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法社會學思想

A. 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的主要觀點

馬克斯.韋伯關於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要觀點有四個：

一、理解與理解的社會學。韋伯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致力於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並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作出因果說明的科學。韋伯把人類的社會行動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並把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

二、因果多元論。韋伯指出對社會行動的理解必須伴有經驗上的驗證才是具有價值的，這種經驗上的驗證是要尋找某一社會現象背後的具體因果關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規律。韋伯將上述主觀解釋和具體的驗證概括為「主觀恰當性」和「因果恰當性」兩個命題。

三、價值中立。韋伯的價值中立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規范原則。價值中立不要求學者沒有或不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求他們應該弄清楚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分析的理解，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情感，即不要把關於事實的科學分析與關於事實的評論相混淆。如：講課是學術活動，是科學內的事情，不應有價值判斷；而演說時政治活動，是科學外的事情，可以且應該有價值判斷。

四、理想類型。理想類型是一個主觀思維建構，「理想」的意思是指現實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們最希望的。但是理想類型不是隨心所欲的虛構，也不是一種概念游戲，它是社會學中理論構建的一種方法，它的建立必須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不能違反經驗的因果關系。韋伯主要是想通過建構一套精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來增強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減少主觀隨意性，是社會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如：科層制、資本主義、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合法統治的三種純粹類型等都是理想類型。

B. 韋伯認為社會學應該秉持什麼的研究度

持守科學的研究態度。

社會研究主要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大類。會用各種方法搜集經驗實證，包括問卷、面談、參與者觀察及統計研究。歷史社會學研究屬於定性社會研究方法。

不同的方法所面對的困難是它們都根據研究員各自採納的理論基礎來解釋及了解社會。作為功能主義者，艾彌爾·塗爾干喜歡以社會大規模結構來解釋任何東西。如果他是符號互動者，他便專注人們如何理解別人。馬克思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者把什麼都化作階級斗爭。

現象學家只是思考大眾對現實如何建立自己的意義。當各方都面對現實社會問題時，常常爭論誰對誰錯，而實際上會把不同方法學結合。一般觀點將社會學區分為宏觀（巨視）或微觀兩類，認為分析單位如國家發展，就屬於前者；分析個人精神與家庭等，較屬於後者。

這是相當僵化的解決看法。事實上，所謂微觀並非依照研究單位的規模看，微觀較屬於處理社會學基本原型的東西，更觀察在不同單位之間的互動，事實上，在企業之間、乃至於國家之間，也可以視為是一個個個體，研究他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微觀方式處理之─諸如用象徵互動論、現象學方法等。

互聯網是社會學家的興趣所在，原因有四：

一、它是研究工具。例如網上問卷調查代替紙張問卷；

二、它成為討論平台；

三、它本身是研究課題。互聯網的社會學研究網上社區、虛擬社區；

四、因為互聯網而產生社會組織上的改變，例如由工業社會轉型到知識社會的大型社會改變。一般歐美注意到互聯網問題，較傾向從媒介角度出發。

認為它不僅是一個溝通工具而已，更在於改變人們互動的模式，一如20世紀以前，貨幣出現聯帶影響人們的現代生活，都會生活等；或像古騰堡印刷術在歐洲蓬勃之後，對歐洲知識與教育等面向的改變。

(2)韋伯法社會學思想擴展閱讀

馬克斯·韋伯被譽為「組織理論之父」。

馬克斯·韋伯關於基督新教倫理決定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歐洲的發展本身相矛盾。義大利北部地方、巴伐利亞、萊茵河地區、西班牙和法國等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經常被看作資本主義發展單一因素決定論的反例，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或者其它單一因素的決定論，也包括新教倫理理論。

一般認為歷史上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在於財產權的加強、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義的衰落和瓦解等。

在現當代，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日本等地在經濟上取得了繁榮，而這些地區是具有儒家價值觀的社會。東亞地區的成功，也和基督教沒有關系。因此，表面看來馬克斯·韋伯關於基督新教倫理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似乎與事實相悖。

但是，馬克斯·韋伯在他的研究中僅僅試圖揭示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初期的所扮演的「火車扳道工」角色，此後的資本主義風尚（ethos）在時空的推移中獲得了新的非宗教性能量和執著物慾的理由，人類歷史也就此走上了新的軌道。

韋伯的主要著作圍繞於社會學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領域上，但他也對政治、經濟學領域作出極大的貢獻。他的知名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他對宗教社會學最初的研究。

韋伯將國家定義為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對於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極大。他在各種學術上的重要貢獻通常被通稱為「韋伯命題」。

韋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他的成就開創了比較社會學、理解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系統的闡釋了東西方宗教倫理差異對於社會現代性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他和迪爾凱姆被認為是宗教社會學最早的開創者，也是宏觀社會學的集大成者。

其學術成就之宏大精深，影響之深遠，在社會學界乃至整個世界社會科學理論體繫上都是空前絕後的，他的思想體現了一個博大的智慧之神。

C. 馬克思韋伯思想有哪些

1. 對社會行動進行解釋，呈現其目標合理性。四種社會行動類型：目標上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上合理的行動、符合傳統習慣的行動。韋伯認為，西方社會越來越受目標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會則受其它三種合理性的支持。
   

2. 謹慎的價值中立立場，把研究者有關社會的價值判斷與研究活動的價值中立立場區分開來，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有人可能會提問：如果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左右研究結果，怎麼辦？在韋伯看來，個人的研究結果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社會行動最後的目標合理性。
   

3. 直覺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統一。德羅伊森與狄爾泰都重視直覺，但在韋伯看來，任何直覺性解釋如要成為科學的判斷，都必須首先變成因果性解釋。

4. 理想類型。這是韋伯解釋的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開歷史學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對抽象與概括方法的理論承認。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時，都會提出一定的理想結構，但這一結構常常被批評為不符合現實。對此，韋伯指出，理想結構對於研究社會現實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5. 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三種統治類型並不只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而毋寧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統治類型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承認的結果。這種分析法較很多方法優越，甚至於比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提統治型分區為領袖與群眾的分析方法要優越。——三種統治類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講。

6.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集中解釋了何以清教即加爾文（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傳統的可能性問題），並且只有清教傳統才積極地促進了歐美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變革。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那麼很多文化傳統都可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然而為什麼偏偏是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在這里，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個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那便是無神論的，是物質主義的，而這不是西方文化傳統所鼓勵的，韋伯傾向於認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無神論傳統是這種類型（但儒教與道教其實不是）；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會成為對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種來自於宗教的原罪意識給予說明，因此韋伯認為舊教的原罪觀念其社會後果是限制個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閑暇成為提倡的東西。
   

D. 馬克思韋伯有哪些社會學理論

宗教社會學
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研究開始於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並且繼續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里進行探索。他對於其它宗教的研究則由於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斷，使他無法繼續在《古猶太教》之後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計劃中對於詩篇、塔木德猶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個主要研究都關注於宗教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階層與宗教理想間的關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提出了一個知名的論點：「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倫理思想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般宗教的傳統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但為什麼這種觀念沒有在新教里發生呢？」韋伯在這篇論文里解釋了這個悖論。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韋伯專注於探索中國社會里那些和西歐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與清教徒的對照，他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韋伯專注於早期的中國歷史，尤其是諸子百家和戰國，在這個時期主要的中國思想學派（儒教與道教）開始突顯而出。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這本書中他檢驗了印度社會的架構，對照了正統的印度教教義與非正統的佛教教義，以及其它民間信仰的影響，最後並研究這些宗教思想對於印度社會在現世上的道德觀的影響。

政治社會學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會學上，韋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便是一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k als Beruf）的論文。在這篇論文里韋伯提出了對國家的定義：亦即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的重要基礎。在這篇論文里韋伯主張，政治應該被視為是任何會影響到控制暴力的權力分配的活動。政治也因此是純粹來自於權力。

E. 韋伯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馬克斯.韋伯關於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要觀點有四個：
一、理解與理解的社會學。韋伯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致力於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並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作出因果說明的科學。韋伯把人類的社會行動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並把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
二、因果多元論。韋伯指出對社會行動的理解必須伴有經驗上的驗證才是具有價值的，這種經驗上的驗證是要尋找某一社會現象背後的具體因果關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規律。韋伯將上述主觀解釋和具體的驗證概括為「主觀恰當性」和「因果恰當性」兩個命題。
三、價值中立。韋伯的價值中立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規范原則。價值中立不要求學者沒有或不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求他們應該弄清楚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分析的理解，在什麼地方要訴諸於情感，即不要把關於事實的科學分析與關於事實的評論相混淆。如：講課是學術活動，是科學內的事情，不應有價值判斷；而演說時政治活動，是科學外的事情，可以且應該有價值判斷。
四、理想類型。理想類型是一個主觀思維建構，「理想」的意思是指現實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們最希望的。但是理想類型不是隨心所欲的虛構，也不是一種概念游戲，它是社會學中理論構建的一種方法，它的建立必須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不能違反經驗的因果關系。韋伯主要是想通過建構一套精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來增強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減少主觀隨意性，是社會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如：科層制、資本主義、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合法統治的三種純粹類型等都是理想類型。

F. 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有哪些系統總結一下。

韋伯的宗教社會學

通過宗教研究分析社會和經濟發展，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的主要內容。
韋伯承認，物質狀況、經濟及階級地位，對人的信仰、價值觀、及其行為等的影響很大，他說他這一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是相同的。但是，他不同意馬克思只看到物質或經濟的影響，而否認人的思想對行為所產生的作用。他強調人既有物質需求，也有理想，而理想會給人們的各種行動的動機以獨立的影響，甚至於與物質相反的影響。他也不接受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立場，認為黑格爾貶低物質因素，把人類歷史看作是文化的概念。韋伯認為重要的是，要認清物質利益和理想的相互作用，根據經驗決定在個別事物中，是物質利益還是理想起主要影響作用。
他認為，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的各種思想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宗教思想。他說「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宗教影響人的行為，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變化。
正是由於他對宗教的這種認識，使他廣泛地研究世界上各種宗教，用來說明不同的宗教導致不同性質社會的產生。他於1906年著述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後，在觀察世界上各種宗教的基礎上，又寫下了聞名於西方世界的有關宗教的巨著，即《諸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它包括《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1913）、《印度的宗教》（1916——1917）、《古代猶太教》（1917），他還想寫一部關於伊斯蘭教的著作，未完成即已去世。這些書說明，不論物質條件如何，如果沒有一個內心世界的禁慾主義的宗教信仰，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會在任何地方出現。
韋伯在其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中指出，各種宗教把人們的生活置於虛幻之中，只有基督教（新教）把人們拉回現實世界。他研究儒教、佛教、道教和猶太教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一個答案：為何合理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只能出現在西方國家？阻礙它在其他國家產生和發展的因素是什麼？他得出的結論是，在相應的文化發展階段上，中國、印度和猶太較中世紀和近代的歐洲，更有發展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即科層制）的條件，但當時在這些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各種宗教傳統的經濟倫理觀，直接與這種發展相對立，從而資本主義未能在這些國家出現。
韋伯認為，不論是儒教還是佛教，都沒有樹立起人對生活、對世界秩序、對本身的積極態度，它們或是向儒教那樣，對一起沖突，都採用逆來順受的態度。或是鼓吹空泛的禁慾主義，提出擺脫塵世間的痛苦，進入與行動、與改變自然界無關的內省修身的境界。只有基督教樹立起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因為在這個宗教中，站首位的是倫理觀念、個人對上帝的責任觀點、個人對惡性和美德的觀念。所有這些，激勵著人們去從事實際生活，去積極參加塵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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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韋伯對社會學說有什麼貢獻

1910年，韋伯幫助德國建立了社會學會。他運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經濟史和文化史，他還對印度和中國宗教文化進行分析，並把它們與西方宗教進行對比。後來，他又發表了《經濟與社會》一書。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種方法論，論述了一系列探討宗教社會學、政黨和小群體行為社會學以及歷史哲學的論文。可以說，現代社會學說，多是從韋伯的著作發展而來。由於韋伯的文章多數刊在只有專家才能閱讀的學術刊物上，他的影響在他死後才顯示出來。

H.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主要有那些內容那些

韋伯社會理論的核心術語不是「社會結構」，而是「社會行動」。韋伯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研究方法：一是實證主義方法，重社會事實，主張把社會學當成自然科學範式；二是歷史學派，是主張反實證主義的人文科學方法（情感主義的方法，實際上，當時德國狂飆運動、浪漫主義、神秘主義以及隨後開始流行的生命哲學即屬此列）。韋伯主張的是解釋學的社會研究方法。他給社會學下的定義是：「旨在對社會行動做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社會學思想名家》第244頁）

解釋的（或理解的）社會研究方法：

（1）對社會行動進行解釋，呈現其目標合理性。四種社會行動類型：目標上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上合理的行動、符合傳統習慣的行動。韋伯認為，西方社會越來越受目標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會則受其它三種合理性的支持。

（2）謹慎的價值中立立場，把研究者有關社會的價值判斷與研究活動的價值中立立場區分開來，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有人可能會提問：如果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左右研究結果，怎麼辦？在韋伯看來，個人的研究結果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社會行動最後的目標合理性。

（3）直覺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統一。德羅伊森與狄爾泰都重視直覺，但在韋伯看來，任何直覺性解釋如要成為科學的判斷，都必須首先變成因果性解釋。

（4）理想類型。這是韋伯解釋的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開歷史學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對抽象與概括方法的理論承認。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時，都會提出一定的理想結構，但這一結構常常被批評為不符合現實。對此，韋伯指出，理想結構對於研究社會現實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韋伯區分了三種理想型：第一種是歷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東方社會」、「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種是社會現實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義」。第三種是「某種具體行動的合理化設想」，如統治類型的分析。

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三種統治類型並不只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而毋寧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統治類型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承認的結果。這種分析法較很多方法優越，甚至於比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提統治型分區為領袖與群眾的分析方法要優越。——三種統治類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講。

關於韋伯理想型的討論。哲學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理論與實踐的二分問題，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美德就是知識」，《理想國》理念，觀念主義與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理論學科與實踐學科的二分。啟蒙哲學試圖希望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同一。康德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黑格爾的統一辯證法。黑格爾與馬克思開始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向社會實踐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實踐過程。迪爾凱姆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轉型。到韋伯為社會科學這種理想主義立法。（1）涉及到了學術史上的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對此，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思想中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實證主義與歷史學派實際上也是兩種路徑，韋伯則給理想類型予以確認。（2）對社會學研究中理論的介入提供了一種說法。如社會轉型理論，再如對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分析，問題也在於容易類型化。（3）韋伯強調所有的社會學概念都帶有理想型的特徵，這容易導致這些概念游離於社會事實層面，從而失去社會理論對社會變遷的引導意義，從而使人們對這種研究的效果產生懷疑。（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哲學基礎：反對唯物主義（馬克思與實證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黑格爾及歷史學派），希望對社會系統提供一種較復雜的解釋，並特別從文化層面對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解釋，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他希望對西方資本主義提供一種宗教文化層面的解釋——當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釋，除此之外，他還從技術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業精神等方面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集中解釋了何以清教即加爾文（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傳統的可能性問題），並且只有清教傳統才積極地促進了歐美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變革。

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那麼很多文化傳統都可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然而為什麼偏偏是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在這里，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個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那便是無神論的，是物質主義的，而這不是西方文化傳統所鼓勵的，韋伯傾向於認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無神論傳統是這種類型（但儒教與道教其實不是）；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會成為對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種來自於宗教的原罪意識給予說明，因此韋伯認為舊教的原罪觀念其社會後果是限制個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閑暇成為提倡的東西。

但是，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即以上帝的名義並且為了上帝而努力勞動賺錢，追求利益是正當的。韋伯認為這種新教倫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由此肯定了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認為這一運動正是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文化起點。舊教：原罪、限制個人的物慾、閑暇，封建等級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當的神性原因、勞動、「工作倫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實際上還帶有一種方法論的意味，此後他即以此為據展開了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研究，對世界上的諸多宗教，如印度教、猶太正教以及中國宗教進行專門分析，以此強化和鞏固其新教倫理理論。

韋伯是在與新教對比的意義上討論中國宗教的，事實上涉及到貨幣制度、城市、行會、家產專制國家、氏族等各個社會政治領域，因此不僅只是一部宗教社會學著作。

關於古代中國的城市，韋伯認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國古代城市與歐洲城市是一樣的，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國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權，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沒有特權，依然是基於血緣關於並且是祖先崇拜關系的轉化形式，同行公會依然是以向政治權力的爭寵為中心，缺乏市民意識，由此商賈階層無法得到發展。按照韋伯的分析，腐敗是中國政治結構無法克服的痼疾。對中國國教與民間信仰（相對空間被縮減）的關系，韋伯的判斷是與歐洲中世紀可對比。

韋伯詮釋儒家的學說：對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體人的共同事情。在這個前提下，民間的信仰（包括巫術、迷信、氣功等神秘主義）可被容忍，如果民間信仰動搖主體，當然會被鎮壓。這種狀況除非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進入市場買賣、社會關系的親戚化（裙帶化）都阻止了理性化進程。在韋伯看來，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然而，儒教致力於文化上的中乾地位以及政教合一傳統，但新教則通過超驗的上帝設定了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儒家與道教是導致資本主義遲遲不能進入中國的原因。在韋伯看來，中國宗教因過於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倫理的超越維度，因而盡管在物質以及制度（他講的制度，涉及到對中國市場經濟傳統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韋伯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一定是融為一體的）層面有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卻缺乏精神層面，他又講，印度教有超越的層面，但卻太缺乏世俗化的層面，因而也難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如此等等。

聯繫到梁漱溟的講法：西方文化、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韋伯的理論對於分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或各民族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頗有意義。甚至於一度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紀東亞的崛起卻從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韋伯的理論（韋伯關於其它宗教傳統尤其是中國宗教的研究甚至於由此被稱之為「偉大的外行」），在他們的實踐模式中，突顯出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諸如列維森的《儒家傳統及其近代中國》，也對韋伯理論提出了種種挑戰與質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韋伯有關階級、地位與權力的論述：

與馬克思一樣，韋伯也重視階級，一種不同於階層但易於描述社會沖突的社會結構。但不同的是，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生產方面區分階級（勞動者——被壓迫者，不勞而獲者——統治者），但韋伯認為，應當從消費以及生活方式層面來看待階級，於是提出了「地位群體」的概念。這是一個很有貢獻的分析方法，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大體可以說明資本原始積累以及第三等級向資產階級過渡的狀況，但不能說明此後的階級狀況。合著中國現實，人們也發現暴發戶邏輯畢竟不是長效的邏輯，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於是建設者，如此等等。關於權力，馬克思是立足於經濟關系的，而韋伯則強調，一、除了經濟權力外，還有非經濟的權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馬克思往往把社會權力還原為經濟政治關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賦予社會權力以合法性，但在韋伯看來，社會權力自身賦予合法性，並且當其表現為榮譽與地位時，它本身就實現為價值。這一點揭示至關重要，如面子，按照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個人虛假的意識形態，「溫情默默的面紗」之類描寫，然而，韋伯的觀點則認為，社會權力關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嚴。

接下來看其官僚制研究。韋伯區分了三種統治類型：一種是傳統型，建立在習慣與古老傳統之上，諸如族長制、世襲制與封建制都是這種類型，中國自秦朝以來的的家產官僚制也是這各類型。二是個人魅力型，統治建立在某個英雄人物、某種具有天賦的人物的個人魅力之上，先知、聖徒以及革命領袖即是如此（不過個人覺得傳統型中依然有個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陳勝、吳廣之託天意起事、劉備所謂漢正室、宋江的魅力之類，可見這種劃分依然是理想型），個人魅力型的實質是克利瑪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權威模式是指以領袖個人的品質和魅力來吸引大眾並施加影響的權威形式。這種權威模式，按照韋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而其突出作用則表現於社會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對原有價值產生懷疑，合法性的信仰喪失，這就為魅力型領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個人才能和影響力的機會。魅力型權威的合法性支持來源於人們對領袖人物個人魅力的崇拜，這種政治合法性的輸入可以通過領袖人物過渡而被轉移到新建立的政治體制上來，成為新的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依據。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往往依賴於大眾情感的輸入和領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輸出，具有明顯的非理性特徵。歷史地看，魅力型權威終究是一種過渡性的統治模式，因此為了長治久安，政治系統就必須藉助魅力型權威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持，將現有統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權威模式遲早要發生轉換，轉換的方向，一般取決於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個人意志、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國際政治環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因素對當前社會統治方式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不同社會在後權威時代統治方式的不同特點。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曾出現過的魅力型權威人物如克倫威爾、華盛頓、拿破崙等等，無不是通過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新的權威模式合法化，並進一步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統治。依靠法律和契約行事，統治是非人的和集團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層制（Bureaucracy）源於法理型。

其構成要素：（1）大量並且高效的行政事務，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義，公事公辦，組織的技術優越性；（3）貨幣經濟及其財政支持；（4）社會差異的齊平化；（5）人們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許可權，不得越權；（6）頂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層人員的素養及其培養。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構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現代性社會的組織化與合理化。

「合理化」：

關於官僚制的產生，韋伯不同意馬克思從異化看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區分，韋伯認為這種區分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會生產體系都可能出現的，而且區分並不只是發生在生產者身上，而且也發生在管理者、組織者以及政治家身上，這就確定了，為什麼會有一個與財產者脫離的現代管理者階層的獨立——這是韋伯對現代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關於官僚制的結果，韋伯實際上並不認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現實的，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命運，但卻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導致無法處理個別情況；二、制度的物化與空心化，科層制是「鐵籠子」，抹煞個性與創造性；三、尤其是對精神信仰問題無能為力；科層制導致資本主義的萬劫不復的結局。韋伯研究專家施盧赫特曾對韋伯有如下評價：「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理性化與官僚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而蘇國勛則從另一個角度——現代社會的形式理性和實質非理性的沖突來解讀韋伯的意義。他說：「在韋伯的思想中，現代社會的矛盾即從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相互關系和張力中解讀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與實質上的非理性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換言之，突顯功能效率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合理之處，而不合理之處在於把功能效率這一本來屬於手段的東西當作目的來追求。理性化造成現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方面受賜良多；另一方面他們又身不由己地陷於理性化所造設的『鐵籠』，飽受喪失目的追求(價值)、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韋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見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現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徵，另一方面又強調作為現代人的命運，現代文明註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這也許是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對他共同感興趣的原因

I. 韋伯的理解性社會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韋伯對「理解」這一概念做出了相對寬泛的解釋。他認為。理解既可以表現為理智上和邏輯上的，即「合理明晰的」（或者稱之為理性的），又可表現為「移情明晰的」（或者說是情感體驗的和藝術感受的，或者說在感覺上是可以在體驗的）。
明白了「理解」這一關鍵詞，就可以理解韋伯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書中對社會學這樣下的定義：旨在對社會行動作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社會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

J. 簡述韋伯理解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及產生的時代背景（30分）

馬克斯．韋伯可能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最大影響的古典社會學家。《經濟與社會(第1卷)》原著1921～1922年出版。韋伯在書中全面而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社會學觀點和對現代文明本質的見解。首先對社會學的定義、對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疇和概念作了詳細闡釋，統稱為社會學的基礎。然後分別又互有交叉地闡發了他的經濟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思想。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韋伯最初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他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
韋伯主張社會科學必須運用「理解的方法」。社會學不應當僅僅局限於發觀支配社會行動的一般規則，它還應當試圖去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意向和動機。這些主觀動機在下一個階段可以被視為社會行動的原因，可以發展為一種因果性的社會說明。社會學（這個高度含混的詞在此意義上被使用）是這樣一種科學，它試圖對社會行動意義理解，以期由此達到一種關於它的過程和結果的因果說明」。
注意兩點：出發點就是通常所謂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社會學關注的是有動機的行動，自然科學關注的無動機的事件（比如地球，星球的運動）人類行動的意義特徵在自然界沒有對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