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石和征

A. 法治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

美好、和諧的社會，始終是全人類追求的夢想。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關於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社會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為首，清楚地表明執政黨抓住了解決當前社會轉型期種種矛盾和問題的突破口。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同志也指出，和諧社會一定是法治社會，法律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將起到至關重要和無可替代的作用。
一、 法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石。
所謂法冶，即「法律的統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一種發達的政治文明和先進的治國方式，它強調法律在實現社會治理和國家管理中的權威性。法冶作為社會關系的調整器，以實現社會正義為價值追求，通過法律的具體實施，調整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整合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秩序，從而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古希臘政治學家柏拉圖曾提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而體現正義的法治，按照美國法哲學家博登海默的說法就是「旨在創設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一個對社會生活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必須服從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必須在運動與靜止、保守與變革、經久不變與變化無常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間謀求某種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講，始終以社會正義為價值目標的法治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石，失去這個基石，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秩序便會盪然不存，人類就會倒退到類人猿的初始社會中。
二、 法治社會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整體文明的社會。如果說物質文明建設體現了人們對客觀物質世界的不懈追求，精神文明建設體現了人們對主觀精神世界的追求的話，政治文明建設則體現了人們對和諧的社會關系、理想的社會制度的追求。三者相互聯系，互為條件，共同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的全面發展和進步。法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我國著名的法理學家徐顯明曾指出：「文明的最主要標志是社會法治化。其中所有的人都能有尊嚴地進行生活和交往，尊重人、愛護人和無差別地對待入的觀念和行為成為社會主流道德，這種文明依賴於法治狀態下的制度設計和保障」。人類政治發展的歷史表明，法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沒有法冶，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也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
三、法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途徑。
和諧社會的綱領，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為首，最為清楚地表明執政黨抓住了當前社會種種矛盾與沖突的根源，也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入手處。
民主意味著，民眾擁有平等的權利，政府給不同群體平等地提供與政府溝通的渠道，讓各個群體都可以參與政府的立法和決策過程，表達自己的訴求。它也要求，政府應當通過民主的程序，為不同群體之間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為整個社會所認可的公平、公正的規則體系。
法冶意味著，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動的范圍，政府的一切權力均須具有法律依據。法治另一層重要的含義是，民眾與政府在法律上處於平等地位，一旦個人和企業的權利與利益受到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侵犯，他們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張自己的權利，獲得及時而有效的法律支持。民主的欠缺與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會損害公平正義，而造成社會不和諧。
法治政府，恰；哈就是權力有限的政府。在法治政府下，民眾自由地創造財富，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民眾又可以自願合作起來治理自己的大部分事務。至於政府，則一方面為市場和社會的發育提供製度框架；另一方面，彌補這兩者的不足，通過公共服務和公共財政政策，支持民眾的自我治理。沒有民主法治，就沒有公平正義；沒有這兩者，也就沒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探究以民主來約束政府行為之道，必須探索以司法改革為民眾提供法律救助之道。
四、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努力方向與理想目標。
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法治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和要素，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終就是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法治的秩序，使整個社會的運轉服從於法治的權威，從而使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
在法治原則下，一切權力來源於憲法和法律，離開憲法和法律的權力是沒有根據和效力的。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的地位和利益關系都在發生深刻變動，各種主體的訴求需要充分表達，使各級政府面臨著大量新問題、新矛盾、新情況。為此，要依法開辟和疏通各種渠道，引導各種利益主體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利益矛盾和沖突。和諧社會以法治精神為基本理念，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中，應該強調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並以個體的生活幸福為終極目的。

B. 社會與法拍散的婚姻

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
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內鐫上數字使人一見容便知是
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
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
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
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著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
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
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塊石上字
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
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
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詩後便是此石墜
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

C.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反映的社會現象

人們對格蘭芬多和斯萊特林的看法反映出人們的頑固不化，更何況人們會將純血巫師和混血都分開，反應人們極其歧視
一定要採納！

D. CCTV-12社會與法頻道推出的專題欄目《一線》，你覺得欄目如何

法律版《舅要管到底》。打著央視的旗號在鄉里鄉親里扯皮，號稱全民普法欄目，其實四十分鍾的節目里能有五分鍾在講法律就算不錯了，大多數時間都在演一段劇情「回放」，大多數節目都是十斤狗血都噴不完的家庭倫理糾紛。甚至有時因為節目時長來不及了，普法內容就基本簡化為：「等待他/她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其實《一線》作為一檔普法欄目而言，如今也處在了新聞界中一個尷尬的位置。對法律感興趣的人，對其所播放的內容和普法知識不屑；而對這個節目感興趣的人，大多不是沖著學習法律知識來的。但是最後還是要推薦每一位適婚男女都看一下《一線》這個法制欄目，不求能學多少知識，至少先對婚姻有一點敬畏之心。

E.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

F. 1 微石征

不會

G. 為什麼說法律公正，是法制社會的基礎和基石

因為人有情而法律無情，有了法律，人的各種行為才會有所約束，出了事情才會有解決的辦法，社會秩序才會井井有條，但是這些事情成立的條件就是要法律公正，這樣才不會被鑽空子，才不會偏袒某一方

H. 症 和征 的區別

醫學術來語上「症」自和「征」是完成兩種不同概念，區別如下：
症：症狀，是指某種疾病的名稱，即患者主觀感到的不適，如發熱、咳嗽、惡心、嘔吐、疼痛等等。
征：體征，是指跡象、現象，也就是某種病的臨床表現。由醫生通過醫學檢查結合醫學知識發現的異常現象。一般體征由特定的醫學名詞來描述。如疼痛是一種常見的症狀，可由患者主觀感受並描述，但通過醫學檢查對疼痛的部位、性質、程度、持續時間、發生規律及其它伴隨症狀等的綜合判斷，可以得出不同的徵象。如膽結石引起上腹通，可在右鎖骨中線肋弓下緣有明顯壓痛。稱murphy征陽性。闌尾炎可在右髂前上棘與臍連線中外1/3處麥氏點有壓痛及反跳痛。
因此對一般對症狀和體征的綜合描述，可以對疾病提出初步的判斷，並決定下一步的診療計劃。這是作為一名醫學工作者必須掌握的內容。

I. 簡述原始社會舊石器時期與新石器時期的特徵誰知道

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學上是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版使用磨製石器為標志的人類物質權文化發展階段。這一名稱是英國考古學家盧伯克於1865年首先提出的，這個時代在地質年代上已進入全新世，是繼舊石器時代之後或經過中石器時代的過渡而發展起來，屬於石器時代的後期。年代大約從1萬年前開始,結束時間從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舊石器時代（Palaeolithic；距今約250萬年～距今約1萬年）
是使用打制石器（見石器）為標志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地質時代屬於上新世晚期更新世，從距今約250萬年前開始,延續到距今1萬年左右止。其時期劃分一般採用三分法，即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大體上分別相當於人類體質進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階段、早期智人階段、晚期智人階段。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分布廣泛，由於地域和時代不同，以及發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區的文化面貌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區分標准：看石器是打制的還是磨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