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迷失

㈠ 請各位同學從道德與法治兩個層面分析當代青年大學生該如何正確看待藝人逾越法律事件

今天話題聊一下明星逾越法律事件，最近這種事情是接連不斷的發生。以前也有過喜歡的明星，天真的認為他們是高貴純潔的人。特別喜歡他們拍的電影，現在看來明星藝人相較於常人有更多的生活自由，且常常不拘於傳統世俗，甚至游離在道德邊緣。藝術固然沒有國界，超凡脫俗也是他們的追求，但明星藝人屢屢違法的事件常見報端，不得不說藝人這一群體相對於普通群眾具有更惡劣的影響。

㈡ 青少年自我迷失

很多時候真的就是假 的，假的也是真的，或許那是另一個你自己，只是你不喜歡那樣的 自己，可又得做那樣的自己，你感到 膩煩了，累了，迷茫了，因為你的本性希望自己是善良的，為了外部世界對你有一種好的眼光，你犧牲了自己懦弱的一面而去展現自己的另一面，這是你不願輸給外部的反映，但同時你發覺這不是你想要的，而開始再問自己到底什麼是自己想要的，而自己又是什麼，是誰？
只要是人，都會虛偽都會撒謊，只是大家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偽裝的自己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在你照鏡子時覺得自己長得不錯，吃飯時覺得這好吃那不行，寫作業時覺得這題不會，而討厭這一學科……
不會笑也不會哭，只是你對事物都很冷淡，沒有什麼惡意，也並不友好，只是淡漠而已。你的心情很重要，你的興趣也是，因為你沒心情也沒什麼興趣，什麼看起來都無聊。
要找自己，就先給自己一個好心情去活著，活著也不容易哦~~

所以必須採取有效的對策來克服和防治其發生。 1．要重視復雜的社會因素對青少年心理的影響。青少年的心理活動，會受到社會經濟制度變革，文化、道德、法律等意識形態發展，善惡、美醜、是非、榮辱等觀念更新等方面的影響。所以，要克服逆反心理，不能把青少年僅局限在學校這個小天地里，而要讓他們置身社會，把對他們的思想情操等各方面的培養同社會政治生活、經濟文化活動以及社會道德風尚聯系起來，以提高他們心理上的適應能力，使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不致迷失方向。 2.青少年要學會正確認識自己，努力升華自我。這里須提倡自我教育，就是要求青少年要學會把自己作為教育對象，經常思考自己，主動設計自己，並自覺能動地以實際行為努力完善或造就自己。 3.要改善教育機制。教育工作者要懂得心理學和教育學，要掌握好青少年心理發展不平衡性這個規律；不失時機地幫助青少年克服消極心理，使其心理健康發展。教育工作者要努力與青少年建立充分信任的關系，要與他們交朋友，以誠相待，以身作則，杜絕出現「台上他講，台下講他」的情況發生。教育者要愛護和尊重青少年的自尊心，選擇合適的教育方式和場合，注意正面教育和引導，堅決反對以簡單、壓制和粗暴的形式對待青少年

㈢ 在辦案中如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要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首先需要法官正確理解法律，不斷的提高運用法律的能力。法律是我們手中的武器，法官必須精通法律，具有精湛的業務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各項法律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意，准確適用法律，真正堅持法律正義，才不至於在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不良風氣面前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其次，要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還需要法官有全局觀念和服務大局的意識。審判工作必須為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服務，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法院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審判人員只有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大局開展審判工作，才不至於迷失政治方向，才能充分發揮審判職能，為改革、發展和穩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們要充分認識審判工作為大局服務的重要性，牢固樹立全局觀念，努力提高為大局服務的自覺性與執法水平。充分發揮法院的調節、保護、規范等審判職能作用，有效運用司法手段，制裁違法行為，保護合法權益，化解社會矛盾，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努力實現審判工作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為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是我們審判工作的價值目標。具體到個案，就是要兼顧雙方當事人、國家、集體甚至第三人的利益。筆者認為，要做到這一點，法官應注意以下五點：

1、積極全面地履行釋明權。

總體上說，人民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對具體的法律規定知之甚少。有些當事人手中雖拿著法律條文，但往往一知半解。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對法官、法院判決的不滿常常出於對法律的誤讀或聽信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讒言，所以法官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需要就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多多向當事人解釋，以幫助當事人更好的參與訴訟，表達訴求，使自己不僅是優秀的法律適用者，更是光榮的法律宣傳者。

2、靈活運用調解方式結案。

在民事訴訟中，提倡「多調少判」，特別對涉及社會穩定的群體性糾紛、對法律滯後且如果判決可能會出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沖突的案件、當事人雙方今後仍然需要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婚姻家庭、相鄰糾紛案件、矛盾易激化案件，法官盡量尋找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點，通過訴訟調解達到平息糾紛的目的。

3、巧用自由裁量權。

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審判活動中，依據法律自身原則，結合具體案情，自行裁判之權。無論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還是刑事自訴案件，當調解、庭外和解等結案方式都沒辦法實行，而呆板地適用法律條文又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公正時，法官在綜合考量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兼顧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法定的裁量幅度內尋找利益平衡點並依此作出公正判決。

4、綜合利用案外手段。

勿庸置疑，司法並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一定情形下也不是最佳的手段。某些糾紛如一些深層次社會問題和矛盾糾紛，甚至一些因民間糾紛引發的訴訟案件，單靠司法手段難以有效解決，因此，通過案外手段解決糾紛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就顯得更為重要。基層人民法院所轄區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鄉土社會」或者說「熟人社會」，在這樣一個亞文化圈，可能有其特定且特別有效的解決糾紛的手段。它不像法律那樣受一定程序與規則的制約，利用這些手段可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事實表明，在「鄉土社會」，通過基層組織、德高望重的村民的調停、甚至村民自己的爭吵、協商，在很多情況下可能更有利於案結事了。

5、案中、案後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

有些案件，雙方當事人情緒都很激烈。實質上，不論法官怎麼判決，雙方都不會滿意。這就需要法官一定要依照證據進行裁判，並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及結案後，根據各方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分別做思想工作，努力爭取不出不穩定事件。當然，有時候光有說教還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法官整合各種社會資源，為弱勢群體爭取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比如為作為集體企業下崗職工的當事人爭取民政救助。

上述五種具體措施也是新時期黨和國家對法官提出的新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也是提高法官綜合素質的重要途徑。同時我們還需把握好以下三點：

首先，要樹立大局意識，提高政策水平，始終圍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開展審判。要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不能急功近利、只顧眼前利益，不能只顧局部、不顧全局。

其次，要增強服務意識，加強隊伍的作風建設，提高辦案的業務水平和審判藝術。要做到正確、准確執法，以法服人；要提高審判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讓人民群眾了解、理解判決，以理服人；要杜絕生、冷、橫、硬、煩等衙門作風，耐心細的做說服工作，以情動人。

最後，要增強公眾意識，擴大辦案的社會效果。要充分調動輿論的作用，使社會和公眾了解、理解和支持法院的審判工作，培養全社會自覺守法、護法的意識。

㈣ 初次步入社會容易迷失自我怎麼辦

初次步入社會容易迷失自我，對此有如下建議：
不要把適應社會和迷失自我對立起來。社會上有它的陰暗面，有人性的醜陋等等，這並不意味著你也必須同流合污。
當今社會，人性的光芒存在依舊。解決迷失自我的困惑、讓內心強大，意味著寬容、平和、堅強，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也不要著急。 被人誤解、算計其實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在壞人的映襯下，你更能感到好人、真情的價值；
某些事情上，你必須低頭服輸，也不意味著你就失敗了，當你爬上了某個高位，你失去的東西也更多。

㈤ 法律和道德，信仰與科學，哪個更能代表人類的最高理智

從表面上看這個東西好像都對人是相當重要的，但是硬要分出個高下的話，法律應該是不能夠被替代的。只有法律可以代表人類的最高理智，道德信仰和科學在法律面前都得靠邊站。

那些充滿人性的電影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人性是非常可怕的，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面其實都住著一個惡魔。一旦沒有東西來約束人們。那麼那個惡魔就會慢慢的強大，使人類完全迷失自我。那個時候不好的一面將會完全充斥著人們整個身體。而那個時候可能已經不算人類了，變成了一種比較聰明的動物而已。

法律代表秩序。在這個人類社會中，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那麼人們根本不可能取得現有的成就。他們可能因為意見不合而大打出手，這樣的社會將會變得混沌不堪，停止不前，甚至根本就不會有社會形成，變成獨居動物。有了法律也就有了秩序，人們按照規定行事，一起齊心協力。個人的力量或許很微弱，但是十個人就能打贏一頭老虎。十多億人就能讓地球為之顫抖，就可以征服自然。

㈥ 對中國法律現狀的認識和調查

我們絕不能輕視學科研究的目的，學科研究的目的型構著我們的學術理念，我們對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據其正當理念和正義理念的發展邏輯而獲得。傳統的西方法學是通過自然法的理想對其法律史研究進行型構，而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史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從法律的路徑對中國法律史進行研究時，當我們真正試圖從現代法的分類對中國法的歷史進行探索時，我們卻迷失了路徑的切入。建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尋路徑乃是我們當務之急。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體驗著百年不遇的社會轉型，西方法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法律的穩定時期或固化時期，哲理法學家始終是不受歡迎的。然而，在法律的發展時期，哲理法學家極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 [1]因此，對我們從事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人來說，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創造哲理法學家領袖人物的時代。 一、法的歷史研究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所謂歷史，不僅是指客觀歷史——人類的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的還是指主觀歷史——人們對自己過去的記述和認識）。由於我們在歷史中加人了人類的主觀認識，於是就形成了意義、思想。可見，「歷史學並不單單是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而且還是------『有意義的』記錄——即把各種事件都聯系起來的敘述。於是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問題，即它們之間被聯系起來就蘊涵著有歷史思想的性質。」 [2]法的歷史是由法的理論組成的，沒有法的理論就沒有法的歷史。當中國法的歷史被儒家學說型構時，就形成中國傳統的倫理法歷史。既然法的歷史與理論是統一的，那麼法律史學和法理學也應是相互影響的。法律史離不開法理學思考，法律史不應該僅是對人類的過去的法制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的記錄，而是對法律進步過程的理性探索。法的歷史進步乃是一種趨向於法律制度的進步，對這些制度而言，體現的是人類自由理念的展現。這種展現還被認為是與法理學的發展進程相符的，並與我們的學術發展相一致。 法理學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礎學科，法理學描述了人類自身對法的認識、其所處的法制環境、正確的行為標准、以及對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學總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問題，並試圖獲得一個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檢驗的法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程序基礎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繼續發展這些基本問題。同時，法理學作為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它主要是對法律史的內容進行整理和系統化處理。當然，這種系統化處理思維包含了法理學思維，這就要求法律史學家必須具有法理學的素養和眼光。龐德認為，「在法理學中，我們被認為是在探尋正義和正當理念的形而上學基礎並按照邏輯方法揭示這些理念以達成一個體系。在法律史中，我們被認為是在研究這些理念在歷史上的展現過程。法律史被視作是正當理念或正義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審判和學術研究中逐漸實現的記載。」 [3]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們日常的學術認知中，根本沒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麼是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回顧法律學術史上的學人與著作，能夠留存人們記憶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薩維尼的《中世紀羅馬法史》與《現代羅馬法體系》、梅因的《古代法》與《早期制度史講座文稿》，等等。我們很難說他們應歸於法律史學還是法理學，他們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卻被認為是研究西方法理學史的標准著作 [4]。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們法理學專業的必讀書本，同時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也正是這些法學巨著，給出了我們許多法律理論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乃是對一種自由自我主張的理念（即通過自由確定個人自己的關系和責任而得到表現的那種理念）的實現記載。」 [5]，等等。由於法律史學乃是對某一理念不斷展現的記載，所以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學思考。如果我們將法律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麼與法律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機構、司法機構也都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對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導是萬萬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一是對法制史學進行法理分析，即對法律史學家的工作進行邏輯的、概念的和認識論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或歷史進程的一般性質中去發現某種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學工作理解之外的含義或意義。如果我們依照歷史哲學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將這兩層意識表述為『法的客觀歷史「和』法的主觀歷史」。法的客觀歷史是把法的歷史存在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並試圖概括和發現它的本質、意義和發展方向、模式、節奏和規律等等。這是一種宏觀法史理論、法史理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本體論。法的主觀歷史則是法律史學家工作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及邏輯學等方面的問題，它並不涉及法律史學家和法的客觀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認識論。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反映的是一種研究個體的理念（這種理念乃是隱含在短暫無常現象背後的實在）追求逐漸展現的過程。所以，法史本體論研究的是法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東西，「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本體；是支配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歷史規律——不管歷史哲學家是否自覺意識到或是否真正發現這種規律。」 [6]法史本體論是對法的歷史進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學的歷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學的歸納、綜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定位 我國當今法律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設置，天生就與法理學保持平行的的關系，我國法律史研究並非起源於法理學研究。 由於中國傳統的學科的設置關系，人們對中國法律史的主觀認識要晚於中國傳統歷史的認識。中國法律史歷來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傳統法律史研究是依據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方法而展開。而就我國當代法律人對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還是對中國歷史承載著的法律信息的早期書面表達的理解。如：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最早資料是從公元前的殷周時期 [7]年到清朝末年間的書面記載，例如關於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還有各個朝代頒布的具體法律規定和特定法律行為的令狀。它的研究方法與我們傳統人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並無二樣。於是，這也使一些法律史學者認為，法律史學已經也就是依據歷代傳述者的記載，按年代的順序，對歷史上的法制事件進行忠實地敘述，而無需進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種法律史學觀常常導致法律史學者將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僅僅局限於對史料來源即傳述者的考證上。於是有些法律史學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學。 「黑格爾視歷史為一種理念逐漸展現的過程，歷史的撰寫也就是講述一種理念在人類經驗中最初是如何出現而此後又是逐漸實現的故事。歷史材料乃是這一理念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記載。」 [8]而筆者覺得，當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可能也在這里。當今我們許多法律史學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對法的歷史背後蘊涵的法理問題——如理念等問題的探討。這種不脫離法的理論的法史研究狀況，正在極大的制約著中國法律史學的發展。當前一些法律史學者皓首窮經，搜集了無數史料，編纂出無數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卻很少有長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韋伯關於一般學術成成就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的說法， [9]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隻有五年時間，而有些法史學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沒有學術生命了。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作者缺乏法理學的批判眼光，從而導致無法對史料作出客觀正確的判斷。西方19世紀的歷史法學家認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類社會控制經驗中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一種記載，而形而上學法學家則認為法理學乃是同一個理念的展開，而不論這個理念在倫理學上被視作是一種正當的理念，還是政治學上被視作是一種自由的理念。」 [10] 其實，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法律史的認知目的無法一言以蔽之。但無論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一般正義觀。另外，對於作為與一國法律體系的產生與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等基礎性關系的理解，也屬於法律認知的范圍。因為，法律史學的內在含義是以法的理性為線索對法律史實之真相的推理與考證，對事物之起源與原因的詳盡闡釋，對歷史事件知怎樣發生及為何發生的深入認知。所以，法律史學的研究必須將法理學深深地融入其中。對我們而言，法的歷史研究意味著對法之史實進行法的評價，以及對被研究者認為重要的、奇妙的、光榮的事件進行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法律史學家心中的法律觀和價值觀。每個獨立的法史學研究者都應該有自己的法學觀和價值觀，以及在這二者影響下的法學研究方法論。而這些又是法理學的范疇，因而，法的歷史研究擺脫不了法的理論影響。 「法律史和哲學之間仍存在著無數的交叉點和聯系線索。兩者都追求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學家首先關注法律生活中的歷史人物，而法哲學家則試圖認識一般正義原則；法律史學家揭示法律中的變化，而法哲學家則闡述法律中的永恆。兩種觀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補充：法律史顯示，在永不停止的變化當中總是存在不斷回歸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規則。對規范的需求和規范解決方案在一點程度上的永恆性是顯而易見的，這顯示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相反，法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一般基本原則只有在具體的個別規范中才能發揮其作用，並在具體判決的案例的判決中得到維護；如果他想認識現實，他就必須認識法律中的具體人物以及法律的可變性。」 [11] 三、我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進 筆者提出加強我國法律史研究中與法理學色彩，目的是為了法律體系中各種制度和准則的法理學基礎以及該體系中的理想要素，從而改變目前我國法律史研究中有史無理的狀況。 在我國當今的法學研究中，應該說，通過這幾年法律教育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設置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對法律史進行全方位的法理學思考卻比較缺乏。比如，當我們遇到社會轉型中的現實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常常會從我國歷史中去挖掘研究資源。如當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時，有人便提出中國古代的一國兩制；當遇到依法治國時，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的依法治國；當遇到司法公正問題時，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這些都是學術功利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中國法的歷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標准來證明中國法的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中國法的歷史科學將毫無存在的意義。其實，當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法律理念、價值，當它被人們重新認識，並賦予了現代人的價值標准後，實際上它已經體現的是現代價值的了。因為，從法理學的認知來看，古代法制與現代法制並非時間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理念與制度上的不同。 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歸於我們今天的學者，因為我們當今的法理學也沒有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種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種相對獨立方式追求著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實際是把法律史領域和法理學領域分而割離，而且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檢討和批判也是根據這些學說和制度分別論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學的指導，就會失去活力，成為一具無靈魂的軀殼或僵屍，將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史學前輩梁啟超說：「要之，苟無哲學是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 [12]他把哲學素養作為合格史家的必備條件之一。由此，作為法律史學家只有達到較高的理論層次，才能體現出法的歷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史學的作用。否則即使法律史學著作再具有在華麗的文采，考證技巧再嫻熟，對我們今天的法制技術來說也不過形同玩物而沒有法學價值，並可能最終導致法律史學的衰微。耶林也認為，法學家僅僅知道法律是發展之物這一點是不夠的；法學家不僅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發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法律至今的發展是為了什麼目的以及法律在將來是為了達至何種目的。 [13]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為我們提供若干對於法律哲學來說至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建構起一種普遍的法律史，進而還能夠揭示出下述問題：『法律在與文明理念相關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結果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進文明進步的。』」 [14] 然而，當今中國的法理學所表達的，並不是由中華民族的倫理習慣或經由理性而發展起來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學而組合起來的法的理論。這樣的法理學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與中國的法律史相結合，這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對我們目前的教育趨勢來看，移植、參照西方法理學似乎是每個學者的既定思維。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學能成為我們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模式嗎？如果是，那麼中國的法史研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學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我們一切思維的價值體現。西方法理學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問題，反而使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因此，整合中國法律史的資源，建構中國法理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任務。 在我們認知的著名各法學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們的學識無不是學貫法史學與法理學的。而且，法學流派的產生也無不是在尋找法史學與法理學的結合中分化、產生。西方學者貫通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刻意一這樣，而是學術研究使然。沒有史何來理；沒有理談何史。而中國法學，由於學者研究方式的單一性（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著力從其它視角來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創性、啟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將提煉出的科研成果適用於法律的其它領域， [15]致使缺失產生世界級的法學領軍人物。今天，在脫離法理學的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中，人們不得不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存在價值產生疑問。 筆者提出加強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學色彩，其深層意蘊是為了中國法律史研究能與中國的法理學相謙和。同時，筆者呼籲當代中國的法學巨匠的產生。

㈦ 為什麼一旦道德與法律分離,人們便在法律與道德的空白中迷失

道德與法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能把二者劃分開來，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道德與法律更是一個亘古不變的話題。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現代社會國家機器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結合實際上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完美契合。通過歷史演進的客觀規律不難發現，從法律的產生，再到實現法治就是一個道德和法律相互演進的過程。而在漫長的歷史進化過程中，儒家的倫理道德對各個階段各個時期中國的法制建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倡導意義。

㈧ 在這個人心復雜的社會，怎樣不會迷失自我遇到問題可以立馬找到一個最恰當的解決方法

冷靜、多思、尋求最佳方式與途徑。

㈨ 評論'潛規則"與法制社會的關系

「潛規則」盛行是一種反法制現象，是我國長久以來人治社會的餘毒。「潛規則」遵循的是權力至上、金錢萬能和人情第一，堅信權大於法、錢大於權。這嚴重影響社會公平，給「無權無勢」、沒「關系」、沒「背景」的普通大眾帶來更多焦慮，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大敵。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麼事，總喜歡託人情、找關系。不這樣做，他們就覺得不踏實，就會很焦慮。這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社會問題。求學就業，尋醫問葯……但凡生活中遇到難題，都離不開「關系」：找同學，托朋友……這往往讓人心力交瘁。
由於「潛規則」奉行者相信通過潛規則可以擺平任何事情，一旦遇上「麻煩事」，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托關系、走後門，通過權力、金錢、關系來擺平，而不是依法、依規辦事，通過正常的渠道去解決，故潛規則的市場很廣。
「潛規則」盛行是一種反法制現象，是我國長久以來人治社會的餘毒。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法律是一切人包括政府官員的最高行為准則，而「潛規則」恰恰要把體制內的事放到體制外去解決，堅決不按法律和規則辦事。它遵循的是權力至上、金錢萬能和人情第一，堅信權大於法、錢大於權。這嚴重影響社會公平，給「無權無勢」、沒「關系」、沒「背景」的普通大眾帶來更多焦慮，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大敵。
「潛規則」大行其道，首先是因為我們的規則存在著漏洞。人們習慣性地「找關系」，說明社會規則有漏洞可鑽。在社會轉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帶讓人情可以被當做交易的籌碼，人們更加傾向於「暗箱操作」、不守規則。其次，是因為社會上存在著「潛規則」文化。講人情、論關系在中國源遠流長，這跟歷史、文化等都有關系，短時間內很難改變。明知道「潛規則」違法，但操作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能擺平往往意味著個人或者單位的能量，擺平一件事，不管這件事是多麼惡心的事，一些人都可以拿來吹噓。最後，還與權力失去監督有關。一些公權力的掌握者，一旦占據了一定的位置、擁有了一定的權力，就自以為無所不能，能擺平一切事情。而一些先富起來的人，在經濟上富裕的同時，道德素養、財富品質卻沒有跟上，在巨大的財富面前迷失了自己，以為用錢可以擺平一切事件，顯得狂妄而無知。
要讓「潛規則」失去市場，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用嚴密的法律來彌補和修復社會規則中的漏洞，讓投機者無機可乘；其次，要對公權力加以嚴格的限制和監督，使公權力的運行置身於公眾和社會的監督之下，以陽光的操作和程序驅散擺平的黑暗，鏟除滋生擺平的土壤。最後，還要加強公民法治教育，引導公眾樹立法律至上、規則第一的理念，使法治文化代替「潛規則」文化，讓「潛規則」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㈩ 當一個人迷失了自我

人是在戰勝自卑、建立自信的過程中成長的。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自信對事業、對人生的重要性，但是知道自信的必要性，並不就等於有了自信。實際上，缺乏自信一向是困擾人們的大問題，有項針對某大學選修心理學的學生所做調查，其中有一道問題是個人最感困擾的事，調查結果顯示，缺乏自信的人佔75％的比率。在生活中，因循、畏縮、深陷於不安，無能感，甚至對自我能力懷疑的人，幾乎隨處可見。這種類型的人對於自己是否具有擔負責任的感疑慮。他們也懷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機會。他們總認為事情不可能順利進行，從而抱忐忑不安的心態。此外，他們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心中想要的東西。於是他們往往退縮而求其次，只要擁有些許的成就便覺心滿意足。 那麼怎樣建立自信心呢？ (1) 要為自己確立目標 確立目標既是人生成功的需要，也是激發人的潛力、最大化地創造價值的需要，所以，人生一定要有目標，有了目標，你就會想方設法為達到目標而努力，因而就不會為是否自信以及目標以外的事情所煩惱。其實，設立目標本身就是自信心的一種表現，你在心中有了目標，你的潛意識就會調動你所有的能量，為實現目標而努力。但在制定目標時要注意，一定要使目標切合自己的實際，不要好高騖遠。否則，一旦目標實現不了，你就會因此而產生挫敗感，從而打擊你的自信，使你喪失信心。 (2)發揮自己的長處 人是在戰勝自卑、建立自信的過程中成長的。天之生人，千差萬別，但比較而言，人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你在做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發揮自己的長處，避免自己的短處。如果你總是做不適應你的事情，老拿你的短處與別人的長處比，那你很容易產生自卑感，挫傷自己的信心。 (3)做事要有計劃 世界上什麼東西能給帶來信心？成就。成就是靠什麼取得的？努力。努力是取得成就的必要條件。但光努力還不行，做事還要講究方法、講究效率。社會上有很多人，他們整天忙忙碌碌，但如果你問他們取得了什麼成績，他們可能答不上來。對於他們來說，忙碌是他們工作必要的表現形式，如果不忙碌，好像就不是在工作。這就是做事不講究方法造成的。做事不講究方法，使他們做事沒有成效。久而久之，他們不只注重形式，而忽視了效率這一基本內容了。做事有哪些方法呢？做事的方法有很多，我認為其中做好計劃、按計劃行事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做好計劃、按計劃行事，不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體驗工作的節奏感，使你不至於把工作當作是一種苦役；而是當作一種享受，你在工作中感受生命的脈動，把握生命的韻律。「做事講方法、行動有效率」是我的信條之一，工作一定要講究方法，做好計劃。沒有計劃的人永遠被工作攆著走 (4)做事不拖延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缺乏自信，是因為挫折長期積累的結果，就是因為在日常一些小事情上沒有處理好，不斷積累，結果不斷地給自己增加心理壓力，久而久之，就會在心理產生一種失敗感，使自己覺得自己什麼事情也做不好，因而缺乏自信。所以，建立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認真對待每一件小事。凡是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不論大小，都要認真對待，把它處理好，首先給自己一個好的交待，讓自己滿意。就是對於建立自信來說，沒有小事。做事講方法，行動有效率。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養成做事專心致志的工作作風，同時，養成日事日畢的好習慣。不讓事務性的工作壓身、纏身，心理就會感到輕松，就等於去掉了自卑存在的理由，就很容易培養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