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會法

1. 國家的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是什麼

1、國家的政治職能即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

是國家運用法制等特殊的強制力，控制專被統治屬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及一切破壞現存的政治法律秩序，社會秩序的分子的反抗的政治管理職能。

2、國家的社會職能為統治階級運用國家權力執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管理職能。

它執行國家意志即統治階級的意志，受根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約，同樣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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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說，社會管理職能存在的前提是社會的存在，而政治統治職能存在的前提則是國家的存在。

這意味著，社會管理職能對人類社會而言，具有共生性，與人類社會相始終。而政治統治職能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只是歷史的產物，並非永恆存在，它隨國家的出現而出現，隨國家的消亡而消亡。

國家的政治職能與社會職能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在階級社會，從根本上講，社會管理職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同時，這種職能的執行和實現，必須依靠國家權力，所以它又與政治統治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講，政治職能是社會職能的前提。

另一個方面，政治職能又必須以社會職能為基礎，因為，國家只有有效地實現了社會管理職能，政治統治才能夠得以持續。

2. 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

此前，我曾經看見過有關旁聽群眾（教師）在法庭集體鼓掌的報道，具體事例和情節我記不清楚了。我現在所要說的並非該事例本身，而是在此將該事例作個引申。法庭審理案件是要講究紀律的，當然不允許任何人鼓掌，但是對於鼓掌我卻另有番感受，體會如下：（1）法官當庭制止或予以懲戒，所要達到的僅僅是法院需要的法律效果；（2）法官當庭沒制止，所要達到的是群眾或上層等所要達到的社會效果；（3）如果旁聽群眾中有地方或高層領導在鼓掌（註：實際上大領導旁聽的可能性接近為零，法院遠遠還沒有如此高的地位，即使有，不外乎旁聽的是個別落網高官的刑事或行政案件，當然這不是絕對，我說的僅僅是概率而已），法官沒有及時制止；或事後某大領導批示鼓得好，哈哈，你這個法官可就一不小心講了一盤政治效果了，道理其實就這樣簡單。 如果，你還不明白，那我就再舉一個例子，以樓上掉下煙灰缸為例吧。如果這棟樓僅僅只有3層，那麼原告勝訴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這棟樓有30層，那麼原告勝訴的可能性就非常低；為什麼呢？同樣都是原告被樓上所丟煙灰缸所傷，僅僅是被告的人數發生變化罷了，怎麼會導致判決的改變呢？這你就不明白了（註：這也不能怪你，因為以前我也不明白，但這些年來，我算是基本明白了），前例講究的是法律效果，後者講究的是社會效果，換句老話說叫「法不治眾」、「眾怒難犯」。 這些年來，就我自己所承辦的案件而言，目前還沒有被挨過打（因為我喜歡用毛主席的16字方針和孫子兵法來指導我的行動），但是參與他人指揮的行動中在省內、省外卻是先後挨過3次重打和無情羞辱（網上都作過報道），而且這些事件都不了了之，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當暴力抗法的對象是人數眾多的群眾者，或是背後有權力部門作支撐者，或執行的對象就是權力部門，往往會為了所謂的「穩定」而犧牲法院的權威、犧牲受傷幹警的合法權益、犧牲法制的尊嚴。如果沒有多次的親身經歷，你們不會有這樣的體會和感觸。法院的工作宛如如履薄冰！而且社會各界還不允許你有任何閃失。這就是殘酷無情的現實。當我的老庭長被打斷了4根肋骨時，當我的戰友被人用鞋墊打臉時、當我被打成腦震盪還被限制人身自由不準醫治時，我想的什麼，我想到的是原始的本能———那就是報復！但我在焦急中等待來的卻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忍受」和「自我犧牲」。這樣的情況我想在全國絕對不是少數，如果有人去作統計的話。 前天，我去一小吃店吃飯，老闆給我開玩笑說：「法官大人，你來了啊，要吃什麼？」，我聽後，急忙勸告：「噓！不要叫我是法官」。想知道為什麼嗎？（註：原來---多年前，我聽見別人叫我法官，我會很高興，盡管那時我還僅僅是個書記員。而現在我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我怕我被其他就餐者踩了腳還要給別人主動說對不起。試舉兩例，你就明白了。 今年春節前，我開一警車行駛在在你施工路段，路窄，適逢對面來一民用車，雙方都遲疑了。我見此，遂主動下車，請對方先行，你知對方怎麼說，當時氣死我了，對方說：「你 法院咋了，難道我就不該先走嗎！」我後來很後悔，為什麼我要自作多情呢！活該！大家可以想一下，假如我當時駕駛的也是民用車，同樣我也下車招呼他先行，我估計他多半會鳴笛向我表示謝意。為什麼同樣的好事卻會得出不同的結果，難道我們大家不應該去深思嗎？有些話，我不願說得太明白了！ 我再舉第二個例，4年前，有一百姓騎自行車從消防通道沖出，因速度太快，躲閃不及。將我直行警車後面颳了，他自己也倒地，所幸無任何傷害。警察到場認定法院無責。但是他非要我賠償他1000元。被我拒絕。後來我考慮到單位的影響，我私人賠償他了800元了事。在交警隊解決時警察曾經對我說：「如果你開的是民用車，就根本不用理他」。這就是道理，現在中國風行的道理。 現在開車，我更加小心，隨時都是讓別人，哪怕是綠燈，該我走，我還是要看看有沒有其他違章的車輛和行人，畢竟我那點工資是賠償不起的。我們可以給別人「看病」，但卻無法自己為自己討說法，這就是目前的世道。 除了公務，我現在再也不喜歡穿制服了，因為它帶來的是不平等。我們身上有很多約束和枷鎖，別人侵犯了，我們只能忍受，因為我們是人民的僕人（註：此時往往會忽略我們也是人民，同樣也是老百姓），所以，我只有在穿便服時才能找回真實的自我，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才敢勇於抗爭。如果你不相信，你穿著制服和別人發生糾紛，你看看圍觀的群眾會幫誰，會說誰，哪怕你有理萬分！ 就說怎麼多了。我上面這些例子，應該說反應的社會的局部，或社會的個別現象，但是為什麼以前沒有（或者說以前很少）而現在會有（或現在增多）了呢？這就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地方，也確實到了需要該思考的時候了。 下期話題是《講究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目的與在不同素質法官身上產生的不同實際效果》，即：本欲治之、限之、壓之，卻被之中之人所利用，意與果終難一統也。

3. 政治包括哪些內容或者說什麼是政治

政治是上層建築領域中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系，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

政治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重大影響和作用，這一社會現象很復雜，各時代的政治學家都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重點對它作過各種論述。

政治隨著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進程而發展，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向前發展。政治體制指政治制度的具體表現和實施形式，是管理國家政治事務的規范體系，具體指和國家根本制度相適應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等具體制度，簡稱政體。

政治包涵兩層含義：

• 「政」指的是政府；

• 「治」指的是治理。

「政」是政權主體，「治」是維護政權的方法和手段，治是圍繞著政進行的。 政治包括軍事，法律，政權機構，政治黨派團體，等等方面。

「政」主要是政權，政府，軍隊，警察，法院，監獄，政治組織，政治機構。「治」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依據這些進行的行為，包括軍事，法律，行政等方面。「政」是硬體，「治」是軟體。


從人類社會學來講，政治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它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個社會現象非常復雜，因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以及從不同學科角度，不同的學者對他的論述也不相同。

而且政治內涵的本身也在不斷的變化，因此對政治的闡釋也充滿了爭議，始終沒有一個確切公認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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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

根據規范化社會管理的不同對象，政治可分為如下基本形式。

人力資源的規范化管理。人力資源的配置規則主要包括：勞動力的配置規則，如勞動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

自然資源的規范化管理（國土資源管理與環境管理）。自然資源的配置規則，如礦產資源法、森林保護法、水法、國土資源法、環境保護法等；

知識產權的規范化管理（即信息管理）。知識產品的配置規則，如知識產權保護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危險及有害產品的限制規則，如葯品管理法、化學危險品安全管理條例等；人員健康安全性規則，如食品衛生法、國境衛生檢疫法等；

行為的規范化管理。

財產的規范化管理。物權法、繼承法等。

組織機構的規范化管理。公司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兵役法等。

經濟行為的限制規則，如環境保護法、安全生產法等；協調利益和解決矛盾的刑法、民法通則、婚姻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司法等，還有各種條例、法規和規章等。

此外，還需要建立為創立、實施、監督和評價各種經濟規則的組織機構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如行政訴訟法、組織法等。

4. 政治法律的關系

政治和法律是伴隨著國家起源而誕生的一母同胞，同屬於上層建築，二者彼此交叉，相互依存。法律和政治，二者不可分離。法律是國家政治高度發展的產物和表現。應該強調的是，無論何時法律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一方面，法律是政治的正當性源泉。

因為政治本身並不必然具有正當性,政治權威的樹立和政治秩序的維系以及政治權力的順利行使,無不仰賴法律為之提供正當性支持。只有披上合法的外衣,政治權威才能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政治生活才能正常有序地運行,即使在初民神權社會時代,政治權威也需要訴諸不同形式的神權法,以證明自身的正當合理性。

另一方面，政治是法律的基礎。

沒有一個足以將社會整合為一體的政治權威,就沒有創設統一法律的必要和可能,即使創設出了統一法律,也不可能得到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這樣的法律只不過是"不燃燒的火、不發亮的光"(耶林語) 。所以,法律和政治是不可分離的。

同時，政治與法律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政治與法律的對立性體現在：

（1）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法律的核心是權利。

（2）政治表現為階級之間的斗爭，法律則表現為階級之間的合作。

（3）政治多變、靈活，法律穩定、保守。

政治與法律之所以有對立性，說到底是因政治一般來說反映的是某一階級的意志要求，法律則反映的是國家意志，而國家意志是數個階級在一定范圍內的共同意志。

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建立和維護一個正常的秩序狀態，既是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大的社會任務、政治任務和法律任務。在通過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來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政治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始終是彼此滲透的，但又始終存在著時而相互支持、時而相互掣肘的復雜關系。

5. 法的法與政治

法與政治都屬於上層建築，都受制於和反作用於一定的經濟關系。但二者仍具有不同：(1)政治通過把利益關系集中、上升為政治關系來反映經濟關系，法以規則、程序和技術形式對經濟關系作制度化表現；(2)政治突出體現社會生活的組織性，法突出體現社會生活的規則性和秩序性；(3)政治的控制和調整功能通過政治行為和過程實現，法通過對主體權利義務的確認和保障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和調整。法與政治相互關系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二者的相互作用。
1、政治對法的作用。由於政治在上層建築中居主導地位，因而總體上法的產生和實現往往與一定的政治活動相關，反映和服務於一定的政治，但必須注意，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具體的法律都有相應的政治內容，都反映某種政治要求。同時，法在形式、程序和技術上的特有屬性，使法在反映一定的政治要求時必須同時滿足法自身特有屬性的要求。法的相對獨立性不只是對經濟基礎的，也表現在對上層建築諸因素的關系中，在此意義上，更可能深刻理解所謂法治政治。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也在一定程度或意義上影響法的發展變化。
2、法對政治的作用。法作為上層建築相對獨立的部分，對政治並非無所作為，特別在近現代，可以說，法律在多大程度上離不開政治，政治也便在多大程度上離不開法。(1)法與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指政治權力的結構形式和運行方式。如果在集權型權力結構中，法的被需要還只是作為人治這種權力運行方式的點綴或輔助，則在分權型權力結構中，權力的配置和行使皆須以法為依據。(2)法與政治功能。政治的基本功能是把不同的利益交融和沖突集中上升為政治關系，對社會價值物進行權威性分配和整合。法不僅貫穿經濟關系反映和凝聚為政治關系的過程，且將利益和價值物的權威性分配以規范、程序和技術性形式固定下來，使之具有形式上共同認同的性質，並因此具有形式上的正統性。(3)法與政治角色的行為。法對於國家機構、政治組織、利益集團等政治角色行為和活動的程序性和規范性控制，以及20世紀初期開始的政黨法制化趨勢，都表明法對重要政治角色行為控制、調整的必然和必要。(4)法與政治運行和發展。政治運行的規范化，政治發展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如政治過程的透明、公民政治參與的質感等)和政治體系的完善化，離開法的運作都無從談起。

6. 政治與法律的關系

政治與法律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法律的實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進程。政治不僅以立法過程產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權力基礎，並在法律適用中發揮影響。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領域建立秩序並有效約束權力的關鍵，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規制的領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這一部門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學與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批判法學是法學、政治學研究結合的典型代表。

7. 什麼是政治學的社會學研究方法

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曾 以當時各城邦的政治制度為對象，對各種政體形式及政治原則進行了比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 包括國家的憲法、政權組織形式、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以及政權機構內部 的制衡和分權關系、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關系等問題。運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現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即如何 通過建立和完善一種政治形式來實現某種政治原則。制度研究法在社會各 階級為自己設計政治生活模式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20 世紀 30 年代後， 隨著社會政治生活的日趨復雜化和大批新興學科的 出現，許多政治學研究者對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視了對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政治心理、動機的研究，並且僅僅局 限於對政治機構內部活動和法律條文進行分析，而這些並不能包括整個社 會的所有政治活動。他們主張政治學的研究重點應從政治制度轉移到政治 行為，提出用行為主義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行 為主義研究法逐漸崛起並在 60 年代未期達到頂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沖擊。70 年代以後，行為主義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開始回升。但人們在運用制度研究法時，也引入了行為主義研究法中 諸如數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實際上，制度研究法和行為主義研究法 不是截然對立的，在對政治現象的分析方面，兩者各有長短。
「歷史比較法」就是通過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發展規律 的方法。缺點是不能聯系社會發展和語言的各個方面。歷史比較法是歷史教學中特別 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方法，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是分析歷史事物 和評析歷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政治系統論
政治系統論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維·伊斯頓。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們已涉及過系統理論。任何系統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統的要素是輸入、輸出及反饋，這些也是政治系統理論的主要概念。從 輸入――輸出來分析政治系統，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政治思維方法。 系統論主要關心的是系統內輸入與輸出的關系。但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如何 處理？這是結構一功能分析所關心的問題。 政治系統論運用了系統論和控制論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實用國家這種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統為自己的基本研究對象，從宏觀角度對政治過 程，特別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中
的價值分配進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個既有層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統地有機整體，即政治系統，政治現
象是這個系統整體的組成部分，政治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和各 個要素以及系統內部和外部環境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 的。由此，政治系統論把政治的互動行為當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張 以政治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為目標，著重分析系統的平衡和自我維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維·伊斯頓、莫頓·卡普蘭等。
行為主義的產生和發展。20 世紀 30 年代後，在美國率先興起、形成一種與當代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等有密切關聯的政治學：行為主 義政治學。其主旨在於取代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它對當代西方 政治學有重要的影響。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面臨著當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種危機，如帝國主義戰爭、聲勢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少人無法解決和解釋這些危機， 因而把這些矛盾的產生歸結於「意識形態的斗爭」，試圖建立一門「精確的」政治科 學來排斥他們所斥責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為擺脫矛盾提供方策。行為主義便是 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的。 政治行為主義首先是一種與傳統政治學迥然不同的政治觀。行為學派斷定，古典 政治學理論的方法（如歷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機構方法）帶有道德和哲學色彩。 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須拋棄這種方法，對政治現象做「系統的、經驗的和因 果的解釋」，以便使政治學能夠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 Robert Dahl 認為，行為主義是對傳統政治學極為不滿的一場反抗運動。 達爾在談到行為主義時確認：「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 賦予他們行為的意義有關。 行為主義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謀求解釋政治 現象。 」從對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研究， 使政治學變成一種「非政治性的科學」， 不把國家及其體制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行為主義運動的主要結果。 哈羅德·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中的影響因素和被施加影響者，戴 維·杜魯門斷定，政治學應研究利益集團的政治和調節利益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 過程；戴維·伊斯頓宣布政治學應研究「存在於任何社會當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統」 和「社會財富的權威性分配」。E·C·班費爾德（E·C·Banfield）聲稱政治學應研究 解決或討論問題的一般活動，如談判、辯論、討論、力量的運用和說服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政治行為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學領城內佔主導地位
的學術思 潮和方法論，並逐步得到其他國家政治學界的重視、研究或採納。這股學術思潮 主要借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門類的行為科學的理論成果，吸取 統計學和計算機等先進的數量分析和信息技術手段。 圍繞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決策 這個核心內容，觀察總結廣泛的政治現象，產生了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一系 列理論或分析模式，匯集成一股從觀點、內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於傳統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學的新型政治科學。縱觀 70 余年的歷史跨度，政治行為主 義是我們了解現代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內容。 政治行為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 20 世紀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時期。 這期間， 一些政治學者開始撰文著書， 批評和譴責傳統政治學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張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政治學研究。如英國政治學者卡拉
漢·華萊士發表了 《政治學中的人性》 美國政治學者阿諸爾·F·本特利寫下了 ， 《政 府過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學的新方面》、哈羅德·D·拉斯韋爾也完 成了不少著作。這些人在構成行為學派的理論框架和原則以後，也就成為行為學 派的奠基人。他們呼籲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研究人性；斷定只有人才能成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據， 並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技術嫁接到政治學研究 上來，強調應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政治程序進行詳細調查和微觀研究。 大約從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為主義在美國逐漸醞釀形成的時 期。 在美國，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於 19C 後半期。這段時間政治學研究 對象主要有兩個：（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機構的來源及其發展歷史；（2） 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法律體系， 研究憲法和有關法典如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能以及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系。 隨著 20C 初葉世界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這種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方法逐漸受到政治學者們的批評。 他們對前 人樹立的刻板的歷史敘述、邏輯推理及其它規范程式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轉而尋 找新的理論和方法。 政治行為主義的產生與以下幾個重要社會條件分不開。 首先是當時歐洲各類社會 科學的影響。從 19 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學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維利等歐洲 學者的強烈影響。得自歐洲一些著名大學的教學方法的啟發，許多美國學者開始 倡導政治學的科學性。20C30 年代，大批歐洲學者為逃避法西斯主義的迫害， 從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國，又為學術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當中有 些人後來在美國
政治學界占據了重要位置。 這一大批歐洲或歐洲式的社會科學家強調： 政治學必須藉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理 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現象。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分類思想對美國政治學界的 影響難以估價。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紹來馬克思、杜爾克海姆、弗洛伊德、韋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爾斯的學說， 推動了後來政治行為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心理學研究成果對政治行為主義的啟迪和影響。巴甫洛夫（Pavrov）、約翰·華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納（B·F·Skinner）等心理學家創立的「行為心理 學」，注重運用刺激——反應模式解釋人類行為，強調研究可觀察的刺激因素， 這些思想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有觸類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可以 說是當時各門科學（首先在心理學）中發生的行為科學的一個邊緣產物。 其次， 是國際和國內的現實需要驅動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更加重視並直接接觸普遍 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二戰當中，一大批政治學家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親自 處理聯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過切身的經驗，他們察覺到 傳統理論與實際問題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著嚴重缺欠，舊有的學 園式結論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政治局勢。這些迫使他們在方法論上檢討自己。在這 股日趨壯大的學術思潮帶動下， 一些影響力頗大的政治學家已開始在自己的著作 中主張：政治研究要關心現實。打破過去那種以圖書館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們的政治行為，特別要重視各種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運用實地調查和 統計分析的方法，努力對人們的政治抉擇作出預測並給以檢驗。 與此同時，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也出於長遠或近期的考慮，大力資助政治學團體的 研究活動， 因為搜集和分析大量實際資料要比局限於圖書館當中作研究所需的費 用大得多。大基金會通過資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項目，制約了學者們的注意力和思
想傾向。二戰後，各基金會進一步重視資助諸如選舉等短期行為科學研究項目及 一些跨學科研究。 最後，應該看到，行為主義之所以產生，是和美國注重實用傳統及現代西方哲學 的影響密切相聯的。20 世紀初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方法論就啟發過許多政 治學家。 在現代哲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邏輯實證主義。 其代表維也納學派主張： 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 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預以證實或推翻；理論必須出於徹底的科學態度，並且有賴 於多學科的合作；哲學的任務是以語言分析為主要方法，達到對知識和科學的解 析等。在傳統和思潮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形成一股佔主流位置的觀點： 科學的實質在於收集客觀資料，收集政治生活的無情事實。這一觀點直接針對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說學術界認識到，要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光靠對法 律權利與義務作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是不行的，社會知識的可靠性在於事實。這 樣，重事實而不重目標。重現狀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傾向。美國政治 學會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幾位會長都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20C20 年代 初，美國幾次全國政治學會議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利用新技術收集新情況、新資 料，而不注重理論的作用。學術界認為，事實會自己說話。 政治行為主義的形成，包含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在美國，對傳統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評的學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論著稱的社會科學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過程》（1908）中就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門僵死的學問，只對政府脯機構 的最表面特徵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學變為 名符其實的科學。英國學者 G·華萊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動機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新領域， 主張採用心理學與自然科 學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魯斯說過：「所需要的只是：事實、事實、事實。」這句 話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政治學者最重視的東西。 布魯斯還贊揚科學及其嚴謹性， 這反映了當時美國知識界反對墨守傳統的共同態度。 繼本特利之後，對推動政治行為主義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爾斯·E·梅里安和 他帶動下的「芝加哥學派」。梅里安在 1921 年發表論文《政治學研究之現狀》， 正式提出廣泛應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生物學、統計學的技術 和成果改造政治學研究狀況。 美國學者一般都把這一年看作科學化運動開始的時 間標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學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對學院式政治學的 批評和發展政治行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學」這個名詞。他 主張，政治學必須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把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 對象之一，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擔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後一、二十年當中，該系培養 了一批研究生，他們成了後來聞名全美的政治學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爾、H·D·拉斯韋爾和 30 年代以來的第二代傳人凱伊、特魯曼、西 蒙、阿爾蒙德等。伊斯頓在 40 年代後期起到該系執教。本特利和亨廷頓也曾就 學於這所著名學府。人才匯聚，使這里儼然成為美國政治行為主義研究的中心。 在這種科學化思維萬式指導下，談學派的學者們都是面向實地工作，用以彌補以 往研究資料的匱乏，並積極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及手段，正式把行 為主義引進政治研究，帶動了行為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

8. 法律和政治有什麼區別嗎

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法律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與整個社會。契約法規定了從買車票到在衍生品市場上買賣利率交換選擇權等各種事物的規則。物權法定義了買賣和租賃如房子和建築物等不動產之類的權利與義務。信託法應用在如退休基金等投資的規定上。侵權行為法允許某人可以在其財產受到傷害時要求賠償。且若此一傷害在刑法中是犯罪的話， 刑法也會有起訴的方法，並對犯罪者加以處罰。憲法提供了一個創造法律、保障人權以及選舉的架構；而行政法則允許一般市民去質疑政府施政的作為。國際法規范了國家間從貿易到環境，乃至於軍事行動等各項事件。「法治」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50年寫道。「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

政治是各種集團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集團或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所結成的特定關系。一般來說，這個詞多用來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然而社會學家也用來指涉包括各種利益機構、學校、宗教機構在內的相互之間的關系。

政治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它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個社會現象非常復雜，因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以及從不同學科角度，不同的學者對他的論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內涵的本身也在不斷的變化，因此對政治的闡釋也充滿了爭議，始終沒有一個確切公認的定義。

9. 法律與政治的關系

所謂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專務為內容的具有普屬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即人類在社會層次的規則，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它以正義為其存在的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為手段。法治和法律要逐漸變得適當寬容以利於社會和諧。法律一般限於憲法。法屬於上層建築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律的目的在於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統治階級實現其統治的一項重要工具。所以，法律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它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產生、和發展，法律將隨著社會階級、階級斗爭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個人認為 政治要大於法律 因為法律來源於政治體系，根據上面的解釋可以理解為：法律是為約束人們的行為而誕生的。而且縱觀各種社會現象你也可以理解，政治的行為是大於法律的！

10. 何為社會政治法權主體主要有幾類急用

社會政治法權來主體是指法源律認可和保護的，可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但不擁有合法的權力去作出具有強制力的政策決定的社會行為主體。主要指見諸於公眾的利益集團、參政黨以及作為個體的公民。社會非法權主體是指那些其宗旨並不在於參與制定政策，但卻擁有能力在需要時能直接地和強有力地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行為主體，主要有不見諸於公眾的利益集團、新聞媒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