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與社會發展

⑴ 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的歷史類型
法的歷史類型是向前發展變化的，其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具有活躍性、革命性，當其向前發展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關系發生與之相對應的變化。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當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出現了一定量的變化時，那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築就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也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時，則會導致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築發生歷史類型的更替。
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即是法的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
2、(1)法的歷史類型是按照法所據以產生和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和體現的階級意志的不同，對人類社會的法所作的分類。
(2)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凡是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之上、反映相同階級意志的法，就屬於同一歷史類型。
(3)劃分法的歷史類型，有助於認識和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
3、(1)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與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社會形態的劃分相一致，人類社會存在四種歷史類型的法，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2)前三種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的法，體現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稱為剝削階級類型法。社會主義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4、(1)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經過法的這四種歷史類型。
(2)但法的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表明，從奴隸製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是法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法的歷史類型也由低級類型的法向高級類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必然，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矛盾)的運動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這種更替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的。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先進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並實現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
二、關於法的歷史階段的其他劃分方式
英國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約」的法 2
美國的龐德 原始的法，嚴格的法，17、18世紀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會化的法，以及下一階段的世界法 5+1
德國的馬克斯•韋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實質不合理的法、實質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國的昂格爾 習慣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義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國的不少學者 自然經濟類型的法與商品經濟類型的法 2
義務本位的法與權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專制的法與民主的法 2
三、資本主義法
(一)資本主義法的產生
資本主義法的產生有幾種典型的模式：英國式模式、法國式模式;
1、在封建社會中後期，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
(1)商法的興起：這些商法淵源於習慣法，最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後又有一些票據、保險、公司、破產等方面的法規。
(2)羅馬法復興：羅馬法原先是統一的、擁有世界霸權的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簡單商品生產關系極為發達基礎上的，對這方面的法律關系作了詳盡規定;羅馬法代表了相當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資本原始積累的法律的出現：
(4)憲法性法律的開始制定：限制王權，試圖以政治契約形式確立國王與臣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
2、總的來看，資本主義法主要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1)維護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原則。
(2)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代議制政府，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黨制、代議制等法律制度。
(3)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保障資產階級法治。
(二)資本主義法的發展
1、除法西斯時期這樣的特殊發展外，資本主義法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從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的變化。
2、從自由競爭時期發展到壟斷時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法從「個人權利本位」變化為「社會本位」
(1)法律原則有了許多變化，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權的限制」的內容，並制定了不少調整經濟、文化關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出現了「法的社會化」的趨勢。
(2)但資產階級法的本質並沒有根本改變。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發展表現為：
(1)法律基本原則的變化，私有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有不少限制的內容。
(2)法與政府、社會的關繫上，政府不僅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國家、政府通過法律來干預經濟。同時，出現了法的社會化趨向。
(3)法的運行方面的變化，如委託立法、授權立法的出現，行政機關權力日益擴大;准法院組織的出現。
(4)兩大法系逐步靠攏，國際立法增多，出現了像歐盟法律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的法律。

四、社會主義法

1、(1)社會主義法是在推翻舊政權、摧毀舊法體系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2)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2、(1)新中國的法是在摧毀國民黨法律的基礎上創立的，是革命根據地法的繼承和發展。

(2)中國社會主義法的建立還經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

五、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法的繼承是指不同時間條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間條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一)法的繼承的含義與根據

1、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

(1)法的繼承是客觀存在的，法就是在繼承中發展的。

(2)法作為文化現象，其發展表現為文化積累過程，其繼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階級性並不排斥法的繼承性，社會主義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鑒資本主義法和其他類型的法。

2、法的繼承的根據和理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了法的繼承性。

(2)法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的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3)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決定了法的繼承的必要性。

(4)法的發展的歷史事實驗證了法的繼承性，如資產階級的《法國民法典》即是以奴隸制的羅馬法為基礎制定的。

3、法的繼承的內容：

(1)法律術語、技術、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術語;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釋方法;法律體系的結構、形式，法律機構的設置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2)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規定。其中有許多屬於技術性規范或者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規范是可以繼承的。

(3)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原則和規范。

(4)反映法的一般價值的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採納、攝取、同化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

(1)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

(2)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

(3)法的移植以供體(被移植的法)和受體(接受移植的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即受同一規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納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會發展和法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較落後的國家為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

(2)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要求沖破一切地域限制，一個國家借鑒和引進別國的法律，特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途徑，是法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幾種類型：

(1)經濟、文化和政治處於相同或基本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互吸收對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趨同;

(2)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納先進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法律;

(3)區域性法律統一運動和世界性法律統一運動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

(1)要注意國外法與本國法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體系的系統性，

(3)同時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

⑵ 對法律淵源的理解和深入研究為什麼有利於法律秩序的維護,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不是法律，法律要由相關部門起草，由人大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全國或者某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綱要，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指導性文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統籌安排和指導全國或某一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建設工作。雖然不是法律，但是有權威性，這是政府制定並要在之後的幾年裡執行的。

⑶ 論社會發展與法律的進化

法律局限性問題是自法律產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且至今尚難有定論的社會課題。秦國榮在《法學》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矯正：基本思路與對策

由於法律及其運作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諸多局限性，因而我們在肯定和強調法律乃是現代社會最具權威和效率的社會調控手段的同時，需要注意理順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注意運用社會綜合控制手段矯正法律的局限性。具體而言：

第一，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道德、教育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社會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發揮。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所以，對於過去那種摒棄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我們固然要從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種認為有了法律就可以萬事大吉，只要實行了法治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同樣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實上，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已引起了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觀念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等不良影響，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現象均屬社會病態而決非現代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註：參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對於法律局限性以及單純依靠法治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此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強秦因法制完備而致興盛，也因法律過於殘苛而致敗亡的教訓，給了後世歷代統治集團以深刻的思想啟迪。漢代以後，經過儒法之爭，主張「禮法」並舉的儒家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應當說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重視「法治」的同時特別注重「德治」，強調「德法並舉」、「出禮入刑」，諸種社會控制手段綜合運用的做法早為實踐證明為高明理智之舉，它對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歷史與現實均已證明，這是在東方國傢具有普適性的治國之道，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人性與法治本質的深刻領悟，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家們經過世代傳承所積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國的成熟經驗和高超技巧。我們說，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進性，甚至在近現代仍然能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法制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當說與此不無關系。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以及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只有與包括道德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彼此協調互動的運行機制，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內在功能。因為人類社會畢竟是由每個活生生的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集合體，人類在需要物質生活維系生存的同時，更需要精神生活維系社會有機體的存在。那種離開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內涵的社會則決不是人類社會，只能是「動物世界」。而盡管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是相互包容涵蓋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並不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證法律得以良性運作，我們就要在提高公眾法律意識的同時，著力提高公眾的道德素質。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公眾整體素質與文明狀況往往並不僅僅取決於該民族、該社會的法律意識情況，而恰恰在於整個社會的道德素養水平。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說，道德素養較好的人，雖然法律知識欠缺，但因其恪守內心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底線，往往能夠做到嚴守自己的做人准則，其違法的概率一般相對較低。而那些法律意識較強但道德素質很差的人，由於沒有起碼的道德防線和規則意識，不能用道德信念來克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往往難以抵制誘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違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對較高。比如那些窮凶極惡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實施故意犯罪時應當說完全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其不僅有很強「法律意識」，而且懂得如何鑽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設現代法治文明社會，我們就應當要將社會公眾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的同步提高作為基本標尺，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反映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念，提升社會公眾的道德水準，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環境和良好社會風氣氛圍；必須將法治與道德等社會控制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法律和道德所內蘊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公眾內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覺以此來反省、判斷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縮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與法律運作效果之間的落差，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視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視法律的價值理性，在保證法律形式正義實現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強調「德主刑輔」的同時，雖然建構起了龐大的行政司法體制，但其法律的內在精神和功能在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而不是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權益，因而中國傳統法制充滿了殘暴、腐敗和黑暗。新中國建立後，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使得包括國家主席和開國元勛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任務特別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首先應當要按照法治運作的要求架構體系完備的現代法制模式，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構概念科學、邏輯嚴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嚴格、運作規范、各司法機構相互制約與配合的司法機制；在執法上建構嚴格執法、依法辦事，既保證國家公權力的有效運作，又使這種權利能得到有效監督的執法體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備的法律機制，才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確保法律能夠實現平等與規則正義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我們還必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歷史反復證明，法治既可以正向價值為依歸，成為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保障社會公眾福祉及其正當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負向價值為取向，成為推行專制和壓制、維護特權和私利、實行暴政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只有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器，社會文明的推進器。

法律價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機統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徑。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結構或程序意義，它著眼於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邏輯嚴謹性，從技術層面說明了法治是一種「真法之治」。法律價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內蘊的價值目標，它著眼於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從客觀的角度，從社會的層次上，說明了法治是一種「良法之治」。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只有實現了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贏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法律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為令人信服的社會理想信念和社會民眾自覺遵行的行為規則。

法律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的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要注意從古今中外吸取既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制運作的成功經驗，精心架構結構精巧、程序完善細備、運作精良的法律機器；應當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要求，准確把握社會前進的脈搏和主線，將那些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氣質，反映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觀念，反映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規則和一般價值理念的內容納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時俱進」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現「時滯」現象，及時改良法制運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與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內容，始終保持法律的先進性與科學性。

第三，既要重視法律的制度建設，更要重視司法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體」與「軟體」相配套。

建國以來，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執政黨以及黨的領導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監督與制約，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害並直接導致了「文革」浩劫的發生，小平同志對此透闢地分析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繼續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趨向反面。」（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權力濫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能否最終建立井然規范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完善、系統、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及其運作機制。

更應看到的是，再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畢竟都是人所設計出來並靠具體的人去推動和實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對立法、司法和執法者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從某個角度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註：《荀子·君道》。）實踐證明，法律的實際運行狀況與法律操作者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質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沒有素質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則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會或形同虛設，或變形走樣。

在建構現代法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硬體」法律制度建設，形成完整配套的對公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對權力行使者進行問責落實的責任追究機制、對非法公權力行使對社會主體侵權造成損害時予以賠償的司法救濟機制、對法律操作者進行遴選、考評、提拔、監督、獎懲、淘汰的組織用人機制，將公權力行使嚴格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確保法律操作者能夠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嚴格依法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重法律人才的「軟體」建設。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加強對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質教育，使其養成忠於法律，信仰法律，願為神聖的法律獻出一切的意志品質；在業務素質上加強對使其進行業務素質教育，使其能夠做到精通法律、熟諳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操作技巧，成為法律實務上的行家裡手，等等。只有使法製做到制度「硬體」精良精巧，人才「軟體」優品高質，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實施與運作。

第四，既要加強法制建設，更要重視法制運作的社會環境和基礎條件建設。

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脫離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的法制變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對於法律與現實社會生活條件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頁。）所以，盡管法制變革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法律的內容和性質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法制變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決於後者。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關鍵之處並不在於變法者的態度是否堅決，也不在於變法的內容是否先進，而在於這種變法具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眾支持等現實社會條件。

在中國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建構目標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有著極為特殊而復雜的國情背景和阻礙因素。中國古代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和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嚴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官本位」、「義務本位」等傳統觀念則時時侵蝕著現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模式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艱難的過程，我們決不能企望僅靠法制變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必須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使已經建構起來現代法制模式能夠獲得良性運行和實施的社會基礎條件。

我們所說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指要加強對立法、司法及執法的內在規律研究，在立法上應當要革除現有立法體制中的弊端，促進立法活動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開化，推動高度透明、高效運作的現代立法體制模式的建立，從而迅速提高我國立法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並使我國的相關立法實現與國際先進立法和通行規則相接軌；在司法上應當要在法律上和體制上真正賦予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權，堅持司法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同時要完善對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機制，從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敗，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執法上要使各級政府部門養成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辦事的習慣，遵循政府行為「法無授權即非法」的理念，堅決擯棄過去那種不按法律法規和程序規定，而只按上級「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甚至是「領導批示」來辦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為的適法、公開和透明。

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是指要按照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氛圍，從而為現代法制運行提供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現代民主政治建設，形成和完善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進的對公務員進行遴選、考核、評價、迴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對完備的對公務員非法行政行為進行責任追究與處罰的法律制度；應當要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范圍、義務內容和角色定位，在賦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權力的同時，要明確其應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義務與責任，切實改變行政機關存在的「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惡習，使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公眾的「公僕」意識；應當要求形成高效順暢和法治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建立廉潔精乾的公務員隊伍，培養行政機關注重行政行為的公開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習慣，從而能夠做到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以確保一切權力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會主體的正當權益因行政權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損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濟，一切違法違紀的官員都應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建立能夠對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管理和市場秩序等進行有效調控的現代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證券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管理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法律制度，將一切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都納入法律所設定的規則范圍內，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由競爭權的同時，能夠做到公平競爭和守法經營。如果其行為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並使受害當事人能夠依法得到補償，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安全運行，使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此外，還要在社會民眾中培育和普及現代法律意識，大力建設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從根本上說，法制改革與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改革之間既互為內容與目標，也互為手段與途徑。因為現代文明社會乃是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高度和諧統一，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乃是傳統法制實現向現代法治嬗變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最終建成現代法治文明社會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標志。惟有大力推動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以及法治文化建設，現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⑷ 法律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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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經濟發展

第一,政府的立法必須要兼具防制性與促進性的雙重功能。我們一方面要運用法律以保障人民的權益,而另一方面也要用以增進公共福利。因此,法律應該是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工具。法律必須能領導活動的進展,而絕不能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

我們應該可以用日本的經驗來證明:

經濟法規應配合社會經濟結構的進步與變動而隨時修正。例如,日本的造船工作,雖具相當規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幾乎已為盟軍完全摧毀,且其設備與技術亦已遠落在美國之後。故在戰爭甫經結束的一段期間,造船業的恢復甚至顯得並無多大希望。但經頒布法律,對自己電動焊接機械及其他造船機械免除進口關稅,並自美國引進新技術之後,造船業開導突飛猛進。經過十年多後,日本在世界造船業中已居於領導地位。日本法律允許關稅稅則隨時修訂,以配合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需要。日本戰後經濟能有非常的快速進步,法律的高度配合與適應是相當重要的原因,而間接的也是日本人對於立法特別重視的結果。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及內閣固均設有法制局,各部會也都有立法顧問人員,專門擔任法律的修訂工作。即使從事經濟活動的民間機構,也相當重視立法,且經濟提出修訂法律的建議,也因此,日本的法律才能適當的靈活運用,隨時適應實際需要。

同樣,在於其他若干國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將法律繼續不斷修正的事例,例如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便都設有立法資料室。國會圖書館藏有極豐富的參考資料,也對立法工作頗有貢獻。

然而,台灣現行政政府機構中,卻並未設立類似的法律研究單位,因此,我們便不能經常進行法律的研審與修訂工作,結果遂使立法趕不上時代的進步。

誠然,要使立法隨時趕上時代,並不簡單。主要的必須一般民眾能了解有這種改變的需要,才有成功的希望。舉例而言,在制定與執行有關空氣污染與水污染的法律時,這種法律能規定到如何程度或能發生如何的效果,就要視一般公眾對於國民健康與經濟福利所了解的程度來決定。因此,如何以普遍的教育來激起廣大民眾的新觀念,將是法律修訂能獲致成功的先決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謹慎的計劃並加以有效的倡導。

第二,法律修訂的方向必須以孫中山先生首創的三民主義為基礎。根據國父學說,為經濟發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均須以實現民生主義為目標。經由投資得利潤固然是合法的,成功的企業家的財富累積,也因此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過度的財富集中與不正當的企業競爭,仍將破壞社會秩序,而應該嚴格制止。政府已採行累進課稅的所得制度,以期達成公平分配財富與所得的效果,但也仍須制定類似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案,以防止獨占行為。

第三,法律的修訂工作應遵守下述幾點原則:

(1)所有法律的制定須充分顧到當前的時勢、國情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俾其規定能切實配合實際需要。事實上,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需要不同的法律。雖然這時陳舊的立法會阻礙經濟發展,但是將已開發國家的法律,不加適當修改,逕行移植於開發中國家也會顯得荒謬而不切實際。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已開發國家的若干成就,有時可以很快的採行開發中國家,但有些成就卻不是短期所能獲得的。因此,盲目接受整套新的立法,並不能發揮充分的效果,並可能會弊多於利。(2)法律規定必須要能適切的解決現實的問題,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勢將毫無意義。當然,法律的規定也不能自相矛盾,或與事務的常理相違,為使法律規定便於實施而無困難,於制定法律時,自必須對有關事務作充分了解。

(3)法條的形式,在質與量上應盡可能予以簡化。現行經濟法規頗為繁雜,且有重復矛盾情事,修訂法律時,立法者必須謹慎刪除為繁雜,且有重復矛盾情事,修訂法律時,立法者必須謹慎刪除無法再適用、重復與矛盾的規定,俾新頒法律能夠因簡化與法典化,可以隨時適用,發揮其效能。

(4)在研訂法律時又必須同時考慮到執行法律所需要的人力與物力。換言之,在頒布法律時,應對各有關機關的設備能力預作適當的考臣,以確保日後執行不會發生困難。關於食物與葯品管理的立法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過去一年半,經合會因經行政院指定研討本案,即曾廣泛征詢與管制葯品、食物、飼料、農化品、獸醫用葯等業務有關機關之意見。經合會同時也建議台灣省政府設立一個專案研究小組和一個管理食物和葯品的機關。而且除了必要的設備與人員外,省政府也必須能提供充足的預算以供運用。因為,如果沒有適當的財力,此項對公眾健康有重大利益,且為保護大眾消費者利益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勢必不能順利實行。

最後,經濟立法一定會涉及許多非經濟部主管的業務。因此,修訂經濟法規時,經濟部必須與各有關機關保持密切合作。例如,關於免稅事項,須征詢財政部意見。修正有關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的法律,必須與內政部共同合作。事實上,我們在進行法律修正工作之前,必須征詢所有有關機關的意見,並適當的考慮其所提建議。此外,為避免意見相互沖突以阻礙法律修正工作的進行,須先審慎的研訂修訂的原則,並明確的闡釋其意義。如此,則即使整個修訂工作不能不分成若干階段完成,也仍能確保政府政策前後一貫。

在立法過程中有關政策的訂定,則須經由行政院詳細討論,俾能符基本政策,而不致受到任何機構本位主義的影響。

現在可以下一結論,即法律規定乃直接的影響於人民的權益與活動,因此必須根據社會發展隨時修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經濟情況的隨時變動,也必須有新的法律以適應社會的變遷。所以,我們所需要的立法,是富於機動性的法律,作為促進社會安定與進步的動力。

本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將暫以兩年為期。為了能在此短期間完成較重要的法律修訂工作,必須就預期立法院能於1966年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修訂案,訂定工作的進度表。希望本會的工作進度能配合立法院一年兩次的會期,使本會在每六個月期間內所研擬的修正草案能適時呈報行政院通過後提出,由立法院於次一會期內完成立法。倘能如此,則本會將可達成一項極有價值的目標———助於兩年內為台灣經濟立法的現代化奠定繼續發展的基礎。
作者：李國鼎 時間：2007-11-22 9:46:00 來源：論文天下論文網

⑸ 人治社會與法治社會哪個更適合中國社會發展

非洲部落也不用奴隸封建的按部就班。
還有美洲土著，他們只需要學習知識即可成為一個現代人。
知識是保護規則的手段，知識是人類思想的結晶總結，是用無數教訓和鮮血換來的，普世價值觀。

⑹ 為什麼法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人們常說「依法辦事，依法律己」，但是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法就是規范人們行動的規則。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工作和學習當中，人們無法避免地要參加一些政治、經濟、變化和社會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人們總要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遵守一定的規則。簡單地說，這些規則可以分為兩類，即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

一般情況下，道德規范主要依靠人們的自覺自願地遵守來維持。無論誰違反了道德規范，都會自然而然地受到輿論的譴責。但是法律並不是靠人們自覺自願遵守來維持的，它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任何人違反了法律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見，法律和道德規范是不同的。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由國家機關批准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一種規范。

作為強制人們遵守的法律規范，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呢？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既沒有國家與法律，人們也不知道國家與法律為何物。這個時期就是沒有階級也沒有壓迫的原始社會。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里，人們使用的生產工具極其簡陋，生產力水平也非常低下。當時，單個的人根本無法生存下去。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共同勞動，共同佔有和使用生產資料，並把勞動得來的產品平均分配。

在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沒有剝削和壓迫。所有的原始人都自覺自願地遵守在勞動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種習慣。這種習慣不需要有專門機構來強制執行，而是靠人們的自覺遵守、氏族首領的威信來保證實施。

進入奴隸社會以後，人與人之間開始變得不平等了，奴隸和奴隸主兩個對立的階級產生了，剝削和壓迫也產生了。奴隸主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鎮壓奴隸的反抗，就建立了國家。伴隨著階級對立的產生，法律也就產生了。奴隸主們制定了反映自己利益的行為規則，這就是奴隸製法律。奴隸製法律是通過國家暴力機器來實施的，國家暴力機器就是軍隊、監獄等。奴隸主階級迫使奴隸服從他們制定的法律，也要求所有人遵守這些法律。

那麼，為什麼進入了奴隸制社會，產生了階級和壓迫就會產生法律呢？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經歷原始群、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等三個重要的發展時期。這個三個時期共100多萬年。在原始社會的前期，由於生產工具極其簡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一種平等的關系。人與人之間平等了，也就不會存在階級和壓迫。沒有階級和壓迫，自然也就沒有法律存在。

但是生產在發展，社會在前進。在母系氏族社會里，婦女在勞動中佔主導地位，所以女人統治一切，世系也以母親來計算，故人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日益加速，男子的勞動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母權制也就十分自然地過渡到了父權制，對偶婚也隨之過渡到了一夫一妻制，世系以男子來計算，因為每個父親都需要有一個確實屬於他自己的兒子作為他的繼承人。

父權制確定以後，生產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有了剩餘生產物，出現了私有財產，特別是氏族首領經常利用自己的權力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這樣階級分化的現象就開始出現並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日益加深，逐漸形成了富人和窮人。從前生產力很低，人們把戰爭中俘虜來的其他氏族成員殺掉；現在生產力發展了，人們把俘虜變為奴隸，讓他們給主人創造財富。後來，本氏族的成員也有因為貧窮降為奴隸的，遭受奴隸主的壓迫與剝削。

這樣，到原始社會末期，社會就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此外還有少數的自由民。原始公社是在沒有階級對立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現在社會分裂為階級並展開了劇烈的斗爭，這樣就打亂了原始社會的生活秩序，它按老樣子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特別是部落之間頻繁的戰爭，加強了軍事首長的權力，他再也不以本身所據有的顯赫地位為滿足了，權力謀取把他的權力傳給他的子孫後代。

這樣就逐漸由「選賢任能」的公天下過渡到「父死子繼」的家天下，由氏族民主制過渡到王位世襲制，國家與法律也就隨之而出現了。

由此可見，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而出現的，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與國家一樣，都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當然，這並不是說，產生了法律，人與人之間突然變得不平等了，社會就比從前更加野蠻，更加落後了。法律的產生和國家一樣，是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

換句話說，法的產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為什麼這么說呢？盡管奴隸製法律是極其殘酷的，甚至一人犯罪要禍滅九族，但它用法律手段建立了某種公共秩序，使人們在秩序的范圍內活動，從而制止了部族間的野蠻殘殺，這當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

⑺ 法制與社會發展的介紹

《法制與社會發展》1創刊於1995年，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刊物。該刊原為綜合性的法學學術刊物，從2004年起改為理論法學學術刊物。該刊主編為張文顯教授，顧問為鄧正來教授。

⑻ 社會法的產生和發展

現代大陸法系的國家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