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趙旭

Ⅰ 影響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的因素

學術界對於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問題的爭論一直都非常激烈。關於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存在性、影響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因素等問題,從來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一些學者研究表明商業銀行不存在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因而在學術界,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問題就成了一個謎團。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對銀行規模經濟問題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對於規模經濟的存在性以及規模經濟點的問題,從來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首先,關於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存在性問題,學術界看法不一。大部分學者認為,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現象,研究的重點應該是規模經濟點。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在商業銀行這個特殊的組織中根本不存在。Drake和Howcroft(1994)研究表明,大部分英國商業銀行不存在規模經濟現象。Athanas sopoulus(1995)和McKillop(1992)發現,愛爾蘭商業銀行不存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
其次,雖然大部分學者認為規模經濟現象在商業銀行中存在,但是,對於規模經濟點的確定卻有著很大的分歧。Berger、Hanweck和Humphrey(1987)認為,全美國中小型金融機構中,總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銀行存在規模不經濟或者規模經濟不明顯。Hunter和Timme(1986)發現,對於單銀行制的銀行控股公司,其規模經濟的上限為42億美元,超過這個界限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Nourlas、Ray和Miller(1990)認為,總資產超過60億美元的銀行,隨著規模的擴大,銀行效率逐漸下降。Ashton(1998)對英國銀行業的研究表明,規模較小的銀行具有較高的規模經濟性,總資產規模在50億英鎊以上的銀行出現了規模不經濟。
另外,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商業銀行規模經濟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也不一致。對美國商業銀行來說,一般的文獻,包括Berger(1997)、Humphrey(1995)等,都傾向於認為,總體上商業銀行的平均成本曲線比較平坦,中小型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而大型商業銀行一般表現為規模報酬不變或者規模不經濟。然而,與美國的經典研究不同,對歐洲的研究文獻來說,包括AllenandRai(1996)、CavalloandRossi(2001)等,一般都認為,歐洲商業銀行的平均成本曲線呈比較平坦的U型,存在規模經濟。
在我國,雖然研究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文獻只是在近幾年才開始出現,數量不是很多,但是,爭論卻非常強烈,對於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問題從來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趙旭(2000)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進行實證分析後指出,國有銀行相對於外國銀行而言,有效的經濟規模比實際規模要小。王振山(2000)分析了銀行規模與商業銀行運行效率的關系,指出我國現有商業銀行在規模效率方面,由於規模過小或規模過大導致的規模不經濟同時存在,制約我國商業銀行規模效率的主要因素是銀行技術。王聰、鄒朋飛(2003)利用利潤函數檢驗了我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發現大部分商業銀行規模不經濟,規模不經濟的程度與銀行的資產規模呈正相關關系。大部分研究,包括徐傳堪(2002)、劉彪文(2003)、於良春和高波(2003)、杜莉和王鋒(2003)、劉宗華(2004)等,對我國商業銀行進行了分類,指出四大國有銀行表現為規模不經濟,而股份制銀行則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徵。
盡管對於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爭論還在繼續,經濟學家們利用經濟計量方法也沒有給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特性做出准確的定論,但在現實中,基於追求規模經濟為根本動因的商業銀行的並購擴張卻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理論研究結果的爭論,理論與現實經濟活動的背離,使得規模經濟問題成為了一個謎。
二、規模經濟之謎的解釋:理論再闡釋
對於規模經濟之謎,許多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討。Berger和Humphrey(1994)認為,大銀行和小銀行有不同的成本方程和成本參數,利用同一參數有可能分不出各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狀態的差異。後來許多學者克服了這個困難,利用非參數法進行研究,仍然沒有得到統一的結論。Berger、Mester(1997)分析了商業銀行規模效率不同的原因,認為效率概念、衡量方法技術以及銀行市場、銀行監管的差異,造成了現實研究成果的不一致。還有人認為,不同的規模效率衡量模型是產生規模經濟之謎的原因。但是,即使使用同一方法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還是不相同。
所以,我們必須從更深入的層次考察這個問題。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承擔風險、經營風險的中介組織,因此,考察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必須從商業銀行的風險特性入手,而不能僅僅局限於投入產出、成本以及規模因素。
(一)風險與規模經濟
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特性決定了風險在商業銀行行為中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數關於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討論只注意到了投入產出要素,而忽略了風險因素。而且以往研究銀行規模經濟時,一般都要假定金融機構經營行為是風險中性的,但深入的研究表明,銀行並不是風險中性的。這種被忽略的風險因素,或許恰巧能夠揭示商業銀行規模經濟之謎。
眾所周知,隨著商業銀行規模的擴大,商業銀行資產多樣化的程度隨之增加,這些多樣化的資產使得商業銀行風險分散化,從而從整體上降低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邊際成本。風險管理成本的降低,一方面減少了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使有限的資源從風險管理領域中轉移出來,轉向更高收益的資產,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收益。這樣,隨著商業銀行規模的擴張,商業銀行平均成本不斷降低,收益不斷提高,逐漸出現了規模經濟的特徵。
然而,風險管理成本降低帶來的好處不是無止境的。規模擴張帶來的風險管理邊際成本的降低往往會誘使商業銀行主動去承擔更大的風險,利用低風險成本的優勢,主動降低資產質量,以提高銀行整體的預期收益。隨著低質量資產在商業銀行總資產中比重的增加,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加大,風險管理的成本增加,這些風險管理的額外成本將最終降低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性。
因此,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性往往取決於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即風險管理資源耗費與風險管理成本節約之間的衡量,而規模經濟點正是風險管理收益和成本相抵的平衡點。可見,衡量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時,不僅要考察投入產出關系,而且要考察風險因素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資本與規模經濟
資本作為衡量和控制風險的一個重要變數,與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密切相關。研究資本在規模經濟中的作用,必須從分析資本的基本功能入手。一般來說,商業銀行資本的主要功能有:(1)風險緩沖;(2)資金來源;(3)信號傳遞。
1.資本的風險緩沖功能與規模經濟。銀行資本在銀行經營中起著緩沖銀行風險的功能,即緩沖器功能。銀行的資本水平與抵禦不可預料的損失和避免清償力不足具有直接關系。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一方面,銀行資產多樣化使得銀行面臨的風險減小,同時,銀行綜合風險管理的實施,使得大銀行抵禦風險的能力不斷加大,資本需求量大大減少,從而降低了銀行風險管理成本;①另一方面,隨著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大,銀行在資本市場上快速籌措資金的能力大大加強,使得大銀行在面對緊急資金需求的時候,很容易以較低成本獲得資金幫助,從而大大降低了擠兌風險與風險管理成本。
2.資本的資金來源功能與規模經濟。銀行資本的資金來源功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總的經營基礎投入資本,另一方面是提供無固定融資成本的資金。隨著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大、資產組合能力和資金籌措能力的提高,資本金作為營運資金來源的功能越來越小,從而為大型商業銀行節省了更多的資本。資本金的相對減少,債務的相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資金成本,使其顯現出規模經濟的特性。當然,這種規模經濟特性是有一定限度的。隨著負債的增加,債務持有人所承擔的風險加大,所要求的收益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依靠債務取得資金的好處。因此,從資金成本上來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特性是有一定范圍的。
3.資本的信號傳遞功能與規模經濟。一個銀行的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公眾對它的信心,而資本在維護公眾信心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資本規模作為令人信服的信號,傳遞著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經營管理的狀況。在資本市場上,資本充足率作為銀行控制風險能力的信號,影響著銀行從外部籌集資金的成本。隨著資本規模的擴大,銀行對外籌資成本會逐漸降低。此外,資本規模還作為銀行穩健合規經營的信號傳遞給監管機構,監管機構根據銀行資本充足性來確定對該銀行的監管力度,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會給銀行帶來較低的外部監管成本。
總之,資本及其充足狀況與銀行規模經濟特性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忽略資本因素考察銀行的規模經濟特性是不全面的,傳統方法(只考慮投入產出因素的規模經濟度量方法)得出的結論不符合現實情況,存在爭論在所難免。
(三)資產質量與規模經濟
Berger和Mester(1997)在探討金融機構效率差異的時候,特別強調產出質量對效率的影響:「理論上,比較一家銀行與另一家銀行的效率應該在提供相同產出質量的銀行之間進行,……,產出質量(表現為貸款質量、擔保類型、信息透明度、償還計劃等)的未觀測差異可能會導致效率差異被錯誤估計。」②隨後的研究,一些學者(Hughes和Mester,1993;Mester,1996;Hughes,1996、1999;Berg,1992)開始使用不良貸款等變數來控制銀行的產出質量。結果顯示,銀行風險狀況對規模經濟有顯著影響。問題貸款減少,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狀況將得到明顯改善(BergerandDeYong,1997)。特別地,如果不良貸款與貸款損失是外生的,那麼在探討金融機構效率差異的時候必須加以考慮。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差、不良貸款偏高的現實,很大一部分是由政策因素等外生因素引起的,所以,在衡量銀行規模效率的時候必須加以控制。
可見,風險、資本以及資產質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商業銀行的成本和收益,是決定規模經濟水平的重要變數。相同的風險水平、資本充足狀況以及資產質量(產出質量)可以將金融機構間效率的衡量放在同一平台上,避免偏差的出現和效率的錯誤估計。對風險、資本等因素的忽視可能正是規模經濟爭論的根源,其對規模經濟的解釋非常重要。
三、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模型:一個修正的理論框架
鑒於風險和資本因素對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特性的重要影響,筆者認為,在研究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問題時,有必要將這兩個重要因素加入計量方程中。
尤其在我國,將資本和風險因素引入商業銀行規模經濟計量模型中,具有很強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從理論上來說,風險和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影響著商業銀行的成本、收益以及銀行的經營效率;其次,從我國銀行的現實狀況來看,我國金融體制不健全,銀行不良資產比重過大,銀行面臨著風險集中、資本金充足率較低的困境,風險和資本因素對銀行的行為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本文以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銀行風險指標,以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作為銀行資本因素的代表,同時考慮風險和資本狀況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結合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效率度量的基本方法和指標,在充分考慮資本、風險以及資產質量因素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衡量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理論框架體。

商業銀行的戰略空間、操作運營以及內外部環境,共同決定了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效率,同時,衡量規模經濟效率所用的技術方法不同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企業戰略是企業為了永續經營所做的籌劃和謀略,是企業希望主動把握自己命運的一種主觀努力。商業銀行的戰略空間,是銀行為謀求自己的長久發展和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對自身經營的一種謀劃和選擇。不同的戰略選擇,如風險偏好的選擇,會影響銀行的行為,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基本指標本文以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銀行風險指標,銀行不良貸款比率越高,風險越大。

規模經濟理論對操作運營因素的考慮最為充分,包括投入數量、要素價格、成本收益等各個方面。但是,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在進行實證分析的時候,常常需要把這些變數放在同一個比較平台上。例如,在運用銀行資產規模時,既要考慮絕對數值,又要考慮資產質量,這就要求在利用資產規模作為解釋變數時,要對其進行修正。同時,需要將資本因素作為重要的解釋變數,本文以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作為銀行資本因素的指標。資本充足率是一個相對比率指標,可以去除銀行規模的影響,較好地反映銀行資本對績效的影響。
內外部環境通過影響戰略選擇,進而影響銀行的經營行為,最終影響到銀行的經營績效。效率概念的差異以及衡量方法的差異,是產生規模經濟度量數值差異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使用同一方法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可能不同。可見,效率概念的差異以及衡量方法的差異不會是規模經濟之謎的最終解釋。

Ⅱ 經濟法是誰編寫的

趙旭 陸中寶

Ⅲ 2017版的經濟法的主編是誰

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經濟法，主編是趙旭和陸中寶。總編是於強

Ⅳ 蘇敏羅的事件爭議

那麼，在拍品遇到真偽問題而步入公堂時，一則簡單的免責聲明，是否真的就是拍賣公司可以自由撐開的保護傘？傘外經濟受到損失的買受人，難道就是《拍賣法》永遠也蔭澤不到的盲點？《拍賣法》自1996年通過至今的13年間，沒有對其進行過任何修改、補充，這是否已經說明了其與生俱來的時代局限性，《拍賣法》的修改迫在眉睫。
隨著蘇敏羅的敗訴，拍賣行是否應該為拍品保真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作為蘇敏羅代理律師的王建軼首先對拍賣風險由買家承擔表示質疑。他認為，拍賣業是個商品交易的過程，買家應該承擔的只是和股市中買低或買高的價格風險，而不是拍品真假的風險。而在2008年底，就蘇敏羅案引發社會對拍賣公司誠信危機的探討，中央電視台推出的一期《經濟與法辯辯辯》中邀請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副秘書長王鳳海等出席。之後，記者向王鳳海了解當時錄制現場的情況。「台下的大多數觀眾並不支持我們的觀點，他們認為拍賣企業和一般的交易機構一樣，藝術品交易和其他商品一樣，都應該保真，甚至現場還有消費者協會的工作人員揮著拳頭情緒激動地號召大家要拍賣公司保真」。王鳳海說，錄制完畢後，他與央視的有關人員作了交流，認為雖然現場熱鬧非凡，達到了很好的收視效果，但很容易對普通觀眾形成誘導，會讓他們認為拍賣和普通的商品交易一樣應該保真。
作為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起草的人員之一，王鳳海向記者詳細解釋了拍賣公司為什麼不應該保真。他說，目前中國藝術品鑒定應當只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專家目鑒」。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統一的鑒定標准，也沒有一個統一的鑒定機構，加之任何一位鑒定人員都不能保證自己百分之百的准確率，因此「專家目鑒」具有一定局限性。
第二種是「文獻佐證」，但是文獻本身就有可能存在偏差，比如《石渠寶笈》，當時編撰的時候就有兩到三成的藏品是有爭議的。而將這些百年前本身就有爭議的藏品拿到現在，再來依據當時就有爭議的文獻判斷現有文物的真假顯然也不科學。
最後一種就是「儀器辨偽」。通過科學手段，雖然能夠辨明墨是哪個年代的，或者紙張產於什麼朝代，但是不可能判別作品出自何人之手。因此，在各種客觀事實都做不到的情況下，要求拍賣人保真顯然是不公平、不公正，也是不正義的。「在美國某些州，如果一個拍賣公司打出保真旗號，將被認為涉嫌商業欺詐，因為本質上根本做不到，你如果非要說做得到，就會被認為是不正當競爭，涉嫌行業欺詐，」他說，根據這些情況，《拍賣法》作出了第61條第2款「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規定。他向記者透露，在蘇敏羅案件審理過程中，審理案件的法官及相關人員曾專門聽取各方專家的意見，雖然專家的觀點並不會直接影響到審判的最後結果，但拍賣公司已經聲明不能為拍品保真的，不應該承擔相應責任，這已經成為各屆人士的共識。
王鳳海還認為，表面上看《拍賣法》的該項條款是在為拍賣公司免責，但實際上該條款也在保護委託人和競買人的權益。該條款提醒競買人應該對自己中意的拍品謹慎審視，一定程度避免了競買人的盲目購藏，也是對競買人的一種保護。「《拍賣法》還規定：『拍賣人應當於拍賣時七日前發布拍賣公告』，這條規定就是要讓不特定人群廣泛獲知拍賣訊息，《拍賣法》還規定了『拍賣人應當在拍賣前展示拍賣標的，並提供查看拍賣標的的條件及有關資料』，該規定讓買家有權利近距離接觸、觀察拍賣標的，並鑒定藝術品的真偽。這些都是《拍賣法》中體現出的對買家的保護」。
王鳳海說，近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藝術品拍賣不可避免地被一些買家作為投資手段，但只要是投資就會有風險，因此，買家的心態要平和，「就像投資股票，賺了你不會和證券公司平分利益，輸了也不會想到要證券公司賠付。」
而匡時國際負責人董國強也認為，藝術品不同於工業產品，絕大部分作品的鑒定靠的是肉眼的辨別，這其中起決定性因素的是經驗。所以，在沒有一個更為科學的並為社會大眾所認可的鑒定手段出現之前，《拍賣法》只能規定拍賣公司不承擔真偽責任。董國強同時還說，中國的拍賣行業目前確實存在著很多不規范的地方，有些問題積重難返，僅僅靠拍賣公司是無力解決的。「我們必須承認和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真假混雜自古就有，這種現象在今後仍然會長期存在。拍賣公司的專業只是體現在比一般人經驗更豐富，但即便是投入百分之百的認真和嚴謹也無法做到萬無一失。」
董國強也注意到，這些年有一些公司提出「保真拍賣」。他覺得，如果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藝術品拍賣應慎言「保真」，僅僅為了宣傳的需要而向客戶承諾超出自己能力范圍的事情同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人們有病都會去醫院看病，因為相信大夫的經驗，但是最好的醫院也不會做出『保證治好』的承諾條款，因為他沒有這個本事，這樣說了無異於欺騙。
董國強說，如果我們想從根本上解決真假問題，讓今天的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品在將來不再有真偽的困惑，就要從現在起借鑒西方的市場運作經驗。國外的藝術家一般不參與銷售，他們大多簽約那些被社會認可的誠信的畫廊，作品交由畫廊銷售，畫廊銷售時所出具的證書就是作品的「出生證」，這樣，畫廊也同時具備了這個畫家的鑒定權。但是，我們目前的情況是藝術家大多是自產自銷，省去了中間環節的同時也將鑒定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會產生一些問題，首先，在畫家本人具備鑒定權這問題上，我持保留意見。其次，即便他具有鑒定權，他去世後怎麼辦？誰來鑒定？
董國強說，「當前有一種現象我不理解，在拍賣公司和畫家本人或畫家家屬對一件作品出現異議時，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將懷疑的目光投向拍賣公司，很少有人懷疑畫家本人是否誠實、家屬是否具備專業鑒定能力，這難道公平嗎？時下還是有很多人覺得直接到畫家家裡買畫是最安全的，但是，我們假設若干年後這個畫家的市場價格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藏家把作品拿到市場上以低於市場平均價格傾銷，誰敢保證每個畫家面對自己的市場價格面臨威脅時都能做到襟懷坦盪？我認為，以目前社會總體價值觀水平來說，這很值得懷疑。」
而北京保利董事趙旭除了也認為拍賣公司不應該保真外，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對北京翰海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對由於蘇敏羅事件給整個拍賣行業帶來不良影響的擔憂。他說，翰海作為中國最早的大型拍賣企業之一，每年交易的拍品不計其數，對拍品的疏忽再所難免，「就我對翰海的了解，他們的工作人員具有很好的職業操守，如作品有爭議，並不是有心而為，不能說知假賣假。同時，翰海也完全按照規定作了免責聲明，蘇敏羅向翰海發出交涉的時間已過近三年，我本人非常同情蘇敏羅，但個人認為，翰海作為被告的確是有點無辜。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決是公正的。」
趙旭說，大多數人認為拍賣和普通商品交易一樣，所以由於拍品真假而引發的訴訟使拍賣公司遭到了眾多民眾的責難。「其實拍賣公司就是一個中介機構，與證券公司一樣，是一個交易平台。」
趙旭認為，此事在媒體的宣傳下對翰海的徵集及形象方面已經造成了很大影響。針對此事，翰海高層並沒有進行過多申辯，而是低調處理，能看出翰海方面的寬宏大度，趙旭希望此事能盡快結束，也希望媒體不要繼續宣傳此事。他說，長久下去不免會影響整體拍賣行業的公眾形象。
其實，除了拍賣界人士外，也並不是所有的藏家都支持拍賣公司應該保真。經常活躍在各大拍賣公司拍場的上海藏家顧大希說，玩古玩賭的就是自己的眼光。目前拍賣市場中，古畫的真實率在30%-40%，近現代書畫也只能做到80%-90%。而國家都沒有專門的鑒定機構，怎麼能要求拍賣行一定能保真？
顧大希說，在這一行就要懂得遵循這一行的行規，古玩真假自古以來一直存在，也是這一行的樂趣所在，買錯東西只能說自己的眼力不夠，判斷不準，不能遷怒到拍賣公司身上。「我和身邊的一些藏家在拍賣行也買到過贗品，但從來沒有退過貨，如果一買錯東西就讓拍賣公司賠付，那公司早就破產了。」
記者之前也曾就拍賣行是否應該保真與顧大希進行過探討。當時，他設想市場應該出現為拍品真假承擔責任的藝術品經紀人。這些經紀人在收取了相應的傭金後，向客戶推薦的拍品一旦日後發現為贗品，應該承擔一定責任。可是就目前而言，內地拍賣市場中，憑借自身實力而為買受人轉嫁風險的真正意義的經紀人依然沒有出現。
既然拍賣公司不應該保真，那麼，《拍賣法》的免責條款是否會被個別拍賣公司利用，成為贗品堂而皇之進入拍賣場的通行證？哪些部門對拍賣行具有一定的監管職能？王鳳海向記者介紹說，其實國家對拍賣行的監督還是比較嚴格的，比如《拍賣法》中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是拍賣行的監管機構，中國拍賣協會也對其進行監督。此外，各方面還有自己的主管部門。
王鳳海說，拍賣行受到很多方面的監督管理，力度還是比較大的。「就拍賣協會來說，接到群眾舉報，如果情況屬實，我們會分別給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商務局等機構發函，請他們對該公司進行調查。一旦核實就會就調銷該拍賣公司的營業執照。」
在拍賣公司不保真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在拍賣場中買到贗品，一些當代藝術家也獨創出特有的方法，確保自己作品的真實性。知名藝術家黃鋼就向記者透露說，自己的每幅作品在某個特殊的部位印有指紋，而這些指紋的位置每張作品不盡相同，具體在哪，只有在黃鋼自己留存的檔案中才能查詢得知。黃鋼還建議，買家在購買當代藝術品時，如果需要專家的意見，應該請一些具有實際繪畫經驗的藝術家，因為藝術家更能理解畫面筆觸的微小變化。
在蘇敏羅案件後，隨著媒體以及相關部門的宣傳，一些人已經逐漸接受了拍賣公司不應該為拍品保真的觀念。但是一項免責條款真能免除拍賣公司因為拍品瑕疵而為買家帶來的經濟損失？現行的《拍賣法》是否還有需要商榷的地方？
在拍賣業享有贊譽、並多次為拍賣公司、買受人贏回訴訟的的律師劉建華在與記者談到蘇敏羅一案時認為，雖然從法律上看，翰海有不為出售吳冠中畫作的贗品承擔法律責任的依據。但其所為並非無可挑剔。目前，多數拍賣業人士認為，只要拍賣方在拍賣規則或成交確認書中聲明對拍品瑕疵不承擔保證責任，拍賣方就可完全免責。對此，劉建華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對免責聲明必須全面、客觀的理解和適用。否則61條就真成了拍賣方獲取不當得利的保護傘，這有悖於我國民事法律關系各合同主體間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同時從本案中也可以嗅出拍賣法的局限性。「《拍賣法》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它的第61條恰恰被廣泛適用的是古玩。藝術品拍賣不同於房產等容易找出價格標準的種類物，它沒有可以衡定的價格標准。僅憑一項免責條款，就將所有風險轉嫁到買受方顯然有失公允。」劉建華說：「《拍賣法》雖然規定至少有兩天的預展，但這兩天中買受人是否能夠充分調動其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對拍品進行預先鑒定還是個未知數」，劉建華認為，《拍賣法》給買受人預留的空間過於苛刻，應該在原先略顯粗糙的條款中增加解釋性的細則規定。劉建華說，以蘇敏羅一案為例，由於沒有細則的說明，拍賣公司先是在圖錄上提出了很多依據證明《池塘》系吳冠中真跡，無形中讓買家感覺拍賣公司的專業性，認為拍賣公司已經作了先期的審查，對拍品應該具有起碼的認知。可是拍賣公司即已聲明免責，就不應以肯定、明確甚至誇大的文字對拍品作正面的宣傳、介紹，「一方面言辭鑿鑿，一方面又不為自己前面的話負責，怎麼說都有點自相矛盾的味道。」劉建華說，目前我國的《拍賣法》在適用過程中，是否完全排除了其它法律的規定，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合同法》？「像藝術品這樣具有一定商品屬性的物品，拍賣法應該規定拍賣方要如實告知，不應出現誘導性的詞語，以免有誘人上當之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某拍賣公司負責人也向記者表示說，《拍賣法》生來便有硬傷，「10多年前由拍賣協會起草，裡面居然法定了拍賣行業協會的權利，比如只有該協會組織注冊的拍賣師考試才有法律效力。」該負責人說，雖然拍賣公司不應該為拍品保真，但法律應該從根源上解決贗品泛濫的問題。特別是對於當代藝術，應該像商品一樣實行注冊制，凡是進入市場的均需要到有關部門登記備案，比如吳冠中第268號、岳敏君第356號等。這樣同時也避免了有些藝術家由於市場需要而對自己作品矢口否認的現象。
原蘇富比教育學院中國區首席代表梁曉新認為，雖然蘇敏羅的訴訟請求被駁回毋庸置疑，但拍賣系統的體制是否真正做到了公平依然是一項重要課題。「拍賣公司收取了傭金，那麼你的擔保在哪？」梁曉新認為，不能因為《拍賣法》的一項免責條款，就失去了拍賣公司所應該肩負的責任。否則，看似贏了官司，實際上失去了公司賴以長久生存的誠實、信譽。
王鳳海曾就《拍賣法》問題在十幾個省市做過調研，所到之處，需要修改的呼聲頻頻。他認為修改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應該是「《拍賣法》的適用范圍」，王鳳海說，到目前為止，我國《拍賣法》只規范拍賣企業的拍賣行為，但對境內的其它非拍賣公司的拍賣行為不做規范。導致正常依據《拍賣法》和《公司法》建立的拍賣公司拍賣時要受到法律規范以及有關部門的監管，而非拍賣企業打著拍賣的名義從事拍賣活動卻不受監管。王鳳海還特別強調，即便將來《拍賣法》會進行怎樣的修改，有一條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拍賣行不可能為拍品保真。
雖然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的《拍賣法》亟待修改，但自頒布以來，歷經13年，有關方面對它的觸及依然紋絲不動。2002年王鳳海曾以個人名義提出建議，希望組織「修改專家調研小組」用三到五年的時間修改，但由於當時環境而被擱置。此後雖曾多方呼籲，但收效甚微。王鳳海無奈地說：「拍賣協會畢竟不是行政部門，我們能做的唯有建議。」
關於政府遲遲不對現行《拍賣法》加以修改，坊間流傳著眾多猜測，有些人認為《拍賣法》施行才短短13年，如果政府一發現問題便馬上修改，則免不了朝令夕改的垢評，應該讓問題暴露得再充分些，實踐經驗積累得再雄厚些，然後才能有把握地加以修訂。還有些人認為，藝術品交易在國民經濟中佔有很小的比例，在問題比較突出的醫療、就業等方面沒有得以解決的情況下，國家並沒有更多的精力來關注拍賣業。
但事實上，藝術品拍賣交易並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微不足道，2008年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額達200億元，一些人將藝術品買賣作為安身立命的行當，藝術品交易正在成為一個產業匯入中國經濟的命脈中。這時，如果沒有適宜的法律隨同而行，結果可謂不言而喻。
截至記者發稿日，蘇敏羅以及委託律師再次提起了訴訟，而眾首翹盼的《拍賣法細則》據有關方面透露也將出台。雖然圍繞著拍賣行是否保真以及蘇敏羅一案的是是非非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依然不絕於耳，但無論結果如何，也無論拍賣公司在面對拍品真假問題時有著怎樣的法律保護，憑借誠信的態度，以及在發現通過自己拍出的拍品出現問題時，用善意、合理的方式盡力協調解決，而不是頂著免責的烏紗一走了之，才是拍賣公司應走的正道。
北京世紀翰墨負責人林松雖然對蘇敏羅在此次事件中遭受的損失報以同情，「按常理來說，普通百姓認為買了假東西還不退款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會有一些人出來打抱不平。但由於藝術品鑒定等存在許多特殊因素，作為交易平台的拍賣行不應該承擔責任。此次事件由於矛盾的焦點集中在翰海，對其名譽產生了巨大的傷害，因此翰海也是受害方。」但是林松也認為，買件普通的商品如果出現偽劣問題，都要假一賠十，拍賣出現贗品卻可以一走了之，《拍賣法》中的免責條款和消費者權益法出現矛盾，也的確是現行《拍賣法》存在的漏洞。
而另一位業內人士聽說蘇敏羅已經再次上訴，他建議說，如果此次上訴，蘇敏羅能與翰海協商，共同對委託人蕭富元提出上訴，那麼勝訴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對此，北京某知名律師也指出，蘇敏羅的第一次上訴在技巧上出現偏差，將蕭富元列在拍賣行之後，那麼拍賣公司必將抵消委託人大部分的責任。而如果第一次上訴時，蘇敏羅一方按合同向蕭富元主張權利，提起單個或者共同訴訟，加之舉證、論辯充分，也不會輕易導致敗訴。
該律師還建議說，如果吳冠中作為該拍品的權利人，也向委託人提出訴訟，組成一個前後組合的訴訟追究，那麼力度將會更加強大。
後記：
附錄：拍賣法第61條
拍賣人、委託人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未說明拍賣標的的瑕疵，給買受人造成損害的，買受人有權向拍賣人要求賠償；屬於委託人責任的，拍賣人有權向委託人追償。
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
因拍賣標的存在瑕疵未聲明的，請求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計算。
因拍賣標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請求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Ⅳ 中國有哪些法制欄目

1、《今日說法》是由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推出的日播法制欄目。節目以「點滴記錄中國法治進程」的理念，以「重在普法，監督執法，促進立法、服務百姓」為宗旨，全力打造「中國人的法律午餐」。

節目於1999年1月2日起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35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首播，由李曉東、路一鳴、元元主持。

(5)經濟法趙旭擴展閱讀：

《今日說法》以群眾身邊的真實案例為切入點進行普法宣傳，作為社會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講述者，這個講述者根據一定的敘述方式給觀眾「講法律故事」，並且穿插情景再現和采訪目擊者或知情人的畫面來把觀眾牢牢吸引住。

從「講故事」的方式來看它採用不同的敘事方法，多為倒敘或是作鋪墊，在節目開頭設置懸念，拋出疑問等，使電視敘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讓觀眾不再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節目最後的專家點評也是亮點，從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對案情條分縷析，往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網路-今日說法

網路-普法欄目劇

Ⅵ 趙旭的人物簡介

2006年畢業於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現為遼寧大學副教授。2004年7月調入遼寧大學唐宋史研究所，並一直在歷史文化學院講授專業基礎課「中國歷史文獻基礎學（上、下）」，並申報了歷史文化學院的專題選修課「中國法制史」。科研方向為唐宋斷代的法制、禮制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問題。公開發表專業學術論文四篇：《論北宋法律中「例」的發展》（《北方論叢》2004年第1期）、《論宋代民間訴訟的保障與局限》（《史學月刊》2005年第5期）、《唐宋死刑制度流變考論》（《東北師大學報》2005年第4期）、《論唐宋時期監獄制度的滯後與徒刑執行方式的變異》（《遼寧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並被2006年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復印資料第12期「法理學?法史學」全文轉載）。出版學術著作一部：《唐宋法律制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
研究方向
主要從事唐宋制度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研究。
擔任導師
2010年起指導碩士研究生，目前有一名研究生。

Ⅶ 債務人逃避債務並惡意轉移財產，債權人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