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與法治中國

1. 佛教和道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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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孫逸豪
聖人
5月7日 11:41 中國傳統法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問題，在近一個世紀中一而再、再而三成為中國文化人或學者關注和爭論的熱點。可以說，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任務之緊迫與進展之艱難的相互矛盾，就是要解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時代的宿命。中國傳統法文化作為特定民族歷史地積淀而成的、主導性的生存模式，它體現的是典型農業文明的精神，它無法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科學、民主、理性的精神相契合。正因為如此，當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文明逼近、沖擊我們這個古老的農業文明之邦時，我們的傳統法文化就必然在劫難逃，前景堪憂。它無法象支撐傳統業文明那樣再成功地支撐一個現代工業文明，而必須向以技術理 性和人本精神為內涵的科學、民主、理性文化精神開放。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因此，中國傳統法文化如果要從現代化的阻滯力變為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則必須經歷深刻的、根本性的轉型或重建。但中國傳統法文化的轉型或重建應該採取什麼樣的途徑？從根本上說，途徑有兩條：一是內在創造性之轉化；二是外在批判性之重建。我們認為，當一種文化內含著新文化的要素並構成新文化要素的必要張力時，它會採取內在創造性轉化的路徑；而當一種文化與新的時代沒有必要的契合點，並缺少內在的必要張力或內驅力時，它就只能採取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途徑。[1] 有的學者對現代化的轉化模式還提出內源性的現代化和外源性的現代化。「內源性的現代化這是由社會自身力量的內部創新，經歷漫長過程的社會變革的道 路，又稱內源性變遷，其外來的影響居於次要地位，外源或外誘的現代化媽使者在國際環境影響下，社會受外部沖擊而引期內部的思想和政治變革並進而推動經濟變革的道路，又稱外誘變遷，其內部創新居於次要地位」[2]百餘年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轉型與再生，一直存在著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分野。最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否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必要性，他們採取拒斥轉型、拒斥改變的極端態度，如洋務運動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30年代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等等。其中，梁漱溟的態度最為典型，他認為中國文化不會從自身產生出西方式的科學與民主，而且民主制度也不適合於中國社會。因此，只有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通過鄉村建設來實現農本社會的倫理結構，才會找到中國社會的出路。而最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如全盤西化論則否認中國傳統文化轉的可能性。在這兩極之間，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也稱之為儒學第三期，這些的學者主張中國傳統文化要走內在創造性之轉化的路途，他們大多承認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科學和同主，也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科學和民主的維度，但是，他們認為，中國文化並不缺少民主與科學的萌芽和胚胎。因此，他們主張，中國傳統文化應經歷一種內在的創造性的轉化。即由儒家的道德主體轉換出支撐工業文明的知性主體（科學）和政治主體（民主）。唐君毅的」返本開新」、「迴流反哺」和「回應挑戰」，牟宗三的「 良知坎陷」，杜維明倡導的「儒學復興」，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的提出等等，都表述了這樣的導向。而溫和的文化激進主義則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走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道路。如果僅從情感上說，我們十分渴望新儒學的文化導向能變成社會現實，但是，以儒家和道家相互交匯而構成的自覺的文化局面，既沒有象希臘理性玉義那樣發展起人與自然相分化的觀念，也沒有象希伯來精神那樣建立起人與上帝相分離的理解與信念。理性觀念和宗教意識一直是中國文化的缺項。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模式中， 文化層面非但沒有建構起對日常生活世界及其自在文化的超越和批判的維度，反而處處表現出對日常生活世界及其自文化的自覺認同與肯定。因此，中國文化內在地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它不可能從自身內部創造性地轉換出一種與它所支撐的農業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精神，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法文化不可能走內在創造性之轉化的途徑。對此郝鐵川指出「儒學在總體上是和當代中國法制和法治精神相背離的。不破舊，則難以立新，不否定儒家的基本價值觀念，當代中國的法精神就很難得到我們整個民族的認同」他甚至提出要「警惕儒家法文化藉助後現代化社會的法律觀念重新作怪」「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本途徑是創造性地移植西方法律」[3]

具體分析，中國傳統法文化，實現內在創造性轉化的難題在於：

首先，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人治傳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沒有多少現成的法律文化資源可供繼承，傳統法律基礎十分缺失或匱乏，這是傳統法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根本性難題。西方國家的法律文化傳統可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近現代法治化的由來，就是通過對羅馬法的復興，經由自發演進的途徑實現的。因而西方各民族國家在步入法治化的過程，基本沒有遇到來自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阻抗，相反地，還由於其傳統文化法律資源包含了能為近現代法治所容納的合理內容，從而為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實現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文化支持。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是一個自然經濟、宗法專制和儒家人治文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歷來缺乏法治的傳統及其相應的法律文化氛圍。即便法家提出了「法治」的主張，但與真正的「法治」含義相差較遠。法律不過是以維護帝王家天下江山永固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因而，現代中國的建設在這種基礎上，實現傳統法文化的轉化、重建或再生是相當困難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建立在自然經濟、宗法專制和儒家文化土壤上的傳統法文化，在社會結構的整體意義上己經過時，已喪失其建構新的社會秩序的價值，但它作為一種傳統，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力量。當我國由傳統的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轉化，並通過現代法律制度建構新的社會秩序時，它仍然會以其固有的慣性力頑強地表現出來，沖擊和干擾正在形成的法治秩序，這就是我們的難題之一。

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難題之二還在於，我國商品—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不長，缺乏提供法治生長的土壤。在小農經濟和專制政治的土壤中不可能生長出法治，法治是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產物。在我國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取得勝利。新中國建立後，受蘇聯法學的影響，我們也基本上是依靠政治、政策和道德整合，而不是依靠法律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政策居於優先發展的地位，而法律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懷，甚至還受到冷遇，打入冷宮。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傳統人治模式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反而還改頭換面而得以存續和強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才開始對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實行變革，法律才迎來了自己的春天。但我國的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起步晚，加之，處於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度里，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社會控制的框架，必然是極其痛苦和艱難的。

其三，法治現代化的難題還在於面臨西方法文化體系的挑戰，我們缺乏足夠的經驗，缺乏回應與建構的能力。 當今社會，全球一體化，我國的法治建設隸屬於世界法治化整體進程中的一部分，走法治化的道路已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在世界法治化整體進程中的西方法律體系，先聲奪人，以其良好的示範效應為後來的各個國家和民族爭相仿效。近年來，我們大膽借鑒西方國家先進的立法經驗，相繼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秩序的基本法和專門法，緩解了我國長期存在的無法可依局面，其歷史功績不容抹煞。然而，我們在大力移植、引進西方法律技術體系的同時，對於建造既富有民族特色，又有利於法律運作和實現的問題，缺乏回應與建構的能力，以至於在我國近年來大規模立法過程中，雖然頗具現代意味的法律法規被成批地制定出來，但面臨著傳統法文化中人大於法、權大於法、情大於法的巨大擊與化解，法治建設舉步維艱。因而，中國傳統法文化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不會轉換創造出科學與民主。但是，中國傳統法文化開不出科學與民主，並不等於中國社會就不需要科學與民主。中國社會必須向前行，去擁抱工業文明，為此必須用以科學理性和人本精神為核心的自覺文化精神來重塑中國的文化，重塑中國的民眾。在這一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勇敢地選擇外在批判性重建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應屈從於道德尺度的固執與浪漫，而應堅持歷史尺度的冷靜與理性。必須從總體上和根本精神上對中國傳統法文化進行梳理和清算，而不能讓傳統法文化的糟粕成為我們的桎梏與羈絆，我們應以科學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指導，主動適應、接納工業文明的新文化，並在這種適應、接納中重建自己文化的生命力。當然，我們對傳統法文化的批判與清算，並不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徹底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相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因素毫無疑問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積極因素而被整合到中國社會的新文化中。但是必須注意這是一種文化整合，它是將中國傳統法文化整合到以科學技術理性和人本精神為標志的工業文明精神之中，而不能相反，把工業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整合到中國傳統嘎文化這一總體之中。否則，我們又會落入洋務派中體西用之類的舊模式，又會使中國傳統法文化的轉型變成原地踏步的無謂之舉。

實現中國傳統法文化的創外在批判性重建，必須進行以下的目標與道路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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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文化與法治中國

中國傳統文抄化最根本的弟子規，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行為准則，而對於整個社會，從法治文明的層面來講，每個人踐行弟子規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先每個人調整、和諧自己的心態，繼而使個人所在的家庭、團體。

3. 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探尋法制軌跡

戰國時期的法制抄文化，領先世界，直到現在仍不落伍，可以說遠遠高於現在中國的法制思想。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
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

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是戰國時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4. 求生活中的法律案例，反映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文明的沖突

父債子償

5. 求建築企業文化與現代管理論文

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企業文化建設得好，就能實現優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本文從中國企業500強之一的湖南建工集團存在的傳統文化入手，分析傳統文化對建築企業文化的雙重影響，論證建築企業如何通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實現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以期達到指導建築企業構建企業文化以及讓企業文化在建築企業中發揮其應有作用的目的。
關鍵詞：建築企業管理；傳統文化；現代文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F407.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07)09－0079－03

1 前言

建築企業文化是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維持自身生存乃至繁榮昌盛的精神財富，其主要內容是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企業經營之道、企業風尚、企業員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規范。在企業管理中，只有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才能用文化激勵員工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凝煉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實現優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2 企業管理中的傳統文化探源-

2．1 企業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義、禮、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疇，湖南建工集團經營思想的發展傳承了儒家文化的誠信、人治和以人為本的精髓，堅持以人為本和改革、發展、穩定的方針，突出重點，統籌兼顧，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業、社會、員工「之間的利益日趨統一，實現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協調發展。

2．2 企業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張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法制經濟，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為湖南建工集團建立相對集權的總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

2．3 企業管理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以「道」為核心范疇、以「自然」和「無為」為基本觀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21世紀的前六年，是我國人世後與國際接軌、市場經濟逐步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湖南建工集團實現了自身的跳躍式發展，道家文化中「無為而治」的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得到了較好的彰顯。湖南建工集團堅持以生產經營為中心，提出「全員入市」的經營理念，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開展經營活動，在本世紀的頭幾年迅速崛起，並躋身於中國企業5∞強行列。

3 傳統文化對建築企業管理的雙重影響

3．1 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3．1．1 儒家文化對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特別是它飽含的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為現代企業管理提供了源頭活水。
3．1．1．1 有利於形成義利並舉義以生利的價值觀念
儒家將價值觀的問題論述為義與利的關系問題。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儒家非常強調義，甚至要求「合利取義」，但這並不是說儒家就不重視利，孔子又說：「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義可以產生利，且只要符合義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團在經營管理中所確立起來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獻」的企業精神，就是對「義」與「利」關系的最好詮釋，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築回報社會和業主，「義」在前，「利」在後，以義(公利)為先，可能會使集團暫時損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為必能為集團營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經濟環境，從而開辟廣闊的發展前景，這於企業實有百利而無一害。反之，若局限於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業獲取暴利，但必將背上不義之名，聲譽掃地，到頭來只能為業主冷落，被市場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嚴懲，最終失去應得之利。
3．1．1．2 有利於形成群體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風
儒家文化以維護穩定和群體協調為宗旨，認為人從道德修養到社會價值實現的過程，要經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個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問題，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將個人價值置於群體之中進行衡量和評定。湖南建工集團非常重視團隊建設，培養員工和集團榮辱與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業精神，增強集團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同時，尊重員工個性的張揚，充分發揮員工個人的創造性和主動性，為其自我實現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機會，從而產生對集團的滿意感，增強其歸屬感。組織與個人相輔相成，使集團成為實現個人價值與奉獻群體相結合、充滿活力和戰鬥力的團隊，使集團的維系和發展具有更堅實的基礎。
3．1．1．3 有利於形成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人際關系
儒家文化主張「和」，即以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備「人和」的基本條件。湖南建工集團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觀念，以和諧為最高原則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集團的跨越式發展謀求優良的內外環境。何況，該集團是一個擁有近20個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築企業集團，如果片面追求一團和氣，忽視各單位的個性而扼殺差異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於資源的優化整合，甚至會出現決策危機。所以，他們力求通過各單位和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集團各要素的最佳組合。
3．1．2 法家文化對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3．1．2．1 有利於形成論功行賞的勞資分配觀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實踐意義之一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之二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法治」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就是促使企業建立獎罰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團在這一點上與絕大多數現代企業同出一轍，現行公司制度都是論功行賞，而不是論血緣關系行賞。賞罰分明不僅是傳統文化所闡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則，而且是現代企業管理中都要堅持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3．1．2．2 有利於形成好利惡害的激勵觀
法家認為人有「好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現代企業不僅要尊重員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動研究員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滿足員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團並不否認員工正當的利益追求，而且把這種利益公開化，鼓勵集團員工通過自己的努力擁有小車、豪宅，這不僅使員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團在嚴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關懷，從而增強了凝聚力，煥發了創造力。
3．1．2．3 有利於形成改革圖新的發展觀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現代企業管理要依據變化的市場經濟所提出的新問題，不斷修訂、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團站在時代改革的前列，與時俱進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項管理制度，從普通企業到集團公司再到董事會制的大型企業集團，沒有哪項制度停留在過往的環境中。
3．1．3 道家文化對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3．1．3．1 有利於形成軟性管理的領導策略
在道家文化中，包含著一系列軟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學家所吸收並運用於管理實踐。「無為而治」給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種「抓大放小」的領導策略，也是一種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規律，為當為之事，不為不當為之事。將這一思想運用於現代企業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嚴格按事物本身規律辦事。湖南建工集團在管理中，高層領導主要著眼於關乎全局的戰略性決策的出台，而將日常事務的決策權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調動下屬的工作積極性，各級管理者各司其職、協力奮進。
3．1．3．2 有利於推進員工個性的修煉
道家文化主張師法自然、寧靜尚柔，這一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體現在：強調修養人生，修煉個性。建築行業競爭激烈，但競爭規則有待進一步規范，在這種現實狀態下，建築從業人員在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尤其要加強修養，平衡心態，正確對待接攬業務中的成與敗，以一種積極爭取而順乎自然的心境處理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各類問題。自然，這對於在經營上處於優勢的湖南建工集團的員工也不例外。

3．2 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的消極影響
3．2．1 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張用正確的「大道」來治理民眾，這是孔孟政治思想體系的方法論原則。遵循著這一文化取向，人們言行舉止重不溫不火而輕奮發有為，重墨守成規而輕與時俱進。這一文化觀念與現代企業管理堅持和倡導的解放思想、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新理念大相徑庭。
3．2．2 可能助長企業管理中的家長製作風
傳統文化禮教範疇中的「三綱五常」禮制滋生出的長官為尊的「家長制」文化觀念，成為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弘揚先進文化的嚴重障礙。這一文化取向在企業發展中，無疑也助長官僚主義的家長製作風，嚴重影響和諧企業的建設。
3．2．3 可能滋生企業管理中唯心觀念的頹廢文化
傳統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讖緯之學的消極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觀念頹廢文化，與現代企業中需要引進的先進文化格格不入。建築企業中一些管理者放棄高遠的理想和鬥志而篤信神仙菩薩，或拆除某些建築，以避讓「凶險之兆」，或大興土木，修建豪華祖墳，以期占盡風水、永享高官厚祿之福。

4 建築企業管理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4．1 突出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繼承並發揚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
不言而喻，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要把弘揚傳統文化、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和努力體現時代特徵和時代要求有機結合起來，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4．1．1 把建立仁德的企業形象內化為品牌形象
未來企業競爭主要是品牌競爭，品牌是一種內化的文化，我國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現代企業品牌塑造的原動力。「仁德」等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價值取向通過品牌塑造最終-將滲透在企業的發展模式和員工的行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團以體現仁德之義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獻」的企業精神為核心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築航母為目標，在經營規模上連續幾年跨越「百億元」大關，連續幾年躋身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承包商和工程設計企業雙60強，名列湖南百強企業，榮獲21項中國建築工程魯班獎，加上資質准人的廣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極大地提升了集團自身的品牌形象。當然，現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個性、充滿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生活，只有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融合，才能為品牌注入新的內涵。
4．1．2 將「和」升華為現代企業間的和諧競爭
傳統文化中的「以和為貴」為和諧企業的建設找到了很好的注腳。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們普遍追求立足於競爭的和諧或以和諧為目標的競爭。現代建築企業需要以超前的眼光，從更高的基點看待競爭，必須真正意識到發展是需要和諧社會環境的，而且必須為和諧的社會環境付出相應成本——包括納稅和資助社會公益事業。把競爭上升到和諧的競爭，客觀上要求企業實現競爭觀念的創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雙贏、互補的競爭觀念。湖南建工集團確立了「全員入市，健康提速，以人為本，品牌領先」的發展理念和「壯大母體，全員負責，資源共享，內外聯動」的發展思路，從而贏得了「母子同步騰飛，航母得以啟航」的良好局面。
4．1．3 創設管理制度與企業文化緊密結合的管理環境
法家文化主張「法治」，反對「人治」。將法家精神貫徹於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設，要求企業把持續經營的基礎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組織規范和平等客觀的標准之上，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企業的法制文化，而且傳統的法制觀念要與憲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規章制度要與時代的要求適應。湖南建工集團的管理制度與企業文化緊密結合的管理環境，充分體現了湖南建工獨特的價值觀——一流、超越、精作、奉獻，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築與服務，以奉獻與回報社會。
4．1．4 創新順其自然的、授權的和寬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張的是一種順其自然的、授權的和寬松的管理方式，這也是一種哲學理念，與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傳統價值觀一脈相承，也會對企業文化建設起到借鑒作用。在現代企業文化中，應更加註重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團放開各子公司的手腳，為他們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鼓勵它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極大地推進了母子同步前行。

4．2 積極推進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抵制並改造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
面對新世紀以創新為核心的知識經濟的嚴峻挑戰，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將傳統文化整合成與技術創新為驅動相適應的新的文化形態。當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為重要：培養公平競爭意識，建立創新激勵機制，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競爭環境；追求科學精神，提供創新的永恆動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築企業由大變強，立於不敗之地。

4．3 沿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改進企業管理，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學的管理能優化整合資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創造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沿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通過建立並用優秀的企業文化來促進企業管理，已成為眾多企業管理者的共識。建築企業必須具有世界眼光，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新精神，才能改進管理，提高「三效」。
4．3．1 追求和諧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進企業管理，就要謀求和諧的內外部環境，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整合各種資源，增強凝聚力，充分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達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中，和諧問題是核心和要義，體現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追求和諧的精神。當前，建築企業正處於圖強奮進的關鍵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4．3．2 見利思義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員工在市場經濟中增強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的同時，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和消極因素，又孕育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見利忘義、損人利己、不講信用、坑蒙欺詐等現象。沿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就要在企業倡導見利思義的精神，以取得優良的管理效果。湖南建工集團把培育質量文化作為企業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嚴格質量目標管理，每搞完一項工程，通過不斷總結、概括、宣傳和推廣，逐漸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質量文化，從而使整個集團出現了「大局穩定，效益回升，上下同步，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4．3．3 兼容並蓄有容乃大，提高管理效益
企業效益應該是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這是引導每一個企業沿著先進文化方向建設現代企業文化的航標。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要汲取傳統文化的精神營養，既要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又要實現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資源，提高管理效益。值得引起關注的是，我國建築企業在國外的項目不斷增多，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文化的相互激盪，企業管理者要引導得力、措施得當、運用得法，這樣才能有效實現文化的融合，才能在企業管理中通過建立優秀的企業文化推動企業管理的創新，從而達到提高企業管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共同提高的目的。

6. 傳統文化與法治中國課程作業需要多少分

二者沒有沖突。比如說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弟子規，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行為版准則，而對於整個權社會，從法治文明的層面來講，每個人踐行弟子規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先每個人調整、和諧自己的心態，繼而使個人所在的家庭、團體、單位，班級、學校，村莊，小鎮，縣市，或者全國，全世界，乃至全世界逐步得到和諧與健康發展，提倡法治文明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社會的充分和諧與發展，這也是我們的古聖先賢講經說道踐行弟子規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網路地圖

7. 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之間有什麼關系

傳統文化里人治的成分多,實行的是宗法制度.與法治的精神是不相符.我們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8. 如何調動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

中國法文化源遠流長，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是世界文明古國所少有的。中國古代法文化無論理論的、制度的、行為的，都有跨越時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國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義為基點，「德育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於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為教，民刑必教」的觀點，以「教化」為先減少犯罪，這是中國古代法文化很優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決定權很早就收歸中央，這樣的規定從漢以後一直貫穿下來。類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確規定，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視人，以人為本在法律上的體現。為此，他援引《慎子》、《韓非子》、《商君書》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國家的觀點，認為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家的思想還有待發掘，其中與現在的法治建設有聯系的一些思想很有價值。

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則提出，既要復興我們傳統文化的積極部分，更要防止「中國法文化、或者中國整個文化傳統里的封建專制傳統」的復辟。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專家陳光中認為，面對傳統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國的封建法制文化，從主流來看就是封建專制文化、皇權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鮮明，但是並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卻是我們現在要發揚光大的;主流的專制主義甚至是殘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過去的包袱與糟粕當成好東西。這種東西肅清起來很難，比如刑訊逼供。我們在研究與繼承古代文化傳統的時候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者秦暉在發言中說，在中國，不管是主張孔孟的仁義道德，還是主張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以「秦制」為代表的專制集權。

在今天，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不是「反傳統」是過分還是不足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確應該反傳統，但我們應該區分反對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認為，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中國的人倫社會不是在對自由平等的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從孔子起就提倡一種「無訟」的思想。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中國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是一個禮俗社會，一個熟人社會，不需要訴訟。這種文化體現了我們傳統的對法的看法，平民對法的看法，官員、統治者對法的看法。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李德順提出了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個觀點。

第一，不要將文化都推給古人，這樣就把我們自己的文化權利和責任也都推給古人了，要立足於現實的中國理論與實踐，著眼於整個民族。

第二，很多個人的表現，如果能被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整體上接受或執行，就不應該將其簡單歸結於個人。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重要的是從文化這個角度來反思大家曾經共同認可、共同接受的那些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辨認我們現實的主體的權利和責任。

中西方文化傳統中，理念差異有多大

談到文化與「法治」，西方文化的沖擊及中西文化的比較是無法迴避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樓宇烈從宗教文化角度，闡釋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別:在西方，人和神分屬兩個世界，當過渡到法治社會的時候，法的神聖性就順理成章。中國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強調以人為本，靠人的自覺較多，對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對法的道德認同以及道德的自覺自律基礎之上的。

外在約束一定是建立在內在約束之上，現在把內在道德約束放棄了，只靠外在約束是不可行的。「慎獨」、「克己復禮」就是中國以前所依靠的底線。我們現在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就與我們對法沒有一種神聖性的、絕對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認識有關。

陳光中以最近發生的兩個法律事件為引，展開了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討論。美國在校園槍擊案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其聯邦法院反而通過了更加放開個人持有槍支權利的決定。與之鮮明對比的，我國對槍支、彈葯的管理從未鬆懈過，近期更是成果輝煌。這反映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把個人的自由權利凌駕於社會安全之上，而我們是強調安全第一、集體人權第一，這反映出兩國主導價值觀是有差異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對於「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不能片面強調一方，而應相互結合。

秦暉認為，中華法本身有些好的東西，應該發揮。反過來講，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還是羅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紀時代，也很難說那個時代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法治，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拜占庭帝國:《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說法，強調皇帝用羅馬法來治理，盡管當時的羅馬法非常發達，但它絕不是現代法治的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蘇亦工認為，學習西方，也要認識和鑒別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極端化的思想。對於西方的思想，如果我們吸收來的是其中很極端化的東西，在新的環境下沒有了剋制、沒有了天敵，就可能無限蔓延，引發災難。

如何看待當下中國法治建設中的問題

如何化解當前我國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與會學者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到了法治與道德的關繫上。

郭道暉提出「為政以德」應該作為「依法治國」的補充。他認為「德治」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處於輔助的地位。先秦時期孔孟所講的「以德治國」，是要統治者為政以德，實行仁政，並非針對老百姓而言。其實，要真正構建和諧社會，執政者也要為政以德。司法是社會規范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不講良心，司法也不能實現公正。

《檢察日報》副總編輯王松苗闡述了「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他認為:第一，「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國講的是依法治權，以德治國講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萬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權」與「以德化人」應該也完全可以統一。

第二，「以德治國」是有中華傳統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庸，強調寬恕，強調「得饒人處且饒人」，這與現代「調解」一脈相承，有利於息事寧人，和諧關系。

第三，「以德治國」與當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夠滿足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的需要。有時候非黑即白的判決非但不能緩和矛盾，而且加劇了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我個人認為，法律在和諧社會裡面只能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但是要實現誠信友愛，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遠無法濃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們要對法治充滿信心，讓法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安排。同時也要讓德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使兩者和諧統一，共同服務於我們的生活。

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高浣月教授認為前人創造的文化遺產中，有一些可以繼承甚至照搬、照用的，還有一些是絕對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應該從精神的層面和價值的層面去借鑒。對調解制度要有一個辯證的態度。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從當年公務員法的起草，聯想到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他指出，中國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規范、制度，沒有現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贊成文化對法治有巨大影響的同時，認為現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種文化基礎之上，而應建立在某種經濟基礎之上。

當今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專制道路當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這條路，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套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之道。

吸取傳統營養，讓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觀念的率先確立來作為其思想基礎。對法治文化觀念的理解和詮釋成為與會學者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衣俊卿認為，任何法制體系、制度背後都有文化的影響，沒有發現到是因為還未自覺，所以要「跳出來」看，要找深層的文化模式對中國法治確立所產生的影響。現代的法治應該是在一種理性文化基礎上建立的，但我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經驗文化。從「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國當時對程序的尊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從「趙作海案」可以看出我們對法律還是不夠「敬畏」。

衣俊卿說，現在要做的工作不僅僅是拿幾個觀念來指導法治，而是要讓法治成為一種自覺。對法的「敬畏」需要每一個公民的參與，法治不僅僅是公、檢、法機關的事情，它是一個法治國家從行政到公、檢、法再到民眾等所有社會層面對法律的態度，這也是對我們法治現狀的診斷和治療。

李德順總結說，法治文化其實就是表達了一種理想，即讓法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司法部門的具體任務和特殊權力，法律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的權利和責任。立足於中華文化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應有的和合理的東西，將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體系化、程序化。這樣壯大的是我們自己，也讓我們能理直氣壯地面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