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法的迅速發展時期
① 在中國,經濟法學的真正發展,是在什麼時候
經濟法學產生來於20世紀20年代的源德國。在中國，經濟法學是在1979年以後，隨著經濟法制建設的加強，隨著經濟法研究和教學工作的開展而產生的。中國的經濟法學，產生得晚，發展得快。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加快，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完善，當然我國的經濟法立法慢慢萌芽、成長，經濟法學也逐漸興起。
②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是在那一段時期 具體時間 當時發展什麼行業的
他提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可分為四個階段，它們分別是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前三個階段是國家競爭優勢發展的主要力量，通常會帶來經濟上的繁榮。第四個階段則是經濟上的轉折點，國家經濟有可能因此而走下坡路。
階段一：生產要素導向
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幾乎所有的成功產業都是依賴基本生產要素。這些基本生產要素可能是天然資源，或是適合農作物生長的自然環境，或是不匱乏且又廉價的一般勞動力。這個階段中的鑽石體系，只有生產要素具有優勢。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具備相關資源的企業才有資格進軍國際市場。
在此一階段的本地企業，完全以價格條件進行競爭，能夠提供的產品不多，應用的工藝技術層次也不高，技術本身也是廣泛流傳、容易取得的一般技術。此外，企業本身尚無能力創造技術，必須依賴外國企業提供經驗與技術，企業本身能表現的技術主要是來自模仿，或是在本地投資的外商所引進的。也就是說，本地企業擁有的較高級的產品設計和技術，大多來自外商投資興建的一體化作業工廠，或是由選擇該國作為生產網點的外商提供的，或是本地製造企業以半成品加工方式學習來的。處在這個階段的企業，很少能與產品的最終顧客直接接觸，海外市場的貿易機會也掌握在外國代理商手中。另外，有些外銷產品，在本地的市場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需求的。
生產要素導向階段的經濟，對全球經濟景氣循環與匯率變動非常敏感，因為它們會直接影響產品的需求程度和價格高低。同樣，本國生產要素一旦不如其他國家，產業將嚴重受創，喪失領先地位。盡管充沛的天然資源能帶來一段時期的高收益，但是對提升生產力的幫助並不大，其中原因將在後面解釋。
每個國家都曾在某段期間經歷過生產要素導向階段，目前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正處於這個階段。另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天然資源特別豐富的國家，也處在這個階段。
一般而言，能夠從生產要素導向階段邁出，成功轉入下一個階段的國家並不多。在這個階段中，以國內需求市場為主的產業可能因進口替代效應而持續擴張，但是驅動它發展的力量是政府的保護措施不讓外國競爭者加入的結果。進口替代型產業基本上缺乏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條件，而且保護政策一旦擴散，反而會因產業缺乏效率而降低國家的生產力。
階段二：投資導向
在投資導向階段，國家競爭優勢以從政府到企業之間積極投資的意願和能力為基礎。這個階段的企業投資行動頻繁，它們會大量投資興建現代化、高效率與大規模生產的機器設備廠房，並努力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最佳的技術，也常以付專利費、合資或其他途徑找尋更精密的外國產品和製造技術。這一切行動的目標，都在於提高更精密產業與產業環節的競爭能力。雖然這個階段的企業努力爭取到的技術仍落後於國際領先企業（原因是各企業保留了最先進的技術），但至少是公開渠道中最進步的技術。此外，投資導向階段的企業不單單應用外國的技術和方法，同時也致力於改善外來的技術。企業具有能吸收並改良外國技術的能力，是它們突破生產要素導向階段、邁向投資導向階段的關鍵。當企業進入投資導向階段時，外國技術和方法大多僅供內部參考，主要依靠的是自行改良行動。由外國協助興建的一體化作業工廠，此時已不能滿足企業的需要。
面對國內競爭的年代，當國家處在投資導向階段時，政府、人民和企業都會致力於生產要素的發展行動，並努力進行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以提高競爭條件。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雖然大量增加，但薪資仍低廉。這些技術人員能操作精密復雜的機器設備，甚至改進技術。企業也開始建立國際營銷渠道，並嘗試與產品使用者直接接觸。同時，它們也能為國外大客戶提供半成品加工服務，並尋求與外國企業合作的機會。這段時間，國內市場競爭加劇，促使企業努力降低成本、改善產品質量、引進新模具和現代化製造工藝。第二階段的企業也會把目標定在支持技術和資產的投資上。企業同時開始勇於冒險，因為許多產業出現新的企業，國內的競爭也已達到白熱化程度。
當國家處於此階段時，競爭優勢來自從生產要素、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到競爭環境等一連串的改善。企業雖然仍依賴基本的生產要素而獲利，但也將競爭優勢延伸到了花費不高但屬於更高階段的創造性生產要素上面，國家也在一般性的生產要素上佔有相對優勢（如大學程度的工程師）。大環境中的教育和研究機構等生產要素創造機制，也運作得更順暢了。在這個階段中，由於技術更專業且充分內化，設備也接近現代化程度，這個國家的生產要素也將得到更有效率的應用。
小試鋒芒的階段投資導向階段的含義是，舉國上下願意投資一些最基本的優勢階段，但是這種投資不足以發展獨特產品或應用獨特流程。企業仍在標准化程度較高、價格競爭比較敏感的市場環節中競爭，它們的產品設計也會遷就外國市場的需要。這一類型的產品通常比全球最先進的產品晚一個世紀左右。同樣，企業的工藝技術雖然幾近精湛，但比起最先進的技術也還差上一截。不過，和生產要素導向階段相比，處在投資導向階段的國家已經能在更廣泛的產業和產業環節中競爭，而且有些產業已有較高的進入壁壘。有些領先產業也開始將新的優勢擴展到相關的產業上面。
投資導向階段的國內需求基本上還是比較簡單的，主要是因為國民生活水平雖有改善，但仍普遍偏低，而且在起步過程中仍能專業化的企業並不多。因此，有些出口產業的產品甚至完全不在國內的市場上銷售。這個階段所產生的競爭優勢主要來自供給面而非需求面。
然而，能夠在投資導向階段脫穎而出的國家，大多是國內市場需求較高的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因為國家的地理位置，對航海運輸有很大的需求而先後發展出成功的造船業），或是國內有特殊的大量需求，而外國卻忽略的產業（如日本人對小型黑白電視機的需求）。
強調發展本國智能在投資導向階段，相關產業和支持性產業通常還未發展。相關產業的生產幾乎清一色依賴外國技術、外國設備，甚至外國零配件。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工藝流程雖然很現代化，但是仍落後於發達國家，它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也影響並限制了自行創新的步調。
在投資導向階段，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領域：特別講求規模經濟的產業，資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零件與標准化產品產業，比較不講求售後服務技術的產業，不怕轉移且為其提供產品和工藝流程的來源不只一處的產業。當國家處於投資導向階段時，最重要的優勢往往還受限於低勞動力成本、大規模生產、應用現代化設備的產業。一般而言，這類產業通常是相對較成熟的產業，是下游成品、基本零部件差異不大的原料產業。以成熟產業為例，外國競爭者可能因為設備陳舊過時，而將生意轉給敢於更新資產設備的投資導向階段的國家。
盡管很多人認為技術無國界，但從投資導向階段來看，這種說法有待商榷。處於投資導向階段的企業，往往只能吸收或爭取到某些產業的技術，所發展的生產流程和模具也無法持續，原因就在於這一階段仍缺乏能夠積累經驗和高度專業化的人力資源。通常，它們在其他國家的企業因競爭壓力而有意尋求海外合作時，才有機會取得這些重要技術。
投資導向階段的另一個特色是機會大幅增加，工資與生產成本開始起伏波動。對於習慣價格競爭的產業和產業環節來說，此時它們逐漸喪失了競爭地位。與生產要素導向相比，投資導向階段對匯率和全球市場變動的抵抗力雖然提高了，但體質仍很脆弱。由於選擇外國現有技術、發展大規模生產，以及和更發達國家供應商的關系都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以有些產業不得不以失敗收場或失去競爭優勢。
當國家處於投資導向階段時，競爭優勢主要來自基本的生產要素和投資意願。政府在這一時刻的角色也很重要。政府可以引導有限的資本流入正確產業、鼓勵冒險精神、提供暫時的保護措施以鼓勵新企業加入國內市場、發展更有效率的基礎設施、激勵企業獲取國外技術、鼓勵出口等。在這段期間，雖然企業在創造更高級生產要素上的能力已經增加，但政府仍需要扮演帶頭的示範角色。
投資導向階段的經濟，需要舉國上下有重視投資與長期經濟增長的共識，而不是一味追求眼前的消費與平均收入。由日本和韓國的情形可以看出這種共識的威力。這個階段的政府政策講求效率，決策流程強調紀律、果斷和長期規劃。政府應該持續承諾改善生產要素質量，並在提升競爭力的先決條件上做投資。政府也可以輔導重點產業，以營造一個積極競爭的國內市場。政府對企業的保護措施是暫時性的，目的在於刺激產業改善和創新。但必須注意的是，保護葯方一開，也可能成為永久性的毒葯，政府的最大考驗就在於為這些善意行動掌握標准。投資導向階段的一些發展因素如果處置不當，經濟發展仍可能失敗。因此，穩定的政府、良好的行政人員，以及能抗拒特權的社會能力，是推動產業發展的理想狀態。
一個不容易跨越的門檻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中，投資導向階段很早就出現了。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國際性流動，也不是今天特有的現象。比如說，19世紀時，德國產業就有計劃地進口英、法等國家的技術，並吸納它們的工程師以提升德國的產業水平。同時崛起的美國經濟，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投資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普遍，想要進入投資導向階段的困難減低了，原因是全球市場對技術、材料和資金的需求比以往更大，各國也開始採取更積極的產業政策。
投資導向階段也是多數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門檻，能成功跨越的並不多。（類似於中等收入陷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成功的例子不外乎日本與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香港、西班牙和巴西本來有機會成功，但是它們被各自的缺點限制住了；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有些缺乏強有力的本地企業，或沒有內化的產品和工藝流程，或企業對主導國際銷售渠道的誠心不足，或缺少充分且進步的生產要素，或內部競爭不夠激烈等。
階段三：創新導向
當國家進入創新導向階段時，許多產業已出現完整的鑽石體系。在這個階段中，鑽石體系的所有關鍵要素不但發揮自己的功能，而且交互作用的效應也最強。
呈現銳不可當的競爭力。當國家處於創新導向階段時，各種產業和產業環節中的競爭開始深化與擴大，代表這個國家的特殊環境與歷史文化傳統特色，也在特定產業與產業環節中出現。由於個人收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對便利的需求增強、國內競爭激烈，消費者的需求也更加講究了。產業集群中的企業也以自己強勁的競爭實力，影響著相關企業與國內客戶的精緻化。許多產業因為蓬勃出現的新企業而加速改善和創新的步伐，重要的產業集群開始出現世界級的支持性產業，具有競爭力的新產業也由相關產業中產生。
產業處於創新導向階段時，依賴生產要素而形成競爭優勢的情形越來越少，許多產業也在升級過程中，擺脫了生產成本與幣值匯率的威脅。產業雖然沒有生產要素優勢，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創新，產品與製造技術也不斷往前推進。大環境中，更高級的基礎建設、研究機構與更具水平的大學體系也在形成中。這些新機制不但保持自我強化狀態並創造高級而專業化生產要素，同時也與特定產業形成聯系，營造出銳不可當的氣勢。鑽石體系正在產業與產業集群中發揮自我強化功能。
這個階段被稱為創新導向階段，原因是企業除了改善國外技術和生產方式外，本身也有創造力的表現。本土企業在產品、工藝流程、市場營銷和其他競爭方向上已經接近卓越的程度。同時，如果有相關產業的支持，本國有利的需求條件、堅強的供應商產業基礎、專業化生產要素，可以讓企業持續創新，它們的創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產業出現的原動力。
投資國外的階段。當國家經濟處於創新導向階段時，企業會轉戰國際市場的差異化產業環節。它們的競爭雖然離不開成本，但競爭方向卻從生產成本轉至生產率上，因為它們更強調先進與高級的技術表現。同時，企業也開始逐步撤出價格競爭或比較簡單的領域，並將這些領域讓給其他國家。
這個階段的企業除了有自己的全球化戰略並逐步鋪設國際營銷與服務網路之外，還搭配已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活動，並採取國外設廠的製造方式以降低成本，並加強對當地市場的影響。這些企業活動顯示出創新導向階段就是投資國外的階段，而這些表現與鑽石體系功能的充分發揮有很大的關聯。
垂直深化發展。當國家進入創新導向階段時，國內產業可以朝好幾個方向發展。當一些率先進入這個階段的產業發展出高層次競爭優勢時，這些競爭優勢也在發展過程中擴散到其他相關產業。就這個方面來說，產業集群會以垂直深化的方向發展。下游產業的產品競爭力會帶動上游、供應產業（包含機械設備業）；同樣的活動也可能是由上游延伸到下游。這種情況最初只在國內進行，然而只要經濟體系健全，很快就會擴張到全球競爭。垂直深化的產業集群也許是由生產要素導向或是投資導向形成，而一旦出現深化現象，即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已具有基本的創新能力。
橫向水平發展。創新導向的第二個方向是，產業集群由縱向轉為橫向的水平式發展，形成更新更大的產業集群，這一步是由既有的企業或新加入的企業共同推動新產業而形成的。當國家生產力的提高並非依賴極少數產業的出口表現，而是由各種類型的市場表現撐起時，這個國家的經濟正在發展。這個方向的發展過程會減少經濟危機，原因是國家不再受少數產業的影響，企業也因專業化需要而朝向生產力更高的產業環節推進，生產力低的活動則逐漸移到海外進行。當產業處於縱向、橫向交織發展狀態中，企業有非常多改善和創新的路徑可以提高本身的生產力。水平化的發展方向也會創造更多跨產業的擴散效應，使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過程更扎實堅固。
服務業走向國際化。創新導向階段的另一個特色是：受到製造業發展的刺激，國內的優質服務業也將實現國際化。當國家處於生產要素導向和投資導向階段時，該國服務業很少能在國際市場上抬頭。唯一的例外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海運業，或海外工程建設產業的一些產業環節。反過來說，國家經濟處於創新導向階段時，服務業會因先進企業對市場營銷、工程顧問、測試業等更專業化的服務需求而蓬勃。工程顧問、廣告等高水準的服務業，會因更專業的人力資源和生產要素需求而出現。本國服務性企業會隨製造業的國際化而走向海外。高學歷、高收入和專業化的消費者，也需要更專業的服務，而本國需求正是服務業創造國際空間的根基。
和前兩個階段相比，創新導向階段特別強調高質和富裕，同樣使得高級服務業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不過，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優勢能否順利產生，仍必須有其他條件的配合，在這方面，美國和瑞士的表現就很成功，德國與義大利就遜色許多。
當國家經濟處於創新導向階段時，對總體經濟的變動和外在事件影響的免疫能力也最強。處在這個階段的產業，因為競爭焦點放在技術與產品差異上，成本與匯率變動的打擊有限；企業的全球化戰略也能減輕環境變動的影響。有競爭力的產業更因本身的多元化，而避開了它對任何單一部門的過度依賴。
政府要無為而治。處在這個階段的政府，角色也不同於前兩個階段，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過去干預產業的做法。如果政府繼續執行資本調度，採取保護、設置產業進入門檻、出口補貼等直接干預行為，只會打壓以創新為競爭基礎的效率。刺激創新的沖力、培養創新的技術、發展方向的取捨等大多數活動，此時應該交給民間部門負責。當一個經濟體走向深化和多重方向時，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發展產業的動向，而國際化程度高的企業越來越多，也減弱了政府的指引作用。此一時刻的政府應該做一些間接活動，諸如刺激或創造更多更高級的生產要素、改善國內需求質量、鼓勵新商業出現、維持國內競爭熱度等。另外企業則應自行扮演更積極創造生產要素的角色。
在19世紀前半葉，英國已經走到創新導向階段。美國、德國和瑞典則是在21世紀先後進入這個階段。70年代的日本和義大利也處於創新導向狀態，不過對義大利而言，它的北部地區可能從12世紀初就已進入創新導向階段了，只是當時的產業內容與今日是完全不同的。
階段四：富裕導向
如果能持續國家發展動力、充分發展本國優勢，那麼應該可以順利通過競爭優勢發展過程的前三個階段。國家的競爭優勢會越來越激烈，有競爭力的企業與產業也會越來越多，跟不上步伐、生產力低下的產業環節，也將被淘汰。
社會價值掛帥。富裕導向階段的情況與前三階段正好相反，這個階段是經濟走入衰退的局面。主導這個時期的力量是前三個階段積累下來的財富。但發生的問題是，處於富裕導向階段的國家，既有的財富並不足以支撐經濟本身的需要。形成這種困境的原因是，投資人、經理人和員工試圖拒絕新的轉變，持續投資和創新的行動也已不再，經濟發展的步調被打亂。此一階段的國家經濟目標也與過去不同，重心放在社會價值上面，但是很多人卻忽略了，社會價值其實是根植於經濟持續進步的基礎上的。
進入富裕導向階段後，企業也開始喪失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會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包括：國內的競爭活動衰退、經營戰略由積極轉向保守、企業再投資的意願降低、大企業左右政府保護政策使自己與競爭者隔離。另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業家逐漸凋零，取代他們的是習慣在體制內活動的新生代經理人。企業、工會相繼失去冒險精神，也缺乏競爭的熱情，創新沖勁與敢向成規挑戰的勇氣也不復存在。員工因收入提高、視野開闊，而不再熱衷於工作。勞資之間也為了維持自己既得的權利，關系日漸僵化；勞資的互不相讓又成了改善生產力的根本障礙。
處於這個階段，人們對其他領域的工作興趣遠大於產業界。實用主義的教育觀念逐漸消失，社會和家庭對教育的疏忽，又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社會對創造生產要素的投資比例大不如前，其他領域的投資反而抬頭，而國家對有錢人課以重稅的趨向，又壓制了人們的投資意願。總而言之，富裕導向階段的最大諷刺是，產業投資表現不但不足，而且還在慢慢衰退中。
處於此一階段的國家，過去成功積累的資金也使國內資本市場結構出現改變，投資人的目標從積累資本變成保留資金。經濟體系創新速度減緩，又造成產業投資利益不如從前。資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動產上面。
經濟活力開始下降富裕導向階段的另一個特徵是企業並購。因為企業擁有的資金已超過內部需求，但又不願意冒險投資成立新企業，自然將目標轉移到並購其他企業上。並購同時也反映出企業不願競爭只求穩定的態度。對企業而言，並購造成了一個不必成立新公司也能持續發展，或是在現有產業中擴大自己實力的假象，然而並購活動對產業創新的傷害大於幫助。
由於客戶忠誠度和市場佔有率不會一夕之間消失，處在富裕導向階段的國家的經濟衰退情形開始時並不明顯。然而當高生產力的產業和產業環節失去既有優勢時，既有的產業集群將如滾雪球般被解構。這個解構過程是，不再創新的產業變成上游供應產業的負面客戶，也不再是下遊客戶創新進步的媒介。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一度撐開的經濟將受到限制，基礎產業和下游產業首先失去競爭優勢，接著零配件、機械工業也喪失了競爭優勢。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可能因為國內的特殊需求，或在實力強勁的特定相關產業支持下，迸出幾波競爭力火花。而其他不斷進步的外國企業則憑其新起的競爭優勢，開始購買富裕導向階段國家的企業，並將它們納入自己的全球戰略中。外商也在這個國家建立子公司，導致當地公司的國內市場佔有率逐漸流失到外人手中。
當企業無法維持高層次競爭優勢時，本國許多產業的規模也會縮小，重回價格競爭的戰場上。工資增長緩慢和失業率升高，也使得企業降低改善生產力的意願，進而放棄國外市場。當個人收入低於其他發達國家時，國內市場的需求質量和挑剔程度也開始下降。一個諷刺的現象是，處於此階段的國家，能夠維持競爭優勢的產業，必然是人力素質和技能不遜於其他發達國家但薪資相對較低的部分。不過，由於經濟停滯的壓力越來越大，勞資間的關系越來越差，創新行動也越來越弱，易攻為守的企業，心情日漸沮喪，向政府求援的聲浪也大量增加，結果對產業發展又造成更長遠的傷害。
維持優勢的四類產業。在創新導向階段，國家的創新和競爭優勢都處於巔峰狀態，富裕導向階段的情況則剛好相反。能在這個階段仍保持競爭優勢的企業，大致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是本國仍維持高水準和高級需求的產業。這類產業是靠國家過去積累的財富而存在，像個人資產、高收入、奢侈需求。金融服務業、娛樂業、以便利為導向的產業等就是其中幾個例子。第二類產業是該國長時間投資特定領域所形成的，這些領域包括基礎科學、藝術、高級專業化教育、充沛且高水準的人力資源，或是如健康醫療、國防等社會開支的領域。這些有歷史背景的財富，表現在產業上如生物科技、教育服務、太空科技、國防武器等。第三類產業是具有搶先進入優勢的產業，它本身具有品牌忠誠特性（如香煙），或是長期不曾發生重大變化或技術不連貫現象。第四類產業則是該國保有初級生產要素優勢的產業。這四類產業的共通點是富裕，富裕是這個階段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在富裕導向階段，服務業所扮演的角色很復雜，由於許多服務業的競爭是屬於本土化多國競爭性質，必須通過在當地設立分公司的方式進行。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服務業在國際競爭的消長並不如製造業大。因此，處於富裕導向階段的國家，服務業占國家收入的比重往往繼製造業之後快速崛起。由於財富會創造有利的本國需求條件，有些領域的服務業（或與其相關的製造業），甚至還會繼續擴張。不過，由於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本身就在發展中，要定出它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並不容易。而且，服務業在國際上的成功不表示製造業開始衰退，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某些服務業的表現，會反映出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兩極化的表現。富裕導向階段會導致經濟衰退，因為處於這個階段的產業競爭優勢，並不足以支撐生產性就業、維系生活水平的需要。處在這個階段的國家經常會有兩極化的表現。首先，它是一個富裕國家，它的企業和人民在享受過去努力成果的同時，資金與財富毫不匱乏，這也是每個國家長期努力想要達到的目標。處在這個階段的國家，可能對國內的產業投資不足，但在海外投資卻出手大方。另外在對外投資活動上，本國企業也逐漸從延伸本國力量或技術輸出（這是創新導向階段最常見的活動），轉變為純粹的資本輸出，本國企業可能運用資金買下外國具有競爭力的企業，但是經營管理上仍是完全交由對方負責。
富裕導向階段的另一方面，則是一個暮氣沉沉、委靡不振的國家。這個階段的許多企業會有接二連三的問題，失業壓力持續上升，生活水平也不斷下降，社會福利費用大幅超過經濟能提供的程度。對有錢人課以重稅似乎成為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的唯一可行辦法，但這又傷害到大眾的投資意願。這段衰退過程可以拖延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經濟出現新的撞擊為止。
雖然以上研究作者沒有具體探討中國面臨的問題，但是研究對象中包括日本、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仍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③ 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恢復發展時期的經濟（1949~1957年）。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運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奇跡般地在戰爭廢墟上恢復了國民經濟，並在此貧窮落後的基礎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一五」時期開展了以「156項工程」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建設，為我國基礎工業體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大大縮短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距離。
2、第二階段，動盪發展時期的經濟（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進行經濟建設的時期，是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時期，前幾年是失誤，後幾年糾正和彌補失誤。總的來說，1958~1978年的20年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時期，是帶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開始，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最後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困惑而結束。
3、第三階段，經濟體制轉型初期的經濟（1979~1991年）。
中國20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所經歷的曲折、挫折、災難、困惑，孕育著一場新的探索。國民經濟經歷了1986~1987年的「軟著陸」，1988年價格「闖關」和1989~1991年治理整頓的曲折。
4、第四階段，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中國經濟（1992~2002年）。
1992年鄧爺爺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的召開，統一了全黨關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方面的認識，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3)中國經濟法的迅速發展時期擴展閱讀：
中國發展的最新階段：
在新時期、新階段，中國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我們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國有企業改革向縱深推進，依法加強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擴大企業投資自主權；進一步健全商品市場，發展要素市場，加快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
④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經濟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
1949-1957年是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時期,也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4這一時期，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國民經濟正待恢復。這一時期我國經濟明顯發展，到1954年底國民經濟根本好轉。1953-1957年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都明顯的向社會主義過渡，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1958-1962年是在探索中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從中共八大開始，中共進行了一系列探索，有成功，也有像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失誤。直到中共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共才初步認識到經濟發展中的錯誤。
1963-1965年是曲折中的三年，也是建國以來我國經濟最困難的三年。這一時期，左傾錯誤在黨內泛濫，加著蘇聯的背信棄義，自然災害嚴重，我國經濟出現嚴重困難。
1966-1976年是文革十年。這一時期階級斗爭嚴重，黨內的左傾錯誤泛濫，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動盪，但在廣大幹部群眾的努力下，國民經濟也有所發展。
1976-2000年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過中國，計劃經濟體制變為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社會主義蓬勃發展。
其實，在史學界還有一種分法：1949-1954年是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時期；1953-1956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7-1966是探索中前進的時期；1966-1976是文革十年；1976-今天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時期。
⑤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是是從幾幾年到幾幾年
04年，《外交季刊》登過一篇文章「一個正常的國家」，作者是學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們針對當時西方媒體、學者和政治家將俄羅斯的情況描述得一團漆黑的情況，試圖論證俄羅斯的情況雖然不那麼好，但其實也不那麼糟，是個「經濟中等、政治湊合」的「正常國家」。之所以那麼多人唱衰俄羅斯，大約一則是因為很多人還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羅斯剛開始轉型的那幾年，二則因為蘇聯的歷史地位，人們對俄羅斯的預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俄羅斯——乃至轉型後的中東歐地區的，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媒體和學界談到轉型後的前蘇東地區，也是條件反射般地將它與「亂」、「崩潰」、「衰退」、「動盪」、「教訓」等詞語聯系在一起，以至於在很多中國人的腦海里，因為蘇東的經歷，「轉型」成了「狼來了」裡面的那個「狼」。
金雁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就是試圖幫我們摘下有色眼鏡，「用發展的眼光」，去觀察和了解一個正常化的中東歐。換句話說，這是一本挑戰迷思、破除成見的書。
成見之一就是轉型之後，中東歐各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民不聊生。由於經濟體制的巨大變動和貿易體系的重組，很多中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的確經歷過經濟蕭條、通脹飆升的階段，但是轉型的陣痛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逐步讓位於正常的發展。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機時期和個別國家，大多中東歐國家都經歷了相對高速的增長。比如，就人均購買力GDP來說，世行數據顯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則達到25232美元；匈牙利則從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蘭從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羅斯從9119升為18963美元；就連經歷過戰火的塞爾維亞，人均購買力GDP都從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數據）上升為11719美元……也就是說，過去20年，大多中東歐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基本實現了翻番。中國由於起點低，經濟增長當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國的人均購買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遠不足以驕傲地「一覽眾山小」。
更關鍵的是，中東歐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急劇的貧富分化。從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來看，中國近年的基尼指數達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數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蘭0.35（2005年），羅馬尼亞0.32（2008年），塞爾維亞0.26（2008年）……可以說，除了俄羅斯這個「特例」（2009年達0.43），中東歐地區盡管市場轉型，依然屬於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區之一。
成見之二是，轉型之後議會政治「吵吵嚷嚷」，政黨頻繁更迭，社會動盪不安。不錯，走向議會政治之後，中東歐各國走向了多黨政治。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已經經歷了幾次不同政黨之間的權力更迭。但多黨政治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過度的社會動員，造成社會動盪？未必。固然，有了議會政治，媒體上會多出議員們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畫面，但如果一個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麼把矛盾放到議會這個「容器」里讓官員幫助百姓打「代理戰爭」，可能反而比讓矛盾遍地開花要好。畢竟，議員們在議會里相互吹鬍子瞪眼，總好過民眾今天澆汽油自焚表達利益訴求、明天拿著刀去警察局砍人。
成見之三，則是我們多年來對「休克療法」不由分說的批判，對「漸進改革」不由分說的擁抱。長期以來，一提到蘇東改革，我們就想起休克療法，而一提到休克療法，我們就搖頭嘆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訴我們：愛沙尼亞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發展得很不錯；白俄羅斯的改革很「漸進」，但是它發展得要慢的多；烏克蘭從來沒「休克」過，但是它的轉型經濟上幾乎可以說是最失敗；俄羅斯被視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適用過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現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得我們難以以「休克還是漸進」來鑒別改革的成敗。在金雁的分析里，各個國家的歷史遺產和改革原初狀態，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釋力。
事實上，在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金雁指出，由於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療法很難出台和推行。強大的工會力量和民主的討價還價過程，使得多數中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淅淅瀝瀝」。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私有化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私有化談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勞斯據說是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其執政期間只能推行高稅收高福利、反兼並反破產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來，多數中東歐國家沒有改成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某些地方一個市長或者廠長，一拍大腿就可以賣掉一個企業或產業的做法，反倒是顯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鏡觀察他國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腦子里充滿了各種「想當然」。也許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怎麼看待他國，而是怎麼看待自己。其實中東歐國家現在肯定還存在諸多問題：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導致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經濟對外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機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國家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令人擔心種族主義的復甦、一些國家的選舉爭端讓人憂慮民主是否在該地區已經穩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國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因為中東歐國家的問題而忽略其進步與發展，甚至以之為借口對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對他國的不公平，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了。也許從《從東歐到新歐洲》這本書開始，我們思考蘇東轉型時，思考的就不應當僅僅是其「教訓」，而且也應該是其「經驗」了。
⑥ 中國GDP增長速度最快的年份是哪年增長了多少
中國GDP增長速度最快的年份是1965年，增長了16.95%。
大家都知道，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增速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也是排名靠前。
在近60年的時間里，我國經濟增速最高的三年分別是1965年、1984年和1992年。1965年我國經濟增速達到了16.95%，這個增速實在是高的可怕。但是這一年我國經濟增速只排世界第三，排名第一的安曼經濟增速竟然達到了189.83%，簡直是匪夷所思。
1984年我國經濟增速15.19%，結果只排名世界第二，第一又被阿曼強佔了。阿曼經濟增速達到了16.71%。
到了1992年我國經濟增速14.22%，排名世界第四，這一年世界經濟增速超過30%的國家竟然有兩大，實在是令人震驚。
GDP（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2021年10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82313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2%，比上半年兩年平均增速回落0.1個百分點。
GDP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有三種表現形態，即價值形態、收入形態和產品形態。從價值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超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住單位的增加值之和；從收入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創造並分配給常住單位和非常住單位的初次收入之和。
⑦ 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1.1949-1957年的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國民經濟開始初步恢復正常；
2.1953—195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我國建立了國家工業化的基礎；
3.1958-1962年是我國的探索中發展時期，中央政府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來找到最適合我國發展的道路；
4.動盪的文革十年，國家經濟發展緩慢，但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國民經濟也有所發展；
4.1976年至今，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春風讓我國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⑧ 我國經濟從1952到1956年短短四年飛速發展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國民經濟，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國民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城鄉居民結束了舊中國飢寒交迫的悲慘命運，絕大多數群眾過上了家家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溫飽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人民群眾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點燃起建設美好生活的夢想。一、城鄉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一）食物消費有所改善，恩格爾系數稍有下降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各種農副產品生產增多，人民群眾食不果腹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食物消費發生了新的變化。1．細糧消費增加，粗糧消費減少。據1953年河南省財委對鄭州、開封、安陽、焦作、洛陽、漯河、朱集（商丘）、南陽市和濮陽、獲嘉縣的調查表明，1951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5．74公斤，其中細糧佔58．93％、粗糧佔41．07％；1952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7．03公斤，其中細糧佔64．58％、粗糧佔35．42％；1953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2．25公斤，其中細糧佔67．1％、粗糧佔32．9％。農村居民細糧消費比例也在緩慢上升，從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細糧消費量從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細糧所佔比例從39％上升到42％。[1]2．肉類、副食及蔬菜消費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職工每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50斤，其中細糧佔50％以上，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費量為250斤左右；人均肉類消費量為11—16斤多，超過偽滿時期1倍以上；人均雞蛋消費量為20個，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雖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經過著以細糧為主、鮮菜不缺、肉食近於經常、年節時更加豐盛的生活了。吉林省農民每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85斤左右，人均細糧消費量逐年增加，l956年時約為54斤，人均肉類消費量為10斤多，均為1941年的3倍多。[2]3．飲食支出比例變小。一份關於吉林省職工、農民生活支出的數據表明，與解放前相比，吉林省職工、農民的食品消費比重發生了變化，職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農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雖然食品消費所佔生活費用的比重還很大，仍沒有脫離貧困狀態，但恩格爾系數下降的事實說明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二）衣著消費有所改觀，衣著質量依然不高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用於衣著的消費支出也不斷增長，城鄉居民穿衣緊張的狀況有所改觀，人們的衣著打扮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城鄉居民衣著消費的主要特點有以下三個：1．從實際消費上看，衣著消費量和實際支出有所增長。1957年時全國主要紡織品銷售量大幅度增長，棉布銷售量從1952年的30．8億米增長到1957年的42．9億米；呢絨從362．6萬米增長到709．4萬米；綢緞從3092．3萬米增長到7090．8萬米；針織內衣褲從2900．4萬件增長到20253．6萬件；衣著類商品銷售總額由50．8億元上升到82．6億元。人均棉布消費量從1952年的17．12尺增長到1957年的20．47尺；呢絨從0．019尺增長到0．033尺；綢緞從O。163尺增長到0．334尺；針織內衣褲從0．05件增長到0．32件；人均衣著消費額從8．95元增長到12．98元。[3]2．從布料上看，主要以機制棉布和土布為主。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棉布的需求量不斷增長，對土布的需求量不斷下降，呢絨、綢緞的消費很少。消費者選擇衣料以價廉、耐穿為主要標准。3．從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寧裝、工作褲和軍裝為主。旗袍、馬褂、西服等幾乎從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簡單、風格樸素的列寧裝、工裝褲和軍裝。這些服裝價格便宜、實用性強，干起活來要比旗袍、西裝方便得多，適合當時勤儉建國的客觀需要。（三）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居住狀況依然緊張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城鄉居民居住狀況得以改善。城鎮居民改善住房條件的途徑主要有：1．國家投資興建。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加大了對居民住宅的投資。城市新建住宅面積不斷增加。到1956年，全國新建住宅面積累計已達8100萬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萬平方米，[4]在城鎮職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將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國家提供的。2．自建公助。僅1956年，全國就有]678個廠礦企業推行了「自建公助」的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積達252萬平方米，有6萬多名職工搬進了新房。鐵路、煤礦、紡織三個系統幫助職工自建了245．3萬多平方米住宅，解決了8．1萬戶職工的居住問題。[5]3．互換住宅。如沈陽市「動員居民騰出多餘房屋和遠近互相對換，使一千戶缺房戶和住宅離工廠較遠的職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據報道，「幾年來，哈爾濱市房地產管理局根據雙方自願的原則，調劑互換住宅已有3011戶。其中，職工住宅與工作地址距離遠、跨區互換的佔64．3％；居住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少不相適應、區內互換的佔35．7％。」[7]?農村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使貧苦農民的居住面積顯著增加。據調查，在開展了土地改革的14個縣、32個村中，若以地主戶均佔有房屋間數為100，富農則為97．2，中農為86．8，貧農為57．3，雇農為40．8；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4個縣、10個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懸殊，若以地主戶均佔有房屋間數為100，富農則為60．8，中農為40．8，貧農為21．0，雇農為2．8。土改運動使貧苦農民的住房狀況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農民自建住房。據《河南省志》記載，1951—1954年，隨著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農民開始翻修舊房，把一些簡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據1954年對河南省50個縣993戶農民的調查，在農村房屋中，瓦房佔32．4％，磚土平房佔7．7％，草房佔55．8％，窯洞佔4．1％，平均每戶使用房屋4．73間／其中住房為3．84間），已超過1937年的水平。[1]（p．68）（四）日用品消費有所進步，耐用品消費微乎其微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城鄉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為主，日用品消費支出很少。就城鎮居民來說，多數城鎮居民家庭布置比較簡單。一般家庭擁有的傢具多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櫃子和床，且質量不高。一些幹部家庭的傢具多為機關配備。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們的日用品消費有所變化，一般職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臉盆和面盆都換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溫瓶。許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結束了過去用油燈照明的歷史，用上了電燈。受文化水平的影響，城鎮職工對紙張、鋼筆、鉛筆的消費量較少。高檔一點的日用品如香皂、鋁鍋、鍾表消費量也比較少。手錶、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雖然開始出現在城鎮居民家庭中，但僅限於高乾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鎮居民中每百人縫紉機消費量為0．2台、手錶為1．27隻、自行車為0．5輛、收音機為0．14部。[8]農村居民日用品消費更為簡單。農民的收入主要用於飲食和衣著消費，日用品消費微乎其微。1957年農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費開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僅佔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燒之後。[9]普通農家僅有床、桌子和幾張長凳，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櫃，多為世代相傳。日用品的自給性消費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鐮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臉盆、面盆、洗衣盆多為木製盆或陶盆，鍋為手工作坊制鐵鍋或銅鍋，日常照明以油燈為主。二、城鄉居民文教衛生水平的變化（一）城鄉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有計劃地領導群眾開展形式多樣的文體活動，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1949—1956年，城鄉居民在文化體育方面的消費支出水平雖然較低，但是由政府承擔、城鄉居民免費享有，這些文化體育活動使城鄉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獲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1．開展了以普及文化為目的的全國性掃盲運動。為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素質，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黨的號召下，從1950年開始，全國普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掃盲運動。農村通過開農民業余文化學校（也稱民校）、記工學習班、識字小組等掃除文盲，城市通過開廠校和地方性學校掃盲。翻身做主人的工農群眾表現出巨大的學習熱情，出現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為師」、「有文化的都來教，沒文化的都來學」、「大家動手，掃除文盲」的感人場面。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國累計掃除文盲2076．3萬人，成千上萬的群眾擺脫了目不識丁的愚昧狀態。[4]（P．176）2．群眾性文化活動異彩紛呈。隨著掃盲運動的深入開展，掌握了文化的群眾變被動為主動，積極開展文藝創作和文藝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帶來的樂趣。據報道，「工人們有了自己的報紙——『鹽場大眾報』；有三百六十多個鹽工學會了寫稿，其中五十多名成為報紙的模範工人通訊員」。[10]工人們不但創作了各種文藝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們的文化生活是多種多樣的。四百多個愛好文藝的工人們組成了京劇、評劇、話劇、歌詠、舞蹈等十多個業余文藝組織，他們經常在文藝晚會上給廣大的工人群眾演出。」[11]據統計，1954年在全國各基層組織中，有業余劇團7046個，有演員及工作人員183600餘人。音樂、舞蹈、文藝、美術組織共17680餘組，參加人員有199730餘人。基層以上的各級工會組織有專業劇團24個，業余劇團670餘個。[12]3．形成了群眾體育活動的熱潮。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提高人民群眾的身體素質，大力推進人民體育事業的發展。一是廣泛開展廣播體操活動。各地政府機關和工礦企業相繼推廣了工間操制度，這成為廣大幹部職工最普遍的一種體育鍛煉方式。教育部門在中小學廣泛開展了廣播體操、兒童廣播體操活動。勞衛制②在中等以上學校和很多廠礦企業、機關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積極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各地在廠礦、中等以上學校、機關和民兵中普遍開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種體育運動。各單位還紛紛組織了運動隊，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碼頭工人和築港工人們成立籃球、排球、足球等18個球隊，隊員有200多人。[11]三是體育競賽活動空前活躍。各級機關、廠礦企業經常舉單位內部以及單位之間的比賽。據統計，1949—1956年在全國32個城市舉了122次運動會，有36783名運動員參加，其中全國性競賽有57次。[13]（二）城鄉居民健康水平明顯改善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視，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初步形成，全國基本達到縣縣有醫院，大量的鄉建有診所。1956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到107305個，其中醫院3903個、療養院799個、門診所86866個、專業防治所（站）637個、衛生防疫站1464個、婦幼保健站4564個、葯品檢驗所（室）27個、醫學科學研究機構26個，其他衛生機構9019個。全國醫院、療養院的床位數為41．4萬張，其中醫院床位26．2萬張；全國衛生技術人員的數量也大大增加。[14]為了確保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我國政府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對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廣的疾病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防治工作，從1952年開始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促進了城鄉環境的清潔，預防了疫病的傳染。到1956年底，我國內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頻發地區的疫情先後得到控制。天花除在邊疆地區個別發生外，在全國已近絕跡。霍亂得到消除。其他一些傳染病的發病率皆有顯著下降。因傷寒、瘧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損失也日趨減少。我國衛生狀況和醫療條件顯著改善使我國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國人口死亡率從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嬰兒死亡率從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延長到57歲。④三、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差距和消費差距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949—1955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26．8％，而同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速度為：美國3．1％、英國4．3％、法國5．6％、聯邦德國18．9％、日本18．8％、印度5．1％。⑤據安格斯。麥迪森估算，「中國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變了從16世紀以來中國佔世界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的局面。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驚人的，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028億元，不及美國的1／10，相當於蘇聯的1／4。閃如果按人均計算的話，195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60美元，相當於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於印度（170美元），高於其他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在低收入國家中較為靠前。[17]食品消費差距1957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58．4％，可以勉強維持溫飽；農村居民為65．8％，處於絕對貧困階段。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要高於同時期的高收入國家和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在中國居民食物結構中，糧食占絕對比重，肉類、蛋類很少，奶類幾乎是空白，而其他國家居民糧食消費量只佔整個食物消費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204公斤）為100，則美國居民糧食消費量為中國居民糧食消費量的33％，英國為42％、法國為52％、日本為73％、印度為61％。可見中國居民食物結構單一，對糧食依賴性極大。⑥醫療衛生差距1956年，中國衛生機構數為107305個，每千人醫院床位數僅為0．42張，每千人醫生數僅為0．84人；[14]（PP.540-543）同時期，蘇聯每千人床位數為6．76張，醫生數為1．6人；美國每千人床位數為9．6張，醫生數為1．32人。[18]據中國11個省的統計數據，1957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為57．9歲，[19]披近中等收入國家1960年的水平。⑦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為7180．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有大學生6．8人、中學生110人、小學生994人；同期美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155人、中學生460人、小學生1569人，英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21人、中學生474人、小學生1016人，法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45人、中學生244人、小學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69人、中學生961人、小學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說明當時我國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較低，教育水平比較落後。通過比較看出，經過1949—1956年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差距依然巨大。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當於當時世界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社會生產力還處於十分低下的水平，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是一個極其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四、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1949—1956年是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時期。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由過去的「飢寒型」逐步向「溫飽型」轉變，城鄉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1．國家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關系的發展策略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政策保障。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生活。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廣大群眾從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堅定了走向社會主義的信心。在經濟工作的宏觀控制上，正確處理了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科學地安排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積累率較低，實行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後積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終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積累率為24％，做到了兼顧生產和人民生活，激發了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力地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地、健康地進行。2．穩定的市場物價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保障。為了平抑物價，安定民心，1950年，財政、商業、銀行等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場物價的領導權，物價趨於穩定。以1950年全國批發物價指數為100，1952年時下降為92．6。[20]1953—1956年期間，國家先後對糧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並規定了若乾重要工業品的全國統一出廠價，調整和縮小了許多商品的地區差價、季節差價和批零差價，從而保證了對城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市場物價的基本穩定。1956年我國基本建設迅猛發展，職工人數增多，工資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增長超過了生產的增長，物價向上波動。針對這種情況，國家於1956年下半年暫時凍結了物價，煞住了漲價風。正是由於黨和國家一直堅持穩定市場、穩定物價的方針，使我國城鄉市場物價長期保持基本穩定的局面，對於保障國民經濟建設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3．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基礎。1949—1956年，黨和政府在恢復農業生產、進行土地改革、推進農業合作化的同時，採取了有力的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國家投資興建了一系列大型農田水利設施。推廣使用了拖拉機、化肥、農葯等農用機械和農業科學技術，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成績。人均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產量從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從9．5斤增加到16．4斤，水產品從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農業生產的恢復促進了工業生產的快速發展。我國工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140．2億元增長到1956年的703．6億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紗產量增長了1．9倍，棉布增長了2．1倍，食糖增長了3．1倍，紙張增長了17．8％，膠鞋增長了2．6倍，自行車增長了44．7倍，原煤增長了2．4倍，原油增長了8．7倍，發電量增長了2．9倍，其他工業產品產量也都超過歷史最高水平。[4]（PP.84-89）4．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長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條件。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從1949年的44元增長到1957年的73元，[21]農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從1953年的0．1億元增長到1956年的4．3億元。[22]在農民收入增長的同時，城鎮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人均家庭收入從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長至254元，增長了1．5倍。[21]總之，從縱向看，經過新中國成立初期短暫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與舊中國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全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從橫向看，中國落後於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為以後的經濟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⑨ 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快要結束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9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過發言人宣布，同意對中國輸美輪胎採取特保措施，在未來3年內徵收25%-35%的特別關稅。歐盟和其他國家紛紛跟進，對中國產品採取反傾銷措施；可以展望，更多行業的貿易保護也將跟進。中國對外輸出廉價商品(同時也輸出低工資體制）的時代恐怕要結束了。國內：民工荒,製造業成本上升 過去中國之所以能以廉價商品供應國際市場，靠的就是壓榨大批似乎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在中國大量的血汗工廠中，工人們工作時間長、工作生活條件差，奴隸般的勞動換得的是極低的報酬，而且基本沒有福利，他們的勞動換來了國家對外巨大的貿易順差，給政F帶來的巨大的外匯儲備，給老闆帶來厚薄不等的利潤，另外也中飽了很多官員的私囊。 這么苦，為何農民工仍源源不斷地趕往城裡打工，甘願忍受殘酷的剝削呢？在農村，種田根本不賺錢，但是每個農民都有交皇糧（農業稅）的義務，是政F壓在農民頭上的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走出農村。 可是近年來，認識到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和農村維穩的嚴峻形勢，政F不得不取消了農業稅，現在又在考慮給農民一定的醫療、養老保障。雖然這些只是背水車薪，但比起以前，農民應該是鬆了一口氣，畢竟自己還有一塊地種，吃飯問題不大，在家鄉還有自己的房子住，何必擠到城市去過居無頂所的苦力呢？ 所以民工荒來了！製造業成本要上升了！ 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當然對於中國百姓來說未必是）就是建立在對外貿易巨額順差基礎上的，現在從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形勢發展來看，這個「黃金時期」快要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改革帶來的活力已經沒有了
⑩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史看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二、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計劃是國家用來配置資源的唯一方式?事實證明,在建國初期我國選擇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符合當時社會要求,它有利於集中有限的資源去辦急需的事業,使我國迅速從經濟廢墟里恢復過來?但在計劃經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後,我國沒有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人類20世紀的經濟實踐和理論研究顯示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源於它的兩大內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機制障礙,二是激勵機制障礙?經驗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也許具有學習別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但自身卻不具有創造新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計劃體制除其內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處還在於它的實施有賴於計劃的主體——政府官員的高效性和無私性?由於政府內各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行動,具體負責的公務員又缺乏競爭意識和對成本的關心,政府的活動無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員的「經濟人」本性,使政府幹預的結果往往背離其初衷,從而導致「政府失靈」?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相結合,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黨和政府面對「合法性危機」而重建嚴重受損的合法性基礎的過程,它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求,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下,由計劃作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手段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體制失去效率和發展動力,引發社會危機?國家干預的失敗必然要求在計劃體制中引入市場力量,在「國家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結合過程中,中國的經濟法也就產生了?隨著人們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改革初開始認識到單一的計劃經濟的不足,從而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第二階段: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實行共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黨的十四大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製度保障的經濟法也相應地經歷了由產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二)中國經濟法的產生發展概況
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92年以來),這是中國經濟法勃興和走向成熟時期?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轉換,經濟法在中國誕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部經濟法?這期間的經濟法還有《統計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此外還有大量由國務院制定的經濟行政法規?隨著經濟法的興起,民商法也產生和發展起來,《經濟合同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繼通過?黨的十四大在對國內外形勢作了正確分析後,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的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歷史性選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抓住法制建設的契機,重視經濟立法,從而使我國經濟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法體系?這一階段,市場規製法異軍突起,和先前發展起來的宏觀調控法組成了我國經濟法的主體部分?這時期的經濟法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招標投標法》?《稅收徵收管理法》?《預演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審計法》?《價格法》?《勞動法》等?
三、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性及啟示
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7]?中西方經濟法賴以生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生成差異,通過對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的分析,筆者認為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及啟動因素而言,我國經濟法並非脫胎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並非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水到渠成的產物,而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時亦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時的一種積極回應[8]?所以,中國經濟法並非社會內部自發產生,其產生實際上是政府自覺地從無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而西方經濟法則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具體途徑為市場失靈——民商法無以彌補——為限制自由主義國家進行干預——經濟法產生,其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也有很大的區別?我國由於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市場經濟的扼殺存在觀念的影響,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反映在法律和受蘇聯否認私法上,即為民商法缺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故與此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經濟法生成的路徑存在很大差異?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而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9]?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也完全不同?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經濟法存在很多的差異,有著不同的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規律,所要面對的問題和肩負的任務是不同的?中國經濟法矗立的現實基礎是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既要克服市場失靈也要培育和發展市場,同時,由於我國市場經濟屬於政府推進型的,加之我國經濟法發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為了發揮市場經濟基礎作用和警惕干預的濫用,我國經濟法還肩負規范和約束政府的經濟行為的重任?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10]?我們不能忽視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的客觀存在?目前,我國經濟法學界大多從中西方經濟法一致的假設出發,僅以西方經濟法為參照系來論證經濟法的一般規律?如果不結合中國國情,則完全有可能導致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來代替中國經濟法的個性,進而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代替整個經濟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特殊性應成為研究中國經濟法理論的起點,只有把握了中國經濟法成長的獨立性才能獲得對中國經濟法的正確認識,也只有從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國的經濟法理論體系?對於中國經濟法的發展路徑來說,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拋開西方經濟法學說對我們的束縛,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基礎出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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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www.law-jlu.com.cn/benke/jjf20051216-1.ppt#305,41,第三節 稅收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