
「教育的藝術所能提出的反對與此〈即家庭教育〉有關的法律關系的理由，並不少於愛的 藝術所提出的反對婚姻的理由。」①
「困難就在於人們只能在這種關系的范圍內進行教育，不過這種困難遠不像在滿足性 欲 時 那樣令人憂慮，其原因還在於允許以契約形式委託第三者進行教育；因此，凡對這項工 作有 強烈興趣的人，都能很容易得到滿足。不過受教育者當然不一定是他願意教育的某個 特定 的人。然而，一個誰也不會把孩子委託給他的人，卻可以憑借這種關系進行教育，從 而排 除他人進行教育的可能性，這種事實也是和理性相矛盾的，最後，這里還有一種強制 在起 作用：一方面實在法往往不允許教育者放棄這種關系，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又不得不讓 這樣 的人施教。這種關系的現實性多半是以出生的純粹偶然性為基礎的，而出生必定是通 過婚 姻同父親發生聯系的。由於這里通常有一種本身就妨礙良好教育的偏愛在起作用，上 述關 系的產生方式顯然不是特別合乎理性的；而且父母雙亡的孩子也得受教育，可見這種 產生 方式也不是絕對必要的。」②
私法篇
第107節教導我們說：
「私法的必要性完 全是一種臆想的必要性。」③
國家法篇
「服從掌握權力的官府是神聖的道義上的責 任。」「至於政府權力的分配，那麼實際 上並沒有一種國家制度是絕對合乎法理的，可是 ，不管權力如何分配，每一種制度又都是 暫時合乎法理的。」④
人們也能拋棄自由的最 後束縛，即拋棄那強使人們成為合乎理
① 胡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 法教科書》1819年柏林修訂第4版
第336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38— 339、348頁。——編者注
③ 同上，第138頁。——編者注
④ 同上，第 512、519—520頁。——編者注
性的存在物的束縛，這一點胡果不是已經證明了嗎?
我們認為，從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中引來的這幾段摘要，足以給這一學派作出歷 史的 評價，以取代那些非歷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虛構。這幾段摘要足以用來判 明胡 果的繼承者92能不能承擔當代的立法者的使命。
誠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文化 的發展，歷史學派的這棵原生的譜系樹已被神秘的煙霧 所遮蓋；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 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給它；無數學術果實都從這棵樹 上被搖落下來，曬干，並且被加以 誇大地存放在寬闊的德國學術庫房中。可是，實際上只 須略加考證，就能夠在種種天花亂 墜的現代詞句後面重新看出我們的舊制度的啟蒙思想家 的那種齷齪而陳舊的怪想，並在層 層濃重的油彩後面重新看出這位啟蒙思想家的放盪的陳 詞濫調。
胡果說，「動物本性 是人在法律上的特徵」照這樣說來，法就是動物的法，而有教養 的現代人則不說「動物的 」這種粗野而坦率的字眼，而說「組織法」之類的術語了，因為 在說到組織的時候，誰會 立即想起動物的機體①呢？胡果說，在婚姻以及其他道德法律制 度中都沒有理性，而現代 的先生們則說，這些制度固然不是人類理性的創造物，但它們卻 是更高級的「實證」理性 的反映，其他一切東西莫不如此。只有一個結論他們都是用同樣 粗野的語調來表達的，那 就是：專制暴力的法。
應當把哈勒、施塔爾、萊奧及其同夥的法律理論和歷史理論看作 只不過是胡果的自然 法的舊版翻新，在經過幾番考證辨析之後，在這
① 德文「Orga nismus」既有「組織」、「機構」的意思，又有「機體」的意
思。——者注
里又可以看出舊的原文了，以後如有機會，我們將更為詳細地來說明這一點。
因為我 們手裡還有舊的宣言，所以，一切修飾美化這一原文的伎倆就更是枉費心機了 ，這一宣言雖 然不太明智，但它的意思還是非常清楚的。
卡·馬克思大約寫於1842年7月底—8 月6日
載於1842年8月9日《萊茵報》第221號附刊（缺《婚姻篇》）
第一 次用原文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1 卷第1分 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1卷翻譯

⑶ 歷史法學派的理論淵源

歷史法學派
胡果最先將歷史性的實用主義批判引入法學領域，他在對「版歷史性的權」自然法理論表示贊同的同時，反對純理論的自然法學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為實定法哲學的自然法》中認為，由於法學家從事的是文科研究，並不進行任何實驗，所以他們的一般性的思索對立法沒有價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種法規、法律，不會顧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醫生在開處方時，總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而不會顧及醫學的一般原則一樣。因此，歷史主義的個別化的觀察方法與一般化的認識方法是對立的。
基於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准。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

⑷ 哲理法學派與歷史法學派的異同

1.哲理法學派來
由德國的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自表，從法的外部著手，把他們的法律觀建立在自己的哲學基礎上，呈現出鮮明的形而上色彩。康德具有自由主義傾向，而黑格爾則具有國家主義傾向。
2.歷史法學派
這個學派以胡果特別是以薩維尼為代表，他們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而自然地、逐步地發展的，法的主要形式應當是習慣法。可是歷史法學派的觀點趨於保守，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法學派」。

⑸ 都有哪些法學派，能把他們的觀點主張簡要概括下嗎

薩維復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歷史法制學派的核心人物
1、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這個民族的法也就趨於消逝。
2、法學家固然有獨特的知識，但這僅是法的技術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是民族意識，即共同體的一個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
3、法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
4、法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逐步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製造的。
普赫塔---歷史法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
1、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
2、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⑹ 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觀點的區別

一、古代法學派別 1、古典自然法學派古典自然法學派形成於17-18世紀，創始人為格老內秀斯（荷蘭）、主容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國）、孟德斯鳩（法國）、盧梭（法國）、漢彌爾頓（美國）、傑弗遜（美國）等，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繼承了歷史上自然法。

⑺ 歷史法學派的系統發展

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
歷史法學派法本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
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並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⑻ 歷史法學派的學派分化

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羅馬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還有溫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該學派強調當前德國法學家的任務，是對德國歷史上的羅馬法窮根究底，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其中內含的原理，區別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死亡了的。胡果和薩維尼，都試圖在研究羅馬法的基礎上構造一門概念清楚、體系完整的民法學學科，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羅馬學派開始向概念法學發展。
法的精神
19世紀中葉以後，羅馬學派又分為兩派，一派以溫德海得等人為代表，在研究《學說匯纂》的基礎上，使概念法學發展得更為充分、更加系統化，從而形成了「潘德克頓法學」（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則以耶林為首，逐步意識到概念法學的弊端，主張對法不應當僅僅作歷史的、概念的研究，還必須從法的目的、技術、文化等角度來研究。
歷史法學派中的羅馬學派轉變為「潘德克頓法學」，是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開始出現統一的趨勢，統治階級開始認識到，統一的德國對於其擠入帝國主義列強是必要的。為此，在德國出現了統一立法的趨勢。1848年以後，《德意志一般票據條例》開始在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絕大多數盟國實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絕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實行。其後制定民法典的呼聲也甚高。而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則體現了國家的意志。這無疑刺激了「潘德克頓法學」的成文法至上主義。 「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由專事研究《學說匯纂》的學者海塞（Heise）創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溫德海得。
溫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頓法學」的核心人物，也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溫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關於前提的羅馬法理論》（1850）、《條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頓教科書》。溫德海得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後者中。該書是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集大成。首先，該書在對所有「潘德克頓法學」文獻進行概括、整理和闡明內容的同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該書體系完整、理論結構嚴密，不僅在各項制度研究上運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邏輯性操作構成的系統的法學方法，而且將其推廣到了整個私法學領域；第三，傳統的「潘德克頓法學」作品，或偏向於理論或偏向於實用，而本書則第一次將理論和實用結合在一起。它是對以往「德國普通法」理論的集大成，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具有極大的權威，不僅支配了整個德國的民法學，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1900年《德國民法典》 （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說成是「小溫德海得」。）。
「潘德克頓法學」的特點，一是對概念的分析、闡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尤其是溫德海得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確立的五編制民法學體系，成為1900年《德國民法典》（包括後來的日本和舊中國等的民法典）的淵源；三是以羅馬《學說匯纂》作為其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的歷史基礎。「潘德克頓法學」，顧名思義，它是《學說匯纂》（Pandekten之音譯）的注釋學，
歷史法學派
這是近代德國民法學明顯區別於《法國民法典》的地方（後者以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為藍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脫離現實、從概念到概念、從條文到條文的傾向。
在溫德海得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至頂峰的同時，以耶林為首的「目的（利益）法學」（功利主義法學）也在羅馬學派內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羅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為權利而斗爭》（1872）、 《法的目的》 （全2卷。1877～1884）。在這三本書中，耶林對「潘德克頓法學」只注重概念、脫離社會現實利益（權利）斗爭、脫離社會法的目的的傾向進行了批判。在《羅馬法的精神》一書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權利概念。薩維尼將權利定義為「意思的力」，耶林主張將權利定義為「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對人的目的和動機作了研究，這種目的或動機形成兩個大的系列即個人的和社會的。個人對社會行為的利己動機有兩種：報答（Lohn）和力（Zwang）；社會動機也有兩種：義務的觀念和愛的觀念。這一學說為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台創造了條件：目的是法的創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兩者不可偏廢等等。這些思想，對以後的社會學法學的勃興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歷史法學派中另一個學派日耳曼學派，其特點是埋頭於德國本民族法（日耳曼習慣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創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麥爾（K.J.A.Mittermaier，1787～1867）、 阿爾普萊希（W.Albrecht，1800～1876）、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以及祁克等。該學派自1830年以後，開始與羅馬學派決裂，而1846年在呂貝克召開的「日耳曼法學家大會」則是這種決裂的公開化。
日耳曼學派堅持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該學派也贊成羅馬學派的研究方法，主張用邏輯的、概念的、體系的手段來研究歷史上的法律。但是，與羅馬學派不同，該學派主張發掘德國私法自身發展的歷史。與羅馬學派為近代民法學的體系、原則、概念和術語奠定了基礎相對，日耳曼學派的貢獻除了為近代提供社會團體主義理念之外，還表現在促進了近代商法學和有價證券法學的發達方面。而對日耳曼法學的總結、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則是祁克。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德意志團體法論》（全4卷，1868 ～1913 ）和《德意志私法論》（全3 卷，1895～1917）等著作中，其內容非常廣泛，其中，關於法的本質、法和道德的關系以及社會法思想代表了他的歷史法學派的基本立場。

⑼ 歷史法學派的提出學說的背景

. 歷史法學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學生、德國著名私法學家薩維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專作品有《佔有權屬論》 （1803）、《論立法及法學的現代使命》（1814）、《中世紀羅馬法史》（1815～1831）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1840～1849）等。繼胡果和薩維尼之後， 歷史法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薩維尼的學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習慣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頓教科書》（1838 ）、 《教會法入門》（1840）和《法理學教程》 （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 薩維尼和普赫塔外，歷史法學派的代表還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溫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⑽ 簡述歷史法學派的缺陷。

歷史法學派的所謂的缺陷僅僅在於它的時代局限性和唯心主義的觀點，綜合來講，歷史法學派的優點更多，詳解如下：
一、關於歷史法學派的簡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並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二、歷史法學派的唯心主義觀點主要的代表人是薩維尼，詳解如下：
薩維尼出身於貴族家庭，從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起就在該校任羅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長、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1842年起任普魯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為了反駁戴菩，他寫了一本《論當代在立法和法理學方面的使命》的小冊子。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後來又創辦了歷史法學泥刊物，傳播這一派觀點。
戴菩在他的小冊子中，雖然沒有對《拿破崙法典》直接作出評論，也沒有將他關於制定法典的倡議提升為理論，但薩維尼及其門生卻直接、間接地認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崙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議體現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並聲稱，雙方爭論代表了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之間的對立。
薩維尼在其1814年所寫的小冊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即通過人類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類普遍適用的法典這種觀點，完全是「幻想」、「荒誕無稽的」；自古以來，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趨於消逝」。總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文明的進步，出現了法學家階級，他們代表共同體，負責法律的技術方面，此後法律就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為法學家手中的一種獨特知識，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識）以及技術成分；法律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後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因為法律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進步地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創造的，等等。他的結論是，不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據德國法學家還缺乏歷史精神等條件來看，德國「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同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一樣，都是以唯心史觀為基礎的，但它們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所講的理性主義的立法，實質上就是制定資產階級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種觀點是反神學、反封建的。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派雖然以「歷史」為標榜，但卻歪曲了歷史本身。因為歷史事實是：法律並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現象，它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階級斗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法律不同於語言，也決不是什麼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歸根結底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傳統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意志起作用的。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不僅是唯心主義的，而且在19世紀歐洲的歷史條件下，更代表了一種歷史復古主義的反動思潮，是與維也納會議和「神聖同盟」的精神，即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雖然在理淪上並沒有完全否認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將立法或制定法典貶低為從屬於習慣法的無足輕重的地位，實質上也就是反對當時在德同制定像《拿破崙法典》那樣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而維護代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利益的習慣法，即當時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會法，等等。
他的這些觀點當然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戴菩關於實現德國法律統一化的倡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反對德國的民族統一，要求繼續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