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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對社會生活的作用

發布時間: 2022-06-08 10:19:03

Ⅰ 如何發揮道德與法律在公共生活中作用,不少於400字

為了使法律與道德形成良性互動,即法律能較好地反映社會道德的基本要求並對違背這些道德基本要求的行為施加懲罰,道德能夠指引社會成員的行為而避免其因為行差踏錯而遭到法律的懲戒,就必然要求既定的法律應當符合良法的要求。  
    制定良法是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性工作。制定良法,不是基於法律制定者良好的個人願望,而是基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實際需要。不是源於法條規定的自身美感,而是源於法條的秩序導向特性。不是為了約束社會生活,而是為了激活社會生活。不是為了製造社會緊張空氣,而是為了社會心理安全的需要。不是為了法律理論的系統完整,而是為了法律實踐的有序操作。 
     法律與道德是既相互聯系又明顯區別的,法律與道德的界限也並非一成不變。但從法律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而言,良法是道德的底線,促進社會發展;惡法與道德相悖,阻礙社會進步。因此,我們必須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應當確保制定的法律是符合一般道德觀念的良法而非違背合一般道德觀念的惡法,從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道德與法律結合起來,能對社會發揮巨大的功用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通過規范人們的行為來維護公共生活中的秩序,實現經濟社會的不變和發展。固然道德和法律發揮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二者互為增補,相輔相成。道德規范作用的更好發揮,需要法律支持;而法律作用的更好實現,則需要以道德為重要條件。優秀的社會秩序的形成、牢固和發展,要靠道德,也要靠法律。  
  在公共糊口中,道德可以用來調節、規范人們的行為,防備犯罪的產生。道德是法律的增補。社會生存是紛紛龐大的,法律的屬性決議了它不成能把復純而遍及的社會關系掃數歸入其調控的范圍,因此其發揚作用的范圍是有限的。道德施展作用的范疇愈加普遍,它能夠調整很多法律效率所不迭的成績,不但深切到社會生涯的各個方面,而且深化到人們的精神世界。個體道德素質和全部社會道德火準的提高,為法律的實行創造了條件。 

Ⅱ 實行良法之治的意義

答:摘 要:法治是城邦建設中一個不得不討論的話題,在中西方的城邦發展變化中法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
有良法才能夠真正發揮法治的功能,才能夠維護整個城邦和全體人民的利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在古希
臘到古羅馬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文章就以古希臘發展到古羅馬的這一階段為時代背景,從柏拉圖、亞里士多
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入手深入分析良法之治並從中找出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拓展:關鍵詞:法治;良法;城邦;
現代化建設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選擇―法治
柏拉圖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國》中詳細地描述了他關於「哲學王」治國的理念,然而現實的殘酷還是打翻了柏拉圖心中那
個理想之夢,他明白了,一個城邦的理想治理僅僅依靠那些所謂的美德治國是完全不夠的,還必須要輔之以法治。在柏拉圖晚
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圖說到:「……我們就判斷出快樂和痛苦的是非曲直,當它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公共決策來表述
時,它就獲得「法律」的名稱。」[1]這是柏拉圖對於法律所下的定義,他認為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決策。亞里士多德認為城
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實現善的優良團體。[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於無憂無慮的德性,而德性又在於中庸,那麼中庸的
生活必然就是最優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達到的這種中庸。」[3]對於城邦的治理,他認為需要進行良法之治。西塞羅受到了
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他弘揚並繼承了斯多葛哲學的自然法思想,將自然法貫穿到對國家、政體以及實在法的論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條件―良法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三個人都已經意識到並不是隨意的頒布法律就可以達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亞里士多德
是第一個詳細地解說良法的人,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是第一個倡導良法的人,因為,從柏拉圖的法治觀點來看,他也已經認識到
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個方面並且注意頒布正確的法律,只是柏拉圖沒有明確地貫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圖認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考慮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內容方面,
應該包括國家體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經濟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優良法制的一
層含義是公民恪守業已頒訂的法律,另一層含義是公民們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優良得體的法律,因為人們也可能情願遵從壞
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除了要被人們普遍服從外還必須保證人們服從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羅
把法律看作是判斷正義與否的尺度,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並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決
議抑或是人民大會通過的決議,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識到法治的前提條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斷標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圖認為每個立法者制定每項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這個善與戰爭無關,而是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無論是多數人統
治還是少數人統治,都要遵循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使國家和平,使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
的開篇便說到:「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的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行為都是為著他
們所認為的善)。」[5]從中也可以看出來亞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須要是善才能夠稱得上是良法。西塞羅認為法律制
定的目的必須是為了正義,避免一些邪惡的企圖,使人民過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應該與好的政體相適應
這個標准主要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制定的好壞的標准應該看它是在哪種政體下制定出來的,凡是正
宗政體下制定出來的法律則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則是惡法。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在共和性質的城
邦下制定出來的法律才可以稱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礎
柏拉圖是這樣表達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們應該說),如果天體和天體里的一切東西的整個運行過程和運動,反映著
理性的運動、旋轉和計算,並且以相應的方式來動作,那麼我們必須清楚地承認,它是最好的一種靈魂,這一靈魂照管著整個
宇宙並且指導宇宙沿著最好的路徑進行。」[6]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一切物體運動的本源,靈魂也即自身的運動,最好的靈魂反映
著理性的運動,他強調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個國家的最好的方式。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的理性觀,他認為
法律應當是不受慾望所影響的理性的體現,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羅則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
性,他說到:「法(jus)的始端應導源於法律,因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
度。」[7]西塞羅認為法律應是來源於自然的理性。
四、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一)健全立法
我國目前存在著立法比例失衡的現象,經濟類立法比較全面,比較詳細,但是比較之下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管理類
立法就比較缺希。我們現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慮全面,在各個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協調,不能夠偏重於一方面而忽視了另一
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現象,另外,我們要在立法中進一步保證人民的參與,保證立法的中立態度,凡是能夠不交給部委起
草的法律都應該交給人大,或者一個與本部門的利益沒有關系的部門機構去起草,否則的話,立法不容易擺脫部門利益的干
擾,甚至還有部門利益之爭。
(二)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
在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該更加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問題。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至高的善,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將正義
分為「矯正正義」和「分配正義」,西塞羅在自然法思想下強調理性。我國現在在立法、執法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
表現為立法監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監督這方面選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意思,在執法方面,主
要是表現在行政執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規范城管執法的問題。
(三)及時修改法律以適應當前的社會現狀
法律要與當前的社會經濟狀況相一致,在現代的社會中,就要協調好制定新法和修改舊法的關系,要及時對一些脫離現在
社會經濟狀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但是,我國目前的法律修改並不及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夠重視,我國
法律對「法律修改」的規定極少且不系統,我國憲法和法律不僅未對「法律修改」加以定義,而且對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則、程
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規定都極少,且不系統,從而造成操作性不強甚至無法操作的問題。第二,實踐中,我國的法律修改極少
法規清理和廢止相聯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與其他法律法規的平衡與銜接問題,因此,要特別注意防止沖突的發生。
(作者單位: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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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8 論良法之治及對我國現代化的啟示
https://www.xzbu.com/3/view-7617237.htm 2/2
[3]
[古羅馬]西塞羅著.論共和國論法律.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4]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5]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6]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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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1:132,1.
[9]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37.
[10] [古羅馬]西塞羅著.論共和國論法律.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90

Ⅲ 什麼是良法善治九年級上冊

良法善治:良法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符合公平正義要求,促進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法治還要求實行善治,法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通過賦予公民更多的參與公共活動的機會和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發展市場經濟、實現強國富民的基本保障,是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方式。走法治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兩者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兩者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由此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還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Ⅳ 一個國家的法治為什麼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釋
依法治國
對稱
人治
快速
導航
重要論述

歷史演變

必要性

其它相關
詞語概念
基本含義
(1 [rule of law]∶依法治國[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學 法治學的是獨立的學科,是社會政治法律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全新的系統化社會價值體系。
引證解釋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鄒韜奮 《抗戰以來》六二:「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亦指依法處治。《史記·蒙恬列傳》:「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於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並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並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於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

Ⅳ 何謂良法何為善治如何將法律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亞里士多德說過:「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質。

「良法善治」,意味著要立良法、謀善治。良法應該是能促進社會活力和進步的,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限制社會活力。就行政機關而言,應當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則,嚴格依法辦事,禁止濫用權力隨意設置行政許可,並做到行政權的行使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不失職也不越權,切實盡到熱心服務民眾、維護公平正義的責任。

具缺乏正當性的規定往往很難得到普遍遵守,「立法如林、執法如零」,最終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因此,規章制度要重在可行、管用,重在可實施、可操作。要廣開言路、集中民智立良法,杜絕一拍腦袋、急功近利立惡法。而也只有尊重和反映民意的良法才能得到有效地貫徹落實,從「紙面」轉變為「地面」,只有在良法的框架內,在法治的軌道上,堅持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才能規范政府權力運行,實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平衡、協調好各方面社會利益關系,奠定社會和諧穩定的民意基礎。

「良法善治」需要讓民眾對法律有信心。盧梭曾經說過的,「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Ⅵ 什麼是良法

是不是良好的法律規章制度呢?解釋很廣泛呀,不太好控制,當然有的人取得名字也是這樣的哦

Ⅶ 法律權威在當代社會具有何種重要意義法律權威應當通過哪些途徑得以確立

1、法律權威的含義
法律權威就是指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機制和全部社會規范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一切國家及社會行為均須以法律為依據,法是唯一的權威。具體說來,首先,法律必須在整個社會調制機制和全部社會規范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不得以政策、道德、習俗等調整手段或其它社會規范沖擊或代替法律。其次,社會主體的一切行為都要以法律為最高權威。它不但要求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嚴格依法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更要求執政黨的行為必須依據法律,而不允許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於社會公眾來說,要自覺地認同和崇尚法律,並外化為積極主動的實際行為。
2、重大意義
(1)法律權威是實施法治的基本要素。美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潘恩指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從表層意義上說,依法治國指的是依照法律治理國家。而從實質意義上來講,它則是一種視法為社會最高權威的理念。法只有樹立起極大的權威,才會為社會成員所尊重、信賴和崇尚,並體現於他們的行為之中,從而實現由「應然」法治到「實然」法治的跨越。如果法失去權威,就如同一個沒有尊嚴的人,任何社會成員都可以隨意地蔑視、嘲笑和踐踏,甚至被一些工具主義者玩弄於股掌之上。由立法機關制定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就成為一紙空文,形同虛設。當法律形同虛設時,法治必然會被人治所代替,建立社會主義法治的目標也就只能是空想。
(2)只有樹立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至上權威,才能真正實現依法治國。伯爾曼曾說:「在任何一個社會,法律本身都促成對其自身神聖性的信念。它以各種方式要求人們的服從,不但付諸他們物質的、客觀的、有限的、合理的利益,而且還向他們對超越社會功利的真理、正義和信仰進行呼籲。也就是說以一種不同於流行的現世主義和工具主義理論的方式確立法的神聖性。

3、確立法律權威的途徑
(1)法律本身應當是值得崇尚的良好的法律。這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基礎要件。西方古代法治先驅亞里士多德曾講過,法治的要素之一就是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那麼,什麼是良好的法律呢?良好的法律必須能夠充分表達民意。伯爾曼認為:「除非人們覺得,那是他們的法律。否則,他們就不會尊重法律。」只有當法律充分反映了社會成員的意志,社會成員才會對法律產生高度的認同,認識到法律並不是約束自己行為的羈絆,而是保護公民各種權利的手段,是自己生活中須臾不可分離的必需物。正因為法律是自己的,社會公眾才會從內心尊重法律,法律也才真正具有權威性。
(2)提高社會公眾的法律觀念。良法為樹立法律權威奠定了基礎,而公眾的法律觀念則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內在支撐力。因為真正的法律權威只能來自於人們自覺自願的認同和推崇。當公眾將法律規則和制度內化為一種內心的觀念時,公眾對法的認識就注入了理性的角色和力量,積極肯定法的意義,自覺認同和尊重法律的權威。這就促使公眾自主意識的覺醒,以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參與法治事業。法治也只有在社會公眾積極主動參與的基礎才可能真正實現。可見,公眾法治觀念對於法治的實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公正執法。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公正執法是樹立法律權威觀念的重要手段。為此必須做到:
依法行政。從我國歷史傳統看,行政機關往往凌駕於法律之上,以權壓法,以權廢法。從我國現實看,行政機關是一個權力最高,與公民民主權利關系最為密切的機構。因此,行政機關能否依法行政是樹立法律權威的一重要因素。
司法公正。司法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有力的保障手段。公正的司法判決會使公眾信賴和尊崇法律。總之,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司法隊伍是實現司法公正的一重要因素。

或者根據樹立法律權威的途徑論述----(感覺這樣沒有理論深度):
1、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
2、維護法律權威,必須首先維護憲法權威。
3、維護法律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統一和尊嚴。
4、維護法律權威,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

Ⅷ 什麼是良法

所謂良法,就是捍衛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維護正義的法律。

與之相對應是惡法,惡法就是維護獨裁專制、維護暴政、侵害人權、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損害正義的法律。同樣的法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人稱之為良法,有人稱之為惡法。

實質上的良法是指法作為一種規范體系本身必須具有正義性,即包含有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維護平等、保證自由、促進效率等四個方面的作用。

制定機制

要使法律成為良法而不成為惡法,必須具備如下保障機制:

一是立法機關的代表必須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普選產生,使立法者隨時傾聽人民的呼聲和願望,使法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

二是參考他國實踐經驗,設立憲法法院,由憲法法院行使司法審查(違憲審查)的職能,對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否違憲進行審查,對違憲者宣布無效,從而保證法律的善良;

三是切實保障新聞輿論自由,只有這樣,才可以讓社會的真實情況順暢地反饋到立法者,也可以把立法者的活動隨時反饋給人民,讓大家對法律的制定表達各種各樣的意見,暢所欲言,才可以避免法律的偏私。

Ⅸ 何謂良法何為善治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這樣的表述。沒有法律,特別是沒有良法,善治就等於空談。
良法的五條標准:第一,良法必須是體現廣大人民意志的法,它保護的是人民的利益,維護的是有利於人民的社會秩序。人民利益應當是多數人的利益,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公共的利益、特別是應該符合人性,講究人道,體恤人情,尊重人格的法律。同時,要看法律的實質,明確該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第二,良法應該是順應世界潮流、符合時代要求的法律規范。當今世界潮流和時代特徵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如果一個法律與此背向而行,宣揚和鼓吹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言行,那麼它就是惡法。第三,良法應該是可以操作的法律規范。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如果一個法律不能實施,操作它極端困難,這樣的法絕不是良法。第四,良法應該是聯系實際的。良法是客觀規律、特別是經濟規律的反映。因此,法律必須結合本國實際,直接引導、促進和保障經濟的發展。良法的第五個標準是,良法不僅可以「護航」,而且可以「導航」。 只有能夠「導航」的法律才是良法。這是因為法律的導航作用是很明顯的,它為人們提供了三種行為模式,明確告訴人們:哪些行為可以做,哪些行為禁止做,哪些行為必須做。前一條是權利,不做也不違法,但最好按法律導向去做。後面兩種則是義務,違背法律的導向就要受到法律的干預、制止或懲罰。因此,我們在全面實施依法治國中,要強調法律的導向作用。

Ⅹ 道德與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德作用

法律與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行為規范,其作用與表現是各不相同的,否則它們就沒有必要作為兩種不同的規范體系而存在了。如果說道德在本質上屬於自律性規范,其功能重在「揚善」,那麼法律在本質上屬於他律性規范,其功能重在「抑惡」(當然,這樣界定並非要否定法律的揚善功能及道德的抑惡功能,而是強調其各自功能的側重點之所在)。道德作用的發揮最終靠行為主體的內心信念、道德觀念和良知,即道德只對講道德。信奉道德的人起作用,而對那些沒有任何道德觀念的人則很難發揮作用,一個無任何羞恥心。良知感、善惡現的人,即使面對紛至沓來的批評。遣責仍會我行我素。因為社會(尤其是現代文明社會)不可能強迫人們遵從道德,更不會採取外在強制措施去懲罰違反道德的人,所以道德只能約束具有善良意志的「善人」,而對那些沒有任何道德意識、惡貫滿盈、良知喪失殆盡的「惡人」是很難起到規范作用的。法律作用的發揮最終靠國家強制力做後盾,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的最突出差別就是因其具有國家強制性的特徵;法律的產生和存在是與國家緊密相伴的,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當國家的法律得不到守法主體的遵從時,國家就會動用各種強制措施乃至開動國家暴力機器去對付各種違法犯罪主體,讓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保障權利主體權利的實現;正因為有國家強制力做保障,所以守法對公民來說是無條件的。
我們批判「人之初,性本善」,也不贊成「人性本惡」;唯物主義者主張人一生下來時人性非善非惡,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人性首先在於它的社會性,人的善與惡是後天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形成的。由於在當今現實社會中,善與惡兩種行為模式。兩種觀念均客觀地存在著,因此在社會中存在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會受到善與惡兩種行為傾向及觀念的影響,其結果可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現實生活中的人,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可能有惡的傾向,亦或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單靠道德不足以抑惡,單靠法律不足以揚善,只有充分發揮法律與道德兩種行為規范的功能與作用,法治與德治並重,才符合社會中人性狀況的客觀現實,符合現代社會控制的客觀需要,最終實現國家與社會的長治久安。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文明的發展,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的消亡,法律也將走向消亡,其功能與作用終將為道德及善良習俗所取代。但這必須以人類素質的普遍提高。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階級與國家的消亡為前提,是十分遙遠的事。所以法治與德治並重為目前治國所必需。
強調法治與德治並重,還在於統治階級的法律與道德總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雙向互動。功能互補的。社會主義法律與社會主義道德之間更是如此。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倫理基礎,任何良法都是以一定的美好道德價值判斷為依託的;同時,良法的運行更有賴於「良吏」,司法與執法人員的道德水準及職業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法能否從「書本上的法律」變為「行動中的法律」。另一方面,法律所調整和維護的秩序。凈化的環境又成為道德生成的深厚土壤;當社會的主流化道德及其原則為法律所肯定。吸納並予以施行時,法律活動與道德生活也就融為一體了。
在實施法治與德治方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深刻的反思,正確認識法律與道德的作用及功能,妥善處理好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為此,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應反對以下幾種錯誤傾向:一是要反對法律萬能論。我們不能認為什麼事都「一法就靈」。二是要反對道德萬能論。我們也不能認為什麼事都「一德就靈」。三是要反對將德治等同於人治。人治是一種重視並無限誇大個人作用、為集權與專制制度服務的治國主張,盛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其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同民主與法治的治國主張相對立。因此,那種認為提倡德治。重視道德。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就是人治,就是排斥民主與法治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也是極端錯誤的。「良好的法律」是以一定的道德標准和價值判斷為基礎的法律。同時,有了良法還不夠,還必須有「良吏」,法律的適用和執行離不開民眾的基本法治觀念、法律意識與法律信仰。另一方面,以德治國、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更需要發揮法治的功能,因為弘揚道德需有良好的社會治安狀況及社會風氣,需要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及伸張正義;同時,法律實施的過程也是向世人昭示、傳播法律中所蘊涵的道德標准、價值觀念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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