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修訂過程論文
㈠ 要畢業了,想寫一個關於新婚姻法的論文
婚姻法修改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所討論的重點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婚姻家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高度概括、總結從法律的功能作用來看,這種調整和重視規范無疑是准確適時的,但是,就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言,一部法律經過修改之後必須保證它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與其所調整的范圍恰當銜接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立法觀念,使一些約定俗成的倫理關繫上升為法律,並以發展的眼光預測未來尤其重要,這是保證這部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條件就此,筆者對新《婚姻法》出台後在實踐過程中存在的有關問題談談自己的觀點。
一、應對故意生非婚生子女給予一定的懲罰。
《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筆者認為,該條法規是現今社會中大量出現非婚生子女原因之所在。因為「婚外戀」、「通姦」、「重婚」以及「非法同居」等,當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權利和義務,故亦得不到法律之保護。所以當事人雙方或者第三人為追求利益甘願生下子女。但這種行為導致的後果即違反了社會道德規范,又增添了社會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還產生了對計劃生育工作正常開展的影響,以及對非婚生子女的照顧撫養等一系列社會及法律問題,筆者認為應在相應的的《解釋》中對故意生下非婚生子女者給予一定的懲罰,但應視具體情況而言,分為:第一,如未經男方同意或者在男方不知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願或者行為時,女方私自生下子女的,應對女方給予一定的懲罰;第二,如男方明知或者應當知道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願或者行為的,而未加以阻攔的,應對男女雙方均給予一定的懲罰;第三,男方在違背女方的意願下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應對男方給予一定的懲罰;第四,當事人雙方以外的第三人,違背當事人雙方或者一方意願,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應對第三人給予一定的懲罰。
二、在婚姻存續期間也應該對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作出賠償。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實施家庭暴力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筆者認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不應該僅僅在離婚時才可得到補償根據《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自己的個人財產,要進行賠償是有法可依的,且在損害賠償時,不僅包括醫院費、誤工費等,還應該賠償精神損失費,因為第四十六條提及的幾種事實對當事人感情的傷害尤為嚴重,均為導致當事人雙方感情破裂的原由所在。
三、《婚姻法》所保護的男女不應有差別定位。
從《婚姻法》修改草案和討論的情況,乃至新《婚姻法》的出台來看,對婦女的直接或者間接保護都源於男女的差別定位,也就是說將女性定位於弱者。這種意圖值得深思。
目前我國保護婦女的專門性法律有《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也針對女性不同的生理條件進行了差別性規定,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也賦予了婦女在接受教育、就業等政治、經濟領域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可以說,我國對婦女權益的法律保護是比較完善的《婚姻法》作為調整婚姻關系的法律,過分強調女性利益是有失公平的,這不僅違背了這部法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不利於鼓勵女性自強、自立。因為,傳統的中國婦女,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深受封建儒家文化的影響,男尊女卑的觀念較重,一旦結婚,即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了家庭,精神上更依附於男性,這種依附的後果是削弱了女性在社會上的競爭力,此時,男性則在社會這一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雙方巨大的反差,很可能使男性對女性從尊重、欽佩到愛戀的基礎喪失,從而導致婚姻的不穩定。審判實踐中出突出地反映了這些問題。一是許多婚姻案件中的女性,既使男方沒有感情,也拖著不肯離婚,不願失去名分和依靠;二是被婚姻拋棄的女性,往往是社會地位、個人才智和能力與男方差距較大,而產生這些差距的原因,與婦女過強的女性角色意識妨礙了其成長有很大關系。當然,這種觀點並不是要否認女性註定要更多地投入家庭這一事實,關鍵是,法律在了解女性弱點的情況下不要接受認可這種弱點,如果這樣做了,就意味著縱容這種軟弱和依附,從而會使她們更沒有自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如果法律不再充當救世主,她們自強自立的精神反而會更強烈,這樣,來自外界的傷害則顯得無足輕重了。由此可見,將婚姻立法定位於男女平等遠遠比強調保護女性更重要。
四、對婚內強奸單獨實施懲罰。
「婚內強奸」一直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我國現行刑法關於強奸罪主體的規定採取了概括規定的方式,即未明確規定丈夫可以成為強奸罪的主體,也未明確將丈夫排除在外。這種模糊的立法給司法部門帶來了不小的障礙,也給法學家解釋法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目前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婚內無奸說」,其最主要理由就是「同居義務說」,認為自願結婚本身就是對同居義務所作的肯定性承諾,並且這種承諾只要作出一次性概括就已足夠,將在整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直有效。但是,這種觀點卻存在著致命缺陷-因為同居權利和義務不是法律權利和義務,積極的性行為無法用法律來調整,愛情才是維系正當同居的唯一有效保證手段,法律賦予夫妻雙方的只是「同居請求權」。故筆者認為應增加對婚內強奸的規制,從而減少家庭暴力的發生。
五、建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分割制度。
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分割,西方國家立法早已有之,稱之為非常夫妻財產制,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特殊情況出現而依照法律規定或訴訟程序確定財產分割的制度,旨在保護夫妻一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依其發生原因,可分為當然的非常夫妻財產和裁判上的非常夫妻財產制。我國《婚姻法》規定了離婚時的財產分割,《繼承法》規定了夫妻一方死亡時的財產分割,沒有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分割制度,需要加以完善,使之與其他財產制相配套,組成完整的夫妻財產制度。
筆者認為,我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分割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確立:第一,在夫妻一方被處以罰金、沒收財產等刑罰處罰時,所及的財產只能是其個人財產;如果以共同財產承擔,勢必損害夫妻另一方的權利,這時就有必要對共同財產進行分割。第二,當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蹤或被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時,其難以行使對財產的共有權、共有權由另一方形式,難免會發生損害一方權利的情況。如將其有財產無償贈與他人,任意揮霍浪費共同財產等,這時有必要對共有財產進行分割,明確界定屬於被宣告方的財產由另一方代管,這就使其不為被宣告方的利益不能處分被宣告方的財產,從而加強對夫妻一方財產的保護。第三,夫妻一方作為民事主體參加民事活動,有時難免會承擔民事責任。為避免夫妻合謀損害第三人利益,以借口沒有個人財產逃避責任,使第三人的權利難以實現,這就需要對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第四,夫妻一方履行法定義務而另一方加以阻撓,或借口沒有個人財產而不予履行,第三人權利就得不到保護。為此,也要分割共同財產,使第三人權利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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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1 試論我國的同性戀立法 沈趙 理論觀察 2007/02
2 同性戀者如何維護權益——訪婚姻法專家楊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
3 中國對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東平 玉林師范學院學報 2006/02
4 各國(地區)同性戀立法與司法概況 劉國生 法律與醫學雜志 2005/04
5 同性戀:在倫理與法律邊緣游盪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
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戀婚姻法 法律與生活 2005/20
7 妻子向同性戀丈夫索賠 文健 法律與生活 2004/05
8 歐洲同性戀立法動態的比較考察 M·克斯特爾 比較法研究 2004/02
9 宣揚同性戀是媒體的失職 嚴平 新聞三昧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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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我國的同性戀立法
沈 趙
( )
南京師范大學 法學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國外, 伴隨著同性戀解放運動的開展, 不少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用法律明確了
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地位。針對我國同性戀者權益受侵害, 同時又帶來社會危害的現狀, 筆者主
要從必要性和可行性兩方面來論證為同性戀者立法, 用法律來約束他們的權利對我國社會的
穩定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同性戀; 必要性; 可行性
( )
[中圖分類號] 920. 0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
D A
一、同性戀在歷史上的社會地位
同性戀作為一種游離於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現象,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曾存在過: 古埃及人曾把喜
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臘人認為同性戀與武德、理智、審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質相聯系, 因而特別推崇; 我
( )
國遠在商代就有「比頑童」的說法, 還有「分桃而食」春秋 、
「龍陽君」戰國 、「斷袖」漢 等歷史人物和故事的記載。
雖然同性戀現象從古至今都客觀存在著, 但在人類數
千年的歷史上, 其社會地位卻經過了復雜的變遷。總體說
來, 人們對同性戀的認識經歷了三次轉變 :
第一次轉變使得同性戀從宗教意義上的罪人和法律上
的罪犯轉變為病人。根據《聖經》中的「原罪說」: 同性戀是一
種罪惡, 它違反了婚姻是兩性的結合、違反了生育和繁衍的
原則, 因而它應當受到歧視和懲處。早在公元4 世紀, 羅馬
成文法就明確規定同姓戀是違法行為, 有些國家還規定同
性戀者要受到長期監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絞刑等方法
處死。著名的神學、法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認為同性
戀是「違反天性」的行為, 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制
裁。至此之後, 隨著基督教成為歐洲各國的國教, 同性戀行
為便被普遍地列為犯罪。直到19 世紀, 西方發達國家的精
神病研究人員才把「同性戀」歸類為疾病, 認為它其實是一
種性心理障礙。「同性戀」 這一術語也是在
Homosexuality
這個時期 1869 由德國醫生 正式提出。
Benkert
第二次轉變是從認為同性戀是身體或心靈的病態, 轉
變為認為它不是病, 只不過是一種異於常人的違反社會行
為規范的個人傾向。早在1948 年, 美國金賽博士的《男性性
行為研究》報告中, 他就對同性戀病理化的觀點提出了質
疑; 50 年代初, 人類學家克利夫蘭·福特和弗蘭克·比齊
在通過對跨文化人類行為的研究後, 得出結論:「同性戀和
異性戀都是文化訓練的產物, 人類原始的模糊狀態中包含
了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性傾向能力……將它視為與異性戀
並行的正常的行為方式」 ; 1973 年, 美國精神病學會率先
作出了將同性戀剔除疾病分類的決定; 1994 年, 世界衛生
組織也將同性戀從「 - 10 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名單上
ICD
刪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
准》中, 我國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都完成了「同性戀非病理化」最為關鍵的一步。
第三次轉變即是隨著同性戀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在許多
國家合法地位的獲得, 人們認為它不過是一種與眾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遺憾的是: 這一轉變在我國還未實現。
二、為「同性戀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 社會現狀
根據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醫院和一些香港學者在
上海對2190 例大學生的調查發現, 男女大學生有過同性戀
行為的分別占男女大學生總數的8. 3%、9. 2%。 李銀河博
士也曾根據國內外的權威調查推測出: 在中國, 同性戀者有
3900 萬至5200 萬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國衛生部門的一
項研究調查顯示: 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性同性戀者, 約占
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國約有五百萬至一
千萬男性同性戀者。這些數據表明: 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
一定比例的同性戀者, 而且, 隨著社會的發展, 這個比例已
呈現出上升趨勢。
一般認為, 同性戀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現為: 1 同
性戀者的性行為通常較為混亂, 性對象多變, 容易感染各種
性傳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現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戀
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壓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
遇到一些情感問題, 容易表現出一些失控行為, 如自殺、自
傷、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 3 一些同性戀者為了滿足自身
慾望, 會採取欺騙、利誘乃至暴力、脅迫等手段, 嚴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戀者在公共場所 包括監動教養場所等 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 同性戀者賣淫活動在一些地區屢禁不止, 這些都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 5 同
性戀本身給自己及其家屬帶來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戀者
所締結的婚姻則更為不幸。
因而, 從法律上關注這類特殊群體, 不僅對其本人, 對
其家庭, 而且對全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 法理依據
1. 平等地關懷與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認真地對待權利》一書中寫道:「政府
不僅要關懷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這就意
味著政府絕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關心而有權獲得更多的
理由來分配各種利益或機會; 絕不能以某團體中某些公民
〔6〕
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優越或高貴而限制自由。」 據此,
針對社會上同性戀者受侵害、受歧視的現象, 政府應當通過
( )
權力行為 尤其是立法行為 來賦予同性戀者與普通人同樣
( )
的權利, 不能因為同性戀者關於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
不符合一般人的評判標准就去限制其權利。
然而, 個人利益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
並非總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強大, 足以使個人權利的要求
落空。因此, 在判斷個人究竟是否有權利的問題上, 德沃金
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表述:「在對個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
情上, 集體目標已不足以成為否認的理由時, 或對個人所加
的損失或傷害上, 集體目標也不足以成為支持的理由時, 個
〔7〕
人就有權利。」 根據李銀河教授的調查, 人們不接受「同性
戀」的理由無非就是覺得惡心, 覺得這種現象不符合普遍的
( )
道德標准 雖然同性戀與道德無關 。然而, 我們也不得不承
認, 同性戀愛、結婚並沒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也沒有擾
亂公共秩序, 更不會造成社會風氣的道德淪喪。所以,「集體
( )
目標」所謂的不符合道德標准 也不足以成為否認同性戀
者權利的理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一個人的所
作所為不會影響他人的自由, 那麼他便享有這個權利。大多
數人的喜惡不能作為否認個人權利的唯一立法依據……要
認真看待少數人的權利; 只要少數人的同性戀行為不有傷
風化或損害社會秩序, 就應予以寬容與保護, 不訴諸刑法,
〔8〕
輿論上也不予譴責, 生活上不加歧視。」
2. 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則是在古希臘的政治准則中最早
得以表達。古希臘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視為城邦的基本
要素, 並從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揚。所謂「法律之下的自由」就
蘊含著「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義。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
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無明文規定而存在的, 人們可自酌而
行之; 英國哲學家密爾在《論自由》中也規定了人類自由的
( ) ( )
三個領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選
擇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訂自己生
活計劃以順應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歡的去
( )
做, 當然也不規避會隨來的後果。』3 個人相互間聯合的自
〔9〕
由。」 目前, 我國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對同性戀行為加
以禁止, 從法理的角度來說, 既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 同性
戀愛、結婚又屬於公民私權利的范疇, 那麼法律就應當對此
給予寬容、國家權力也不應當不當干涉。
誠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為, 並非都具有積極的功利意
義;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為還可能導致消極的後果。但是,
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 有利必有弊, 當利弊發生抗衡時,
立法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 針對其中的
弊端, 法律也只能盡可能地採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議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思想的轉變, 同性戀者的法制環
境會越來越好:
首先, 2001 年4 月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頒布了《中國
( )
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准第三版》以下稱《標准》, 其中的
同性戀者已不再歸類為精神病人, 這雖然比美國晚了 28
年, 但畢竟是一種進步。《標准》的頒布不僅顯示了我國對同
性戀有了更為科學的認知, 而且也為我國的司法實踐提供
了科學的理論支持。
其次, 中國的立法通常會比較、考察國外法學界的做
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同性婚姻等問題做出了規
定: 荷蘭《家庭伴侶法》規定, 登記的同性伴侶將會和婚姻中
的夫妻雙方一樣, 在退休金、社會安全保障、繼承和扶養方
面享有同樣的權利; 德國的《生活伴侶登記法》規定, 同性伴
侶也可以在婚姻登記處登記結為「生活伴侶」, 其社會和法
律地位與傳統的異性婚姻類似; 芬蘭的法律規定, 登記注冊
的同性伴侶可獲得部分同合法異性夫妻同等的權利義務關
系。
從嚴格意義上講, 目前只有在荷蘭和比利時承認同性
婚姻, 其他很多國家只是賦予同性伴侶不同程度的權利, 雖
然有些國家的規定已與異性婚姻伴侶的權利十分接近, 但
並沒有使用「婚姻」這一概念。李銀河教授針對同性婚姻的
這一問題曾提出過兩個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個別字句。
凡是出現「夫妻」兩個字的時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現
( )
配偶這個詞的時候加一個括弧 性別不論 。另一個方案是
搞專門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較而言, 筆者認為, 第二個方
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 人類社會從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結合的婚姻制度
下繁衍, 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婚姻」這一概念逐漸淡化了
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國無論信仰如何, 都沒有改變一男
一女結合的婚姻定義。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傳統思想根深蒂
固的國家而言, 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還不能接受同性婚姻這
一現象, 如果國家強制用一部《婚姻法》來同時調整同性婚
姻與異性婚姻, 勢必導致絕大多數人的抵制。所以, 從我國
的文化土壤出發, 在大多數人還未接受同性戀現象之前, 不
宜用婚姻法來調整同性伴侶之間的關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權利義務也是不宜賦予同性
伴侶的,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有關「收養子女」的規定。筆者
認為, 同性家庭對子女的成長極為不利。曾有研究結果表
明: 同性戀者主要受童年環境、青春期經歷、環境因素等方
面的影響而造成性取向出現偏差。長期與同性戀者親密相
處的子女, 其身體、情緒必將受到嚴重影響, 這些子女甚至
會認為同性戀是很正常的現象, 久而久之, 這些本不該具有
同性戀傾向的人便成為又一批同性戀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
會背景下, 由於主流文化對同性戀仍然持排斥態度, 而這種
排斥或多或少地會影響到子女, 使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業
等方面受到歧視。這些歧視對子女自身而言, 將會造成其人
生觀、價值觀的扭曲, 對社會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會秩序
混亂的根源之一。
綜上所述, 國家應權衡各方面的利弊關系, 本著對「同
性戀者的權益」採取「不歧視更不提倡」的態度, 制定專門的
《反歧視法》, 其內容至少應當包括: 第一, 明確《婚姻法》中
的有關規定不適用於同性伴侶之間, 除非《反歧視法》有明
確規定; 至於同性婚姻, 該法也應設置專門的「婚姻篇」, 規
定同性伴侶在結婚、離婚、財產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 第
二, 設置專門的「人格篇」, 明確規定同性戀者的人格不受歧
視、個人隱私受保護等權利, 具體地來說, 也即同性戀者有
權同普通人一樣, 公平地獲得學習、勞動就業、參加社會活
動等權利。禁止任何單位、組織、個人以任何方式對同性戀
者進行侮辱; 各類傳播媒體不得惡意披露某同性戀者以及
其他可能推斷出該同性戀者的資料; 第三, 由於同性戀畢竟
不是婚戀關系的常態, 所以, 從人類繁衍、社會發展的長遠
利益出發, 國家應在此法中設置專門的「防治篇」, 明確規定
對於自願治療的同性戀者, 有關衛生部門應給予一定的優
惠; 有關單位特別是學校、軍隊、監管場所等也應加強防治、
宣傳措施, 從源頭上盡可能減少同性戀者的人數。至於現實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無法可依的情況, 立法機關
應出台相應的刑法解釋。對於此,《反歧視法》沒有必要設置
專門的一篇來調整, 原因在於該法僅是規定同性戀者的民
事權利義務, 並不涉及刑罰領域, 而且如果在該法中規定刑
事責任, 勢必削弱刑罰的統一性和威懾性。
[參 考 文 獻]
〔1〕李慧波. 國外同性戀者生存狀態和法律地位〔〕.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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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校園, 2001 4 .
〔2〕何東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樂山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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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 2005 8 .
〔3〕劉達臨. 中國當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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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1995: 113.
〔4〕李銀河. 同性戀亞文化〔 〕. 北京: 中國友誼出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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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02.
〔5〕王延光. 同性戀與艾滋病預防對策〔〕. 浙江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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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iversity Press page
〔7〕同上,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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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黨永輝, 等. 芻議中國同性戀的立法〔〕. 中國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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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2005 9 .
〔9〕王人博, 程燎原. 權利及其救濟〔 〕. 濟南: 山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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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 1998: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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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求一篇婚姻是權利與義務綜合體的論文,3000字.謝了.求速度啊
論文摘要 婚姻是男女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這種結合形成為社會制度確認的互為配偶的關系。我國現行婚姻法在調整配偶之間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范圍過於狹窄,且多是綱領性、概括性的規定不夠全面、系統和具體,對於違反法定權利和義務的行為缺乏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規定。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借鑒外國婚姻法的普遍規定,對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在今後更加完善,寫入我國的婚姻法中,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如果輕率地立法是不合法理和實際的。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護義務,隨著夫妻間的配偶關系的建立,權利和義務也隨之產生,學術界對配偶權的具體內容分歧歸納起來有三種代表觀點。它的內容應當根據其屬性和特徵加以理清,應當包括住所決定權、夫妻姓名權、貞操忠實義務、同居義務、日常家務代理權等。本文著重論述了我國現行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如何完善我國配偶權制度,使大量的婚姻糾紛有法可依,保護我國的婚姻家庭,促時社會文明建設應該有賴於《婚姻法》的完善,用觀點陳述了我國目前現階段婚姻立法過於簡略,來證明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不適於寫入我國的《婚姻法》。 關鍵詞:婚姻關系、婚姻法、配偶權、住所決定權、夫妻姓名權、同居義務權、日常家務代理權 一、 配偶之間權利和義務的概念 配偶權是夫對妻和妻對夫的身份權。它的內容包含著依據婚姻自然屬性而產生的權利,如同居權、生育權和依據婚姻的社會屬性而產生的權利,如忠實請求權、日常家事代理權、互相協助權等。配偶權的內容應當隨著婚姻關系的成立而產生。它是指配偶之間要求對方陪伴、鍾愛和幫助的權利。配偶權是由國外一些國家率先提出並加以完善的,我國的法學學者認為國外的配偶權這種概念並不準確。因而對配偶權所下的定義不盡相同。總體來說,對配偶權的定義大概有這樣幾種:一是法定說「配偶權是法律賦予的婚姻關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權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義務。」二是利益說,配偶權是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基本身份證。表明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權利人專屬支配,其它人均負有不得侵犯的義務。三是性權利:配偶權是民事權利,夫妻就有配偶權,特色就是性權利,不容別人侵犯。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看配偶權利和義務的定義,不僅要充分體現定義的性質,還要充分體現包括的內容,從配偶權的特性來考慮,包括平等性、絕對性和支配性等。我國的現行婚姻法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夫妻的特定身份權利,並且沒有對夫妻這一身份關系所產生的特殊權利義務加以規定。並且忽略了夫妻關系的自然屬性,例如同居權,法律只關心夫妻與外界交往可能產生的糾紛。因此現行法律對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沒有明確定性。 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護意義。結婚男女成為夫妻後就是配偶關系,夫妻間的權利和義務也隨著婚姻而產生。總體來說,對配偶權的定義大概有這樣幾種:一是法定說「配偶權是法律賦予的僉婚姻關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權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義務。」二是利益說,配偶權是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基本身份證。表明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權利人專屬支配,其它人均負有不得侵犯的義務。三是性權利:配偶權是民事權利,夫妻就有配偶權,特色就是性權利,不容別人侵犯。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看配偶權利和義務的定義,不僅要充分體現定義的性質,還要充分體現包括的內容,從配偶權的特性來考慮,包括平等性、絕對性和支配性等。配偶權應該是在夫妻雙方之間發生的,,雙方平行專屬享有的要求對方陪伴、關愛、相互幫助的權利。配偶權應具有的特徵:內容的雙重性,即權利義務的實現需要雙方同時履行和協調配合。配偶雙方既是義務主體,又是權利主體。權利的排他性,有時說配偶權也是對世權,即夫妻以外的都是義務主體,都是有不作為的義務,任何人不得妨害、侵犯、干擾配偶權的行為。同時還應有主體的對偶性和客體的利益性。其中客體的利益性也具有獨占性,這是因為我國實行一夫一妻的制度而決定的。 配偶權的本質上是權利,但中心卻是義務。這是專家學者一致認同的。權利人在道德和倫理觀點的驅使下自願或不是自願受制於相對人的利益,所以權利之中包含義務,配偶權是一種權利和義務的新權利,不同的國家對配偶權認識不同。我認為配偶權是一項基本身份權,應該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二、 配偶的權利和義務: 配偶的權利和義務包括住所決定權、夫妻姓名權、貞操忠實義務、同居義務、日常家務代理權等。 1 、住所決定權。 現代各國對住所決定權的立法。有四種:(1)協商一致主義。這種立法規定婚姻住所由夫妻雙方商定來確定。(2)自由主義。這種立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選擇住所的自由。我國婚姻法也是實行的自由主義原則。第八條規定:「登記結婚後,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也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說明男女雙方都有決定雙方住所的權利。[1]另外還有丈夫權利主義,也就是由男方說了算。只不過隨著社會進步,專制的性質有所改變。還有一種丈夫義務主義。就是丈夫有義務為妻子提供住所。妻子所享有住的權利,英國的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 2、夫妻姓名權。 世界各國對夫妻姓名權的立法,有五種類型:(1)是保持各自姓氏原則。(2)是實行從一規定,無約定時從夫姓的原則。(3)是堅持妻從夫原則。(4)是允許雙方當事人任意約定的原則。(5)是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則。各國都有各國的傳統姓氏和習慣,其中我國法律規定,夫妻雙方都有用各自姓名的權利,這一規定,完全體現男女平等的原則。但是夫妻之間就姓氏約定的除外。 3、貞操忠實權。 貞操義務又稱忠實義務,貞操是舊時指女子不失貞或從一而終的操行。舊時把貞操和貞節相等同。守節操的女子被視為貞節婦女,立「貞節牌坊」。其實倖免質是對婦女單方面的限制,而丈夫卻可以在外尋花問柳。但現代社會把貞操和貞潔相分離,貞潔是對女子而言,貞操已擴大為男女不為婚姻外之性交的良好操行,遵此操行,謂之貞操。貞操是不為婚外性交的操行,是對男女雙方共同的要求。[2]法國和瑞士民法典規定:「夫妻應互矢忠實。」資本主義還這樣講,何況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婚姻家庭道德要求夫妻互相忠誠。夫妻關系中,相互忠誠,情感專一是我國的傳統美德。 貞操忠實義務是配偶性生活排它專屬義務,它要求配偶之間負責忠實貞操義務,不能進行婚外性生活,我認為夫妻遵守貞操忠實義務是婚姻中的最根本的要求。對貞操負責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關系穩定的前提。試想,如果性生活沒有排他性,雖然不會喪失本身的積極作用,但卻增大了消極觀念。 4、同居義務權 夫妻性生活是同居義務的重要內容:還包括相互協力義務、共同寢食義務。這兩種義務要求夫妻雙方相互支持對方的活動和意願。相互撫養、共同料理家務,當配偶一方有難,另一方無條件地有救助、求援義務,同居義務是法定的義務,是夫妻雙方共同的、平等的義務。沒有正當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絕履行同居義務。否則會給社會製造不安定因素。世界各國對同居義務有所規定。履行同居義務的同時,也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夫妻雙方可以暫時或部分中止同居義務。這些義務有:需要較長時間合理離開家庭去處理公私事務的,夫妻一方因生理原因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同居義務的,被限制人身自由而無法履行同居義務的,都受到各國的法律規定保護,正因為同居是一項義務,但義務的同時存在很多其它客觀條件,所以各國的法律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後果,對不履行同居義務的行為作為相應的自理制度。雖然有些判決不能強制執行,但有的國家認為這種不服從判決可以視為遺棄行為,是構成司法別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5、配偶的家務代理權。夫妻雙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尤其在經濟方面,如果每件事都要共同實施則是不可能的,法律規定夫妻各方在單獨事務時均得代理對方,也就是互為代理人。這一種代理是由夫妻的身份關系決定的,與《民法通則》上規定的法定代理和授權代理均有不同。代理不以明示為必要。日常家務指的是一時的製作與取得,子女的撫養與家庭生活用品的購置、家庭生活必要的借貸等等。在家庭生活中夫妻雙方的行為都被視為夫妻雙方意識的表示。即使夫妻之間有特別的限制,也不能對抗有善意的第三人,以保護善意的第三人的交易的安全。而且對配偶的家務代理權,我國的法律並未規定,世界各國多數都作了規定。它的法律後果是配偶的一方代表家庭的所為的一種行為,雙方必須承擔由此引起的法律後果,承擔的法律責任。因為日常代理權就是指配偶一方與第三人實施日常事務為一定法律行為時享有代理對方配偶行使權利的權利,配偶雙方都應對其所作為承擔共同的連帶責任。 當然還有其它權利:如、監護權、撫養權、離婚權 、行為能力欠缺宣告權、繼承權、收養子女權、住所商定權、失蹤或死亡宣告申請權等。 三、配偶權不適宜在我國婚姻法中規定。 配偶權雖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理論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並不適合我國的具體國情。要是在《婚姻法》中成立,可能不僅不會達到好的社會效果,反而會損害法律的威嚴。 (一) 立配偶權不利於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 任何一對夫妻在婚姻存繼的過程中因同居義務不可能不發生沖突。而配偶權的核心是夫妻雙方享有性行為的權利,每個公民都享有人身自由權。夫妻的一方是否享有拒絕與配偶發生性關系的權利呢?當夫妻這兩個權利發生矛盾時,能否有效保護婦女們的權益。如一旦確立配偶權,那麼婚姻內的強暴行為只能增加,而不會減少。因為這一行為有法可依。男人們可以任意進行婚內性行為。一旦確立了配偶權,只能成為滿足一方慾望的保護傘,也可能成為一些別有同心的人借同居的名稱來肆意侵害婦女合法人身權利的手段。在修訂《婚姻法》中應首先考慮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女的合法權益。如那些婚姻關系惡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長期分居,或者已進入訴訟階段,丈夫違背了妻子意願的,採用暴力行為,強行進行性行為,應該以強奸罪論。這是符合刑法理論的,因為刑法關於強奸軒罪的規定,並沒有對「丈夫」這一特殊主體作特殊的規定。所以,即使承認配偶權的國家對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也有例外的規定,以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用一些法律條文來約束另一方濫用權利而提出的要求。 (二) 婚姻法中的同居和忠實的義務。 「同居義務為婚姻上之同居,非僅為場所之間隔……夫妻同居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礎性要件,其義務為本質的義務……」[3]婚姻法中同居和忠實的義務,無需再用法律來強制。應當指出的是,同居並非絕對的,應當以配偶一方正當、合理的要求為限,對於夫妻適當的分居,不得視為違背同居義務或侵犯同居權。所謂分居,又稱別居,是指婚姻當事人依判決事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之制度[4],如果在《婚姻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很多大可以拿配偶權的規定為自己的粗暴行為作保護傘。我國的婚姻法第7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婚姻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結婚證就像一張契約。因此可以說「婚姻的契約,只有夫妻同居才算完成」。[5]雙方約定承諾了同居的義務和忠實的義務。夫妻間的忠實,不僅是性自私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公德和倫理道德的必要約束。對此常識,法律不需要再作強制性的規定。婚姻是兩性的結合,同居是夫妻雙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對夫妻均應對社會負責。如果用法律強制將會對婚姻關系的穩定製造不穩定的因素,也是和法律的規定背道而馳的。 (三)確立配偶權會使司法部門的執行難度增大 我國八十年代《婚姻法》對配偶權的部分內容進行了規定,很不全面,尚須完善。卻沒有法律對侵犯配偶權的侵權行為如何處罰,侵權人承擔怎樣的責任沒有規定。目前,在《民法通則》中涉及婚姻家庭權利的限於以下兩條,《民法通則》103條規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權,禁止買賣、包辦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104條規定:「婚姻、家庭、老人、母親和兒童受法律保護。」但是在《民法通則》第六章民事責任中卻沒有這兩條的責任條款。因而僅有的這兩條尚不涉及配偶之間權利義務的規定也只流於形式,起不到真正保護婚姻內部權利不受侵害的作用。我國傳統觀念「清官難斷家務事」影響太深,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受到侵害也似乎是家務事的一部分,一般都不予以深究。夫妻之間雙方的權利應該是法律的終極關懷 。應該改變因立法所受的家庭本位的影響,對夫妻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進行規定。夫妻在對外關系中,可以是一個婚姻生活共同體,但內部又是一個單個的個體,因此只有違反法律規定不履行法定義務或侵害配偶權的第三人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才能保護受害配偶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夠促進新型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保護夫妻關系的穩定。 曾有人建議在《婚姻法》修訂過程中,增加對侵犯配偶權的一方加以處罰規定。比如:當夫妻一方對另一方不忠,或和第三者同居,及其它侵害另一方的權利。另一方有權請求司法機關排除妨害。我認為,對於這一類建議是不可取的。因為在我國的婚姻法中,感情是基礎,如果夫妻關系的破裂,夫妻之間的糾紛事出有因,有時雙方經磨合後就可能達到理解和諒解。矛盾也就隨之去了。在外界介入之前而恰恰容易調和。特別是一些因一時激動而出現的非理智能力和行為。如果一對夫妻到了需要警察來排除矛盾,這對夫妻關系也就不可能長久。也會因一些本可以挽救的婚姻因此而加劇破裂。侵犯配偶權的爭議法院很難判決。這是因為既然受到侵害時,另一方可以請求排除妨害,就需要進行查證。也就需要作出排除妨害和行政處罰等具體行政行為。當事人不服從具體行政行為,還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受理的難度很大,首先是取證、認證比較難,侵犯配偶權的案件不但原、被告取證較難,而且證人一般也不會作證,更不願出庭作證。因為中國人面子比較重。而且要求法院取證時,法院也沒有辦法。這就會妨礙案件的正確處理。其次是劃分責任比較難,婚姻關系是復雜的社會關系,它牽扯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類婚姻關系由婚外戀、第三者誘惑等原因引起,還可能因對方的過錯引起,要責任分清,有很多難點。打個比方,比如當妻子遭人強奸,妻子本是受害人,反被丈夫告上法庭,告妻子侵犯配偶權。顯然不合情理,這種行為也就不會得到社會的支持。反而給法院製造出兩難境地,法院不受理和受理都很難,這又會影響法律尊嚴。 任何一對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結過婚的男女與未婚的男女都一樣,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不是萬能的,男女的性的思想和感情多變多復雜。道德僅是對人的行為做更多的隱性規范。雖然夫妻結婚的時倡導都應答應除對配偶而不得與其它人發生性關系,但性能力是以感情為基礎的,但人的感情卻不是一成不變的。婚姻是男女兩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與物質生活共同而存在。隨著條件的變化,時間的流失,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和性生活對任何一對夫妻也不可能是永遠的,在感情上發生變化和關繫上發生變化,這種現象也很多。人的情感和激情豐富易變,需要用理智來控制。法院每年受理的離婚案件約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在這當中有不少當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侵犯配偶權。如果對他們全部處罰,顯然有失公允。婚姻關系中的忠誠屬於情感領域,不應該用法律來強制。情感上的事應該由當事人雙方自己妥善解決。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存在都有自身的規律。婚姻作為一種形式,本來就把人最難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聯系而使婚姻的鞏固面臨很多難題。如果過度強調對婚姻關系的法律的強制性將不利於家庭的長久穩定,婚姻關系包括愛社會尊重的個人隱私內容,不應該增大法律的干預性,處罰第三者的立法會介入個人隱私權,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婚姻法》中如確立配偶權是立法的倒退,忠實與不忠實的問題是社會道德問題,而不應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問題只能依靠道德規范來約束,而不能通過法律來制裁。我不贊同有的學者既主張確立配偶權,同時又主張有例外的觀點。說什麼「婚外戀如果純粹是感情的事,雙方並沒有發生姘居通姦行為,或者偶爾秘密地發生的通姦行為,實際上並且破壞公民配偶權的,沒有必要處罰,是個人的隱私問題」。這樣隨心所欲、自相矛盾的處理方式,我看不如不對配偶權作出規定。人是感情動物,非惡意的主觀侵害了配偶權如果被法律的硬性規定。處理將是對夫妻之間設立一個障礙,法律不應約束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再者,對於「婚外戀」的現象,我們應該要制止它,解決它不可能。要採用多種形式和手段,不能一罰了之,否則會事與願違。 我國法律受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的影響,婚姻內部的權利和義務沒有得到法律的關懷,偏重了婚姻作為整體與人,法律應該深入到婚姻內部對夫妻之間的權力和義務加以規定並完善。 二OO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婚姻法修正案,並未採納一部分法學家主張將配偶權作為具體的一項權利寫入《婚姻法》,反而在第46條規定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無疑是將配偶權寫入《婚姻法》尚不符合我國國情,不符合我國社會制度。綜上所述,我認為在制訂和修訂法律時,既要廣泛吸收國外先進的配偶權利和義務的先進立法經驗,把好的法律制度引進國內並加以吸收揉合。又要結合本國的國情。既要有超前的意識,又要適合現在存在的社會制度狀況,對於一些可有可無的規定,在目前情況下,立法尚不具備,有還不如沒有。當法律建全到一定程度。公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達到一定的程度。用法律來調整和約束配偶之間的行為,未嘗不可。如現階段強制立法,其結果未必與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結語 我國現行的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立法和制度並不完善,過於簡略,隨著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提高,法律應該相應調整,具體突出人性化,在婚姻感情糾紛上,不應增大法律干預,用道德來約束道德問題,而不能強行通過法律來制裁。 參考文獻 【1】主編張賢鈺《婚姻家庭繼承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1年 【2】鄧宏碧《完善我國婚姻家庭的法律思考》(下)現代法學, 99年第四期 【3】巫昌楨《現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年 【4】李志敏《比較家庭法》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 【5】王利民《人格權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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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婚姻法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發生和終止,以及由此產生的特定范圍內親屬間權利義務關系的一部法律,新中國成立後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我國尚無成文民法典 ,但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可將民法的概念表述為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間財產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婚姻法與民法的關系問題一直是中外學界爭議的焦點,我國傳統的法學理論者多認為婚姻法是獨立於民法之外的一個法律部門;但是在整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婚姻家庭關系始終是民法調整范圍的一部分。要科學地給出這個爭論的答案,筆者認為,首先要全面地認識婚姻法與民法之間的區別、聯系以及社會法治發展的要求。
在國外的立法中,大多數國家都將婚姻家庭法列入民法的范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婚姻法與民法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第一,意思自治在婚姻法與民法中體現的程度不同。意思自治是一般民事法律中通行的原則,民法主要是通過任意性規范調整民事財產與人身關系,大多數民事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與消滅都可以憑當事人自己意志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內容受自己意志影響很大。但是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原則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婚姻法中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大多已經在法律中事先規定,只有諸如婚姻關系的確立及終結等少數內容允許當事人憑自己意志確定權利義務關系;而且當事人在憑自己意志產生、變更或消滅此類法律關系時一般又不允許當事人設定期限與條件以及變更其中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體現的程度較一般民事法律低得多。第二,倫理道德規范在婚姻法與民法中的作用與地位不同。雖然民法與婚姻法都極力強調維護公序良俗,但是在一般民法中基本上只是原則性地規定倫理道德,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憑案件的具體情況以及法官個人的自由裁量來選擇適用,而在我國婚姻法中則明確地將大量的倫理道德規范直接規定於婚姻法法律條文之中,如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等。這在包括民法在內的其他法律之中是很少見的。除此之外,婚姻法許多條文直接體現了倫理道德的要求,這一切都顯示婚姻法相對於民法是明顯的倫理法。第三,婚姻法與民法調整的側重點不同。婚姻法與民法調整的對象都有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但是在民法中以調整財產關系為主,其中調整的人身關系大多因財產關系衍生而來。而婚姻法調整的人身關系是存在於具有特定親屬關系的主體之間、不以財產內容為主的一種社會關系,婚姻法調整的財產關系雖然具有一定的財產內容,但它是從屬於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關系的,這種財產關系只是人身關系所引起的相應的後果。其他一般民事法律中的財產關系主要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要求,一般都是等價、有償的;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財產關系反映的卻是親屬共同生活、實現家庭經濟職能的要求,一般都是無償的。可見婚姻法相對於民法更具有身份法的特徵。第四,婚姻法與民法的國際化趨勢不同。婚姻法與民法都屬於私法的范疇,隨著國際間民事交往的深入以及國際化趨勢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國際統一實體私法規范,但是大都是涉及一般民事財產關系的,在婚姻法方面很難出現國際統一的實體私法規范,因為婚姻家庭法更多地是受本土地理、民族、宗教、倫理與傳統的影響與制約。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婚姻法與民法的國際化發展趨勢是不同的,婚姻法基本上還是以本土化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徵。也正是由於這方面的原因,婚姻法相對與一般民事法律更具有穩定性。
盡管婚姻法與民法存在著很多的區別,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系又是絕對不能輕視的: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大都適用於婚姻法。雖然婚姻法與民法有很大區別,但是他們調整的對象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及身份關系,民法經歷了長久的發展過程總結了一系列相對完備的基本原理與原則,由於調整對象的相似性,諸如平等、自願等最基本的原理與原則也大多一樣適用於婚姻法。這是婚姻法與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礎。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上,我國民法通則中的有關公民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監護、宣告失蹤等規定在調整婚姻家庭關系中也同樣具有直接或間接的依據與適用作用。第二,從法律發展的趨勢上看,婚姻法也會向民法繼續靠攏。隨著現在社會的發展,經濟關系越來越成為法律調整的中心,身份關系在法律調整中被逐漸弱化,婚姻法在調整內容上也由以前的單純側重調整身份關系轉為兼顧調整財產關系,因此婚姻法必然會因內容的發展變化而逐漸向民法靠攏。第三,從調整方式上來講,婚姻法必須藉助於民法的調整方式。法律調整社會關系必須以行為為調整對象,而婚姻法是相對典型的身份法,以調整身份關系為主,而身份關系很難被直接地調整,婚姻法現在在調整方式的立法上並不發達,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調整婚姻家庭關系,必須藉助調整方式立法發達的民法。此外,我國民法通則中的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權、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規定是專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而制定的。第四,從法律部門之間的內容平衡來看,婚姻法如果獨立為一個法律部門的話,以其現有的法律規范很難與其他法律部門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唯有與民法更為接近,才能夠與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構成完整的私法部門。順應我國民法典緊鑼密鼓准備出台的現實需要,服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婚姻法從屬於民法的法律體系地位,准確把握其民事特別法的定位,在未來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導對現行婚姻法的修改與完善,使我國婚姻法更好地發揮維護家庭和睦,保障社會和諧的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婚姻法與民法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但是這些差別只能用婚姻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民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這兩點理由來解釋。在我國,婚姻法無論從自身的現實發展情況及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講都不能獨立於民法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婚姻法無論在現在還是從將來來看都必須包容於民法之中。
㈥ 婚姻法修改過程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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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國《婚姻法》中損害賠償制度的幾點看法
內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確定了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使法律對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更進一步,使司法機關對相關案件進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據,使我國婚姻家庭立法有了進一步的完善。但是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對婚姻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顯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基礎,確立的意義,損害賠償的要件,適用條件,賠償義務主體的范圍,以及實際操作中的歸責原則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並提出了一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及自己的看法與建議。
關鍵詞: 婚姻的契約本質 損害賠償 婚內損害賠償 舉證責任
(一)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源於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對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處理。也有觀點認為應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實行精神損害賠償。
本文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在於婚姻的契約本質。
長期以來,我國並沒有採用婚姻契約理論,傳統認為「婚姻是男女雙方精神上的結合」,「愛情是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的」,更有反對確立婚姻損害賠償的人士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了婚姻的倫理本質,並使婚姻關系商業化,法律解決道德的問題是不妥當的等等。總之,這是因為對婚姻的本質存在不同看法而導致的不同結論。婚姻是男女雙方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結成的以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種民事契約。就是說,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而契約不僅強調權利,更強調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意味著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據就是契約自由,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我國採取結婚登記主義,這說明,婚姻契約的締結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進行。它的內容就是夫妻雙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權利和各自所應履行的婚姻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包含了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而且婚姻當事人可以選擇離婚來解除這種權利義務,即婚姻契約的解除。以上內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約本質。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就是從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來反映婚姻的「契約」本質的。我國修改前的婚姻法並無離婚損害賠償制度。而國外立法卻早在幾百年前就確立了這項制度。如1791年法國《憲法》、法國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確立了這項制度。
婚姻的「契約」本質在我國長期受到禁錮,在封建社會,夫妻雙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極不平等,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長期以來,人們似乎承認婚姻是一種契約,彷彿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種可恥的交易。所以應當說,這種理念迴避了婚姻關系的本來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實現。所以婦女在婚姻關系中基本沒有什麼合法權益,當婚姻關系破裂時,更談不上合法權益的保障。近年來,隨著民眾「契約」理念的漸趨深入,有關婚姻本質的認識也越來越明晰。並且,這種認識已經反映到婚姻立法上來。我國現行的婚姻法正是基於婚姻的契約本質而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過錯方已經嚴重違反了婚姻契約之義務,理應承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二) 《婚姻法》確立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2001年,我國《婚姻法》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
(1)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目前社會形勢下保護婚姻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有利於警示、懲罰重婚,姘居,通姦,婚外戀,家庭暴力等過錯當事人的行為。
(2)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在人們對包二奶,通姦,姘居等行為日漸麻木漠然 ,社會風氣日漸淪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來提高道德的認識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樹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4)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實現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從以往的司法實踐看,由於我國原婚姻法沒有規定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財產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來操作。但是在財產很少甚至沒有財產的情況下,該照顧原則根本無法適用,無法給予無過錯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護;同時使違法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和制裁。因此,讓司法有法必依,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確至關重要。
有反對該項制度建立者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婚姻的倫理本質,而懲罰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問題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並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隱私,捉姦成風的不良風氣,司法介入婚姻過錯的調查,取證困難,訴訟成本高,操作難等等。筆者認為,婚姻關系是建立在夫妻雙方感情的基礎上的,但婚姻關系的維護除了需要感情的積極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倫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確實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國採用結婚登記主義,婚姻這項契約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締結。它不僅關繫到當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會利益,理應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調查難,訴訟成本高不能成為反對立法的理由。三峽大壩水利工程難、成本高,為什麼國家還要建設?因為它建成後的社會效益可觀。那麼建立婚姻法上的損害賠償,其社會效益,也具有長遠的精神效益!
(三) 損害賠償的要件
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幾點:
行為人具有主觀上的過錯。這是損害賠償的主觀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觀有過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無過錯,則不承擔賠償責任。
行為具有違法性。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行為要件,即過錯方的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規定或婚姻契約對婚姻義務的要求。
請求權人有受損害的事實。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後果要件,即享有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具有損害事實,包括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事實上,也只有當無過錯一方有損害事實時,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通說精神損害賠償要有精神損害的事實。因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實狀態表現出來更難。在學理上為了解決精神損害存在的客觀性,有學者和實務者將精神損害分為「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和「證實的精神損害」。所謂「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又稱「形式上的精神損害」,只要受害人有舉證侵害人的侵權行為明確存在的表現形式,依一般的認識水平,相信受害人確實存在遭受精神損害的事實,法律則推定這個損害的真實性。所謂「證實的精神損害」也稱「實證的精神損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損害的真實性,受害人必須舉出證據加以證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體上,精神上受到損害。筆者認為:通說要件所述的精神損害的事實應理解為是「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損害而無須再輔以證據加以證明。
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具有因果關系。這是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要件,即違法行為與無過錯一方的損害事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四) 損害賠償的適用條件
文中在闡述中一直強調婚姻的損害賠償,而非離婚的損害賠償。這正是本文的重要觀點之一——確立獨立的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支持婚內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應該理解為對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提起確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吧?
那麼,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不要求離婚就不能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么?難道說無過錯方要想得到賠償就必須以離婚為代價么?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疑使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形成了一種「強行配售關系」,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想主張損害賠償,那麼離婚便成為了一種「強制搭配品」,否則損害賠償就無從提起。然而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權利。離婚請求權是基於婚姻關系的破裂而主張夫妻關系的解除,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基於違背婚姻法所規定的義務的違法行為而主張受損權益的法律保護。因此,應將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取消以離婚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內損害賠償的請求。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賠償沒有什麼意義?判來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財產。但筆者認為,這樣界定是有意義的。它可以整體提高人們對家庭、對婚姻義務的重視,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對有過錯一方進行懲罰和教育,即體現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於過錯方悔悟,使其「回頭是岸」,促進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如果一定要以離婚為代價,對無過錯一方也是不公平的。並且對於這種因婚內賠償無過錯方所取得的財產或財產權利亦應認定為其個人財產。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其穩定與否,在一定因素上關繫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果確立這種獨立的賠償請求權,從長遠的角度看,其社會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觀的。
(五) 損害賠償義務主體范圍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條,在責任主體上界定模糊。從條文分析,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在夫妻雙方的范圍之內,這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是免除了有過錯的第三方的連帶責任。無過錯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呢?筆者認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對現行法律保護的婚姻制度的破壞,同其他的違法行為的本質是相同的,而不僅僅只是道德問題,法律必須做出否定的評價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為配偶一方與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姦是嚴重的違法行為,過錯方有錯的同時,第三者也大都有過錯,理應承擔賠償責任。不過,無過錯方不應在離婚訴訟中向第三者主張權利而應另行提起侵權之訴;如果像本文第四點所述的,允許婚內賠償的話,無過錯方則可以以有過錯的配偶和第三人為共同侵權人提起侵權之訴。有的專家、學者稱「懲罰第三者有可能導致捉姦成風,司法上難以操作。」筆者認為:只要第三人插足於他人家庭並有重大過錯,如重婚、姘居、長期通姦,及導致他人離婚的就應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追究第三人責任體現了一種立法價值取向,維護公序良俗。當由道德約束的問題超越了社會文明的底線,則需要法律來維持它的正義和標准。如果法律對第三者的重大過錯視而不管,僅對離婚過錯方進行懲罰,將達不到法律所預期的預防,警示及教育,懲戒作用。而且設立向婚姻損害第三方主張損害賠償的制度也是多數國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採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為若干解釋)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權利主張者如何來證明配偶與婚外異性該種關系的持續性、穩定性呢?有些權利主張者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僱傭私家偵探或乾脆自己充當起私家偵探的角色,期望藉助這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請求。但往往會由於收集證據材料及運用證據不當而引發權益之間的沖突。譬如,將捉姦照公布於眾,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將同居的事實大肆渲染,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等等。當然,有相當一部分權利主張者根本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證據材料。在種種狀況下,一味地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便可能導致該種局面:由於證據的不足或缺乏證據,權利主張方的請求權實現不了,應承擔責任的一方則可逃脫法律的懲處。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權的事實卻苦於證據的缺乏而無法對被侵犯的民事權益給予相應的民事救濟。在該種局面下,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立法價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盪然無存。
筆者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採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如果可以這樣操作,那麼有相當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主張,無過錯責任或者特殊侵權場合,我國民法應借鑒法國的經驗,侵權人侵害自然人物質性人格權,無論侵權人有無過錯,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質性人格權遭受侵害,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場合,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也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正由於過錯推定是從保護受害人利益考慮而產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對受害人提供救濟, 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也應該將過錯推定原則引入到婚姻家庭領域中的損害賠償制度中。例如在重婚、與婚外異性同居等情況下,無過錯方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應採用過錯推定的原則,由過錯方對其對精神損害的後果沒有過錯進行舉證。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視婚姻僅為民事契約」, 確立婚姻法的損害賠償制度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更何況婚姻家庭關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民事法律關系,它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性,復雜性,會使婚姻家庭領域隨時可能出現法律所預料未及的新情況、新問題。過錯推定原則也會有助於對此類婚姻家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也加大了對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筆者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於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於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的採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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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紹章:《點評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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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則 ——婚姻自由及其婚姻自主與婚姻自由的區別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了婚姻法基本原則的幾個問題,即婚姻自由、婚姻自主與婚姻自由的區別及距離,婚姻自由是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則。從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演變看,婚姻自由是各國婚姻法律制度的一個核心立足點。作者認為,有了婚姻自主並不意味著就婚姻自由。 [關鍵詞]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則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則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導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運行的基本原則。它貫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終,集中體現了以婚姻家庭為主要內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質和特徵。婚姻從表現上看,是男女兩性的生理結合;從本質上看,是男女的一種特點的社會結合。① 我國婚姻法規定了以下幾項基本原則: 第一,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實行計劃生育。 第二,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 第三,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 婚姻家庭是一種社會歷史的現象。它並不是自始存在、永恆不變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體現兩性和血緣關系的社會形式。婚姻,是指男女兩性的結合,並為社會制度所確認的夫妻關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圍的親屬所構成的生活單位,這種親屬關系是其於婚姻關系、血緣關系及至收養關系而發生的。兩者是密切聯系的,婚姻是產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締結之結果。 婚姻家庭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屬性。男女性別的差異和人類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礎。種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員之間血緣上的聯系是家庭的生物學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這種社會關系是以兩性結合和血緣聯系為其自然條件的,如果沒有這種自然條件,也就無所謂婚姻和家庭。正因為如此,不論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無視這種自然屬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於一定經濟結構的上層建築,是由有關婚姻家庭的各種行為規范構成的制度,它屬於社會上層建築的范疇,正體現了一定經濟基礎對婚姻家庭關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建立什麼樣的婚姻家庭制度,對於社會性的安定、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它直接關繫到國家統治秩序的維護及其政權的鞏固。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婚姻家庭制度,都是與當時當地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並受它的倫理觀念、道德習慣所約束的;而且,統治者也總是運用法律手段來建立和調整有利於其統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並運用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其實現。那些破壞統治階級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為,就會被視為違法,嚴重的則構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為當時社會制度所確認的男女兩性的結合。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男女兩的結合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合法性成為婚姻的本質屬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稱「婚姻法學」。研究婚姻家庭法和與此相關的法律現象的部門法學。婚姻家庭法是規定婚姻家庭關系的發生和終止,以及基地這些關系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總稱。它是婚姻家庭關系的基本准則。在我國習慣上稱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調整一定社會的婚姻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定社會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體現。其內容主要包括關於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別是夫妻間的權利和義務等。從調整對象的性質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關系,又包括由此產生的夫妻財產關系。④ 我國的《婚姻法》是調整人們婚姻、家庭關系的法規,是人們正確處理婚姻家庭關系的行動指南。它確定婚姻的原則、結婚的條件、夫妻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親屬之間的關系,以及離婚及離婚後子女撫養等規則。我國婚姻法的基本原則是: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的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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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的婚姻家庭立法與婦女權益保障
楊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專題名稱】婦女研究
【專 題 號】D423
【復印期號】2009年02期
【原文出處】《中華女子學院學報》(京)2008年6期第11~15頁
【英文標題】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簡介】楊大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所所長,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組成員。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專家試擬稿起草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頒行。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礎上,根據實踐經驗和當時婚姻家庭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修訂的。2001年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對此立法進程進行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加審慎而理性地把握未來。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1980.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domain.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mor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rationally.
【日 期】2008-10-25
【關 鍵 詞】改革開放/婚姻法/婦女權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圖分類號:D9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我國的法制建設和婦女權益保障事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婦女權益的保障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就法律層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調整對象的相關法律。本文僅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對婦女婚姻家庭權益保障問題,做一些簡略的回顧和評述。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們應當在現行法的基礎上,探索進一步完善保障婦女婚姻家庭權益法律機制的途徑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於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冬,該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過,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這部法律的頒行,是鞏固和發展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權益的需要,也是促進安定團結、婦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撥亂反正的歷史背景下,它的問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國婦聯率先倡議和推動的。在1978年7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來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時期的婦女發展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計。關於婚姻家庭領域的情況、問題和對策,是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代表們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議,反映了廣大婦女的共同願望。會後,以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義,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再度建議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請示報告》①,根據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國婦聯牽頭,有相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組,下設辦公室,隨即啟動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組的領導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後期工作則是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對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補充,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的婚姻家庭立法。關於總則、結婚制度、家庭關系、離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補充,此處不擬評述。關於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保障問題,該法是通過幾種不同的方式加以規定的。一是有關男女兩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權益的規定。二是有關對婦女的婚姻家庭權益予以特殊保護的規定。三是某些規定雖然同樣地適用於男女兩性,但就其實際針對性而言則有利於保障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規定。筆者認為,1980年婚姻法對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保障,可以通過以下數例加以評析。
1、關於男女平等原則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則性的規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將原法中所稱的男女權利平等,改稱為男女平等。這個看來似乎很細小的提法上的差別,過去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兩字之差,其中實有深意存焉。男女權利平等是指兩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機會平等,立法的價值取向,應當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兩性在實際生活中的平等或結果的平等。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不僅要有兩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規定,還要有根據實際情況促進兩性在事實上平等的規定。男女權利平等和男女平等這兩個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後者,後者則是可以包容前者的。這個提法上的修改,是對男女平等在認識上的深化,對保護婦女的婚姻家庭權益乃至其他權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2、關於傳統習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規定,登記結婚後,根據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也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這一規定有利於破除以男子為中心的宗法家庭觀念和婦從夫居的舊俗,有利於消除有女無兒戶的思想顧慮,克服此類家庭特別是農村地區此類家庭的實際困難,對推動計劃生育和保障婦女權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與1995年婚姻法相比較,1980年婚姻法擴大了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孫關系、兄弟姐妹關系均被納入調整范圍。在祖孫間的撫養問題上,祖父與孫子女、外祖父母與外孫子女的權利義務是一律平等,並無區別的。我國的傳統家庭歷來是重父系親、輕母系親,重男系親、輕女系親的。代之以父母雙系並重,男系女系一視同仁的規定,是實行男女平等的親屬制度的必然要求。
3、關於夫妻財產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後所得共同制為我國的法定夫妻財產制。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關於法定夫妻財產制的規定雖然過於概括、過於原則,卻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應規定更明確,尤為重要的是,法律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財產的歸屬,為構建約定夫妻財產製作了立法上的嘗試和准備。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採用婚後所得共同制,並以夫妻財產約定作為必要的補充,是有利於保障已婚婦女財產權益的。
4、關於離婚的法定理由
對男女一方要求離婚,另一方不同意離婚的糾紛。1950年婚姻法中僅有程序性的規定,而無有關離婚法定理由的實體性的規定,准予或不準離婚的原則界限,實踐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為依據的。1980年婚姻法規定,男女一方要求離婚的,可由有關部門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以夫妻感情確已破裂作為概括性的離婚法定理由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離婚問題的基本觀點,是我國人民法院處理離婚案件的長期經驗的總結,有利於保障離婚自由,防止輕率離婚。後來,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適用這一概括性的規定,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等作過多次司法解釋,使其在適用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在現實生活中,出於種種原因,要求離婚的婦女遇到的困難或阻力,往往大於男方,關於離婚法定理由的規定和相關的司法解釋,是有助於婦女行使離婚自由的權利的。
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生活和廣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經歷了巨大的變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規定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在新的形勢下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實際需要。婚姻家庭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必須通過立法措施制定相應的有效的對策。我們應當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歷史功績,包括它在保護婦女婚姻家庭權益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但是,這部法律的不足之處也是很明顯的。首先,該法本身原來就存在較多的立法空白,對某些應當具備的制度未作規定。其次,該法的若干規定已經滯後於現實。這些缺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化逐漸顯現的。結婚法中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規定,欠缺有關無效婚和可撤銷婚的規定;原有的夫妻財產制,與已經多元化、復雜化的婚姻家庭財產關系不相適應;面對離婚率的增長和離婚原因的變化,需要在立法上進一步完善離婚制度,凡此種種,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從1996年10月30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將修改婚姻法補充列入該屆人大的立法規劃,到2001年4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決定,歷時5年有餘。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國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驟,上述決定的內容多達33項,與婦女婚姻家庭權益密切相關的立法重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總則章中的禁止性條款和導向性規范
為了保障婚姻法各項原則的貫徹實施,修正後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條款中增設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上述違法行為的受害人以女性為多,增設這些規定,加強了對婦女人身權利的保護,在新增設的第4條中規定了婚姻雙方和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即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這項導向性的規定,集中地體現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內的家庭成員建設和諧家庭的共同願望。
2、關於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
修正後的婚姻法在結婚章中增設了有關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的規定,其內容包括婚姻無效的原因,婚姻撤銷的原因、程序、請求權人和請求權行使的期間,以及婚姻無效和被撤銷的法律後果等。在出於某些原因導致的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等違法婚姻中,婦女深受其害。有了關於婚姻無效和撤銷的規定,可使她們擺脫違法婚姻的困境,並可使她們在違法婚姻終止時的人身和財產權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關於法定夫妻財產制和夫妻財產約定
與1980年婚姻法頒行時相比較,現實生活中的夫妻財產關系已經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表現在客體范圍、發生途徑、財產價值、權利形態以及涉外婚姻、區際婚姻中的財產關系等諸多方面,經過婚姻法的修正,改進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財產制,規范了夫妻財產約定,對法定夫妻財產制,分別規定了婚後所得共同制中雙方共同財產和一方個人財產的范圍,在共同財產制的前提下,為一方個人的財產權利提供了適度的空間。對夫妻財產約定,規定了約定的內容、形式以及約定的對內和對外的效力。在約定的對外效力問題上,兼顧了夫妻雙方的財產權益和第三人的財產權益,有利於保護社會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種規定,當然適用於婚姻雙方,對增強已婚婦女在財產權利上的主體性和獨立性,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4、關於離婚法定理由的具體化
修正後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則性規定的同時,還為離婚的法定理由增設了若干列舉性、例示性的規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法條中列舉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有賭博、吸毒惡習屢教不改等違法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此類行為的實施者往往是男性多於女性的。離婚法定理由具體化的後果之一,是婦女行使離婚自由的權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有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調解無效的,也應依法准予離婚。關於一方為失蹤者的離婚問題,修正後的婚姻法明確規定,一方被宣告失蹤,另一方提出離婚訴訟,應准予離婚。失蹤與感情是否確已破裂無關,此類案件是不可能進行調解的。
除上述各點外,修正後的婚姻法還有若干有利於保障婦女權益的規定,包括在法定期間對男方離婚請求權的限制;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離婚,如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可不適用須得軍人同意的規定等。此類規定在離婚婦女的財產權益方面更為具體詳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應當照顧女方的權益;關於離婚時的經濟補償、生活幫助、損害賠償等規定,在適用中實際上多以女方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責任章中的許多規定,更是保障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婚姻家庭法經歷了從與民法分離到向民法回歸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頒行,標志著婚姻家庭法在立法體制上已經向民法回歸。民法的法典化,將婚姻家庭法規范體系納入法典化的民法,作為其中的一編(婚姻家庭編或親屬編),將進一步實現婚姻家庭法在體系結構、編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歸。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國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時機,在婚姻家庭編或親屬編中增設若干保障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規定,不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鑒於2001年對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編時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本文僅就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提出以下數項具體的立法建議。
一是增設有關親屬制度的通則性規定。婚姻雙方和家庭成員間的權利和義務,都是以親屬身份關系為其客觀依據的。這些通則性規定,必須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某些與此原則不符的親屬稱謂,也要在法律用語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將父之父母稱為祖父母,母之父母稱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稱為孫子女,女之子女稱為外孫子女,這顯然是以男子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歷史孑遺。沿用這些稱謂,會給人們帶來內外有別,重男輕女的消極影響。筆者建議將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統稱為祖父母,將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統稱為孫子女。這種親屬稱謂的改革並非小事一樁,會對消除性別歧視,保障婦女的婚姻家庭權益具有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
二是將有關配偶權的規定納入婚姻家庭法的規范體系。這里所說的配偶權,是夫妻人身關系方面各種權利和義務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財產關系方面各種權利和義務藉以發生的根據。將配偶權作為夫妻關系法中的一個上位概念,在法理上並無不妥之處。為什麼在親子法、監護法中可以有親權、監護權等規范,而不可以在夫妻關系法中有配偶權的規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過程中,配偶權問題曾屢受質疑,那種將配偶權僅僅歸結為性的獨占權的說法,顯然是對配偶權的嚴重誤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權,並通過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對配偶權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方的權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進一步完善約定夫妻財產制。現行法中有關夫妻財產約定的規定,是以財產歸屬問題為其主要內容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與對財產關系的靜態調整相比較,對財產關系的動態調整更加重要。因此,應當將財產的經營、管理等問題納入夫妻財產約定的內容。採用分別財產制的夫妻,一方將財產委託另一方經營、管理時,應當適用有關委託代理的規定。顯然,進一步完善約定夫妻財產制,對保障已婚婦女的財產權益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是增補有關離婚法定理由的列舉性、例示性規定。現行法中有關規定並不到位,具體地列舉和例示的僅有四項。哪些情形屬於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進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釋。為了加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補若干列舉性、例示性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規定的增補應當從實際出發,過去的某些司法解釋可供參考。筆者認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無性行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為嚴重影響夫妻感情;一方有殺害或嚴重傷害另一方的意圖(有犯意表示或預備行為即可認定,不以殺害未遂或者傷害未遂、既遂為必要條件)等,均可納入上述列舉性、例示性規定,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增補這些規定,對女方婚姻權利的行使來說是利大於弊的。
五是擴大離婚時經濟補償和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現行法中有關離婚時經濟補償的規定,其適用范圍僅僅限於採用分別財產制的夫妻。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夫妻均採用法定夫妻財產制即婚後所得共同制,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的並不普遍,或者可以說是並不多見。因此,這種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實,採用法定夫妻財產制的亦可適用這種經濟補償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義務較多的一方,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要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將離婚時經濟補償的適用范圍擴及採用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夫妻,在具體操作上並無困難,可在離婚時的財產清算中與共同財產的分割一並處理。有人說,採用法定夫妻財產制的,在分割共同財產時可對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予以適當的照顧,並無適用經濟補償的必要。這種說法是有失偏頗的。行使經濟補償請求權和受到照顧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問題。兩者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現行法中有關離婚時損害賠償的規定,對賠償請求權的發生依據作了嚴格的限制。在司法實踐中,很難滿足無過錯方的合理要求。建議在已有的規定外,增設關於賠償理由的概括性、補充性的規定。因其他嚴重違反婚姻義務的事由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也有權要求過錯方予以賠償。在現實生活中,離婚時的經濟補償和損害賠償,權利人以女方居多,義務人以男方居多。擴大這兩種制度的適用范圍,是保障離婚婦女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
注釋:
①早在第四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前的1978年8月,全國婦聯已向中央報送過關於修改婚姻法的請示報告。
②經2001年對婚姻法的修正,已將這一規定中的「也」字刪去,進一步突顯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婦女的主體性。
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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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及三個司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