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移植

⑴ 談談你對德國民法典的認識

（一）關於對民法自身的認識

如前所述，清末繼受外國民法和國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動因是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新中國成立後因意識形態和經濟政治的原因而繼受蘇聯民法，直到1978年後民法經濟法論爭中將民法理解為「商品經濟法」[70]，及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統一合同法和物權法，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法學一直為某種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長期遮蔽了中國民法學對自身的認識和理解？例如，什麼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標或者民法的本位？民法究竟是私法還是公法？為什麼中國民法學已經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國社會仍然處於公法觀念支配之下？為什麼很少涉及私法、私權、私法觀念、私權觀念，而一旦涉及這些個概念時總是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中國繼受外國民法學，時值西方社會法學和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思潮高漲之時，所謂「社會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會化」被視為民法學發展之必然趨勢。中國民法學自誕生之始即深受影響，甚至一些民法學者將所謂「社會本位」誤解為歷史上「義務本位」之回歸。此種所謂民法發展趨勢和發展潮流，恰好與中國在1949年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學的「異化」，因片面強調社會公益、否定私權、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最終「社會公益」也異化了。「公益」、「公益」，多少違法、惡行假汝之名以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公法與私法、公權與私權、公益與私益的關系，恐怕是中國民法學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

（二）關於民法的「本土化」

中國民法和民法學，是從外國民法繼受而來，因此決定了中國民法學始終面對

「本土化」的命題。如果說，「法律移植（繼受）是法律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 ，則同樣可以說，如何實現繼受而來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國民法學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也是中國數代民法學者最終的目標。

在繼受外國法的過程中，繼受的外國法與本國國情不合甚至沖突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因而在學界內外引發爭論，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日本的法典論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自清末繼受外國民法之始即發生過類似的爭論。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法立法也始終伴隨著這樣的爭論。關鍵問題是如何判斷所謂「國情」，及對那種「國情」應持何種態度。究竟什麼是「淳風美俗」？中國歷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風美俗」？女人纏足、男人蓄長辮、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風美俗」？改革開放前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習慣做法是否「淳風美俗」？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輕視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的傳統，加之新中國建立後曾長期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遺產」、「習慣」和「本土資源」？這些問題都必須首先澄清。

謝懷栻先生指出，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要敢於接受，善於研究，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不僅繼受外國法的制度、條文，還要繼受制度和條文背後的民法理論。這就是日本學者北川善太郎所謂「立法繼受」與「學說繼受」。鑒於德國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論兩方面）在成文法國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主要是繼受德國民法，德國民法的影響在近期會更加擴大，在將來也會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因此，研究、探討德國民法典，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以促進我國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為中國民法學者的重要任務。當然不限於德國民法。我們一定要密切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的實際，廣泛參考借鑒包括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民法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堅持參考借鑒我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的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才能最終使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不斷發展，與時俱進！

（三）關於中國民法典編纂

中國民法學的第一項使命，當然是制定中國民法典。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開始後，常要做兩件大事，一是為前朝修史，二是為本朝修律。這兩件事的意義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並親自過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1998年八屆全國人大王漢斌副委員長決定恢復民法典起草，並委託九位學者專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民法典和物權法的起草。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決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權法；第三步，編纂中國民法典。2002年1月，九屆全國人大李鵬委員長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託學者起草[76]，當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並於同年12月經人大常委會審議一次。因此，鼓動了中國民法學界的激情和關於民法典編纂思路的論爭。2004年6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變更立法計劃，擱置民法典草案的審議修改工作，恢復物權法草案的修改、審議。現今物權法已經頒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員會透露的信息，還將依次制定侵權行為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和民法總則，待民法總則頒布之後，再編纂民法典。

對於法典編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當法典問世之時，也必定有適當的政治環境。中華民族這位老人，背著沉重的包袱，雖然有點步履蹣跚，卻在向前奮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的正是如今。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偉大成就並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今天，已經具備編纂民法典的政治經濟條件，應當是沒有異議的。問題在於，中國民法學為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使命而做的理論准備是否充分？

為什麼一定要編纂民法典？不僅因為，相對於刑法典、訴訟法典甚至憲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學、進步、完善的中國民法典，才能表明中華民族已經攀上歷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

中國民法學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繼受史。無論歷史上繼受大陸法系的德國民法，1949年後繼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民法，或者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元繼受」即廣泛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民法，都是圍繞一個目的，就是學習外國經驗。質言之，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始終是扮演「學生」的角色。當然，將來即使制定了一部進步、科學、完善的民法典，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也還要繼續研究外國民法、繼續汲取外國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亦即還要繼續扮演「學生」的角色。

問題在於，何時中國民法學才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法學術之林，與一切國家的民法學比肩而立？何時才有不以參考借鑒外國經驗為目的的對外國民法的學術研究？何時才有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這樣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將經常出席國際的和外國的學術會議，與外國民法學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討外國民法面臨的重大課題，報告其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術成果。這樣的民法學者，將不同於現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國民法學者。中國民法學，只有造就出這樣一批專門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者，才能終結中國民法學單純扮演「學生」角色的歷史，屆時中國民法學既當「學生」也當「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學術之林，為中國民法學爭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現今中國民法學界已經有了一些研究外國法的學者，雖不是專門研究外國法，雖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學習外國經驗，產生了一批研究外國法的學術著作。但其研究的對象，仍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范圍，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導思想」決定的。現在看來，中國民法學不應繼續將研究對象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隨著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家已經舊貌換新顏，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要求中國民法學放眼世界，不僅密切關注和研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民法，而且密切關注和研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民法。凡有中國商品、中國旅遊者、中國投資者和中國企業到達的國家，就有必要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該國民法。遺憾的是，中國民法學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且不說研究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中亞國家民法，就是對周邊鄰國包括對俄羅斯的民法，也缺乏關注和研究。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要本著一貫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的精神，跟上國家、民族復興的步伐，勇於承擔國家、民族、人民和歷史賦予的使命，敞開胸懷，放開眼界，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實施「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結語

中國民法學，這條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已經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雖然歷經曲折、艱險、轉向、停滯，終究沒有改變前進的方向。因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機遇，中國民法學以其長足的進步、優異的成就和卓越的貢獻，受到社會的關注和尊重，已成為一門「顯學」。一位研究中國民法學史的學者說過，當「民法學這條大河沸騰起來的同時，也是從容思考的空間突然失去的時候」。願中國民法學能夠從容面對各種誘惑，排除各種干擾，朝著既定方向，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