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與政府

『壹』 分別舉例經濟法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分別有什麼作用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 用於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市場失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成本或利潤價格的 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拿現在的房地產來說，以普通的價格收購地皮，然後再高價出售在此地皮上建造的房屋，這個成本和利潤之間相差太大，進而影響個體 經濟市場決策機制，甚至導致市場失靈。又由於許可權困難、有限性困難、作為司法的困境等 原因致使市場失靈由民法無法克服；由於行政法價值（公平與效率）的困難、法域歸屬(公權與私權)的困難、行政偏好睏境（全力設組與過度干預）市場失靈也無法由行政法克服困 難。而經濟法具有克服市場失靈的作用：
1、經濟法可以直接限制市場主體的私權。
這源於國家的存在，它能合法取走市場主體的財產而不侵犯財產權，從而擁有干預 財力，它能賦予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說明義務而不侵犯商業秘密，從而強制性地實現信息分布 均衡；它能對壟斷企業進行強制性解散而不侵犯經營權，從而確保市場競爭態勢。
2、經濟法可以直接改變市場主體的利益結構。
如對環境污染問題，經濟法通過徵收排費和環境稅等途徑讓企業價格中真正反應出 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損害的成本。
3、經濟法具有公共利益優勢和遠視優勢。
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 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 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 率的決策。政府失靈的原因有政府幹預不到位、干預錯位、干預不起作用。
經濟法具有克服政府失靈的作用：
對干預程序的規范；
對干預領域的規范；
對干預方法的規范；
對干預責任的規范；
如政府對股市的干預，股市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通過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影響實體經 濟的正常運行。在虛擬經濟規模龐大、股市交易量大大超過實體經濟總量的今天，股市運行亟須政府幹預。政府幹預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運行，發揮其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限制其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

『貳』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叄』 如何理解經濟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的經濟角抄色，是經濟管理員與服務員的角色，是政府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干預和調控經濟，達到促進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目的的行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推進和組織。政府是上層建築的核心，擁有對經濟管理的權力和權威。權威是政府經濟行為的基礎，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政府以其權力的威力，參與經濟活動，彌補市場不足。

『肆』 如何從經濟法的角度去理解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政府更多的是進行宏觀調控。
市場可以最好的促進資源的調配，實現經濟的發展。

『伍』 淺談政府經濟學和經濟法學之間的關系

政府經濟學的學習方法政府經濟學屬應用經濟學范疇，既有對政府經濟活動的理論概括，更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需要研究政府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為政府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以及規章制度建設提供理論依據。而不同國家政府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一國政府在不同時期所承擔的經濟社會發展任務，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政府經濟學的學習方法，除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方法論以外，需要強調以下具體方法： 1、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方法，就要求政府經濟學的學習，一方面，能夠運用政府經學基本原理，分析政府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現象，就其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思路與方法，以加深對基本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政府經濟活動實踐，進一步檢驗理論的正確性，以校正和發展理論，實現理論創新，在更高層次上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2、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是經濟學研究和學習常用的方法。實證經濟分析的任務，是回答經濟運行中「是什麼」的問題，而規范經分析，是解決經濟運行「應該是什麼」的問題。 3、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就要求在政府經濟學的學習中有廣闊的視野，能夠從政府經濟的過去、現在，把握其未來發展趨勢，並進行相應的理論概括。

『陸』 經濟法中的政府應當是一種怎樣的政府

政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
政府是國家公共行政權力的象徵、承載體專和實際行為體屬。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決策、行政法規、行政司法、行政裁決、行政懲處、行政監察等等，都應符合憲法和有關法律的原則和精神，都對其規定的所有適用對象產生效力，並以國家武裝力量為後盾的強制執行。

『柒』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經濟法行政法區別：1主體不同，經濟法主體包括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專行業司法機關，還包括法人屬、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行政法主體的一方是政府及其非經濟主管部門，另一方面則是下屬的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2調整對象不同，行政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所體現的是一種權力從屬關系，同時這種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直接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正好相反；3調整方法不同，行政法採取單純的強制性辦法，而經濟法則是採取公權與私權介入的方法；4作用不同，行政法著重鞏固與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而經濟法則是著重鞏固與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5調整程序不同，行政法調整范圍內的行政糾紛純由行政訴訟程序解決，而經濟法則可能有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經濟訴訟程序解決。

『捌』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規范政府幹預經濟的法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玖』 經濟法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

經濟法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應該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