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否成為合同法主體

① 政府部門能否成為合同主體

可以的，比如買賣、租賃合同的主體

② 政府能否成為借款主體

政府不能成為借款主體。

政府所需款項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地方政府不可以直接企事業單位直接借款，可以由中央財政通過發放國庫券的方式向企事業單位借款。

政府借款的經濟功能：

一、彌補財政赤字;

二、為中央銀行買賣政府債券從而調節貨幣供應量創造條件。

為解決地方基本建設項目資金，由地方政府指定借款主體，以地方政府未來預算資金作為還款來源，用地方政府信用作為擔保的借款可稱之為地方政府借款。地方政府指定的借款主體向銀行借款已成為地方政府籌措資金的主要手段。

(2)政府能否成為合同法主體擴展閱讀：

一、借款主體的法律規定：

1、根據合同性質不得轉讓的合同債權。

包括：基於個人信任關系而發生的債權。如僱傭、委託、租賃等合同所生債權;專為特定債權人利益而存在的債權。例如專向特定人講授外語的合同債權;不作為債權。例如，競業禁止約定;屬於從權利的債權。例如保證債權不得單獨讓與。

但從權利可與主權利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可以轉讓。例如已經產生的利息債權可以與本金債權相分離而單獨讓與。

2、按照當事人的約定不得轉讓的債權。當事人在合同中可以特別約定禁止相對方轉讓債權的內容，該約定同其他條款一樣，作為合同的內容，當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此種債權不具有可讓與性。

3、依照法律規定不得轉讓的債權。合同法沒有明確規定何種債權禁止讓與，所以，依照法律規定不得轉讓的債權是指合同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關於債權禁止讓與的規定。

4、讓與人與受讓人須就債權的轉讓達成協議，並且不得違反法律的有關規定。

5、債權的讓與須通知債務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80條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債權人轉讓權利的通知不得撤銷，但經受讓人同意的除外。」

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轉讓通知是債權轉讓的一個必備條件。因為沒有通知，原合同對方當事人無法知道轉讓人對合同權利義務進行轉讓。轉讓通知應送達對方當事人。

二、變更時，應注意下面幾項：

1、債務人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應當經債權人同意。

2、債務人轉移義務的，新債務人可以主張原債務人對債權人的抗辯。

3、債務人轉移義務的，新債務人應當承擔與主債務有關的從債務，但該從債務專屬於原債務人自身的除外。

4、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轉讓權利或者轉移義務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強行借款16年不還，政府公信力安在

③ 行政機關作為合同主體的相關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所說的派出所和政治處是能作為合同主體簽訂合同的，但前提條件是要有他的有法人主體資格的上級機關的法人授權，既這個派出所和政治處代表他的上級法人主體機關，滿足這個前提條件他們才有作為主體簽訂合同的資格，你在與他們簽訂合同的時候，應要求他們出具法人授權委託書。
第二個問題，不是完全如你所說，有了執法權就有了簽訂合同的主體資格，而是看它有沒有獨立承擔權力義務的資格，也就是有沒有法人資格。法人下屬單位以自己的名義簽訂合同需要法人的授權。
第三個問題：也不是完全如你所說，他在得到有法人地位的上級單位的授權下，也能作為合同主體簽訂合同。哪怕是單位的一個自然人，他在有法人授權的情況下也能作為合同主體簽訂合同。
我在公司是管理合同的，有何問題可再交流。

④ 鄉鎮人民政府與企業簽訂的民間借貸合同效力如何認定

鄉鎮人民政府與企業簽訂的民間借貸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鄉鎮人民政府可以成為合法的放貸主體，法律依據是《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 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為生產、經營需要訂立的民間借貸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本規定第十四條規定的情形外，當事人主張民間借貸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合同法》第四十四條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

⑤ 政府與企業簽訂經濟合同。

"由於政府是國家的管理機構。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不是經濟合同法規定的平等民事主體，所以，目前我們國家不允許政府與企業簽訂經濟合同。"這種說法不妥當。
首先，政府機關如果購銷辦公物品、辦公樓裝修，一樣可以成為民事主體（政府機關是法人），一樣需要簽訂經濟合同，一樣可以簽訂。《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其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
【發文字型大小】中發[1984]27號 【頒布時間】1984年12月03日 【生效時間】1984年12月03日 ，所以黨政機關不允許經商辦企業。

⑥ 企業與政府可否簽訂協議

一般來說是可以的，因為比如行政合同就是政府可以簽署的范圍，一般涉及土地的出讓和政府購買等經濟類的合同。此時二者可以作為平等的主體簽署合同。

政府機關如果購銷辦公物品、辦公樓裝修，一樣可以成為民事主體(政府機關是法人)，一樣需要簽訂經濟合同，一樣可以簽訂。

《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其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發文字型大小】中發[1984]27號 【頒布時間】1984年12月03日 【生效時間】1984年12月03日 ，所以黨政機關不允許經商辦企業。

(6)政府能否成為合同法主體擴展閱讀：

企業與政府履行協議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1、作為企業，與政府簽訂合同時應當進行事前論證，充分調研。簽訂合同前，需查明是否存在與協議內容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或者政策性規定等。如果存在且與協議內容相沖突，或者有相應的強制性規定或禁止性規定，即使一方為政府，也需要嚴格遵守。

2、委託專業律師，進行風險評估。在簽訂合同前，委託專業律師，對合同履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評估，具體評估風險種類、風險值系數、出現風險的原因、相應的防範方案等，由律師出具風險評估報告。這樣即使履行合同過程中出現問題，也能有條不紊的解決。

3、發生意外情況，尋求司法救濟。如果政府因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原因違約、毀約的，可以起訴至法院要求繼續履行合同。如果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可以起訴請求解除合同，並返還已經支付投資款、租金或者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4、作為政府，在簽訂經濟合同時，屬於與企業地位平等的民事主體，同樣需要遵守法律規定。如果合同履行過程中需解除或者變更合同，且合同未違反相應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那麼可以與企業協商解決。

⑦ 國家機關能否作為簽合同的主體

可以，行政合同就可以。比如政府修路、架橋就是

⑧ 政府能否成為招商引資合同合同主體

按合同法規定,應當不可以.合同法規定合同當事人是法人/自然人/其他組織，對其他組織的涵義的描述中也不包括政府。所以，嚴格地說，政府不能成為招商引資合同主體，但政府可以藉助相應的政府平台來做這事。

⑨ 鄉鎮一級政府能否作為承包合同的主體

可以的，任何擁有使用權/產權的單位，無論什麼性質都可以作為合同主體存在

⑩ 行政合同的主體有沒有可能是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如果有請舉例

問題的緣起
基於現代國家職能與角色的轉變及公眾對行政民主化期望的要求而使得合同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國家事務
的方式已成為現代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普遍的、日趨增長的現象，這在行政法學界已達成共識。而行政合同的魅
力無非是權力因素與契約精神的有效結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通過相互交流與溝通而達成的協議，
因而留給相對人發揮積極性與主動性的餘地；另一方面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體仍保持其原有公權力的身份，
因而又能保證實現其行政目的。但正如民主與效率的矛盾一樣，使行政合同產生如此效能的權力因素與契約精
神在這里恰恰形成「悖論」，貫穿在行政合同中的契約精神旨在通過權力與權利關系的重新配置，讓公民享有
更多的機會來參與國家行政活動，從而實現行政的民主化與效益性。但這同時是以行政目的將難以實現為代價
的，因為「假如行政合同完全適用私法規則……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具有自利傾向的『經濟人』，在合同中會
怎樣地追逐個體利益而置公共的利益於不顧。」〔1〕可另一方面由於權力天然具有的侵略與擴張的本能， 如
果它的行使沒有合理有效的定位又會走向問題的反面——行政合同異化為行政命令。因而，行政合同效能之實
現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之上的：行政主體會合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可事實上——由於「行政公
益與公務員私益的相對分離足以導致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異化，即這種權力會走向法律賦予它的本初目的之反面
。」〔2〕那麼， 這種在合同中出現的權力因素其含義與性質是什麼呢？它的行使定位在何處？又應如何對其
加以必要的限制？本文的論述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
一、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目前，中國行政法學界部分學者通過對行政合同內容與效力的考察或對合同精神理解而認為行政合同主體
雙方權利義務對等或地位在本質上平等——這或許是對行政民主化的一種期望，但正如日本學者和田英夫所說
的：「行政契約最終要附帶條件，而且必然在行政法上受到修正、加工和改變，從而與私法契約相區別。」〔
3 〕即使因政府與公民都適用私法規則而素以平等自居的英國人也通過判例的形式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
關自由裁量權」之結論。因而，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確實存在的。不過，本文不想立即給這種權力因素下
個定義，而是先通過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理性分析來闡明這種特權的內涵與性質
。
（一）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
「企圖回到純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國家縮減到僅執行收稅員、警察和披戴甲胄的護衛之類的老的最小限
度的職能，實際上是拒絕整個現代文明的趨勢。」〔4〕較之近代國家而言， 現代國家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
的方方面面，包括管理、監督和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從傳統的奉行「不幹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轉而變為介
入社會各方面關系的國家。現代國家的職能變化與角色演變最深層次的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及人與人關系的復
雜化，「一個社會中權力的總量取決於該社會中相互影響的關系——即一個人或集團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或集
團的行為變化的那種關系——的數量和強度。」〔5 〕國家對社會經濟管理的深化及范圍的擴大，勢必將更多
的經濟關系包括合同關系納入公法的調整范圍，從而使得國家的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私法領域中的「意志自治
原則」或「契約自由原則」的衰落正是這一現象的體現。契約自由——「其流弊使經濟上的強者利用契約為欺
壓弱者的工具，或以契約自由為掩護而產生影響社會公序良俗的情事。」〔6 〕而現代國家的主要職能是實現
社會公共利益，因而傳統的唯當事人意志的合同不得不建立在公平觀念和國家政策的基礎之上。行政合同正是
在這樣一種社會基礎上作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的一種形式而出現，是國家的普遍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的結果，
從更直接的意義上說則是行政權力擴張的結果。因此，不難理解附合合同〔7 〕的普遍化與標准合同或一般合
同條款的普遍運用在現代已成為一種趨勢。
（二）權力因素的來源
那麼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基於何種理由而存在的呢？這是因為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只是安全與秩序，還
包括更重要的實質性公平，它要求權力中立於社會利益以便克服國家權力與個體自由的偏頗，「行政既然與國
家權力——社會的公共權威有密切的關聯，那它的性質也派生於社會的公共權威的性質變化而變化。」〔8 〕
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正是基於社會公共利益而存在，日本行政法學者南博方先生認為「若契約的延續將嚴重危害
公共利益時，則應給行政主體以單方解約權。」〔9 〕我國台灣著名行政法學者張載宇先生也主張：若為公共
利益之需要，「行政機關得以單方面意思表示而撤銷，利害關系人不得以撤銷權相對抗。」〔10〕由此可見，
基於現代政府之目的不僅是安全與秩序，還包括普遍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而這正是行政合同中權力因素存
在的根源。
（三）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特權」（privilege）一詞通常在否定意義上使用， 如：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
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實際上，「特權」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和（法律）許可的特權〔11
〕之分。本文所稱「特權」即為法律許可的特權。
通過前文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分析，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
質已大致明朗，它的定義也可概括為：在行政法上確認的或在行政合同條款中規定的，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
體為實現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不同於普通合同中規定的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關系而存在的對合同單行使公權力的強制性權力。在此定義基礎上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1.由於合同經常以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形式而存在，而在此作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體卻保持其原有公權力
的身份，因而冠以「特」字。
2.必須明確行政合同在作為政府幹預經濟手段的同時又是與相對人一方經合意而致的協議，因而，行政主
體的身份是雙重的——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與一般合同的當事人，特權只有在訂立或執行合同過程中遇公共利益
障礙時才出現。
4.特權在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性權力，因而它的行使必需以合同條款規定或行政法所確認的為限。
二、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內容
（一）國外行政法對特權內容的有關規定
行政合同被譽為是法國行政法一大創造，其對行政主體享有的特權也作了較為完整的規定：①基於合同當
事人必須得到政府信任，行政主體享有選擇合同相對一方並要求其本人履行義務權；②基於行政主體是公共利
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的指揮權，包括對合同履行的監督控制權和對具體執行措施指揮權；③出於公共利益需
要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變更合同權；④因情勢變更，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解約權；⑤對方當事人違反
合同的制裁權，這種制裁權包括金錢制裁、強制手段（如代執行）、解除合同（當事人有嚴重過錯，不給當事
人任何補償）。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是民事行為，但出於實際需要，政府通過在合同中具體規定特權的方式
（如在某些條款中規定政府享有單方變更權、單方解約權）要求行政主體在訂立合同時遵守。在英國行政法史
上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契約的義務與行政機關法定權力義務相沖突，契約效力如何？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
分院在對安菲特萊特案件的審理判決中宣布該合同無效，從而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結
論。〔12〕德國是較早用法律構建行政合同制度的國家，從其有關行政合同的法律規定來看「德國法既不存在
著任何法國法中強制執行合同的措施……也沒像法國法那樣賦予行政機關無論在什麼時候認為變更合同的條款
是公共利益必需的，則享有變更合同條款的普通權力。」〔13〕在德國，變更合同標的的條件受到法律嚴格控
制，然而「如果撤銷一個合同對於防止或消除某種對社會的一般福利的嚴重危害是必須的，那麼在任何時候，
則授予作為合同當事人一方的行政機關最終地撤銷合同的權力和單方面的解除合同的權力。」〔14〕日本、台
灣行政法也有類似於法、德式的規定，本文不再贅述。
（二）幾點啟示
1.由於行政機關所承擔的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因而必須賦予其一定特權。這可從法國、英國、德
國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可單方行使解約權或撤銷權的條款中看出。
2.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觀點已為各國普遍接受。
3.特權的多寡是各國依本國國情而作出的立法選擇，孰優孰劣難以定論。法國既有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
度，又有系統的行政契約理論，這同他們具有明確的公法、私法以及實行雙軌制的審判制度有關。在法國行政
機關可簽定兩種合同：一類是私法上合同，如購買辦公用品的購買合同，這類合同受私法調整由普通法院管轄
；另一類是公法上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這類合同受公法調整由行政法院管轄。但在英國法律中沒有明
確的公私法劃分，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民事行為，適用私法規則，因而也不難理解英國人是如此忌諱合同中
存在的權力因素，而德國人可以看作是介於英法兩國之間的一種做法。
（三）我國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立法設想
當前，我國行政法學界對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①行政主體單方面
選擇行政相對人而與之簽訂行政合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享有監督權或指揮權；根據公共需要，在情勢變更時
可單方面變更或解除合同；享有對對方的制裁權；〔15〕②有權要求合同對方履行義務；享有對合同指揮權、
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及制裁權；〔16〕③行政主體只在合同范圍、合同原則、合同訂立標准上有決定權。〔17〕
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
供服務和檢查監督。」《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第四十條規定「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
政府依法對企業進行協調、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應該說中共十四大報告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
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為我們研究行政合同提供了理論與法律上的依據，鑒於目前統一合同法正在起草過程中，
因此加強對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研究極具現實意義。那麼，應如何確定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具體內
容呢？筆者認為，至少還需要考慮以下4個因素：
1.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的行政權力一體化運行方式；
2.企事業單位與公民缺少社會責任感，習慣於唯命是從；
3.人際關系網特別復雜；
4.公民法律意識較為薄弱。
因此全面照搬法國理論，可能導致傳統體制中計劃經濟某些弊端復發而仿照英、德理論唯恐難以實現保障
公共利益之目的。本文基於上述4個因素考慮並借鑒法、英、德等國的立法經驗認為：在我國， 行政主體在行
政合同中特權應作如下規定：
1.對合同標的享有決定權。在普通合同中，其標的是經當事人雙方合意而定，但在行政合同中，由於行政
主體是公共利益判斷者，因而，合同的原則、范疇及標準的訂立只能由行政主體決定，相對人無權對合同標的
產生實質性影響。但合同動議之發出，須出於公共利益之需要，不得出於私利之考慮，如搞創收，等等。
2.否決合法招標權。即行政主體在簽訂行政合同時，對第一次中標人不滿意時，可進行第二次招標，而其
他簽約方式（邀請發價、直接協商）都可以為行政合同簽約時採用。此項規定既體現了公平競爭原則又符合同當事人必須得到政府特別信任之要求。
3.單方解約或變更合同標的權。此項規定對於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後的「防線」，但它的行使必須以公
共利益為前提。
4.仿照英國法做法，在合同條款中或在行政法中，依合同內容與種類規定如法國法中大小不一的特權。如
在國家訂貨合同中可以規定行政主體享有履行合同的指揮權與監督權，但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就不必規定發包方
享有此種權力。
三、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
（一）控權之必要性
「不受制約的權力卻極易由於其反復無常而漠視正義與安全的要求，這種反復無常使法律無法衡量不同人
的行為的法律後果。」〔18〕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如何合理行使特權是基於對以下2 個因素之初步考慮。
1.行政合同與行政命令或行政指導相比最大的優點是由於它是一種富有彈性的管理方式，既給相對人以發
揮積極性的餘地又可保證行政主體實現管理職能的要求，但這種效能的實現是建立在行政主體能合理行使特權
的假設基礎上的，而它的代價是行政合同可能異化為行政命令。
2.公共利益優先是行政主體享有特權的出發點，但「正當」、「必要」、「公德」、「公序良俗」等詞本
身就是一些措詞模糊的概念。「盡管行政自由裁量標準的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不難斷言由此帶來
的權力濫用」。〔19〕
（二）控權模式的選擇
在對權力行為的控制方面，法律力所能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著眼於行政行為的結果，通過詳細的實體規
則來實現對權力的控制；另一種是著眼於權力行為的過程，確定程序來控制權力。「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
程序保障的歷史」（〔美〕F·福蘭克福特）〔20 〕對於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本文認為除以責任制約、權
力制約、權利制約等著眼於行為結果的方式外，尤應導入程序制約模式，但對於程序控權機制的演進、功效、
意義在這里不想贅述〔21〕，本文旨在通過如何設計合理的具體程序來達到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行使特權時
既體現效率又保障合同相對方的權益，從而實現行政合同應有之目的。
（三）正當程序之設計
1.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標的的決定權無可厚非，但為確保行政合同標的之可行性，行
政主體在作出決定時應當進行可行性論證：即須給有關專家、學者或涉及合同標的利害關系人口頭或書面陳述
意見的機會，以供行政主體決定時參照。如行政主體決定簽定一個在沿江建築公路為標的的合同，則應當給沿
江漁民提供陳述意見之機會。
2.行政主體否決合法中標人時，本文認為應履行如下程序：說明理由，向被否決的中標人闡明其不適合承
擔此合同履行者之限制條件，以書面材料向其表明另有履行此合同者之優勢；聽取對方意見，允許被否決的合
法中標人表明對行政主體所作決定的看法；遵循公開與公平原則，聽取被否決的合法中標人與行政主體另行指
定的合同履行者之間的辯論。
3.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行政主體單方行使變更合同標的或解除合同權時除應當履行說明理由，聽取對方意見
兩項義務外，還應當履行先行告知義務。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掌握大量人力、物力及信息資料，完
全有能力預見社會的需要，先行通知合同的相對一方可以避免其財力的浪費。
4.行政主體認為相對人不適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而行使制裁權時，首先應當以書面或口頭形式
催告當事人，並應給予一定期限從而使其有申請補救的機會；當催告無效，行政主體以書面形式出制裁決定時
，必須先通知合同相對方當事人到場，聽取其意見，給予申辯機會，並且應當允許其聘請代理人，向其說明作
出制裁之理由並出示有關書面、文字材料作為證據。合同相對一方當事人對制裁不服時，應當給予其合理期限
向上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對行政機關而言，遵守程序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但如果這能減少行政機構運轉中的摩擦也是值得
的。因為程序促進了公正，減少了公眾怨苦，其作用是促進而非阻礙了效率。」〔22〕以程序制約特權只是本
文一種嘗試，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