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在奴隸社會中的作用

① 奴隸製法和封建製法的主要共同特徵

奴隸製法和封建製法的主要共同特徵：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佔有)關系基礎上的法律、都是公開維護等級特權的法律、都是殘酷野蠻的法律、都是落後的法律(特別是成文法不發達)。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剝削階級類型的法，它所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奴隸主階級佔有生產資料和奴隸。特點：具有極端的野蠻性和殘酷性；公開體現和維護等級特權；普遍帶有原始公社行為規范遺跡。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奴隸製法主要有：古埃及法、楔形文字法、中國奴隸製法、古代印度法、古希臘法、古羅馬法。

(1)法在奴隸社會中的作用擴展閱讀：

奴隸製法人類歷史最早出現的法，同時作為私有制類型最早的法。奴隸製法的本質和特徵是由奴隸制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奴隸製法具有這樣一些共同特徵：

嚴格保護奴隸主的所有制，確認奴隸主階級經濟、政治、思想統治的合法性，確保奴隸主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維護奴隸主對奴隸的佔有權。

公開反映和維護貴族的等級特權。刑罰種類繁多，刑罰手段極其殘酷，刑罰的執行帶有極大的任意性。長期保留原始社會的某些行為規范殘余。

封建製法賴以建立和存在的經濟基礎是地主或領主佔有土地和部分佔有農民或農奴，封建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超經濟剝削迫使農民依附於封建主階級。封建製法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維護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確認農民對封建地主的依附關系，嚴格保護封建土地的所有權。確認和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刑罰酷烈，罪名繁多，濫施肉刑，廣為株連，野蠻擅斷。

② 法的觀念產生於什麼時期

春秋時期
法家的先驅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其早期代表為專戰國中期的李悝屬、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戰國末期的韓非則是先秦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
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
特別強調法的作用，以法治國。
倡導耕戰。
強化君主專制和獨裁..

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藉,設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商鞅認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他主張「不貴義而貴法」,「刑無等級」 。韓非也強調「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這是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
韓非「法治」思想,我們現把它歸納為四個方面來論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貴、厚賞重罰、賞譽同軌。

③ 奴隸社會有哪些制度起了什麼作用

古代奴隸制度
1、簡介
中國的奴隸有很多種類，成因也很不相同，總的趨勢是從周朝開始，奴隸或者說主僕的人身依附關系一直在削弱，基本承認到戰國開始就沒有了奴隸制。在民國成立後，中國最終從法律上明確消除了奴隸的存在。
2、發展
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都是奴隸制時代，奴隸多產生於戰爭，從敵方俘虜的平民成為奴隸，也有因犯罪被貶為奴隸的，有官奴和私屬之分。戰國中期，秦朝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變法結束了這個體制，使國民（自由民）與奴隸獲得了平等的民權地位。漢朝，奴隸的產生主要來源於土地兼並而形成的私屬，另外東漢末年，人民為躲避戰亂，投靠大庄園主，也成為私屬。漢唐時期，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良賤之分，如部曲（奴隸的一種）毆傷良民要處死，良民打死自己的部曲，部曲有罪不論、部曲無罪只判徒刑且可以用錢贖免。犯叛逆罪的，全家乃至全族要沒為官奴。宋朝以前，長期受雇於人的，其地位低於良民，也是奴隸的一種。宋朝開始，因僱傭關系形成的主僕關系不再視同於良賤關系。但實際上，私屬奴隸的現象大量存在，不過在法律上禁絕了私屬奴隸、也不允許將良民賣為奴隸。元代，由於蒙古族本身實行奴隸制，所以官奴盛行。清初也對漢人實行奴隸制，至雍正年間才廢止奴隸制，清初經濟繁榮，康熙皇帝采低稅負，像明朝一樣賣身為奴者實際上已大幅減少。

④ 如何理解法的階級性

法律有階級性——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於法律有無繼承性,則大家的認識並不一致,恐怕至今還有很多人根本否認或懷疑法律有繼承性。否認或懷疑法律有繼承性的論點,固然不止一種,但是最常聽到的乃是以法律的階級性為根據的理由。例如,我們常聽到人說:舊社會的法律具有社會的反動階級本質,因此和新社會的階級要求不合,不能由新社會繼承,是應該全部摒棄的……。這樣的說法是否對或是否全對,可留待後面討論。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許多人看來,法律的繼承性是決定於它的階級性的。所以要解決法律的繼承性問題,必須先進一步研究法律的階級性。這種情形在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學方面也同樣地存在著。本文題目之所以將階級性和繼承性並舉,也就是為此。
法律的階級性究竟表現在哪裡?它的表現方式怎樣?這些問題在過去雖然被接觸到過,但是一般人的認識還是相當地抽象、模糊。現在讓我們從國內法與國際法兩方面來加以研究。

一、國內法的階級性

關於國內法的階級性,過去曾有過下列幾種不正確或似是而非的看法:
1.認為法律的起源是決定法律的階級性的唯一標准。照這種看法,凡是產生在某一個階級社會里的法律規范,永遠具有那個階級社會的階級本質。這種看法的缺點在於將法律規范的起源作為決定階級性的唯一標准,而沒有注意到法律規范的起源作為決定階級性的唯一標准,而沒有注意到法律規范的階級性主要是決定於每個時代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化的條件的[2]。例如,同樣一個「不得殺人,殺人者處死刑或徒刑」,或「不得竊盜財物,竊盜財物者處徒刑或死刑」,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及社會主義社會,其作用便各不相同,因此,其階級本質也不能相提並論。其主要原因是各個類型的社會里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文化條件使這個規范發生不同的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本質。如果因為這個規范最初產生於奴隸社會而便認為它永遠具有奴隸社會的階級本質,那就大錯而特錯了[3]。這也就說明為什麼近代各國的、甚至於蘇聯的法律里還有不少發源於古代的規范。
2.認為法律規范的階級性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照這種看法,凡被某一個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採用過的法律規范,永遠是為那個階級服務的,不能改為其他階級服務;即或被另一個階級採用的話,它還仍舊保持著它原來的階級本質。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十年間,蘇聯的法學界就有過這樣的看法。如芮葉斯納爾(M.Peйc Hep)認為當時蘇聯的法律是由三種不同階級性質的法組成的復合體系,其中包括:(1)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法、(2)農民階級的土地法、(3)資產階級的民法[4]。這種看法的缺點在於機械地、孤立地看問題,而沒有想到舊社會採用過的法律規范在新社會里,因為社會經濟的及政治文化的具體條件不同,可以具有新的內容而發生不同的作用。
3.認為法律的形式是法律的階級性的可靠的標志。照這種看法,凡形式相同的法律,其階級性亦相同。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學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時就採取這種看法。我國解放後反對舊法的學者,在舊法能否被批判地吸收這一問題上,也往往表現出這種看法。這樣的見解顯然是錯誤的。法律形式的相同並不一定意味著內容的相同。同一形式的法律規范,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文化條件之下可以具有不同的內容,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從而表現出不同的階級性[5]。
4.認為一個法律體系內的法律規范在反映階級利益或立場時其作用是一樣的,沒有主次之分的。照這種看法,凡是一個法律體系內的法律規范,其階級性都是一樣強。這樣的見解是與事實有出入的。實際上一個法律體系內的法律規范,都可以分兩大類:一類是主導性或關鍵性的,一類是輔佐性或從屬性的。主導性的規范是綱領,是主幹;輔佐性的規范是細則,是枝葉。主導性規范的變動是可以改變法律的階級本質的,而輔佐性規范的變動則往往無傷於大體。主導性規范往往只能用於某一特定階級社會,而輔佐性規范往往可以用於各種不同性質的階級社會,例如,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關於確立公有財產制的法律規范是主導性的,而關於保護公財產制的方法的規范則是輔佐性的。如果將前者廢除或加以基本改變,則社會主義的法律將失去其社會主義的特點;如果將後者刪去或吸取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規范以替代之,那就不一定會發生這么大的影響。從另外一方面來講,如果將社會主義國家關於確立公有財產制的規范移植到資本主義國家去,那末資本主義國家便失去資本主義的特點;如果只將社會主義國家關於保護公有財產制的法律規范移植到資本主義國家去,那就不會引起這樣的結果。
5.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只有一個階級性[6]。照這種看法,一個國家的法律規范,不同性質如何,都只能為那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服務。這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講,是對的;但對剝削級國家來講,則未必完全說得通。這有以下幾個事實可以證明:
(1)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過去在剝削階級國家裡領導統治權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一個階級手中。而這幾個不同的階級力量的對比也可能是不相上下或無大區別的。這從某些資產階級國家過去議會中各黨派或成分所佔的席次往往可以看出來。如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制憲會議及國民會議的組織成員中有僧侶及貴族代表,也有新興的資產階級代表;其黨派或集團中有替封建僧侶貴族說話的,有替農民說話的,也有替工商界說話的。他們往往是勢均力敵的。他們維護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反映著不同階級的立場的。
(2)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壟斷資本家雖佔領導地位,但勞動人民的覺悟一天天提高起來,反抗反動統治的進步力量也一天天壯大起來。掌握統治權的資本家及其夥伴們不得不對進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讓步。因此出現了一些對進步人民比較有利的法律。統治階級之所以同意制定這些法律,是為了對自己的利益作長遠的打算。就這點來講,這些法律的制定可能還是間接反映著統治階級的立場的。但是從被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這些法律究竟是他們初步爭取到的,或多或少地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是可以直接反映他們的立場的。就意志表現的程度來講,在這些法律里被統治階級意志表現的程度無疑地要比統治階級意志表現的程度強得多。因此在體繫上這些法律雖是資產階級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實際作用上它們卻反映著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性。
(3)進步勢力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情況以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已經證明:通過議會斗爭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並不是不可能的。在這些國家裡當進步力量強大到和敵對力量相等或超過它,而在議會中力一的對比上得到相應的反映的時候,則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種階級性。那麼在同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裡面,在某一個階段,也許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包含著兩種或更多種的不同階級性的法律用范。這些不同階極性的法律規范,在進步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整個形勢而在議會中各種力量的對比上也反映出來時,是會統一的,但在這以前是不可能馬上具有一個階級性的。
從以三點看來,法律的階級性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必然是統一的——這樣說法是值得考慮的。這里所談的乃是我個人研究的一點體會,特別希望法學界的同志們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⑤ 法律是如何產生適用於哪些范圍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範，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
參考別人的，你看看吧。

⑥ 《漢謨拉比法典》對奴隸制社會的影響是怎樣的

法典嚴格保護奴隸主私有財產權和他們對奴隸的所有權，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倫王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和階級關系。法典規定，盜竊王宮或神廟財產的人，必須處死；侵犯別人住處的人，必須就地處死掩埋；趁火盜竊財物的人，必須當場丟到火里燒死。有趣的是，這部法典處罰原則竟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比如，兩個自由民打仗，一個人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另一個人就要同樣被打瞎一隻眼睛作為賠償。然而，對奴隸的懲罰卻是十分嚴酷的。如果奴隸主把一個自由民的眼睛弄瞎，只要他拿出一定數量的錢財就可了事。如果被弄瞎眼睛的是奴隸，那麼奴隸主什麼也不必賠償。

盡管法典的內容有失公正，但是，成文法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公貴族隨意、解釋法律，濫用司法大權的現象，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大進步。

⑦ 請問中國奴隸製法系的特點是什麼

由於它們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本質相同，又具有不同於其他類型法的共同特點：

確認並用極其殘酷的刑法維護奴隸主的私有制 特別是維護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者——奴隸。奴隸主不僅直接掠奪奴隸的勞動成果，而且完全佔有奴隸的人身。在法律上,奴隸不是權利主體,而是權利客體——物。奴隸主可以任意處置奴隸，就像處置自己的所有物一樣，可以買賣、贈與、繼承，甚至屠殺和充作殉葬品。主人殺傷奴隸，不僅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而且是奴隸製法所確認和保障的重要權利。如果他人殺死或傷害奴隸，不認為是犯罪，不負刑事責任，只對其主人負責賠償財產上的損失（《漢穆拉比法典》第219、220條）。如果盜竊或藏匿奴隸，協助奴隸逃跑，或者去掉他人所有的奴隸的標志者，則認為是犯罪，處以重刑，甚至可以處死(《漢穆拉比法典》第15、16、19、226、227條)。除奴隸外,奴隸主的其他私有財產,如土地、房屋、牲畜等，奴隸製法也都有極其嚴格的保護條款。如果奴隸侵犯奴隸主的財產,要處極刑。在《漢穆拉比法典》的282條中，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就有100多條,侵犯私有財產被處以死刑的條文就有30多條。羅馬的《十二銅表法》規定，債務人如果不償還債務，債權人可以將他拘捕，帶上足枷或手銬出售於國外,或處以死刑,乃至砍切成塊（《十二銅表法》第3表第2、3、5、6條）。

公開規定自由民之間的不平等地位 奴隸製法不僅明確規定了奴隸的無權地位，也明確劃分了自由民內部的不同等級以及他們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中國古代的禮,嚴格劃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維護著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地位和奴隸主內部上下等級之間的關系，即所謂「別親疏貴賤之節」（《禮記·三年問》），「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禮記·中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統治者採取了「親親」、「尊尊」（《禮記·喪服小記》、《穀梁傳·成元》）等措施。「親親」就是按照宗法關系來區分貴賤，使親者貴，疏者賤，任命官吏則任人唯親。「尊尊」就是所有的平民和奴隸，都必須尊敬奴隸主貴族，不得違抗；下級奴隸主也要尊重上級奴隸主，不許「犯上」；還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規定（《禮記·曲禮》）。這些都說明了中國奴隸製法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公開的階級不平等的奴隸主專政的法。《十二銅表法》還在第11表以最殘忍的法律規定禁止平民與貴族通婚。另外，在婚姻家庭關繫上，婦女的無權地位以及父權支配家庭的絕對權力，在奴隸製法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中國西周的禮規定「男帥女、女從男」（《禮記·郊特牲》），確保丈夫統治妻子、妻子從屬丈夫的男女不平等地位。子女的命運也要完全聽從家長的擺布，甚至父親對子女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漢穆拉比法典》第117條規定:「倘自由民因負有債務，將其妻、其子或其女出賣，或交出以為債奴，則他們在其買者或債權者之家服役應為三年；至第四年應恢復其自由。」古希臘、古羅馬等國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

⑧ 古代的法是什麼，它的作用是什麼，它的執行者是誰

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⑨ 中國奴隸社會的法制指導思想是怎樣變化的這種變化對後來的封建法制有何影響

...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當權者指導思想的不斷變化導致了刑罰發展變化。法律制度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門，任何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社會經濟條件緊密相連的。原始社會時期，沒有國家，沒有法律，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當時的原始習慣也是由以採集和漁獵為標記的低下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懲罰方式簡單殘暴，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成為主導。逐漸產生了相當多的習慣法，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人們對物質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刑罰的體系逐漸完善，目的性也更加專一，保護私有制財產，保護人身權利，維護政治統治。自夏代建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起，我國古代社會一直堅持以刑法為主的法律體系。

由於專制、集權貫穿我國幾千年的古代發展史，中國的法律文化也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沒有西方世界的民主與法制、人權的概念。大量的充斥於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和刑罰的隨意性。

從簡單的同態復仇到夏、商時期奴隸制刑罰，及至演變到封建社會的「五刑」，刑罰的變化，同當權者的統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王或皇帝是國家的主宰，所謂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體現了維護王權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崇尚刑法，重視刑罰。使我國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無一例外的採用刑罰的手段。法律不但憑借嚴酷的刑罰手段懲辦危及王權統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時也嚴厲制裁破壞國家統治、擾亂社會程序的刑事犯罪。統治者從長期的實踐中體會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懲罰，又能保存勞動能力，是更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適應了經濟基礎需要，同時更好的維護其統治。夏、商時期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時又剛剛從原始野蠻時代演變而來，維護王權成為其首要的目的，同時人的愚昧無知又使統治者假借天意的圖謀得以實現，雖然其刑罰十分的野蠻殘酷，但是統治者借天的名義，成功地表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同時，統治者鑒於前朝的教訓，至周時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罰」的思想，強調「用刑寬緩」，將教化和刑罰結合起來，體現到刑罰上，出現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以作為五刑的補充，不再單純是傷及人肢體、生命的酷刑。秦以後到明清，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更加牢固的確立，雖然各朝代執政者執政的指導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也逐漸促進統治者對刑罰作出變革，以絞、斬死刑代替以往殘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蠻的肉刑，實質是統治者逐漸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會高度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統治者權力的無限制和無制約，當權者往往憑一己好惡行事，使刑罰形成了不穩定和不確定的特點。所以，我國古代刑罰發展變化的進程中人為的痕跡濃重。總趨勢是朝者寬緩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復。我國古代社會自從有國家以來，無論是不成文立法的時代，或者是成文法時代，法律對刑罰的種類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經常有隨意增加法外刑罰的情況。隋初，制定《開皇律》、《大業律》，強調用法寬緩，然而隋煬帝並不依律行事，他「更立嚴法」，並恢復梟首、滅九族等等酷刑，自毀法制，濫施淫刑。又如唐時法律為我國古代之最鼎盛時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武則天時，酷臣周興、索元禮、來俊臣非法採用酷刑，摧殘人犯，將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時，皇帝設廠衛特務機關，濫用刑罰更為嚴重。清律中根本沒有關於文字獄的直接規定，但所有的文字獄均是按照謀反、大逆定罪，是最嚴重的犯罪，並且處以最嚴厲的刑罰。所以，古代專制制度下，皇帝的行為往往將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另一方面，較為開明的當權者的舉措，又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據史載，漢初文帝改刑罰的原因，是為緹縈的孝心感動，遂下詔說：「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發了漢初刑罰的改革。

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以仁者治國的指導思想下，法制的推進顯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