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特點
『壹』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具體:
到隋唐時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秦朝的法律制度從現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來看,已經很完備,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各項法律的原則。
此後,經過西漢和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國古代法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法」這個字寫作「灋」,《說文解字》中對這個有專門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音志),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傳說廌是堯時的法官皋陶審案時蹲坐一旁的獨角神獸,能辯曲直、斷疑案,如果誰有罪,就會用角去觸他。後來,廌又寫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種獬豸冠,來表示自己執法公正。現在北京故宮太和殿房檐上的小獸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獻中,「刑」就是法,春秋時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稱《刑書》、《竹刑》。戰國時「法」才有了法律的含義,「律」也同時作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現,如商鞅的「改法為律」,表示法要有穩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經常通用,不過,歷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為名,通稱為刑律。
八 議
八議是封建社會官員、貴族享受的一種特權法,是「刑不上大夫」具體體現。
具體內容是:議親,即皇帝的親戚;議故,即皇帝的故舊;議賢,即德行出眾的人;議能,即有大才乾的人;議功,即對國家有大功勞的人;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議勤,即特別勤於政務的人;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禮與刑
周公制禮後,禮在西周就具備了法的性質。禮從積極方面來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而刑則從消極方面來規定人違禮以後如何處罰。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系統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國家活動等,二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婚、喪、冠、祭等各種禮儀。刑則指《呂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呂侯製作的,以論刑為主,強調執法慎重。
禮主要在貴族內部執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們自覺遵守,防止犯上作亂。如果違背了禮,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對兩者關系的概述。因為庶人忙於勞動,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按照禮的要求做事,但他們要受禮的約束,嚴重違禮的行為也要受處罰。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減免或寬恕,比如不用殘酷的肉刑,不公開處死等,但嚴重違禮也會受制裁,甚至被處死。
殺和戮
殺和戮都有殺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區別。在古代,人們將戮刑視為奇恥大辱,所以,在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恥辱的含義。戮可以分為兩種,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將犯人示眾,然後再殺死。死戮是先將人殺死,然後再陳屍示眾,如果沒有被殺就已經死的,就陳屍示眾,有時為了泄憤,還要鞭屍。或者將屍骨故意弄得到處都是,叫做鞭屍揚灰,這不但是對死者的侮辱,還是對他在世的親屬的羞辱。
戮刑是對要受刑的人的一種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後,都注重人的尊嚴和榮譽,處死犯人時一般要秘密處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基本是夏啟以及後來的繼承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積累起來的習慣法,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考證了。有的史籍中記載說「夏刑三千條」,實際並沒有那麼多,現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宮、大辟(具體參見「五刑和肉刑」)。
具體內容包括三種:昏、墨、賊。這三種罪名都要殺頭。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壞事卻竊取別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貪得無厭,敗壞官
『貳』 簡述立法的特徵
立法活動具有如下的特徵:
第一,立法是由特定主體進行的活動。
第二,立法是專依據一定的職權進屬行的活動。
第三,立法是依照法定程序所進行的活動。
第四,立法是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活動。
第五,立法是制定、修改、廢止或認可法律規范的活動。
(2)立法特點擴展閱讀:
在現代社會,各國的立法權一般由議會行使,各國的議會制度也不盡相同。三權分離立法機關。除了立法權之外,議會通常有權使用稅收。在兩院制的議會制中,下議院通常具有最基本的稅收權力,並且可以通過否決政府預算來控制稅收的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關,而且是最高權力機關。它擁有任命行政長官、首相和首席法官的權力,但並不單獨擁有所有的立法權力。行政機關和政府也有一定的立法權,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單獨頒布,具有法律效力。規則。
『叄』 中國的立法過程的主要特點是
A B C D
中國的立法過程的主要特點:
其一,在立法過程中,也客觀地存在著不同回的意見答,但沒有為此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派別。
其二,立法過程總體上是謹慎的。(「雙層結構」 ;三次以上的審議 )
其三,立法過程已經具有了一定的開放性。
其四,立法進程正在加快。
『肆』 立法的特點有哪些
中國的立法過程來的主要特點:自
1,在立法過程中,也客觀地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沒有為此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派別。
2,立法過程總體上是謹慎的。(「雙層結構」 ;三次以上的審議 )。
3,立法過程已經具有了一定的開放性。
4,立法進程正在加快。
『伍』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陸』 立法有哪些特點
1. 立法是由特定主體進行的活動.立法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活動。國家機關是由許多不同職能、不同級別、不同層次的專門機關構成的一個體系,不是這個體系中的所有機關都是立法機關,只有其中特定的機關才能立法。這些特定的機關稱為有權立法主體。在現代各國,議會或代表機關都可以稱為有權立法的主體;一國究竟由哪個機關或哪些機關享有立法權,主要取決於國家性質、組織形式、立法體制和其他國情因素。立法之所以要由特定的主體進行,根本原因在於立法活動在國家的各種活動中,是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又關繫到國計民生重大問題。
2. 立法是依據一定職權進行的活動。有權立法的主體不能隨便立法,而要依據一定職權立法:
① 就自己享有的特定級別或層次的立法權立法。
② 就自己享有的特定種類的立法權立法。
③ 就自己有權採取的特定法的形式立法。
④ 就自己所行使的立法權的完整性、獨立性立法。
⑤ 就自己所能調整和應調整的事項立法。若主體不依據立法職權立法,就可能超越或濫用職權,或不努力行使自己應行使的職權,就會生出諸多弊端。
3. 立法是依據一定程序進行的活動.現代立法一般經過立法准備、由法案到法和立法完善諸階段。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有特殊程序。立法依據一定的程序進行,才能保證立法具有嚴肅性、權威性和穩定性。
4. 立法是運用一定技術進行的活動.立法是一門科學。任何國家或立法主體要使所立的法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不能不重視立法技術。亦即重視如何使所立的法成為理想的法。立法技術在不同時代、不同國情之下有很大差別,但就其基本含義來說,是指一定的立法主體在立法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如何使所立的法臻於完善的技術性規則,或者說是制定和變動規范性法文件活動中的操作技巧和方法。
5. 立法是制定、認可和變動法的活動.立法的主要特徵更在於它是直接產生法和變動法和活動。立法作為產生和變動法的活動,它是系統工程,包括制定法、認可法、修改法、補充法 廢止法等一系列活動。
『柒』 概括先秦時的立法特點
在原始社會末期,我們的先民遵從的主要是習慣法。夏代的法律總稱「禹刑」,商代的法律總稱「湯刑」,西周的立法包括制「禮」和作「刑」兩個方面,「九刑」是西周刑律的統稱,其中最重要的是贖刑性質的《呂刑》。夏、商、西周時期立法的主要特點是國法與宗法的統一,中華法系的雛形開始形成。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百家爭鳴,成文法在各國陸續出現,法律制度的大變革引發劇烈的社會變革。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立法是魏國李悝制定的《法經》,最重大的事件是商鞅變法。
夏朝實行「天罰」制度,商代有「神判」制度,西周在審判中強調貫徹「明德慎罰」的原則,「論心定罪」是西周審判的一個重要特點,「疑罪惟輕」也是西周的審判原則之一。刑罰嚴酷是先秦時期的司法特點,墨、劓、
剕 、宮、大辟「五刑」是這一時期的主刑。
法家思想萌芽於春秋末期,代表人物有管仲、子產、李悝、商鞅等人。法家倡導「法治」,主張「事斷於法」,「刑無等級」,與儒家的「仁」、「德」、「愛」、「禮」等針鋒相對。法家還倡導「重刑」,主張「以刑去刑」。
http://dydyqfy.sdcourt.gov.cn/dydyqfy/367792/367794/622169/index.html
『捌』 行政立法的特點是什麼
行政立法是指特定的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制定和發布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行為。行政立法具有以下特點:
(1) 行政立法具有行政性;
(2) 行政立法具有立法性。
『玖』 秦朝法律的特點是什麼
秦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國法制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
一方面,因為秦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
另一方面,秦朝法律制度,是在法家思想的強烈熏陶下,由法家代表人物或深受法家影響的政治人物制定出來的,在整體風格上法家色彩極為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