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林法社會學
㈠ 關於為什麼中國本土的法律社會學總是將研究重點集中在農村社會的論文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㈡ 法社會學的相關性
權威性與強制力密切相關。擁有什麼樣的實施強制的手段,是權威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內表現。
關於法是容否具有強制性或強制力這一問題,學界是有爭議的。耶林(R.V.Ihering,1818~1892)和凱爾森(HansKelsen,1881~1973)等人認為,是否具有強制力是區分法與道德的標准,即法具有強制力,而道德不具有強制力。耶林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法律:作為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中甚至宣稱:沒有強制力的法律規則是一把不燃燒的火,一縷不發亮的光。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和拉德布魯赫(G.Radbruch,1879~1949)則認為法與道德都具有強制力,只不過法具有外部的強制力,而道德擁有內部的強制力。馬林諾夫斯基甚至認為,法的要件是互惠、制度化的程度(嚴密性)、公開性和抱負,法的實現並不依靠強制性或制裁力。
㈢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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