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現狀
Ⅰ 我國法制建設現狀
中國法治的現狀與展望---演講人 江平- -
我今天講演的題目比較大一點，講的是中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與展望。我去年的演講提到非典、孫志剛案件等事件，以說明公權力在當時的情況下，應該得到怎樣的制約，包括公權力的責任機制、透明機制。一年過去了，現在看來，去年後半段發生的一些事情，特別是在徵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遷中所出現的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劇烈沖突在今年一年內有增無減。或者說2004年我們的法制進程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公權和私權的碰撞，我們所能夠預見到的是這一個現象在明年可能還會繼續下去。至於這種碰撞是會更激烈一些還是更緩和一些，恐怕還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公權和私權這一對非常重要的矛盾。
一旦公權和私權發生矛盾，私權碰到強大的公權的干預和碰撞，私權怎樣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很現實的問題。更何況我們從法律的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法律的一個重要的理念都是要維護弱勢的階層。有的人過分地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無序，而把國家干預看成是有序的，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因為每一個人的私權考慮的是個人利益，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可能不是很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公權來解決私權的無序狀態，但同時也要看到無序包含著有序，有序裡面暗含著無序。市場雖然看起來是私權橫行的天下，私權看起來是無序，但是私權的行使終究還有一個市場規律的制約。如果過分迷信公權，那麼公權裡面也可能包含著無序，因為公權的行使包括決策者的個人意志；或者說沒有一個程序規范的公權的行使可能造成無序，地方保護主義也可能造成無序；如果再加上尋租這種現象就更有可能造成公權力行使裡面的無序，所以如何解決好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矛盾和沖突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財經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的討論會，當時也是請了吳敬璉教授和我作為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我表述了三個觀點，第一個問題是在公權和私權發生沖突的時候應該首先認識到私權是基礎，私權甚至是目的。應該說只要是私權的主體依法享有的權利就應該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我想這個前提應該是私權本身是合法取得的。現在有的時候一紙批文或一個文件往往可以把某個市場經濟主體合法取得的一切權利都給剝奪了。如果私權利這樣被公權力隨意地剝奪，那麼就很難說有市場經濟的法制可言。
剛剛頒布的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宗旨是這樣說的：政府的審批許可權應該做到如果能夠由市場主體當事人自己的意願解決的，盡量由自己解決，國家不幹預；如果私人不能夠很好解決的，盡量由社會力量來解決；只有當當事人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社會力量不能解決的時候國家才實行審批，國家才實行許可制度。但在實踐中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把這個順序倒過來了，政府調控手段是第一位的，政府調控不行才使私人手段。而我們國家社會調控的力量往往又很薄弱。
第二個問題是各國的市場經濟法制上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只有當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時候才能對私權利進行限制和剝奪。私權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沒有違法行為怎麼能夠隨便去限制和剝奪呢？我們的《立法法》里明確規定如果要剝奪非國有財產，進行徵收，只能是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然現在法律不完善，但至少在現有的法律里有一條是明確的，那就是只有社會利益需要的時候才可以限制私權。而法律上界定社會利益是非常難的。我們現在正在制定物權法，明年三月要在全國人大討論。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在討論這一條時，很多人建議把社會利益的條目羅列成條文，但是立法者動筆的時候又非常困難。什麼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規定，這樣才能使私權利得到應有的法律保障。
第三個問題現在看起來也非常重要，公權在實行國家的宏觀調控及具體行政干預的時候，必須要納入到程序化的軌道，法治化某種意義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沒有程序，完全按個人的批示，僅僅按照領導人的決策，並不是公權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們國家法律法規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還缺少一個行政程序法，規定做出哪種行政決策必須有一個什麼樣的程序，是一個人來決定還是一個委員會來決定。沒有程序化，決定就有可能變得情緒化，這是違反法治原則的。同時我們也要對私權利的救濟手段作出規定，當私權利被公權力侵犯的時候，只有具體行政行為可訴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訴訟法處理。但是現在大多數行政行為都是抽象行政行為，都是一般性的規范，而在私權受到侵犯的時候，缺乏有關司法審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現在很多學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訴訟法修改的時候把現在對於政府機關的行政訴訟范圍擴展到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訴訟，這樣才能夠使得私權利的保障落到實處。再深一步，如果對權利的侵害違反了憲法，能否有憲法審查和憲法保障制度在中國就更是一個空白點，也需要補充的制度。去年在憲法討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呼籲盡快完善憲法審查制度。
中國法制的問題及其完善
上面我主要是就公權和私權沖突的角度來講，下面就中國法制如何完善和現在存在的問題簡單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提出法制建設25年來，我們也發現一個問題，就像錢穎一教授和吳敬璉教授說的，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區分，法律也有好與壞，或者說我們今天也要承認有善法和惡法。
2003年12月份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召開年會的時候，吳敬璉教授在致開幕詞的時候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我們搞經濟學的人，搞市場經濟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似乎有了市場經濟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是20幾年以後我們看到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我在閉幕式上做了一個回應：我們搞法律的人在 78、79年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過去是法律虛無主義，後來認為只要有了法律我們就走上了法治建國的軌道。25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壞。但是我們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今天要承認法律有好有壞。比如說低價徵用農民土地的法規難道能說是一個好的法規嗎？當然對於善和惡有的是從權利限制來看，有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公司法10年來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司法裡面已經有很多條文落後了，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今天修改公司法的目的就是修改其中惡的部分，讓它逐漸變善。很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現在法律的修改不夠及時，尤其是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有些法律在制定的時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時是制定當時是合理的，過了一定時間它已經變得不合理，這樣的規則如何能夠及時的改變？我們必須要承認法律現在有的已經落後於經濟的發展，落後於改革，有的實際上已經是老百姓不滿意的法律了。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談法律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中國的法律進程既包含著自上而下推動，也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推動。憲法修改，包括市場經濟法律的完善，沒有上層的決策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誰也不能忽略，在中國要想推動法制建設最後的決策權還是在高層。中國的有些法律建設是由下層推動的，比如去年的農民土地補償問題、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很多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媒體不斷地呼籲才得以更好的使法律制度完善。所以法制建設離不開輿論的呼籲，離不開每個具體事件中自下而上的推動。
第三個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國的法制建設過程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立法和執法的鴻溝。立法和執法有鴻溝可以想像，有的人問我為什麼法律規定得不到貫徹實施？我說如果法律都能夠那麼容易地得到實施，那還要法律工作者干什麼？甚至法律也都不必規定了。我們要承認能夠完全做到法律規定是很難的。法律是要靠人去實施的，中國有幾千年的人治傳統，執行的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為非法治的理念都會造成法律執行中的變形。我們國家頒布了十年依法行政綱要，這是劃時代的東西，如果公權力能夠按照依法行政的十年綱要來貫徹實施，應該說我們國家政府的權力會得到很大的改變。在中國法制健全的過程中不僅要解決好政府的職能轉變，也需要執政黨的領導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完的過程能夠更好的在法治理念和軌道上來進行。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的法制仍然會碰到很多障礙。
第四個問題，如果我們回顧從1978年到現在26年的中國法制建設，我們也可以看到進步是巨大的。回過頭來看當時既沒有什麼法律可以遵循，也沒有這樣一套法治的機制，更不用說在憲法裡面提出依法治國。這26年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甚至可以說進兩步退一步，有時候進三步退一步，個別時候進一步退兩步。我想這也符合我中國建設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經濟建設不是一帆風順，法治進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就像承認法律也有善法和惡法一樣，我們也要承認法制建設的進程有時前進有時後退。但是我們要看看哪些地方進步哪些地方退步，在司法獨立領域或其他領域裡面我們是進展了還是退步了呢？一、中國的法制建設是曲折的，二、中國的法制建設往往是有進有退。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26年的法制建設雖然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曲折歷程，但是我們的進展還是非常大的。我們也相信未來的法制建設的進程跟今
Ⅱ 中國法制的現狀
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頒行 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具體來講，中國法治建設和依法治國事業還面臨以下主要問題和挑戰：
一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與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領導幹部中的人治現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現象、社會上輕視和無視法治的現象，在有些地方、部門、領域和群體中有所抬頭和蔓延。
二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實際上被統一於黨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國從黨領導人民實行的「治國基本方略」，演變為某些地方和部門「維穩」以及發展經濟的工具。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待不斷完善，立法質量需要不斷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門利益、特殊群體利益問題，部門立法爭權奪利問題依然存在。國家立法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的現象仍未消除，一些明顯帶有部門或集團利益痕跡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行政部門借立法擴權卸責、立法不公等從制度設計的基礎上影響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和法律的實施。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主要矛盾，是憲法和法律實施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許多法律形同虛設（參見表2）。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執行難的問題時有發生；法治缺乏權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權不信法」，「信訪不信法」，「信關系不信法」，「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等問題。加強法治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仍是一項艱巨任務。
五是政府多頭執法、多層執法和不執法、亂執法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為、失職瀆職、違法行政等行為；少數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執法尋租、貪贓枉法甚至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出現了一些不正確的執法傾向，如釣魚執法、尋租性執法、非文明執法、限制性執法、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疲軟式執法、滯後性執法等等；粗暴執法激發沖突，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或極端惡性事件，突出表現在征地拆遷領域。
六是司法改革轟轟烈烈，解決了辦公條件、經費、人員編制以及一些長期制約法院、檢察院建設和發展的體制機制等老大難問題，基本上實現了各個階段司法改革方案預設的目標，但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司法權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預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
七是「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公職人員貪贓枉法、權錢交易、執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對法治造成損害；執法不公、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比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和解決腐敗問題，是對黨領導的中國法治建設事業的極大挑戰。
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
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設任務和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目標，未來中國法治發展的總體思路，應當努力實現四個基本轉變：
1.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依法治國實踐進程中和社會主義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到社會主義憲政的轉變，從制度上程序上實現「三者有機統一」。
2.是在我國法律體系如期形成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民主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從法律體系構建到法治體系建設的轉變，盡快從法律大國走向法治強國。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達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心實現從注重立法到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的轉變，從紙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轉變，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真正實現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四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維護黨權、建設政權和保障民權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的表面「維穩」向深層次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和權力腐敗問題的轉變，用法治更好地鞏固和發展黨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更加夯實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民意基礎和法律基礎，為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Ⅲ 我國目前的法治建設現狀如何
比以前嚴厲了,增加了條規.對個種犯法的人的程度來判斷他的罪行.
Ⅳ 基於中國法治現狀來說明中國法律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話說 你要是的標准答案么？課本之類的答案？看題目應該是了
假如你是版想了解的下權的話，一D專政 何談法制？不是我說的太絕對，是事實就是這么絕對，法律是拿來維護他們的利益的。未來發展趨勢是加強控制，和諧，長久穩定。有可能發展為同階級的公平性。不同階級就別想了，
Ⅳ 中國法治現狀如何.
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解決"人治"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措施，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場，人治是中國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經濟現代化要求必須實行法治，徹底摒棄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動了西方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自由競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明確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責、權、利關系；必須實行商品的等價交換，保護企業之間的競爭；必須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譽；必須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經濟、企業、社會……所有這些，都必須實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威。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所要求的。
人治與法治，並不是簡單的領導制度的區別，而是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加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應當指出，我們至今對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義的認識都還不夠全面深刻，這也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和諧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和諧社會要求有秩序，要求穩定，要求公平和正義，因此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眾所周知，所謂法治社會，就是社會公民和社會組織把憲法和法律作為行為規范。其基本特徵是立法必公、執法必嚴。所謂「公」，就是公平正義，大多數公民贊成；所謂「嚴」，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僅僅做到這兩點，社會就會太平、就會和諧了嗎？
秦朝推行商秧和韓非的法家思想，推行嚴刑峻法，當官的都是酷吏，執法嚴格，可謂「法治」社會了。但秦不行王道而行霸道，不遵周公所制的「周禮」，民不知禮、義、廉、恥、信，人無倫常，盜賊叢生，官府一味地鎮壓，最終區區幾十年秦就亡了，沒有建成太平盛世、和諧社會。
亂世用重典是句屁話，沒聽說過人心是可以殺服的。清朝初年，康熙帝從元朝短命的教訓中悟出人心不可以殺服，積極學習漢族文化，尊崇孔、孟，祭祀明太祖陵，重用漢族賢達，用禮、義、廉、恥、信教化萬民，才收服了人心，出現了唯一一個異族統治下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所以，法治社會建設與社會文明建設必須同步推進，推行法治要有推行法治的社會土壤―――社會民眾推崇平等、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觀，禮、義、廉、恥、誠信等中國特色的貴族精神佔主流，大部分人積極追求真、善、美，自覺抵制假、丑、惡。
不信請看，南京「彭宇案」中，法官說：從常理看，如果彭宇沒有撞倒徐老太太，他就不會主動扶起徐老太太並送到醫院治療，彭宇這樣做了，就一定是他撞倒了徐老太太。在這樣的「常理」下，彭宇杯具了，美好的雷鋒精神也壽終正寢了。
可以看出，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會，還任重而道遠。
Ⅵ 談談你對法律的認識，以及對我國法治現狀的看法。
現實就來是，法律目前還是統治階級源的工具。理想狀態是：法律是人民權利和權力的「聖經」。
扯-------立法、執法和法律適用存在一些脫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
亂-------法律適用上存在時空差異，法律適用標准尚未完全統一；地方立法和部門立法，包括司法解釋都存在有違反上位法的情況。
粗-------立法技術有待提高，宜粗不宜細的方法導致有原則沒規則，貌似有規則的地方，沒有可操作性。
基本的法治框架已經建立，細化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和法律思想意識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Ⅶ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Ⅷ 試論法治國家的基本要素及中國的法治現狀
交院。。。。
Ⅸ 中國法治的現狀如何
制度好但執行力差
Ⅹ 中國法治的現狀，與不足
司法體系不完善，缺乏科學民主的監督機制，和行政權緊密相連，無法行使獨立的司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