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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點評勞動合同法

發布時間: 2022-06-04 14:47:15

① 張五常怒批《勞動合同法》,主要說了些什麼

張五常疑《勞動合同法》中無固定期合同會搞垮經濟

② 談談你對勞動法的看法和認識

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密切聯系的其他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制定勞動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勞動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勞動法,一般是指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制定頒布的全國性、綜合性的勞動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廣義上的勞動法,是指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有密切聯系的其他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我國勞動法的淵源有:憲法中有關勞動領域事務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勞動法律,如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國務院制定的勞動行政法規;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制定的勞動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勞動法規和勞動規章;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勞動法規;我國批准生效的國際勞工公約;其他規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或准規范性文件(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制定的《工會參與勞動爭議處理試行辦法》)等。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是全面調整勞動合同關系的法律規范,在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履行、解除、變更、終止、續訂勞動合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即勞動合同法有規定的,優先適用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沒有規定的,適用勞動法。

③ 你對新勞動法的看法

完善了我國勞動法體系!

④ 企業新勞動法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新勞動法下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之道(二)

2009-1-20 全球品牌網 《電子商務世界》

企業在招聘人員時需更加小心才能規避欺詐與被欺詐的風險
□文/錢樹鋒

新《勞動合同法》實施的大環境中,企業客觀上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所以企業因「欺詐」甚至是「被欺詐」所承擔的風險及法律後果也越來越重。誠然,很多時候勞資雙方主觀上並不存在「欺詐」,只是由於某些環節的操作存在瑕疵。但就是這樣不起眼的瑕疵卻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法律後果。

規避欺詐

2008年1月18日,甲公司錄用求職者賈先生,並由甲公司人力資源部口頭告知賈先生入職後的工作內容和勞動報酬等基本信息,後雙方簽訂勞動合同。賈先生試用期滿後,甲公司花費3萬元將賈先生派往德國總部進行了專業技術培訓,期間雙方簽訂了服務期協議,約定了服務期限和賈先生違反服務期協議需承擔的違約責任。在培訓過程中,一次偶然的機會讓賈先生接觸到了德國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對方亦有意聘用賈先生擔任中國區的高管職務。培訓結束後,賈先生便以甲公司在訂立勞動合同過程中存在欺詐為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要求確認雙方勞動合同無效。

因甲公司在招聘過程中,系口頭告知賈先生工作內容、工作條件等基本情況,難以舉證證明其履行了告知義務。招聘程序上的缺陷,導致其無法舉證,從而被裁定構成了對賈先生的欺詐,雙方訂立的勞動合同自訂立時起無效。同時,甲公司還需向賈先生支付經濟補償金。

點評:在招錄員工的過程中,應盡量以完備的管理理念和措施,保全自身的利益,規避涉嫌欺詐導致勞動合同無效的風險。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和第四十六條,勞動者可以以企業欺詐為由即時解除勞動合同,並且可以向企業要求經濟補償金。

如何規避欺詐的風險,企業可採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許多企業為了能夠找到本單位所需要的優秀人才,往往在招聘廣告中開出許多優惠條件,而在員工入職後卻未予兌現。如果勞動者基於對此種承諾的信賴建立勞動關系,則企業有可能被認定為欺詐。

另外,從管理的角度而言,企業作為長期經營主體,人才是其發展壯大、提高市場競爭力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企業應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作出承諾,在勞動關系履行過程中兌現其承諾,才能夠挽留人才,增加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八條的規定,企業和勞動者均有告知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相關情況。如企業不注意在招聘過程中通過《企業基本情況告知函》等形式保留已履行告知義務證據,將可能會承擔被認定為欺詐、與求職者簽訂的勞動合同被認定為無效、承擔賠償責任的風險。

勞動者的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工作地點、職業危害、安全生產狀況和勞動報酬等都可能成為是否能夠建立勞動關系的決定性因素,企業應當確保這些信息的准確性。如企業在招聘過程中有關情形發生變更,應當及時通知勞動者,以避免欺詐的嫌疑。

規避被欺詐

2008年2月16日,乙公司因承接一單項目,急需招聘數名軟體工程師。經過筆試和面試後,乙公司決定錄用李先生擔任該項目的軟體工程開發人員。入職後,乙公司發現李先生的工作能力與其學歷極度不符,經過與其提供的畢業證上的大學聯系,被告知「我校從未有過該名學生」。正當乙公司准備以「欺詐」為由與李先生解除勞動合同之時,2008年3月24日,乙公司接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應訴通知書》,李先生原所在單位以乙公司和李先生為被訴人申訴至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要求乙公司與李先生對因李先生擅自離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100萬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九十一條「企業招用與其他企業尚未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給其他企業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規定,乙公司因在招聘過程中未進行必要的背景調查,錄用了尚未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求職者李先生,應當與李先生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同時,由於李先生的虛假學歷,其名不副實的能力也延誤了乙公司承接的項目進程。

點評: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對就業壓力,不少勞動者往往會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刻意隱瞞甚至虛構個人信息。這就給企業在篩選和甄別人才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業規避被欺詐的風險,可採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呢?

一、根據企業招聘職位的性質製作入職登記表

在招錄員工過程中,應當根據所招聘崗位的性質、工作內容等製作相應的入職登記表,由求職者本人填寫。需了解、查驗的基本信息包括:(1)個人基本信息,如性別、年齡、住址等;(2)專業能力信息,如學歷、所應聘崗位需要的專業資格、技術操作水平等(3)工作經歷。相關信息可以要求求職者提供以下材料查驗:身份證原件、學歷學位證書、專業資格證書等原件、戶口本復印件以及與原單位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文件。另外,特別要註明並告知:員工向公司提供的個人資料必須准確無誤,如發現有虛假情況,屬於嚴重違反企業的規章制度(由此也可看出新法環境下,企業完善規章制度的重要性),可隨時以員工對企業存在欺詐行為提出解除勞動合同關系,且不需要承擔任何經濟補償責任。

這樣一來,求職者如存在告知虛假信息,欺詐企業的情況,企業可以依據欺詐主張勞動合同無效或解除勞動合同,以避免求職者虛構求職信息的招聘風險。

二、注重背景調查,避免錄用尚未與原單位解除勞動關系的勞動者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九十一條「企業招用與其他企業尚未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給其他企業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規定,為避免被牽入此類爭議,企業經過簡歷篩選和面試後,對鍾意的求職者不能急於錄用。對於不是初次就業的,應要求其提供與原單位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文件,還應通過公安部門、教育部門、求職者原工作單位調查了解求職者基本情況,對重要的關鍵性的崗位,甚至可以委託專業的調查機構進行必要的背景調查後再錄用,以避免日後發生用工風險。

三、嚴格區分招工條件和錄用條件,明確錄用條件

根據法律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企業可以解除勞動合同。這項法律規定為單位設定了證明義務,即單位若以此理由辭退員工,必須承擔證明責任,證明勞動者確實不符合錄用條件。許多企業因為疏忽,不區分招工條件與錄用條件,導致對於該項法律規定的適用遭遇尷尬。

招工條件通常出現在招聘廣告中,是招聘崗位最基本的要求,只有符合此條件的求職者才有被錄用的機會,企業在篩選求職者的過程中也是以此為據進行篩選,來初步確定勞動關系。但是單憑招工條件是無法反映出求職者的實際工作能力的,否則對試用期的規定就是不必要的。試用期實際就是對求職者所應聘工作是否勝任的考察期。

衡量是否勝任工作的標準是什麼?就是錄用條件。單位要證明勞動者在試用期間不符合錄用條件,就必須有明確的錄用條件為參照,才能夠得出勞動者實際工作能力與錄用條件不符的結論。而簡單地將招工條件等同錄用條件勢必會導致對該項規定適用的邏輯上的不能,因此應當嚴格區分招工條件與錄用條件。

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後,勞動關系的法治化進程腳步加快,勞資雙方對於勞動關系的建立與履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都努力去尋求法律幫助。如果在勞動關系建立過程中就按照法律規定嚴格執行,本著誠實信用、有法必依的法律精神,做好反欺詐的准備工作,那麼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企業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的用工風險,對於勞動法規的貫徹實施會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對於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保護勞動關系雙方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都具有重大的影響。

⑤ 談談你對《勞動合同法》的認識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和不足
〈摘要〉 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本文對《合同法》中有關不安抗辯權的規定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優點和不足。
〈關鍵詞〉《合同法》 不安抗辯權 優點 不足

不安抗辯權是指雙務合同成立後,應當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將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可能時,在對方沒有履行或者提供擔保之前,所擁有的拒絕先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
不安抗辯權源於德國法,又稱拒絕權,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的一項傳統制度,它與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一起,對雙務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護。我國新修訂的《合同法》在承繼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同時,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並結合我國國情,對傳統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加以改進,在適用范圍、適用條件、救濟方法、對行使權利的限制和對濫用不安抗辯權的補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系。它體現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防止合同欺詐、保障交易安全、實現有序競爭的立法意圖,也體現了我國合同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合同制度及國際商務合同貿易規則的接軌。

《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規定
我國的《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做出了如下規定:
「第六十八條 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
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六十九條 當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
與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有關不安抗辯權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國的《合同法》有以下幾個優點。
一、對行使條件作了更充分詳細的規定。
按照傳統理論,不安抗辯權的應用應具備如下條件:(1)須因雙務合同互負給付義務;(2)須合同雙方特別約定一方應先履行義務;(3)須在雙務合同成立後對方發生財產狀況惡化;(4)須對方財產顯著減少,可能難以履行。然而財產的減少並不是相對人不能履行或不願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現,商業信譽的喪失,技術機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對人履約能力的喪失。因此傳統大陸法中對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僅限於「財產顯著減少,有難以履行的可能」的規定就顯得過於僵化,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的《合同法》突破了這個限制,把商業信譽的喪失作為判斷相對人失去履約能力的標准之一,體現了誠實信用的立法原則。同時,《合同法》還通過第六十八條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規定,把一切有害於合同履行的行為都包括到相對人喪失履約能力的判定標准當中,大大拓寬了不安抗辯權的使用范圍,給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權益,又充分照顧到後履行一方當事人的期限利益。
從《合同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並沒有獲得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者要求對方提前履約的權利,在中止履約並盡了通知義務後,先履行方只能處於等待的狀態之中,而無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約。這一規定充分考慮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為後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其履約能力降低、難以履行的狀態可能只是暫時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還可能恢復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就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行,會對後履行方造成額外的負擔,進一步降低其履約能力,這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不能為了避免一種不公平的後果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因此不給予先履行方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和提前履約的權利體現了對後履行方的保護。同時,《合同法》對後履行方提供擔保的行為並未作任何的限制,後履行方為了避免對方中止履行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可以自願提供擔保。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合同法》的先進性。
三、進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的救濟方式。
不安抗辯權規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證據證明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約能力時可以中止對合同的履行,一旦對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義務。但如果後履行方不提供擔保,那麼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是否可以接著解除合同呢?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的規定十分模糊。這種救濟方式的不明確導致了先履約方當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我國的《合同法》明確規定:後履約方「在合理期限內未能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並進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對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確的救濟。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有關規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與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並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於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後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後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相當地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後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後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保」後,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於「適當擔保」的「適當」程度,法律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願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後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保」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和庭審實踐共同加以解決。

⑥ 對我國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評價

一、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
勞動合同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進行雙向選擇,確定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本依據。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開始對計劃經濟下的固定工制度進行改革。1986年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決定在國營企業中新招收的職工中實行勞動合同制,開始打破勞動用工制度上的「鐵飯碗」。1994年通過的勞動法將勞動合同制度作為法定的用工制度,規定適用不同所有制的用人單位,勞動者也從新招用的職工擴大到所有的勞動者,不分固定工和臨時工,不分管理人員和普通工人。勞動法對勞動合同作了專章規定,是我國現行勞動合同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勞動法的制定,標志著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正式建立。勞動法實施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勞動法確立的勞動合同制度,對於破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分配用工的勞動用工制度,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向選擇的勞動用工制度,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市場配置,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勞動用工情況多樣化,勞動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一些新型的勞動關系,如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工、家庭用工、個人用工等等。同時,在實行勞動合同制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如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短期化、濫用試用期、用人單位隨意解除勞動合同、將正常的勞動用工變為勞務派遣等等,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破壞了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也給整個社會的穩定帶來隱患。因此,有必要根據現實存在的問題對勞動合同制度做進一步的完善。制定勞動合同法,就是要規范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行為,明確勞動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促使穩定的勞動關系的建立,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

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還是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也就是說是「單保護」還是「雙保護」是勞動合同立法中爭論的一個「焦點」的問題。在公開徵求意見和審議中,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合同法應當「雙保護」,既要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因為勞動合同也是一種合同,是在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的,理應平等保護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只提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偏袒了勞動者,加大了用人單位的責任,束縛了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加重了用人單位的經濟負擔,損害了用人單位的利益,將會使勞動關系失去平衡,最後也必然損害勞動者的利益。有的甚至還認為,如果勞動合同法過分保護勞動者,不顧及用人單位的利益,將會誤導境內外投資者,中國的法律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甚至傷害投資者的感情,不利於我國吸引外資的政策。但是多數意見認為應當旗幟鮮明地保護勞動者地合法權益。因為我國目前的現實狀況是勞動力相對過剩,資本處於強勢,勞動力處於弱勢,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力量對比嚴重不平衡,實踐中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勞動合同法作為一部規范勞動關系的法律,其立法價值在於追求勞資雙方關系的平衡。實踐中由於用人單位太強勢,而勞動者過於弱勢,如果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進行同等保護,必然導致勞資雙方關系不平衡,背離勞動合同法應有的價值取向。規定平等自願訂立勞動合同的原則並不能改變勞動關系實際上不平等的狀況,要使勞動合同制度真正在保持我國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就要向勞動者傾斜。
最後考慮到勞動合同法是一部社會法,勞動合同立法應著眼於解決現實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勞動合同短期化等諸多侵害勞動者利益的問題。所以從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目標出發,立法還是定位於向勞動者傾斜。

三、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勞動合同法是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市場配置,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重要法律制度。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是勞動合同法的最終價值目標。法律是社會關系和社會利益的調整器,任何立法都是對權利義務的分配和社會利益的配置,立法必須在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尋找結合點,努力尋求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特別是同一矛盾體中相對方之間的利益平衡。在勞動關系中,應當承認勞動者一方是弱勢,但是,如果立法過分擴大勞動者的權益,加大企業責任,就會使企業用人自主權受到束縛,難以實行優勝劣汰的靈活管理,影響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最終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如果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到位,對企業責任要求過少,就會影響勞動力供給,不利於高素質的健康的職工隊伍的形成,最終企業利益也會受到損害。因此,勞動合同立法要在公民的勞動權和用人單位的企業責任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點,確保勞動關系和諧。目前我國勞動用工中普遍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將勞動合同制度化、法律化,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有得於建立穩定的勞動關系,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有利於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雙方的合法權益。因此,勞動合同法從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出發,確立了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最終目標。

⑦ 如何看待馬靖昊的文章《為什麼說〈勞動合同法〉是一部坑人的惡法

因為個體利益沒有實現,才能說其是惡法。實際上勞動法是一部保障與維護勞動者權益,規范與調節勞動關系或勞資利益的法律。那些制定《勞動合同法》的人,要麼是智商不夠,要麼是養尊處優慣了,不懂柴米油鹽。他們除了所謂的虛偽道德正義感之外,什麼代價也不願意付出的,你失業了,他們會給你錢嗎?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它的效果。我不否認《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我想說,其實它的效果是恰恰最損害象你這樣的需要不斷尋找工作的普通勞動者,因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惡化了勞資關系。《勞動合同法》就是這樣的一部看起來很道義的一部法,看似保護了職工,但實際上是隔著褲子就放屁,比脫了褲子放屁更惡心。最後,再給你講一個大道理,實際上現在沒有什麼所謂的金融危機,那是嚇唬你們的,到目前為止你聽說過有銀行倒閉嗎?你肯定沒聽說過吧,但中國經濟確實出了大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合同法》,它將國家應承擔的社會福利責任全部推給了中小企業,它將老闆與員工的關系敵對起來了,它大大傷害了企業家的創業熱情,導致了中小企業危機四伏。這些責任的罪禍魁首其實是《勞動合同法》,真的不要再推給什麼金融危機了。

⑧ 你對你對勞動合同法第39條怎樣看待的

《勞動合同法》
第三十九條
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二)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
(三)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
(四)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意思很明顯符合以上規定的按照違反勞動合同法處理。

⑨ 勞動合同法優缺點

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各界廣泛徵求意見。就在意見徵集活動的最後一天,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同時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各自的修改建議和意見。歐盟商會在建議書中明確指出,「新法律草案中嚴格的規定將限制用人單位的靈活性,並將最終造成中國生產成本的提高。生產成本的提高將迫使外國公司重新考慮其新的投資或是否繼續在中國的業務。」上海美國商會認為,《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可能會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產生消極影響」。(《21世紀經濟報道》5月11日)

坦率地說,《勞動合同法》(草案)確實存在著立法思路僵化,缺乏靈活性的問題。在社會關系多元化的今天,資本與勞動的結合呈現出復雜的狀態,勞動合同關系只是資本與勞動結合的法律方式之一。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加工承攬,還是全員持股,都是規避勞資糾紛的重要手段。在華的外國商會之所以敢於公開叫板,原因就在於他們可以採取許多替代性選擇方案。

在筆者看來,我國《勞動合同法》(草案)至少存在下列四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立法的重心不穩。雖然《勞動合同法》著重解決勞動合同簽訂、履行中的問題,但由於當事人缺乏契約意識,政府和社會中介組織沒有為勞動者提供簽訂契約的基本環境和輔助手段,《勞動合同法》實施的社會基礎並不存在。如果不把立法的重心放在改善勞動合同簽訂的條件方面,而只是機械地在《勞動合同法》中羅列勞動者的權利和用工單位的義務,那麼,法律頒布之後必然會激化矛盾,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糾紛。通俗地說,既然雙方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意識,那麼,《勞動合同法》中規定再多勞動者的權利,也沒有實際意義。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首先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必須規定勞動「前合同義務」,為簽訂勞動合同掃清障礙,確保《勞動合同法》能夠貫徹落實。如果不解決勞動合同簽訂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而只在勞動權利義務方面做文章,那麼,中國的《勞動合同法》仍然無法跳出傳統的窠臼,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仍然得不到切實的保障。

其次,政府義務「市場化」現象十分嚴重。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政府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應當用來提高整個社會的保障水平,通過教育、職業培訓等手段,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競爭能力和職業素質。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絕大多數地方政府財政主要用來促進經濟建設,投資興建各類企業;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的教育成本不斷增加,大學畢業生為了盡快收回教育投資,畢業以後紛紛選擇待遇較好的企業工作,而那些本來就難以吸引高素質勞動力的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這種政府培訓義務的「市場化」,不但導致整個社會勞動力資源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而且使得許多用工單位人為地增加了用工成本,降低了市場競爭的能力。《勞動合同法》(草案)不但沒有強調政府的義務,特別是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的義務,反而將憲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政府義務轉嫁給用工單位,這樣一來,用工單位當然會表示不滿。如果不明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勞動合同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強化政府的職能,而試圖通過法律在勞動者與用工單位之間建立權利義務平衡關系,必然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矛盾。

正確的做法是,在《勞動合同法》中專門辟出一章,規定政府在勞動合同法律關系中的義務,將政府視為是獨立的法律關系當事人,而不僅僅是勞動合同管理者或者仲裁人,通過強化政府在勞動合同關系中應當承擔的法定義務,譬如上崗前培訓、提供必要的教育資源等,實現勞動權利義務的平衡。

第三,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工形式的多樣化,在立法上抱殘守缺。比如我國溫州地區和珠江三角洲許多企業仍然採用計件工資制。《勞動合同法》(草案)過分強調簽訂勞動合同的形式,而沒有注意到這種傳統的用工方式,沒有採取措施通過法律保護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

當然,從法律上來說,加工承攬合同與勞動合同具有本質的區別。但從保護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出發,必須在兩種合同之間找到共同的法律規范,防止部分加工企業通過改變合同的性質,規避國家現行的法律。

同樣道理,在實行全員持股的企業,勞動者的保護需要新的法律規范。如果因為勞動者同時也是企業的股東,而疏於對其保護,那麼,《勞動合同法》就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勞動合同法》(草案)沒有觸及到此類問題,沒有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制定科學的規范,這就為未來產生問題埋下了伏筆。立法機關應當未雨綢繆,盡可能地考慮到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顧此失彼,弱化法律的作用。

第四,沒有明確勞動者的基本保障條款,法律重點不突出。勞動者基本權利保護制度就是最低工資制,至於是否簽訂合同,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如果不堅持最低工資制,而只是在合同形式方面做文章,那麼,《勞動合同法》毫無意義。

關於是否應該制定最低工資制,學術界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些學者認為制定最低工資制以後,可能會提高用工單位的生產成本,用工單位會採取各種措施減少就業崗位,而這樣一來,又會造成大量的失業人群。其實,企業是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契約,它必須受制於整個社會的大契約,如果不能通過最低工資制,保護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那麼,整個社會將處於失衡狀態,企業的生存環境就會面臨危機。

⑩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義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義:
第一,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尊重勞動,保護勞動者的重要舉措。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體現。《勞動合同法》通過對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解除、終止等作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國情的規定,在尊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基礎上,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引導用人單位合理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規范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行為、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時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從而在勞動者十分關心的這些問題上,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二,制定《勞動合同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勞動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勞動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所以,以人為本,重要的是要以勞動者為本;社會和諧,重要的是勞動關系的和諧。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是保證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和基石。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一對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共同體。《勞動合同法》在維護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同時,側重於維護處於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實現雙方之間力量與利益的平衡,從而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三,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舉措。勞動合同在保護勞動者各項勞動保障權益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勞動合同一方面可以從形式上確立勞動關系,從而為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等各項法定權益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從內容上具體約定了勞動者的工資、工作內容、工作時間等權益,從而為勞動者實現和保障自身的權益提供了依據。勞動合同的重要性,決定了《勞動合同法》在勞動保障法律體系中處於基礎地位。制定《勞動合同法》,不僅可以直接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權益,而且還可以起到間接維護勞動者的其他各項勞動保障權益的作用。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標志著我國在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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