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派

⑴ 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與社會學法學派的比較

法理中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觀點在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中，各學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比較而言：
（1）、自然法學派的主要內容是：
其一，關於法的本質。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從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這種客觀規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來源於永恆不變的本性、自然性、社會性、理性。真正的法律應當與之相符合，特別是與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為基礎，它永恆不變，並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於實現公意和正義。
其四，法律及其觀念應當與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類尋求正義之絕對標準的結果。
歸納而言，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2）、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主要觀點是：
其一，著力分析真正的法或「嚴格意義的法」，即國家制定的法律「國家法」，而不是什麼自然法，由於這種法律能為經驗所感知和真實存在著，因而也叫實在法或實證法。至於其他所謂的「法」，如自然規律、自然法、榮譽法則，只是有比喻意義，不值得研究。
其二，實在法或國家法是由法律規則構成的，是一個法律規則或法律規范的體系。
其三，法律是中性和價值無涉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東西。至於政治道德等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與法律並無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因此不能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即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的問題。「惡法是法」。
其四，一個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好的法律規則體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規則體系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為宗旨的，執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規則就可以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執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機器，不應當有任何的自由裁決權。
在分析主義法學法律觀指導下的西方法律實踐活動，使西方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法律規則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規則體系，幾乎涉及了人的一切生存領域。但是，這種法律觀只注意到法與國家密切聯系，卻忽略、否認和割裂了法與其他事物，特別是政治、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他們揭示了法的技術性、工具性、獨立性，卻否認了它的價值性、目的性、依賴性。
（3）、社會法學派的主要觀點
社會法學派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引進到法學領域，在社會中研究法律，並通過法律研究社會，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而是社會立法中的秩序或人類聯合的內在秩序。
其二，法律與國家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它並非一定由國家機關特別是立法機關所制定和實施，在沒有國家的時侯和地方也存在著法律。
其三，法律絕非僅僅是規則的體系，而是由規則、原則、政策 多種復雜的要素構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單純的一種規則。
其四，法律不僅是一個規則體系，還是一項過程和事業。
社會法學派的觀點，表明了他們堅持在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以法的實際運作為對象，揭示了法產生於社會之中，目的是消解彼此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對立和斗爭，以平衡各種利益。而且，他們還把法置於整個社會之中，分析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諸因素對於法及其運作的作用和影響。應當說，法律社會學有利於對法的內涵的理解，有利於擴展法學研究的領域和視野。

⑵ 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與社會學法學派的比較

法理中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觀點在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中，各學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比較而言：（1）、自然法學派的主要內容是：其一，關於法的本質。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從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這種客觀規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來源於永恆不變的本性、自然性、社會性、理性。真正的法律應當與之相符合，特別是與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為基礎，它永恆不變，並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於實現公意和正義。其四，法律及其觀念應當與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類尋求正義之絕對標準的結果。歸納而言，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2）、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主要觀點是：其一，著力分析真正的法或「嚴格意義的法」，即國家制定的法律「國家法」，而不是什麼自然法，由於這種法律能為經驗所感知和真實存在著，因而也叫實在法或實證法。至於其他所謂的「法」，如自然規律、自然法、榮譽法則，只是有比喻意義，不值得研究。其二，實在法或國家法是由法律規則構成的，是一個法律規則或法律規范的體系。其三，法律是中性和價值無涉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東西。至於政治道德等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與法律並無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因此不能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即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的問題。「惡法是法」。其四，一個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好的法律規則體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規則體系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為宗旨的，執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規則就可以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執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機器，不應當有任何的自由裁決權。在分析主義法學法律觀指導下的西方法律實踐活動，使西方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法律規則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規則體系，幾乎涉及了人的一切生存領域。但是，這種法律觀只注意到法與國家密切聯系，卻忽略、否認和割裂了法與其他事物，特別是政治、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他們揭示了法的技術性、工具性、獨立性，卻否認了它的價值性、目的性、依賴性。（3）、社會法學派的主要觀點社會法學派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引進到法學領域，在社會中研究法律，並通過法律研究社會，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其一，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而是社會立法中的秩序或人類聯合的內在秩序。其二，法律與國家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它並非一定由國家機關特別是立法機關所制定和實施，在沒有國家的時侯和地方也存在著法律。其三，法律絕非僅僅是規則的體系，而是由規則、原則、政策 多種復雜的要素構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單純的一種規則。其四，法律不僅是一個規則體系，還是一項過程和事業。社會法學派的觀點，表明了他們堅持在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以法的實際運作為對象，揭示了法產生於社會之中，目的是消解彼此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對立和斗爭，以平衡各種利益。而且，他們還把法置於整個社會之中，分析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諸因素對於法及其運作的作用和影響。應當說，法律社會學有利於對法的內涵的理解，有利於擴展法學研究的領域和視野。

⑶ 行為主義法學派的介紹要時間，人物觀點

唐納德·布萊克(Donald Black),美國行為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畢業於密執安大學法學院。自1970年起，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現任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其代表作有《法律社會學的范圍》(1972年)、《法律的運作行為》(1976年)、《警察的行為方式》(1980年)、兩卷本編著《社會控制的一般理論》(1984年)及《社會學的正義》(1989年)。
布萊克作為行為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在方法論上主張絕對的價值中立，企圖建立純粹的法律社會學。他批判當時的法律社會學研究混淆了科學與政策的區別，他認為c「科學的、即純粹的法社會學研究不涉及對法律政策的評價，而是將法律生活作為行為制度進行科學的分析。」這種分析最終將形成一種一般性的法律理論——預測、解釋每一種法律行為的理論。他的純粹法律社會學主張：(1)法律社會學應採納專家治國者的思想方法，即只用技術方法解決可歸納為技術性的問題：(2)法律是可以觀察到的法官、警察、檢察官或行政官員的行為，而不是規則；(3)法社會學的目標是形成一種一般性的理論，即可探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存在的法律原則和機制的理論。這種追求超越價值判斷、主張純科學的方法論既是對以塞爾茲尼克為代表的重視價值判斷的「伯克利學派」的挑戰，也是對美國所盛行的實用主義潮流的反叛，雖有些矯枉過正，但也開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新氣象，給法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⑷ 三大法學學派及其主要觀點是什麼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⑸ 西方社會學對社會的解釋有哪兩大派

在現代西方主要國家中，法學的基本理論學科通稱為「法理學」（英語jurisprudence的一義）或「法律哲學」。這里講的「現代」泛指自20世紀開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現代西方法理學的思想淵源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法律思想；另一個是西方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影響。因此，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較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就其專業而論，除主要是法學家外，還有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就階級性來說，現代西方法理學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法理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進行辯護的。

一、現代西方法理學的特徵

1．派別繁多。在西方法理學史上，17~18世紀時自然法學佔主導地位。19世紀時以歷史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哲理法學三派為主。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派別逐漸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更為增多。這種派別繁多的特徵不僅體現在各派之間或同一派別內部紛亂雜陳的理論觀點，而且還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術語等方面。這一特徵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或這一階級中特定集團在特定時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學家的不同政治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響。當然，派別繁多也體現了一般資產階級國家在其統治還比較穩定時的一個方針，學術自由以不危害其統治為限，超過這一限度是不容許的。

2．自然法學在戰後的復興。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崩潰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傾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黑格爾主義法學迅速消失，對正義等道德准則持有否定或懷疑態度的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也有所動搖，強調道德准則的新自然法學或與此類似的價值論法學則迅速復興或興起。同時它們的復興或興起也適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後對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學家在論述資產階級人權學說時是以新自然法學和價值論法學為理論基礎的。

3．三大派鼎立。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為主。20世紀50年代後期直到60年代，分別以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富勒為首的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兩大派法學家展開了熱烈的、長期的論戰。哈特在這一過程中對原先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作了重大修改，創立了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從而與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學相抗衡。早在20世紀初就已興起的社會學法學戰後繼續存在，在基本理論上也無甚大的變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趨向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應用法學，其名稱也通稱為法律社會學。這里應注意的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但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種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學中有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法學）和非神學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學說（如羅爾斯的正義論、德沃金的權利論、拉斯威爾的政策論等），雖然不講自然法，但卻都以某種價值作為核心，因而在理論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學的。又如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既有凱爾森首創的純粹法學，又有哈特新創立的新分析法學；新一代的分析法學家中又有拉茲的淵源論法學、麥考密克的制度法學等。在社會學法學或法律社會學中，既有戰前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歐洲自由法學、利益法學等等；戰後又有強調價值的法律社會學和以行為科學、系統論為特徵的法律社會學。此外，也還有些較難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別，例如戰前就有的新康德主義法學、新黑格爾主義法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新修辭學法學等。

4．三大派相互靠攏。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形成鼎立之勢，但三派又相互靠攏，相互吸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少數西方法理學家提倡綜合法學（或稱統一法學）。他們主張，這三大派分別以研究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法律規則（分析法學）和法的社會實際（社會學法學）為主，但這三種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但他們的主張並未被普遍接受。我們認為，三大派不僅對法的本質的解釋是錯誤的，而且在研究對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規則可以說是法本身的結構，法的價值和法的社會實際都涉及到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作為一門科學的法理學，既應研究法本身的內容和結構，也應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劃分不是偶然的，它們相互靠攏是為了取長補短，加強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讓位於綜合法學。

5．非學法學思潮的影響。西方法理學歷來就受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影響。在20世紀，特別是戰後，非法學思潮的影響更為擴展。其中較新的影響有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哲學對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滲入；新修辭學推動了對法律推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哲學對個別法理學家雖有影響，但總的來說影響很小。功能結構主義、系統論和行為科學對法理學也僅稍有影響。近年來，主要來自經濟學的經濟分析法學也促進了以資源、成本、效用等經濟學術語來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來自各種社會學新思想的批判法學更掀起了批判傳統法學的運動。

二、現代西方法理學的主要理論觀點

1．社會和人性。現代西方法理學家研究的對象並不是社會和人性，但他們在論述自己的學說時往往會涉及到對社會和人性的理解，往往會以對社會和人性的某種假設作為立論的基礎。例如早在20世紀初社會連帶主義法學創始人狄驥就提出，社會連帶關系是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人們為了生存必須相互促進共同的需要並交換服務；國家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體現這種連帶關系的客觀法。社會連帶關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還是相當流行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是近年來在西方思想領域中包括法理學中具有較大影響的一個人物。他在《正義論》一書中認為，社會是人們為實現相互利益而進行合作的事業，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沖突，因此必須要有一批確定利益分配的原則，即社會正義的原則，法治即形式主義。

與這種抽象的社會概念密切聯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認為，構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關人性和人類生存世界事實的一些公理，其中一個是人的無限的利己主義與有限的利他主義，再一個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因而沒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會。又如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的創始人波斯納提出，構成他的學說的一個假設是：人是對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宣揚的人性論，一般來源於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等人關於人性和私有財產的學說。奧裔社會學家海克在論證「福利國家」與自由、法治對立時就是直接以休謨的人性論作為論據的。

我們認為，社會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質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在階級社會中，又是以一定階級關系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講的社會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性，是離開物質生產和階級關系的社會和人性，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階級性當作永恆的社會和共同的人性。

2．什麼是法？這是自古以來西方法律思想中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主題，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這一爭論不僅更為激烈，而且更為混亂。在講什麼是法時，首先應指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對法這個詞所指的范圍，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廣的理解。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首創人龐德認為法的概念包括三種意義：（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決定的根據；（3）司法、行政過程。以上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種成分：（1）律令；（2）技術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種形式：（1）規則；（2）原則；（3）概念；（4）標准。但有的法理學家，特別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法這個詞的范圍主要指法律規則（或規范）。此外，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學說，對法本身作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劃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實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馬斯主義法學中還有上帝的永恆法），在現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觀法和實在法之分；活法和國家法之分；書本上的法和行動中的法之分；應當是這樣的法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之分，等等。由於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以及劃分如此眾多，就必然使什麼是法的解釋更為復雜化。

在眾多的解釋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義是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從這一定義中，很難看出法的本質是什麼。但從他的整個學說來看，他主張法「飲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這也就是說，法的本質是道德。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哈特認為，法是設定義務的第一位規則和授予權利或權力的第二位規則的結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終承認規則，其他規則的效力都來源於它。實際上他所講的最終承認規則是指國家的立法權，也就意味法的本質在於國家權力。社會學法學派龐德，如上所述，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作了很廣的解釋，並將它稱為社會工程或社會控制，實際上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抽象的社會。美國另一個著名法學家、大法官霍姆斯認為，「法是對法院實際上將做什麼的預言」。法院將做什麼是指法院怎樣判決，這種判決又是怎樣作出的呢？按照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弗蘭克的解釋，判決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是法官的個性，這實際上是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某種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從以上現代西方法理學家關於法的概念或定義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們對法的解釋各有不同，但卻都否認法的階級性，否認法最終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因而同馬克思主義對法的解釋是根本對立的。正因此，他們對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務的解釋也都是從超階級的概念出發，例如：預防或鼓勵行為、調節利益沖突、促進合作、維護和平、解決爭端、為私人事務提供便利、發揮人的創造性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等等。

3．「應有」和「現實」；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學史中，在19世紀就出現了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之間的爭論。其中一個重大的哲學爭論是「應有」（英語中的ought）和「現實」（英語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關系。具體到法學中，就有「應當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關系。戰後，隨著自然法學的復興，這一爭論也更趨勢烈。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應有」和「現實」是截然分開的，法學家僅研究「實際上的法」。有的更認為，「應有」只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只有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法律學說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應當是這樣的法。他們主張應有和現實截然分開的根據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謨的不可知論，即「應有」是不可認識的，一個「應有」只能來自另一個「應有」，而不可能來自「現實」。與此相反，新自然法學家則反對「應有」和「現實」之分，認為這種劃分模糊了對法的本質的認識，甚至導致對專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們對這一爭論又怎樣認識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 時就評論過這一爭論，他在1837年致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就講到，他在學習法律哲學時的一個使他感到是嚴重障礙的問題是「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就哲學上講，他當時還是一個唯心主義的青年黑格爾派，但他已明確指出，「應有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的對立「是唯心主義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錯誤的劃分的根源」。他主張，在研究法、國家等哲學方面，「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2）。我們也認為，在研究法的過程中，會存在對法的價值判斷（即它應當怎樣）和法的現實（即它實際上怎樣）這兩種認識形式之間的矛盾。但我們不應將它們截然割裂開來。法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使現實的符合這一階級的理想或價值判斷自然會有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但應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求得二者之間的一致。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同道德和法之間的對立等同起來。他們主張，法與道德無關，至少並無必然的聯系，因而法學僅研究法律，而不問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們主張廣義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惡法都是法。狹義的法律概念則主張只有良法才是法。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也在於不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法和道德。問題的關鍵是：這是指哪一階級的法，哪一階級的道德。統治階級的法和被統治階級的道德，一般來說，當然是對立的。統治階級的法和道德則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畢竟是有區別的。將法和道德等同起來或將法的本質歸結為道德都是錯誤的。

4．什麼是法制或法治？這也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主題，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爭論。這里應注意，英語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詞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詞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一提法連用。

有的思想家、法學家從19世紀流行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出發，認為法治旨在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因而在戰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所謂「福利國家」政策並擴大政府的經濟職能時，在法學領域中曾發生過法治與「福利國家」是否對立的爭論。少數人認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動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規則的約束，人們可以根據這種了解安排個人的事務。因而政府擴大經濟職能必然會侵犯個人自由、權利以及保護他們的法治。但大多數人認為，在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必須擴大，要倒退到19世紀的最小限度國家職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因而個人自由、權利、法治同「福利國家」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適應的。但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法學家中，也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法治僅存在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自20世紀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項原則，即法的一般性、公開性、不溯既往、明確性、沒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穩定性、官方行為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後，法制或法治原則已成為法理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但一般都在以上八個原則上加以修改、擴充。例如主張應補充司法獨立、司法審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開審理、律師咨詢、防止警察機構濫用機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學家還論述法治的價值有對專橫地行使權力實行制約，為人們選擇生活目標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嚴等。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則，但他們反對富勒將這些原則稱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內在道德」。結果在法制原則問題上又展開了關於法與道德關系的傳統爭論。有的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價值，但這種價值是消極的，即限制專橫地行使權力，而且這種專橫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認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實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務於邪惡的目的。總之，對法制的作用不應誇大，因為法治本身畢竟不是一個最終目的。

一般法學家認為，在希特勒統治下，法制極端敗壞，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實行秘密法，在審判中根本不顧法律，甚至不顧納粹黨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時，乾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個別法學家主張，法治僅代表一種「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會，包括法西斯統治的國家，都處於法治之下。

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學家在法制、法治問題上，就像什麼是法一樣，形式上是講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實質上只是講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們對法制原則等問題的分析，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法制的運行機制也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每個國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學家所講的什麼先驗觀念的體現，也不是像實證主義法學家所宣稱的單純的現實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

5．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這些詞在西方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是常見的。在西方法理學中，也充斥著關於法與正義、自由等關系的論述。根據唯物史觀，我們應該在經濟關系決定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這一基礎上來分析法與正義、自由等觀念的關系，從而就會發現這些觀念都是歷史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但很多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卻將正義、自由等觀念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都是抽象的、超階級的。

有的西方法理學家主張正義是非理性的價值判斷，因而不應將它作為法學的研究對象，但大多數人認為法與正義的關系是法學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問題。但他們對正義的含義，卻眾說紛紜。較多的人強調平等，也有的強調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張這些含義的綜合。他們對什麼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現代西方法理學家一般都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法律既保護個個自由、權利，但也對濫用自由、權利的行為實行制約。但在這一問題上，經常出現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問題。他們一般認為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或人權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因此主權與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們認為，國家主權和人權這兩種觀念都是在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階級的發展而興起的，在歷史上都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在現代，對一個國家來說，主權和人權都是不可少的。關鍵問題是，必須注意這是指哪一階級的主權和人權，這是在什麼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關系，現代西方法理學鼓吹主權和人權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動機的。

三、怎樣評價現代西方法理學

從以上所介紹的主要理論觀點看，現代西方法理學在論述社會、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時，盡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在形式上講的是抽象的社會、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實質上都是指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性。並且對它們加以肯定和頌揚。這種理論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這里體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

為此，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分析和批判現代西方法理學，從而提高我們的識別能力和馬克思主義水平。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對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紹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錯誤的。當然，這也不是說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應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從總體上講，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還是可以批判地借鑒的，有些知識性的東西固然有參考價值，有些理論觀點也是有啟發意

⑹ 龐德歸納出的社會學法學派的特徵有哪些

19世紀末葉以來資產階級法學中一個派別。又譯社會學法學派。西方法學家一般認為該派具有下回列的一個答或兩個特徵：①以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研究法，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法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②認為法或法學不應像19世紀那樣僅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應強調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社會法學派：從社會本位出發，把法學的傳統方法同社會學的概念觀點、理論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法律現象。注重法律的社會目的和效果，強調不同社會利益整合的法學流派。

⑺ 中國近代法學理念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哪些影響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