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冤案

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民主與法制建設加強。

「文革」初期，不點名指責劉少奇，明確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林彪、江青等人，促成並利用這個錯誤，蓄意對劉少奇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劉少奇在1966年冬被隔離和批鬥，1969年11月含冤逝世。在整個隔離、批鬥過程中，完全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橫遭株連者不計其數，造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並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一生。劉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緊密相連。

(1)社會與法冤案擴展閱讀

民主與法制是相互制約的關系。某些無政府主義者常利用「民主」的概念宣揚絕對的自由化，殊不知民主正是在法律保護下的民眾權利。

這與絕對自由化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在民主條件下，人民當家做主，制定出的法律是符合人民群眾要求和期望的。同樣，在法制范圍內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才能使民眾能夠在法律准則要求下行使自由權利。

堅持民主與法制的統一

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特權。特權就是產生壟斷和腐化，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是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市場主體提供行為准則。

三是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則基本方針，人人享受公正的法律保護。

四是堅持「一手抓民主建設，一手抓法制建設」，「這兩只手都要硬」。只有把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社會。

㈡ 結合我們所學的法治知識說說當今社會為什麼會出現這么多冤案

摘要 造成冤案錯案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㈢ 關於冤案賠償，憲法是怎麼規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一切法律不能與之相抵觸，即所有法律必須服從憲法！

1995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已過時效（過期）的不預賠償。問題是：2年所謂的時效究竟從哪裡來？！
冤案即：國家政府機關包括、公安、法院等對公民人身權、合法財產的侵犯，即剝奪或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其合法財產及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生活、學習等一切合法權利。
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確有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但問題是：
1、很多冤案是發生在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的2、3年前，照這個邏輯這些冤案的索賠不都過期了嗎？！但關鍵是：1995年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國家賠償法，事實是根本就談不上1995年後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所規定的「過期」二字，既然事實上不存在「過期」的問題，就得依法賠償！
2、1995年後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的：1995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不溯及既往，只受理發生在1995後其侵權的賠償。即其之前對公民的侵犯、侵權不予按此賠償法賠償，按過去的規定處理。 請問：所謂「過去的規定」又在哪裡？！ 其規定的內容又是什麼 ？！
3、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過期」不予賠償的規定，那麼請問：之前的冤案不予賠償的決定為何按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而受害人應該得到的賠償卻為何不按照這個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
4、《憲法》即國家大法，所有法律與之相抵觸時，應服從《憲法》。而《憲法》所賦予公民的人身權、合法財產及公民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學習、生活一切權利被侵犯後，《國家賠償法》卻規定：侵權案發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賠償。這會完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抵觸！自相矛盾邏輯混亂！這無異於自己拉的屎往自己嘴裡送！
《國家賠償法》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於給其1995年前的侵權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憲法》第五條中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和憲法相抵觸。」《國家賠償法》中「賠償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定，不僅玷污、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一切合法權利這一原則，更踐踏了法律門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權利！
這部所謂的《國家賠償法》更是法律邏輯混亂、失衡，顛倒是非，似天大國際笑話貽笑大方。其更可笑的是：猜猜聰明的小日本把它學走了會怎麼樣？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婦問題全部解決！

㈣ 最近在網上看了一些特別冤的案件新中國成立以來,感覺人生命好脆弱啊,我對我們社會法制產生了質疑,所謂...

自古以來都如此,社會法制都是為政權服務,沒有真正的公平,國外都是一樣,所以以平常之心對待之即可.

㈤ 造成冤案的原因是什麼

造成冤案的原因是：
一，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罪魁禍首。
在目前發現的刑事冤案中，大部分都是由於嚴刑拷打造成的，刑訊逼供和引供、誘供是導致刑事冤案的根本原因。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有明確規定不輕信口供，但是有的部門還是過分輕信口供，有的部門為了破案採取非法手段獲取口供，其恰恰是走向刑事冤案的必經之路。在每一起刑事冤案的背後，基本上都有刑訊逼供的黑影。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已明確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二，部分執法人員的觀念和素質是產生刑事冤案的主要原因。
在我國，絕大多數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都能忠於職守、高度負責、秉公執法、大公無私。但是也應看到，有些司法人員思想觀念落後、業務素質低下，沒有經過專業的業務的培訓，習慣於傳統的追訴模式，盲目追求辦案指標，根本不顧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刑事冤案的發生與部分執法人員的錯誤和落後的觀念是分不開的。只要執法人員的政治和素質低下，主觀上存在嚴重失誤，再科學的鑒定結論也淪為冤假錯案的幫凶。在佘祥林案中，警察對屍體居然沒有做最基本的身份鑒定。現代刑事訴訟活動對科學技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但有的辦案人員缺乏專業知識，也可能導致認定事實和證據上產生重大差錯。
三， 相關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刑事冤案的客觀原因。
我國一直不承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沉默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引申出來的一項重要權利。刑事訴訟法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一「如實回答」的法定義務，不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對指控時無權保持沉默，同時也給了偵查人員以強制犯罪嫌疑人按其預斷進行交代的權利。沉默權的缺失極易使犯罪嫌疑人淪為刑事訴訟的客體，冤案的發生也就在所難免。無罪推定原則是一項保障公民權利為核心的原則，其基本含義是：個人在沒有證實有罪以前，應推定無罪。既然是無最的，偵查機關當然無權對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能確定有罪。」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須予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2007年8月通過的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32號一般性意見指出：無罪推定是對基本人權的保護，由檢察院承擔有罪責任的證明，以保證在證明刑事指控不存在合理懷疑之前，被告人被推定無罪，保證疑點作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要求必須根據此原則對待被告人。所有公共機關有義務避免預先判斷案件結果，如禁止做出推定被告人有罪的公開言論。被告人通常在庭審時不戴手銬或被羈押在囚籠里，或被以表明其是具有人身危險性的罪犯的方式出庭。媒體應當避免不利於無罪推定的報道。而且，預審羈押時間不應被認為是否有罪及罪行輕重的標志。

㈥ 到底什麼是冤案，假案，錯案

冤假錯案只是一種社會表達，而不是一個法律表述。以法律的視角觀察，對此一般冠以「錯案」的學術表達。對於什麼是錯案，目前好像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從一般意義的理解來講，錯案是指對無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而錯誤地定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以及對構成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而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其中既有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錯誤的案件；也有行為雖然是犯罪嫌疑人所為，但其行為依據法律規定不構成犯罪，而進行拘留、逮捕、起訴、判刑的案件；還有犯罪嫌疑人雖然有犯罪嫌疑，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更有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構成犯罪而錯誤地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於是，問題油然而生：錯案為什麼會發生？錯案應該如何糾正？錯案是否可以防範？只有解決了類似的問題，才有可能在全社會達成共識。

第一，錯案的發生，既是一種可能性，也是一種必然性。錯案為什麼會發生？對此，無論是古今中外還是高層民間乃至法律專業人士，真可謂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是，統而言之，一般都認為其中既有思想認識上的原因，也有事實判斷上的原因，或有法律適用上的原因，甚至還有工作體制上的原因。其中除了司法工作人員的不當行為（刑訊逼供等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之外，造成錯案的原因還有很多值得研究。可以說，刑事錯案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個共同性的問題，不僅法制不健全的國家有錯判，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也有錯判。從這個意義上講，因為只要是人就會存在認識上的局限性，所以刑事錯案的發生首先是一種可能性，其次就是一種必然性也就是其不可避免性。正如沈德詠同志所說：「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無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樹立的情況下，冤假錯案發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說還比較大。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同時在思想上要進一步強化防範冤假錯案的意識，要像防範洪水猛獸一樣來防範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此時所講的「錯放」與「錯判」，只是一個現實危害性的權衡比較。當程序出現疏漏、證據出現瑕疵的時候，「錯放」就有可能防止錯案的發生，而「錯判」則可能直接導致了錯案的出現。所以，才有了「寧可錯放，不可錯判」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正好呼應了「無罪推定」的現代司法理念。

第二，錯案的糾正，既要求實體公正，更要求程序公正。曾有一句這樣的話，讓我們每個人耳熟能詳，那就是「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縱一個壞人」。應當說，這對刑事司法來說，既是一個美麗傳說，也是一個良好願望，更是一個理想狀態。但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這都是無法做到的。盡管我們無法做到100%的絕對公正，但我們還是要以100%的努力去追求相對公正。換言之，我們一定要努力追求在個案的處理上讓人們感受到公正，這個公正既包括實體公正，更包含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兩個方面。我國的司法傳統過分強調實體公正，司法實踐證明，片面追求實體公正不僅會導致漠視甚至踐踏訴訟參與者的正當權利，而且也會導致司法公正理念的扭曲，甚至造成錯案。諸如「無罪推定」與「疑罪從無」等蘊含程序公正的價值理念，不僅應當體現在審判階段，還應貫徹到整個刑事訴訟的過程之中。以李懷亮案件為例，雖然李懷亮作過有罪供述，但經法院多次審理，李懷亮的有罪供述與證人證言、現場勘驗筆錄、鑒定意見等證據之間仍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因此對李懷亮作出了宣告無罪的判決，因而充分彰顯了「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和理念。盡管各方面可以有種種猜測和質疑，但這是法治的體現和要求，必須信守與遵守。張高平叔侄案的平反，也沒有依賴以往的「被害人復活」、「真凶出現」或「真凶落網」等偶然因素，而是司法機關一改過去糾正錯案的穩妥又保守的習慣做法，完全從證據自身的特性來判斷案件的成立與否出發，最後大膽作出了無罪判決。應當說，這是我國法治的重大進步，同時也標志著我國司法機關在糾正錯案方面邁上了一個新台階。但是，我們常人無法想像，當法院在面臨「放與不放、判與不判、輕判與重判的問題」所經受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是一種工作壓力，更是心理壓力。正如沈德詠同志在《我們應當如何防範冤假錯案》一文中所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於過的。」此處所說「功大於過」僅僅只是針對防止錯殺而言，並非認為是防止錯案有功。事實上，沈德詠同志也認為，盡管「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壓力，法院對這類案件能夠堅持作出留有餘地的判決，已屬不易」，「但客觀而言在錯判上又是有過的，畢竟這種留有餘地的判決，不僅嚴重違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則，而且經不起事實與法律的檢驗」。對此，我們必須堅決糾正。可以說，「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完全是一句大實話、大白話、大真話。我們對錯案的糾正，就是一種最大的實事求是、最真的有錯必糾。

第三，錯案的防範，既是一種工作追求，更是一種制度要求。既然錯案的發生難以避免，那是否意味著我們就毫無作為呢？顯然不是，無論是訴訟制度設計還是司法工作機制，不論是程序規則思維還是人權保障意識，都需要我們極盡所能預防錯案的發生。既然錯案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麼防範錯案的措施也應該是綜合性的。專家認為，防範刑事錯案應該從偵查環節、檢察環節、審判環節、辯護環節入手，不斷完善司法體制，改進案件質量評價機制與證據印證規則，樹立公開透明的司法觀，確立真正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加快從偵查中心的程序觀向審判中心的程序觀的轉變，恪守理性的司法理念，秉持司法中立，理性對待民意。總而言之，如何有效防範，最終還是要充分體現程序正義的價值觀念、發揮律師的作用、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

我們研究錯案的發生或是錯案的平反，實質上都是為了錯案的防範。錯案的防範，應從哪裡抓起呢？由上可見，這首先是一個司法理念問題，然後才是一種工作機制問題。在司法理念上，我們是錯放還是錯判，是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是疑罪從輕還是疑罪從無，是事後諸葛亮還是防患於未然；在工作機制上，我們是依賴刑訊逼供還是追求科學取證，是違反自然規律追求命案必破還是遵循司法規律追求程序正義，是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還是相互制約，對此，我們必須給予回答。這是判斷我們能否堅持程序正義，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的分水嶺。

㈦ 涉及警察故意辦冤案,庭審的時候可以找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來跟進錄制報道嗎

你請，人家未必會來；
來了，未必會錄；
錄了，未必會播。
不過，試試看吧。

㈧ 結合我們所學的法治知識說說當今社會為什麼會出現這么多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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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中國的冤案受害者會得到賠償嗎

國家賠償申請案例中法官說："1995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已過時效（過期）的不預賠償"。問題是：2年的所謂時效是哪裡來的？！
冤案即：國家政府某機關包括、公安、法院等對公民人身權、合法財產的嚴重侵犯，即剝奪或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其合法財產及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生活、學習等一切合法權利。
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確有規定，申請賠償時效為2年，但問題是：1、很多冤案是發生在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的2、3年前，照這個邏輯這些冤案的索賠不都過期了嗎？！2、1995年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國家賠償法，事實是根本就談不上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所規定的「過期」二字，既然事實上不存在「過期」的問題，就得依法賠償！3、退一萬步，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中「過期」不予賠償的規定，那麼請問：不予賠償的決定為何按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而受害人應該得到的賠償卻為何不按照這個1995年出台的國家賠償法執行？！邏輯混亂根本不通，嚴重的自相矛盾！！
《憲法》即國家大法，所有法律與之相抵觸時，應服從《憲法》。而《憲法》所賦予公民的人身權、合法財產及公民參與社會公平競爭、個人經濟發展及學習、生活一切權利被侵犯後，國家賠償法卻規定：侵權案發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賠償。這會完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抵觸！《國家賠償法》更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於給其1995年前的侵權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憲法》第五條中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和憲法相抵觸。」《國家賠償法》中「賠償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定，不僅玷污、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一切合法權利這一原則，更踐踏了法律門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權利！
這部法律邏輯混亂失衡，自相矛盾，似天大國際笑話貽笑大方。可怕的是：聰明的小日本把它學走了會怎麼樣？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婦問題全部解決！

㈩ 有冤案找誰能快速處理

第一，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清楚，監察機關與檢察機關的性質不同。前者是國家的政治機關，是法律規定監督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並查處相關瀆職案件的機關，在日常工作中，紀委與檢察機關合署辦公，故又稱「紀檢監察機關」；而檢察院則是法律監督機關，履行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檢察、批准逮捕、提前公訴等職能。

因此，從兩個機關的性質上看，如果遇到不服的案件，或者錯假冤案，都可以向這個兩個機關反映情況；兩個機關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都可以受理，但兩者側重點又不同。

第二，我們來看法律賦予監察機關的主要職責。根據我國《監察法》第11條規定，監察機關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包括對公職人員開展廉政教育，對其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從業以及道德操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

根據上述規定，如果法院依法正常地辦理案件或判案，監察機關是不能進行直接干預的，但如果發現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在判案或接受案件過程中，有「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的行為，影響了秉公執法的情況，可以向紀檢監察機關反映情況。

在現實中，我們從一些媒體報道或官方通報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法官與律師或中介機構串通，坑害當事人權利的情況也存在，還有的是受一方當事人請托，徇私枉法，這種情況下，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證據或違法犯罪線索，也可以向紀檢監察機關反映，紀檢監察機關也會立案調查。

但是，即便是紀檢監察機關立案進行了調查，但如果糾正判決或重新判決，依然需要法院重新審理，重新做出判決，而不可以由紀檢監察機關直接糾正。

第三，我們來看人民檢察院的信訪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發布的《人民檢察院信訪工作規定》第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理下列信訪事項，其中包括如下內容：反映公安機關偵查活動存在違法行為的控告;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的申訴；反映刑事案件判決、裁定的執行和監獄、看守所、勞動教養機關的活動存在違法行為的控告。

根據人民檢察院的信訪規定，對於自己認為是冤假錯案，可以向人民檢察院反映情況，而且，不僅僅是如此，就是對於人民法院的判決不服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向人民檢察院反映情況。

《人民檢察院信訪工作規定》第39條規定還明確，信訪事項辦理結果的答復由承辦該信訪事項的人民檢察院控告申訴檢察部門負責，除因通訊地址不詳等情況無法答復的以外,原則上應當書面答復信訪人。而且，還強調，舉報答復應當注意保密,依法保護舉報人的合法權益。

從人民檢察院的上述規定，我們還可以看出：作為民眾，不僅僅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問題，還可以舉報或反映他人的事項，但前提是以事實為依據，提供必要的證據或線索，人民檢察院才能進行調查。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你遇到了冤假錯案，可以向紀檢監察機關或人民檢察院反映情況，但要區分具體情形，只有認為法院工作人員存在徇私舞弊、徇私枉法的情況下，才能向紀檢監察機關反映情況；但是，無論是否存在這些情況，只要是不服判決，均可向人民檢察院反映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