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與社會保障法0002

Ⅰ 勞動與社會保障法

個人意見：勞動仲裁委員會應該支持謝某的申請。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國家法定節日專加班的應屬當支付勞動者百分之三百的工資，且不能以補休代替。周末假日加班應該支付百分之二百的工資，但可以以補休代替，但用人單位只給了2天補休。故用人單位應當支付謝某的加班費。
以上僅供參考。

Ⅱ 求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學習心得

在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穩定社會和安邦興國的根本大計，是一件「關乎國運、惠及子孫」的大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雖然人們都認識到了社會保障在社會層面的重要性，而對其法律層面的認識還不夠，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對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與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企業的優勝劣汰和職工的下崗、失業已成為一種經常發生的社會經濟現象，妥善解決好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問題，是推進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

一、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簡介

社會保障法是調整社會保障主體之間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而勞動法是調整勞動者與資本所以者之間社會關系的法律制度。

1 、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共性

社會保障法與勞動法的共通之處在於它們都是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而且社會保障法是在勞動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便是德國俾斯麥頒布的社會保障法典，也是以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狀況為基本動因的。

2 、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區別

勞動法主要調整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法調整國家、用人單位、公民（勞動者）、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因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發生的關系。

3 、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所涉及的對象

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的主體是用人單位和與之建立勞動關系或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公務員、軍人等不適用勞動法），而社會保障法的主體包括國家、用人單位、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公民（勞動者）。

社會保障的對象應當是該社會的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那些喪失勞動能力以及需要某些特殊幫助的人。同時，社會保障也對社會成員中的特殊對象給予特殊幫助。社會保障的特殊對象主要包括因退休、失業、患病、傷殘、生育等造成的失去或中斷收入來源而需要社會特殊幫助者。這些成員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與競爭能力，使收入中斷、減少或喪失而影響了基本生活，從而得到社會給予的特殊保障。

二、國家該退位的地方應當退位

在勞動法的調整上，我國長期來存在的問題是行政因素過重，在改革過程中雖有較大的改進，但仍存在一系列問題，國家仍需進一步退位。目前，勞動關系中還存有大量的行政審查，例如：在勞動關系建立時一些地方執行強制鑒證，招、退工的行政審查程序；在勞動報酬中實行的工資總額管制；在特殊工時中實行的行政審批等等，使勞動關系建立與運行中融入大量行政因素。勞動關系的產生、結束與運行不應當是三方關系，而只應當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雙方關系。尤其要突破的是國家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規定每個勞動者只能建立一種勞動關系的觀念。

當著現實邏輯與觀念邏輯發生沖突時，需要重新審視的恰恰是觀念的邏輯。「一個勞動者只能形成一種勞動關系」這種觀點在計劃經濟時代無疑是恰當的。在那時，一個勞動者出現了多重勞動關系，國家將很難進行統一的管理。今天，當著勞動力通過市場來進行配置，為了使人盡其才，一個人存在多重勞動關系恰恰是一種常態。正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對「一個勞動者只能形成一種勞動關系」的觀念進行全方位的突破。

允許一個勞動者同時建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勞動關系，對我國的勞動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會帶來有益的影響。在用工管理方面，應當允許一個勞動者同兩個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當然兩單位工作時間總和不應超過現行的工時制度；在工資管理方面，各地在公布和調整最低工資時，應同時公布月最低工資標准和時最低工資標准，如果一個職工每天在甲乙各工作四小時的話，甲單位或乙單位都只按月最低工資標準的百分之五十來執行；在社會保障方面，繳費關系應當與工資關系掛鉤，以養老保險為例，每個勞動者固然只能有一個個人帳戶，但應要求多個用人單位根據勞動者工資的一定比例向這一勞動者的個人帳戶繳納養老保險費，從而保障勞動者的利益。

三、國家該進位的地方應當進位

與勞動法相比，我國社會保障法的突出的問題是國家有一些該到位的領域尚未到位。

首先，立法者沒有設置有效的刑事立法來保障社會保險費的徵收。我國在修改後的刑法中並沒有對嚴重危害社會保險制度的各類違法行為予以明確規定，而只是混同於普通刑事犯罪行為。

其次，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缺乏承擔「使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任務的主體資格。事實上，許多地方和主管部門運用社會保險基金搞生產投資，基本建設投資或是財政挪用並逾期不歸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本難以有所作為。

再次，長期以來，國家將理應承擔的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成本予以轉嫁。對於穩性養老金債務，各國一般都認為是國家的應承擔的責任。所謂隱性養老金債務，是指一種養老金制度終止實施時應承擔的現時退休者的養老金和根據在職職工過去工作年限所承諾的未來養老金的支付責任。

最後，由於我國將社會保險法作為勞動法的調整對象，社會保險爭議也完全按勞動爭議來處理。事實上，用人單位不繳納養老保險，不能僅視為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應當視為侵犯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受到侵害的勞動者雖也可以提起勞動爭議程序，以保護自己的民事權利；但更應通過行政訴訟程序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樣規定有利於明確國家責任，強化社會保險費的征繳力度。國家有關部門在用人單位不依法按時足額征納或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必須承擔有關責任，而並非在社會保障關系中扮演「守夜人」角色。由於勞動者利益受到侵犯時，國家須承擔先行支付的責任，就會促使有關部門提高社會保障的強製程度。

總之，明確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的相互關系，不僅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也有很強的實際意義，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重要標志，如何構建與完善？這是每位從事社會保障及相關法律工作者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