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主編

『壹』 郭曉飛的科研成果

翻譯[美]：邁爾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質》，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合譯）
參編朱景文教授主編教材：《法社會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專著：《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5月。
參編朱景文教授主編的《全球化條件下法治國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
參編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法律職業倫理》，許身健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對一起同性賣淫案的法理學解讀》，載《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從行動中的婚姻法看國家法的局限》，載《社會科學家》2005年第6期。
《求同存異和求異存同：同性婚姻的憲法之維——《<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述評》，載《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於人大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11期。
《這就是我看到的：評蘇力作品〈也許正在發生〉》，《法律書評》2006年第四輯。
《中國有過同性戀的非罪化嗎?》，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4期。
《法學院里的法律信仰》,《人民法院報》2004年4月21。
《從陸德明事件看警察職業倫理》，《新京報》，2004年11月15日。
《「數目字管理」與百年樹人》，《中國青年報》2005年4月7日。
《最好的社會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新京報》2004年4月1日。

『貳』 教育學師范類考研主要考哪些科目

考試科目：思想政治100分，外語100分，教育學綜合專業課300分。教育學考研初試考試時間為：政治180分鍾，外語180分鍾，教育學綜合專業課180分鍾。

照學習方式的不同，中國的研究生可分為脫產研究生和不脫產研究生。前者指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進行全日制學習的研究生，又稱全日制研究生；後者指在學習期間仍在原工作崗位承擔一定工作任務的研究生。

不脫產研究生按照入學和考核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同等學力申請碩士（博士）學位，在職人員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包括參加十月聯考的攻讀專業學位、一月份管理類全國聯考、高等學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等）和單獨考試取得碩士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

(2)社會與法主編擴展閱讀

教育學專業它包括教學論、課程論、小學教育和數學（語文）課程與教學等專業。其中，教學論是著重對教學方面的研究，它要探討的基本問題既包括做好教學這件事的行事依據，又涉及如何提高教和學的合理性與有效性；而課程論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學校課程設計、編制、實施和課程評價等的理論與實踐。

課程論與教學論難以說有明確的劃分界限，至今有三種理解，教學論中包含課程論，課程論中包含教學論，教學論與課程論有交叉部分。所以一般這兩個專業所學內容大致相同，有很多高校所開設的就是「課程與教學論」這一學科，不會分的如此詳細。

『叄』 夏吟蘭主編婚姻家庭繼承法課後練習題答案誰有

婚姻的意志
摘要：婚姻關系是人類社會文明中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之一,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存在婚姻關系,而且任何一種法律都必然要對其進行調整。馬克思的《論離婚法草案》正是揭示了婚姻的本質不是夫妻的任性,而是一種社會倫理關系。
關鍵詞：婚姻關系 法定婚齡 婚姻解除
一、婚姻的本質
(一)婚姻的目的和基礎
人們由戀愛到結婚是一個質變的過程。人們戀愛大多都是以結婚為目標前進的,但每個人結婚的目的又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出於相互依靠、相互依賴的心理需求;有的是出於經濟原因,希望從對方身上獲得更好的物質條件或經濟幫助;有的是出於對對方的責任等。結婚目的的不同,就是對婚姻基礎的認識不同。
婚姻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婚姻的基礎也包括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婚姻和家庭是密不可分的,婚姻關系是以兩性結合為自然基礎的,進而繁衍後代,這也是婚姻關系特殊的特徵。由此才能產生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關系。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就要遵循婚姻的自然屬性。比如,婚姻是男女兩性的結合,同性戀結婚就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的,自然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基礎,在法律上是不能予以承認的。所以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仍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地位。再有,大多數國家都規定了法定婚齡,這也是尊重自然基礎的表現。人類的成長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在心理上都有一個過程,在立法中都應該考慮到。結婚年齡不宜過小,這樣雙方都還沒有發育成熟,一方面身體稚嫩不利於下一代的繁育,另一方面心智不成熟,夫妻雙方不能和睦相處,也不能夠很好的照顧、教育子女,這些都會產生社會問題,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年齡太大又不利於兩代人互相交流和照顧。立法規定要遵循自然規律。各個國家的根據國情的不同,在結婚年齡的規定上有著不同立法。
婚姻立法要尊重自然規律,但是婚姻的社會基礎更具重要性,因為婚姻的社會基礎是人類文明的體現,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差別,所以更應該在婚姻家庭的立法中得到重視。婚姻的社會基礎首先包括感情因素。感情因素是婚姻成立的基礎,也是婚姻解除的理由之一。我國《婚姻法》就規定了:「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其次,社會基礎還包括夫妻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雙方互敬互愛,互相照顧,互相忠實,照顧家庭成員,這是婚姻家庭生活的重要內容。一旦結婚組成家庭,就要與家庭成員一起生活,就不能任由自己的任性,要對家庭成員盡到照顧撫養的義務和責任。
但事實上,婚姻不是建立在單一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多種基礎的綜合作用。婚姻的目的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賴,永遠共同生活。在婚姻這種關系當中,夫妻雙方都在互相奉獻和犧牲,這樣才能維護婚姻的穩定,婚姻才能長久。這是婚姻的目的和核心。如果不是以此為目的,那麼當人們希望通過婚姻取得的其他東西比如金錢、名利等一旦得到,那這個婚姻實質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如馬克思所說,婚姻按其實質來說是已經離異了。
從另一個方面說,筆者認為,婚姻目的的不同也決定了婚姻制度的不同。在原始社會,人類生產能力低下,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為了生存人們群居在一起,為了解決生理需求人們之間沒有固定的配偶。這一時期根本談不上婚姻和家庭。之後,有了群婚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了勞動分工,這樣人們也分開了,通婚只存在於一定的年齡階段中,但也沒有固定的配偶,由於人類的壽命很短,孩子的成活率也不高,所以為了種族的延續就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形成了群婚制。但仍是沒有婚姻基礎的。再之後,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社會由母系氏族過渡到更高級的父系氏族,這個時候女性的地位低下附屬於男性。這一時期形成了對偶婚,即一男一女形成不穩定的關系。後來,發展到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夫一妻制,但是此時的一夫一妻制與現代社會的一夫一妻制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夫一妻制是允許多妾的。正妻只能有一個,但是妾可以有很多。這個時候,婚姻的主意目的在於生育後代和繼承家庭財產或者顯示社會地位。所以一個男人可以有很多妻子,尤其是有錢有地位的人,更多的妻妾也是顯示其社會地位的象徵。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一夫一妻製得到了空前的進步,婚姻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生理需求或者簡單的繁衍後代更不是為了社會地位,此時的婚姻是以人們永久的共同生活、相伴終生為目的的。所以人們就要求了一人一個固定配偶,並且,人們也認識到近親繁衍不利於優化後代,對人類種族的繁衍不利,只有具有固定的配偶才能固定親屬關系,才能避免這樣的問題,這樣就形成了現代的一夫一妻制。
(二)婚姻的特徵
婚姻不但是人類自然屬性的需要也是社會屬性的需要,在各種社會形態中都是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婚姻作為社會發展的基本關系具有它特有的特徵。
首先,婚姻的特徵表現在婚姻主體的身份性上。婚姻是男女兩性的結合,在婚姻關系中包涵了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兩個個體,這是其他社會關系所不具有的特點。民事關系、刑事關系的雙方或多方都不是有且只有兩個人,而且不具有這樣固定的性別搭配。婚姻的主體的身份特徵具有自然性,婚姻是男女兩性的結合,這是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是不可改變的社會發展規律。現在有的國家出現了同性戀結婚的現象,但是同性戀結婚即便作為婚姻,也不具有婚姻的本質,婚姻的自然屬性已經被打破,顛覆了倫理,不能作為真正的婚姻。
其次,婚姻具有穩定性。這既是婚姻的目的,也是婚姻的重要特徵。正如馬克思所說,婚姻是家庭的基礎。一個婚姻不僅會產生一個新的家庭還會將幾個原本沒有聯系的家庭連接起來。家庭是組成社會的細胞,每一個細胞的穩定都關繫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婚姻的穩定與和諧是家庭、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婚姻充滿了犧牲與奉獻。組成婚姻的男女無論基於什麼目的結婚,他們都要共同生活。人與人總是有差異的,在婚姻的共同生活中是要求同存異、互相包容、彼此關愛,這就要互相奉獻與犧牲。這樣婚姻家庭才能穩定和諧。
最後,婚姻包涵了共同生活的實質。在婚姻中,夫妻雙方有著共同的生活內容,還要共同面對困難,共同承擔照顧整個家庭的責任,這也是婚姻的重要內容。如果沒有這共同生活的內容這個婚姻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說是不具有婚姻實質的。
(三)婚姻的本質
上述討論了婚姻的這么多特徵,那婚姻的本質是什麼呢?從馬克思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婚姻的本質在於它的倫理性。馬克思說:「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是一種合乎倫理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質被忽略了。」婚姻不是夫妻個人的意志,是一種倫理關系,兩個人結婚、離婚看似是兩個人的私人意志,但婚姻不能任由已婚者的任性,一旦結婚,就要受到婚姻法的規制。婚姻的本質是倫理性,倫理是人類在演進過程中發展而來的。婚姻的意志不是指婚姻關系雙方的意志,而是指婚姻的本質即婚姻的倫理實質。婚姻不僅包括兩個人的感情,還有子女撫養、夫妻共有財產這樣的關系,所以一個婚姻的成立也代表了一個家庭的組建。馬克思說:「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礎,那麼它就會像友誼一樣,也不是立法的對象了。」男女之間的愛情與友情一樣都是意志關系,不是法律調整的范圍,但是伴隨著婚姻關系的形成也會相應的形成一個家庭關系,這就邁進了法律調整的范圍。馬克思認為婚姻法立法時要遵循這種倫理性,反映這種倫理關系。法律是對現存社會規律的反映,它不能創造規律,而是表述社會規律。立法者不是在製造法律,發明法律,而是把婚姻法的內在規律表現出來,即把倫理關系表現出來。馬克思認為,倫理價值是婚姻的本質而倫理價值的基本內容是來自於現實的世俗社會的。我國《婚姻法》第四條規定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該尊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這一條就體現了我國婚姻法的倫理基礎,是我國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婚姻法中增加的夫妻彼此忠實等各項義務,將婚姻中的愛情固定了下來,有利於家庭的穩固,社會的和諧。
二、婚姻法
婚姻法是國家對婚姻關系倫理實體的固定,是國家維護保護婚姻關系和家庭穩定、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離婚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是贊成實施嚴格離婚法的。馬克思說:「婚姻不能任由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應該服從婚姻的本質。」但是他也不否認離婚的自由。那麼離婚的標準是什麼呢?既不能縱容草率的離婚,也不能剝奪離婚的自由。對於離婚的條件,馬克思認為是婚姻已經死亡。婚姻的本質已經死亡也就意味著婚姻不再成為婚姻,也就是婚姻的倫理不復存在,此時它的存在僅僅是一種外表和騙局。在婚姻法的立法中,對離婚條件的規定應當以婚姻關系中是否存在倫理價值為依據,婚姻死亡的標志是倫理價值的消滅,倫理價值又取決於現實的社會生活。所以離婚成立的條件不是由立法者的任性決定的,也不是由當事人的意志決定的,即使夫妻雙方的自由意志判斷婚姻已經死亡也不能代表他們的婚姻就沒有了倫理價值。婚姻的死亡的判斷應該根據客觀事實,這個客觀事實就是最無可懷疑的「徵象」,這樣才能確定倫理的死亡。立法者要根據這些徵象來確定離婚的條件和原則。
我國1980年《婚姻法》對離婚判決的法定條件採取的事概括性的規定,就是法律不具體列舉離婚的理由,製作抽象地概括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實際操作中容易發生主觀臆斷、執法不統一的問題。現行2001年新《婚姻法》增加了示例性立法,法律先具體列舉一定的法定離婚理由,最後以一個抽象的、概括性的兜底條款加以規定,以彌補列舉理由之不足。我國《婚姻法》規定了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的五項法定情形: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又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的;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這些客觀條件的列舉可以看作是婚姻消亡的表徵,是在社會生活和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的,使得法官判案的時候減少了主觀因素,可以從客觀上判斷婚姻是否已經死亡,喪失了倫理的本質。
婚姻的死亡不是私人的任性,也不是立法者的任性,是取決於婚姻的倫理本質,而不是取決於當事人的願望。立法者只能規定婚姻在什麼條件下按其實質來說已經離異了,「法院判決的離婚只能是婚姻內部崩潰的記錄」。
馬克思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揭示了婚姻的倫理本質,並且指出婚姻的意志不是當事人的任性,婚姻應該以其本質的消亡為死亡,立法更應反映這一事實。這篇文章給我們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思想指導,給了我們更多的啟示。

注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頁.

參考文獻:
[1]夏吟蘭.婚姻家庭與繼承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巫昌禎.婚姻與繼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楊大文.親屬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王利明.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親屬繼承篇.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楊晉玲.夫妻財產制比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一、血緣家庭的紐帶
19世紀70年代，美國民族學家路·亨·摩爾根為了進一步研究人類史前史的可能，發表了《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一書，該書指出一個部落分為若干母系血緣集團即母權制氏族，而這正是後來的父權制氏族的基礎。他找到了全部原始歷史的新基礎，並據此描繪出家庭式的略圖，從而揭示了原始社會的內在結構及其演變過程。 現代社會，以血緣關系捆綁起來的家庭觀念也早已不像過去那麼濃烈，情感與道德的地位逐漸凸顯出來。隨著社會交往范圍的增大，社會關系越來越不局限在一個小的范圍內，家庭的作用看似減小，但是它作為一個社會的基本單元仍然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重視家庭的建設，特別是家庭的倫理道德建設。

二、道德家庭與婚姻的支撐點
家庭倫理道德是指調整家庭成員間關系的原則與規范。家庭道德在不同的社會形態里有著不同的內容：夫妻相愛，志同道合，尊敬和贍養老人，撫養和教育子女，尊重家長，愛護弟妹等等。而家庭關系中的核心是夫妻關系。如果每個家庭都能遵守家庭道德的規范，做到夫妻和睦，尊老愛幼，那麼，整個社會就可免除後顧之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有了很堅實的基礎。 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家庭道德建設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內涵也不同。在封建社會中，男性家長處於絕對統治地位，男尊女卑、三從四德是通行的戒律。男子有休妻的自由，女子卻沒有離夫的權利。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卻不可以再嫁。《大戴禮記·本命》中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這七去在元明清三代的法典里都有明文規定，成為壓迫婦女的工具。封建道德要求女子絕對忠誠於男子，妻子對丈夫從一而終，夫死之後要守節。夫婦的倫理規范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禮制中，《禮記·婚義》中規定：「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侍宗廟，下以繼後世。」婚姻的目的只是為了連接兩個家庭的利益，是為了傳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在這里夫婦雙方的感情和幸福不在考慮之列。
現代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的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斷擴大，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確立，個性獲得了充分的解放，原有的封閉觀念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進入家庭，帶動了家庭倫理道德文化向文明的方向發展。表現為：自我意識增強，自由戀愛，自主婚嫁；男女平等，長幼平等，夫妻平等，家庭成員一律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注重婚姻質量，追求高水準的愛情生活，被視為成就、維系婚姻的價值趨向。但同時，在文明的家庭主流中也攙雜著大量的腐朽的家庭倫理生活的暗流，造成家庭倫理道德的模糊性和倫理行為的矛盾性。因此，樹立正確的愛情觀是一個婚姻與家庭幸福和穩固的保證。人的性愛需要早已從動物的自然本能發展成為人的一種基本的社會需要和社會實踐，兩性的關系也早已從單純的為物種的延續而結合的自然關系，發展成為在性愛基礎上具有強烈而持久的思想感情結合的一種特殊社會關系，成為人性和人的社會本質的特殊實現方式。馬克思也曾深刻地揭示了愛情的本質，認為愛情是只有從動物演變出來的人才有的，它已是人的社會需要，是人的行為，是人的社會關系，是人的本質的表現。婚姻與家庭的組建「是不是由於愛和對應的愛而發生的任何貪圖享受，破壞他人家庭，置道德於不顧的行為都是應當收到人們譴責的。愛情不是一閃即逝的，一旦雙方確立了愛情便以彼此結合為幸福，以分離為最大的不幸。但愛情偉大，婚姻繁瑣，要想經營好一個家庭不是唱唱高調就能經營好的，它需要夫妻雙方相互包容、相互體諒和理解。這里也不排除另外一種情況，當熱戀甚至結合的雙方一旦面對愛情的潮起潮落時，不得不考慮分離。因為愛情的雙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隨著生活的變遷、歲月的流逝，人的感情也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一方或雙方不愛了，或一方產生了新的愛情，離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愛情本質的、合乎道德的、合乎人性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感情確實已消失或者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斥，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者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 三、法律家庭與婚姻的守護者
婚姻家庭法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隨著國家的產生，原始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有關婚姻、親屬的習慣和禁例等，就被注入了新的、階級的內容，開始轉化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從世界歷史的范圍看，婚姻家庭法大致經歷了古代婚姻家庭法、近現代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婚姻家庭法、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家庭法。中國古代的婚姻家庭法詳於禮而略於法，在奴隸社會，有關婚姻家庭的禮起著法的作用，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是禮、律並用的。
新中國的婚姻家庭法則經歷了根本的制度變革。男尊女卑的夫權統治、漠視子女利益的家長專制式封建包辦婚姻、剝削階級的一夫多妻制和以「休妻」為主要方式的男子專權離婚等一系列有違女性尊嚴的不平等條令都被廢除，確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社會主義婚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也分別從結婚、家庭關系、離婚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每個公民應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認真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愛情觀，實現制度法律化和倫理道德化，使夫妻雙方從情感和諧做起，促進家庭和諧，進而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穩定和諧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血緣家庭的紐帶
19世紀70年代，美國民族學家路·亨·摩爾根為了進一步研究人類史前史的可能，發表了《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一書，該書指出一個部落分為若干母系血緣集團即母權制氏族，而這正是後來的父權制氏族的基礎。他找到了全部原始歷史的新基礎，並據此描繪出家庭式的略圖，從而揭示了原始社會的內在結構及其演變過程。 現代社會，以血緣關系捆綁起來的家庭觀念也早已不像過去那麼濃烈，情感與道德的地位逐漸凸顯出來。隨著社會交往范圍的增大，社會關系越來越不局限在一個小的范圍內，家庭的作用看似減小，但是它作為一個社會的基本單元仍然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重視家庭的建設，特別是家庭的倫理道德建設。

二、道德家庭與婚姻的支撐點
家庭倫理道德是指調整家庭成員間關系的原則與規范。家庭道德在不同的社會形態里有著不同的內容：夫妻相愛，志同道合，尊敬和贍養老人，撫養和教育子女，尊重家長，愛護弟妹等等。而家庭關系中的核心是夫妻關系。如果每個家庭都能遵守家庭道德的規范，做到夫妻和睦，尊老愛幼，那麼，整個社會就可免除後顧之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有了很堅實的基礎。 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家庭道德建設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內涵也不同。在封建社會中，男性家長處於絕對統治地位，男尊女卑、三從四德是通行的戒律。男子有休妻的自由，女子卻沒有離夫的權利。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卻不可以再嫁。《大戴禮記·本命》中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這七去在元明清三代的法典里都有明文規定，成為壓迫婦女的工具。封建道德要求女子絕對忠誠於男子，妻子對丈夫從一而終，夫死之後要守節。夫婦的倫理規范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禮制中，《禮記·婚義》中規定：「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侍宗廟，下以繼後世。」婚姻的目的只是為了連接兩個家庭的利益，是為了傳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在這里夫婦雙方的感情和幸福不在考慮之列。
現代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的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斷擴大，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確立，個性獲得了充分的解放，原有的封閉觀念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進入家庭，帶動了家庭倫理道德文化向文明的方向發展。表現為：自我意識增強，自由戀愛，自主婚嫁；男女平等，長幼平等，夫妻平等，家庭成員一律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注重婚姻質量，追求高水準的愛情生活，被視為成就、維系婚姻的價值趨向。但同時，在文明的家庭主流中也攙雜著大量的腐朽的家庭倫理生活的暗流，造成家庭倫理道德的模糊性和倫理行為的矛盾性。因此，樹立正確的愛情觀是一個婚姻與家庭幸福和穩固的保證。人的性愛需要早已從動物的自然本能發展成為人的一種基本的社會需要和社會實踐，兩性的關系也早已從單純的為物種的延續而結合的自然關系，發展成為在性愛基礎上具有強烈而持久的思想感情結合的一種特殊社會關系，成為人性和人的社會本質的特殊實現方式。馬克思也曾深刻地揭示了愛情的本質，認為愛情是只有從動物演變出來的人才有的，它已是人的社會需要，是人的行為，是人的社會關系，是人的本質的表現。婚姻與家庭的組建「是不是由於愛和對應的愛而發生的任何貪圖享受，破壞他人家庭，置道德於不顧的行為都是應當收到人們譴責的。愛情不是一閃即逝的，一旦雙方確立了愛情便以彼此結合為幸福，以分離為最大的不幸。但愛情偉大，婚姻繁瑣，要想經營好一個家庭不是唱唱高調就能經營好的，它需要夫妻雙方相互包容、相互體諒和理解。這里也不排除另外一種情況，當熱戀甚至結合的雙方一旦面對愛情的潮起潮落時，不得不考慮分離。因為愛情的雙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隨著生活的變遷、歲月的流逝，人的感情也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一方或雙方不愛了，或一方產生了新的愛情，離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愛情本質的、合乎道德的、合乎人性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感情確實已消失或者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斥，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者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 三、法律家庭與婚姻的守護者
婚姻家庭法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隨著國家的產生，原始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有關婚姻、親屬的習慣和禁例等，就被注入了新的、階級的內容，開始轉化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從世界歷史的范圍看，婚姻家庭法大致經歷了古代婚姻家庭法、近現代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婚姻家庭法、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家庭法。中國古代的婚姻家庭法詳於禮而略於法，在奴隸社會，有關婚姻家庭的禮起著法的作用，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是禮、律並用的。
新中國的婚姻家庭法則經歷了根本的制度變革。男尊女卑的夫權統治、漠視子女利益的家長專制式封建包辦婚姻、剝削階級的一夫多妻制和以「休妻」為主要方式的男子專權離婚等一系列有違女性尊嚴的不平等條令都被廢除，確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社會主義婚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也分別從結婚、家庭關系、離婚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每個公民應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認真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愛情觀，實現制度法律化和倫理道德化，使夫妻雙方從情感和諧做起，促進家庭和諧，進而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穩定和諧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肆』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漢族，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余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治國理想---1、發展生產，阜民之財
2、節約開支，省民財力
3、節省工役，減輕負擔
4、宣傳教化，加強法治
5、打擊貪官，澄清吏治
除了兩漢、南宋三朝皇帝較為重視法制外，其餘的皇帝，無一有如朱元璋那樣重視法律，其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一、重視法律，以法治國。

明太祖雖然布衣出身，起於微末，但是在參加和組織領導農民起義軍的反元斗爭以及在和其農民起義軍的殺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敗壞，官吏貪蠹，民不聊生，深刻認識到了法律的治國作用。太祖曾告誡群臣說：「從前朕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要嚴立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國作用。他說：「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於是在朱元璋即吳王位時（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頒行之。」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為了更准確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義，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作為制定大明律的依據。事實上，早在吳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時，朱元璋就專門發布了上諭，要求議律官「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詔諸臣賜坐，講論律義」。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時，朱元璋詔賜刑部尚書，「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即對律條親自審定。明朝最高統治者的這種崇法精神和有關作法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是由於朱元璋的高度重視，經過吳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訂，最終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頒始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

二、注重法律的繼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從其言。事實上，由於《唐律疏義》所表現出的盛唐文明對中華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詔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別強調了「朕仿古為治」的立法繼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書劉惟謙、翰林學士宋濂在《進明律表》中宣稱大明律「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會典》中專門申述說：「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會典序》中也說：「我太祖皇帝稽古創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創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襲唐宋舊制的。正是由於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繼承和借鑒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條例簡於唐律，精神 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繩」。

三、注重和強調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作為調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其不斷更改和變動自然而然地會對社會統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統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鑒於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無所適從的弊端，從維護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對法律的穩定性尤加重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訂以後，朱元璋即「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變更，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正是在此嚴旨之下，《大明律》成為「萬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歷代相承，無敢輕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初編時，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誥序》中，特別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後的明朝諸帝，總是堅持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諭內閣》：「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違越」。萬曆四年《皇帝敕諭內閣》強調「唯我祖宗之舊章成憲，是守是遵」。正是由於後世堅持了太祖遺訓，從而保障了明律對社會關系調整結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尤其從明憲宗到熹宗前後長達160餘年裡，在皇帝避居深宮而不願臨朝聽政期間，明王朝統治卻相對穩定性，這可以說無不得益於《大明律》的穩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復此發言

--------------------------------------------------------------------------------

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轉）

四、力求法律的簡明科學

鑒於元末法制「條格繁冗」，「其害不勝」的教訓，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對議律官發布上諭：「法貴簡當，使人為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頒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簡明的思想，敕文中說：「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大明律》的制定從吳元年 的律285條、令145條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條，再到最終的三十卷、460條，相比《唐律疏議》的12篇、500條，《宋刑統》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條、213門來看，確實簡明多了。另從體例發展變化上講，《大明律》源於唐律但細於唐律，新創了《公式》、《課程》、《人命》等十篇。採取律、誥、令、條例並行的法典式立法與編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與案例法相配合、原則性與解釋性相配合、懲治性立法與訓誡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體例編排呈現極為科學。法律史學家楊鴻烈曾說：「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懼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楷模…可見得，這書實在算得中國法系最成熟時期的難得產物」。

五、立法因時制宜和重典治國

明太祖的立法簡明雖然有利於民眾知法懂法，但由於法律的過於簡單，在很大程度上卻和社會的發展變化狀況難以適應。太過於簡明的法律針對錯綜復雜、日益尖銳的社會統治矛盾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明太祖於初便對皇太孫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在具體的治國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綱紀敗壞，官吏驕恣，從而致使元朝傾覆，順帝北遷作為教訓，立國後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朱元璋始終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中國，非猛不可」。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解除自身周圍一批農民出身的武將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間互相爭斗而對皇權產生的威脅和實現其急於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滑致難齊也」。又說：「今之臣民，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源之籌」， 「若不律以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在朱元璋看來，「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傾崩正是由於「元政馳極，豪傑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而太祖主張「反元攻，尚嚴厲」。以此思想作為指導，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的犯罪量刑輕於唐律，但對「盜賊」及「帑項錢糧」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則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誅濫罰，制定了族誅、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挑筋去膝蓋等一系列法外刑。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儋州陳逢愆起義，陳被斬，部屬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禮明理，以禮導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及「出禮入刑」以來，「禮」在封建統治中所佔的地位絕不亞於「刑」的作用。對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導「明禮以致民，定律以繩頑」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他看來「禮法，國之綱紀。禮法定，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並指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朱元璋在給皇太孫的上諭中又說《大明律》「首列二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實行嚴刑峻法同時，又注重倡禮明理，禮刑並重。

七、注重發揮和強化法律整肅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則不然，可能由於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的緣故。因而對於官吏貪污，他有著一種近似乎變態的痛恨和徹底懲治的執著。洪武二年曾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說：「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臟吏」。由於明初特定的政治條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堅決、更嚴厲地整肅吏治。如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唐律》把官吏犯臟罪的處理列在《職制》篇中，未設專篇，《明律》專設《受臟》一篇計十一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十九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即判斬刑。難怪清代刑部尚書薛允升對比《唐律》條文後直呼《大明律》「太嚴」。如果說朱元璋的《大明律》懲處臟吏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親手制訂的《大誥》則應屬於懲治官吏貪墨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其中懲治官吏貪污、盜竊、受賄等臟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條。在懲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認為「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因而「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貪污巨額糧食案，所牽連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波及各省的官吏達數萬人。在對臟墨官吏的刑罰適用方面，明《大誥》列舉了閹割、斷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剝皮實草」之刑，即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吏（價值約摺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後填上稻草，然後擺在官府公座旁邊，警示後繼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於民眾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他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為了反貪，明朝初期犧牲的御史達以數百。可以說，經過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頓，雖然明朝官吏的俸銀是歷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傳

如果說宋太祖刊印《宋刑統》頒行天下達到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的話，那麼明太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強調法律的講讀和宣傳。早在吳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楨將剛剛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發布郡縣。尤其是明《大誥》頒布以後，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規定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即規定有《大誥》者可以以該書折抵刑罰。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詔命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大誥，鄉民集會宣講大誥。明劉三吾曾在《御制大誥後序》中說：「載勞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入誦，否者罪之」，從而使「天下有講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遺還」。此外，為了加強法律宣傳，朱元璋下令每歲正月、十月或逢節日時，讓專人講讀律令。可以肯定，正是於他對法律宣傳的高度重視，才使得明律法精義深入人心，為民所知而遵之。
參考書目：

《明太祖實錄》實錄卷。

《明 紀事本末·開國規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實錄》

《進明律表》。

張晉藩主編：《中國刑法史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頁。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746頁。

轉引自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頁。

《皇明祖訓序》。

《大誥·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卷 14。

《明通鑒》卷1。

《明太祖實錄》。

《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伍』 有哪些適合小學生讀的書

適合小學生讀的書有：《窗邊的小豆豆》、《列那狐的故事》、《城南舊事》、《夏洛的網》、《唐·吉訶德》。

1、《窗邊的小豆豆》

《窗邊的小豆豆》是日本作家、主持人黑柳徹子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首次出版於1981年。

這本書講述了作者上小學時的一段真實的故事：小豆豆因淘氣被原學校退學後，來到巴學園。在小林校長的愛護和引導下，一般人眼裡「怪怪」的小豆豆逐漸變成了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巴學園里親切、隨和的教學方式使這里的孩子們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5、《唐·吉訶德》

《唐·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於1605年和1615年分兩部分岀版的長篇反騎士小說。

故事發生時，騎士早已絕跡一個多世紀，但主角阿隆索·吉哈諾卻因為沉迷於騎士小說，時常幻想自己是個中世紀騎士，進而自封為「唐·吉訶德·德·拉曼恰」，拉著鄰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僕人，「行俠仗義」、遊走天下，作出了種種與時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徑，結果四處碰壁。但最終從夢幻中蘇醒過來。回到家鄉後死去。

『陸』 結合實例論述中西方主要的文學批評方法

《生活在來別處--西方文學批評方法源與實例》由付曉帆、林會麗、宋洪雷主編，本書力圖適應當下社會文化發展的趨勢，概括了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主要陣營，勾勒出了一個20世紀西方文論整體發展的基本概貌。全書共分14章，側重於文學批評方法和文學實例分析的講解。批評方法理論配合相應的案例分析，它們的緊密結合突出了文學批評方法的前瞻性和應用性。

『柒』 民俗的社會功能有哪些

民俗的社會來功能
文章節源選：《民俗學概論》主編：鍾敬文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一．教化功能
社會生活先於個人而存在。個人不能選擇他所希望的社會形式；人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條件下創造歷史的。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曾這樣描述風俗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個人生活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准。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於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創造物，而當他長大成人並能參加與這種文化的活動時，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人是文化的產物，民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人一出生，就進入了民俗的規范：誕生禮為他拉開人生第一道帷幕；他從周圍人群中習得自己的語言；在游戲中他模仿著成人生活；從稱謂與交際禮節中逐漸了解人際關系；他按特定的婚姻習俗成家立業；直到死去，特定的喪葬民俗送他離開這個世界。人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魚生活在水中一樣，須臾不可離開。

『捌』 社保是不是只用繳滿 15 年就可以不用交了

社保不是繳滿15年了就不用繳納，而是滿15年後，在其退休後，就可以享受基本養老保險的待遇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十六條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按照國務院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

(8)社會與法主編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六十條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緩繳、減免。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情況告知本人。

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直接向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繳納社會保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