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決定法而不是法決定社會

A. 決定法的本質的是

決定法的本質的是社會經濟基礎。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本質與現象是一對范疇。任何事物都有本質和現象兩個方面，本質是事物的內部聯系，現象是事物的外部聯系。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本質總是通過一定的現象表現出來，而現象總是本質的顯現。

把這一辯證法的原理運用於法學研究，可以說「法的本質」與「法的現象」是一對范疇，它們分別從法的內部依據和法的外部顯現兩個方面來把握法律現象。法的現象是法的外部聯系和表面特徵，是外露的、多變的，通過經驗的、感性的認識就能了解到。

而法的本質則深藏於法的現象背後，是法存在的基礎和變化的決定性力量，是深刻的、穩定的，不可能通過感觀直接把握，需要通過思維抽象才能把握。

剝削階級法學家和思想家或者看不到這一點，習慣於停留在表面現象就法論法；或者把法的現象等同於法的本質；或者是到虛無飄渺的「宇宙精神」、「自然命令」或人的心靈世界尋找法的本質，所以，他們從未真正地發現法的本質。

(1)社會決定法而不是法決定社會擴展閱讀

以馬克思主義的法定義為依據，總結以往法學研究的成果，我們可把法的特徵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法是調整人的行為的社會規范

首先，在社會體系中，法屬於社會規范的范疇。作為社會規范，法既區別於思想意識和政治實體，又區別於非規范性的決定、命令，如法院判決。

其次，人的行為是法的調整對象。也可以說，法的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這兩種說法意思是一致的，因為社會關系不過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互動或交互行為。

沒有人們之間的交互行為，就沒有社會關系。法調整人的行為，同時也就調整了社會關系。作為法的調整對象的行為是指人的外在行為。

二、法是出自國家的社會規范

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它就必然具有國家意志的屬性，因此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普遍適用性。這種統一性是建立在國家權力和國家意志的統一性基礎之上的。法的統一性首先指各個法律之間在根本原則上的一致；

其次是指除特殊的情況外，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總的法律體系，且該法律體系內部各規范之間不能相互矛盾。從法的統一性又可以引申出來法的普遍適用性，即法作為一個整體在本國主權范圍內具有普遍約束力，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法。

任何人的合法行為都無一例外地受到法律保護，任何人的違法行為也都無一例外地受到法律制裁。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的本質

B.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是什麼

關系是相互相成。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認為,法律關系源於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不能僅僅從法律關系本身來理解。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

相反,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法治是在回應社會需要中不斷完善的。盡管法律並不必然與社會保持同步,但是,法律的變遷從來都沒有與社會發展相脫離。

法律是社會中的法律,社會變遷導致法律變遷,同時,法律又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工具,法治的實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在社會中的實際運作狀況。

法治既是一種社會調控方式,也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是一種社會實踐,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理想。法治的目的和價值深藏於社會生活當中。

社會需求是法治發展的真實動力,大量社會問題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大量社會矛盾通過法治軌道化解,從中凸顯出法治的力量。

社會的復雜性與法律的復雜性相伴而生,轉型時期社會對法治的需求是復雜而多元的,法治也要針對社會生活的復雜性,適時作出動態調整,既要及時解決社會沖突,又要努力實現公平正義,讓法治成為人民幸福和社會安寧的黏合劑,這也體現了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的統一性。推動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是法治對社會發展適應性的一個重要表現。

法治進步總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成果、社會治理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建設法治中國必須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和國家治理的新要求。法治對於社會關系的調整是動態的,法律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程度越高,法治的功能作用就能發揮得越充分。

法治的適應性和法治的安定性、保守性並不矛盾。法治從來都是在自由與秩序、能動與克制、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矛盾互動中發展進步的。

(2)社會決定法而不是法決定社會擴展閱讀

中國的歷史和基本國情,深刻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的法治道路。中國有著悠久的法治傳統和依法治理經驗,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法治文明。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歷史上產生了廣泛的世界影響力。通過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借鑒人類制度文明優秀成果的長期探索,中國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找到了一條適合基本國情、體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有效務實的法治實踐必須植根於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民族精神和民間習俗之中。國情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既包括政治國情、經濟國情、自然國情,也包括社會國情、文化國情,只有重視研究和科學判斷基本國情,才能深刻把握中國道路的來龍去脈和發展大勢,深刻分析中國社會的重大矛盾、重大關系。

有學者指出:「國情是法治的客觀本土條件,是中國法治有別於理論形態的法治和西方意義上的法治的『變數』,我們應當結合國情的若干要素來描述法治的特點。這種決定中國法治特點的外部因素可被稱為中國轉型法治的『國情性因素』」。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建立在總結中國經驗、直面中國問題基礎上的,簡單套用西方法學理論和概念來應對中國現實,只能削足適履、東施效顰,不僅難以解決實際問題,而且也會失去與世界對話的能力。法治的漸進發展、內生性演進過程,也就是適應基本國情、紮根本國土壤、夯實法治文化根基的過程。

C.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如何

法律和社會之間有著密切而且復雜的關系。歸納來說,法律來源於社會,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同時反過來法律又維護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對於不同的時期或是對比不同的社會環境,法律有著各不相同的內容形態,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先說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來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前,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產品實行平均分配,個人與集體渾然一體,利益基本一致,這使他們只需依靠傳統習慣就可以把經濟關系調整好了。

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餘,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和氏族習慣就逐漸被國家和法律所代替。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維持社會秩序,為了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律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為了調整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維護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應運而生的,法律不能脫離社會。

(3)社會決定法而不是法決定社會擴展閱讀：

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條件，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法治國家建設需要法治社會建設的配合、支撐。只有在加強法治國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治社會建設，法治國家建設才能獲得適宜的環境。法治國家不可能在虛無縹緲的空間建設，而必須在現實社會中建設。

現實社會是法治國家建設的無可選擇的空間。很顯然，只有不斷打造整個社會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社會環境，才可能不斷推進法治國家的建設。

試想，如果我們的整個社會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我們的大多數國民都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我們還能建設法治國家，建成法治國家么？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建設、建成法治國家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當然，法治社會與法治國家的建設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法治社會的建設也有賴於，而且更有賴於法治國家的建設。

其二，法治國家建設有賴於法治社會建設為之提供一定的協助治理機制。現代國家治理不同於傳統的國家管理，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

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而在多元治理主體中，最重要的主體就是社會公權力主體。

另外，像社會公權力需要國家公權力的監督、制約一樣，國家公權力同樣需要，而且更需要社會公權力的監督、制約。為此，必須加強法治社會建設，促進各種社會自治組織的生長、發展，提高其參與國家法制監督的能力。

其三，法治國家建設的主體是人民，而人民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之中的，他們同時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的成員。

各種不同的社會共同體的成員的素質就是人民的素質。建設法治國家需要有高素質的人民，高素質的人民只能源於各種社會共同體的供給，源於法治社會的供給。

沒有法治社會培養、鍛造高素質的各種社會共同體成員，高素質的人民就沒有來源。而沒有高素質的人民，就不可能，或至少是難於建設法治國家的。

參考資料來源：新華網-「法治中國」與「法治社會」的關系

D. 法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

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專的起源和經濟根源屬。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階級的出現，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社會的性質決定法的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法的本質 。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本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人的恣意橫行。」

E. 關於現代社會理與法的關系

一、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法治盡管自身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能夠找到的最好的、現實的制度設計。筆者認為，和諧社會本身至少應包含以下法治內容：
首先，充分保障公民權利。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它要求必須建立、完善法律制度從而為公民提供充分表達意願的渠道、提供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機制，依法保障公民權利。
2.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保障。實現社會公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深刻根基，社會公正存在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根本上說，最重要的是社會分配的公正和社會矯正的公正即司法公正，前者有利於預防沖突、減少矛盾，而後者則是當矛盾演變為法律沖突時及時化解糾紛、消除矛盾。 三、和諧社會並不等同於法治社會
必須指出，法治並非和諧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法治社會並不等同於和諧社會。
首先，盡管和諧社會與法治社會的目標一致，都旨在追求規則和秩序范圍內的社會和諧與進步，但和諧社會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諧社會要求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協調一致，要求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與文化的繁榮協調一致，要求人際關系與社會秩序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諧、穩定，社會發展是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
其次，和諧社會是對法治自身局限性的矯正與調適。同任何事物一樣，法治也有局限性。其一，法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國家用以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除了法律外，還有經濟、政治、行政、道德、文化、教育、習慣、傳統、輿論、宗教等手段。法也不是唯一的社會規范，黨規、政紀、道德規范、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規章、守則、文明公約、鄉規民約、職業公約等皆是社會規范。其二，「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適用，更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法律的實現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等的配合。其三，法律的抽象性、穩定性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法律具有抽象性、穩定性的特徵，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卻是具體的、復雜多變，千態萬狀，制定一個包羅萬象、永久適用的法律只能是一個空想，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空隙等情況在所難免。其四，法律所要適用的事實無法確定。適用法律的前提是確定事實，但現實中囿於人類現有的認知能力，總有些事實在客觀上是無法確定的，因而也就無從適用法律。
再次，法律作為一種制度化、外化的規范，要求必須使用強制性手段為自己開辟道路，由此決定了法律手段有時過於剛性，難以全面地兼顧情理。如果法律不被人們從內心去信仰，就會使法治在實踐中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 3.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層次性和漸進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F. 分析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反映了法與社會的什麼關系

法由社會決定，而不是相反，社會的發展決定法的發展。雖然法對社會有一定的預見性，但法不能超越社會而創制

修七的出台便是法的發展跟上社會發展的現象，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現實存在時，才能有針對這種現實的新法出現，法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

以上是簡述，須樓主詳細擴充

G. 法與社會的關系

法以社會為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

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不同的社會就有不同的法律。即使是同一性質或歷史形態的社會，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法律的內容、特點和表現形式也往往不盡相同。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社會迅速變革的時期，這一偉大變革必然帶來對於新法律制度的巨大需求。

但是，法律也像上層建築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並不僅消極地反映社會，而且對社會具有強大的反作用，它要麼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麼表現為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
社會是法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新的法律不可能產生於舊的社會基礎之上，舊的法律也不可能長期在新的社會基礎上生存和延續。

舊的法律是從舊的社會關系中產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也必然同舊的社會關系一起消亡。因此，舊的法律不可能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保存那些屬於前一個社會時代的，由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會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創立的法律，這種法律肯定會同新的社會共同利益發生矛盾，因此會導致濫用國家權力去強迫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從少數人的利益。

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的起源和經濟根源。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階級的出現，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

社會的性質決定法的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法的本質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本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人的恣意橫行。」

(7)社會決定法而不是法決定社會擴展閱讀：

法與社會共同利益：

社會共同利益是以社會名義出現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需要以及實現這些需要的手段和措施。每一個社會中都有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每一種類型的法都維護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而通過法來維護和實現社會共同利益的程度和方式都與法的階級本質密切相關。

法律維護社會共同利益對全社會都有利，能夠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但這個社會總是一定階級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所以法律維護一定社會的共同利益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時維護社會共同利益的這部法律規范也是整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要服從於整個法律體系的規律性和使命，所以，這部分規范也具有階級傾向性。

法通過規定社會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共同利益，調節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等的關系，積極預防和制裁侵犯社會共同利益的違法行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社會共同利益的范圍大大擴展，社會主義法對社會共同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也呈擴展之勢。

H. 社會經濟基礎決定法的本質是否正確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上層建築中的制度的部分，是由原理的部分決定的。總的來說，經濟基礎通過決定國家的本質來決定法律的本質。
但這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按照韋伯、帕森斯，法的本質是由法律的功能決定的，也就是社會的需求決定的，和經濟基礎雖有關系，但更多的是交叉的關系。
從西方社會學的發展來講，功能主義是主流，（當然，60年代後有所顛覆）這和中國的整個話語系統並不相同。

你這個問題選B 是對的。

I. 為什麼說法的內容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為什麼法律只能反映社會，不能改變社會可以舉個通俗易懂的例

法的現象是直觀的、感性的，又是具體的、豐富的。對法的現象的准確把握有助於揭示法的本質，對法的本質對科學抽象又有助於說明法的現象。但是，研究法的現象與研究法的本質有著不同的領域、思路與意義。法學研究有所深化的標志之一，就是藉助現代方法論變革的成就、立足於法的意義，探索、開拓法的現象領域。從法的意義出發．法的現象是綜合的、整體的、動態的范疇，而法律的意義則是在法律與其它各類社會規范的比較之中獲得的。只有把法律視為並實際作為法的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使法律與法的現象的其它要素相結合，才能顯示出法律的作用及法的現象的整體效應。我國法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都與法的現象觀念的整體變革密切相關。
作者葛洪義，1960年生，1987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現為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教授；陳年冰，女，1962年生，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講師。
法的現象是具體的、活生生的、瞬息萬變的。它每時每刻都在具體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下，在不斷地發展運動中創造和豐富自己。直觀並不意味著簡單，最具體的常常又是最復雜的。因此，對於法的現象研究，人們理應給予重視，同時，重要的不是探討現象本身是什麼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而是探究如何揭示有意義的法的現象。本文僅就法的本質與法的現象、法的現象與法的意義的關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哲學的若干理論與方法問題談些自己的認識，也可以說是，試圖對法的現象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方法做些論證工作。

一、法的本質與法的現象
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既是法的概念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范疇。它們具有不同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意義。
法的現象是指能夠經驗的、憑直觀的方式可以認識的法的外部聯系的總和，是直觀的感性對象--法本身；法的本質則是深藏於法的現象之後以至憑借直觀的方式無從把握的法的內在聯系，是人們對可感知的法的外部聯系的真實本源的一種主觀把握和理性抽象。所以，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作為獨立的范疇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科學的法的定義既要能夠反映法的現象的最一般的內容與特徵，又要能夠透過現象的表面關系揭示其深層次的本質。離開了現象，法的本體認知就無所謂意義；離開了本質，法的本體認知就無所謂價值。兩者相互制約，構成統一的法的本體認知的兩層次。同時，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又是兩個相互獨立、認識上不宜合而為一的范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經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與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①法的現象研究既可以用於科學地闡述法的本質，又有自己直接的現實的功利目的；揭示法的本質或許有助於深刻認識法的現象，然而卻不能代替法的現象本身的研究。如果將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研究混為一談．其結果只能是或者將本質視為現象，或者將現象視為本質，從而導致認識上的混亂與錯誤。因此，法的現象有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
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還遵循著兩種不同的研究思路。從法學發生學上看，各國法學幾乎都出自一個共同傳統，即對法的真實本源和假想中的作用的追尋，而作為感性對象的法本身則變成了次要的、派生的。如古代思想家對法即公平正義的普遍認同、經院哲學大師托馬斯·阿奎那的支配人法的神意、歐洲啟蒙思想家的理性、黑格爾關於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等觀點，顯然已經都遠遠超出了感性對象本身的范圍，而是試圖表徵法的深層本質的一種抽象。它一開始就不是感性現象的符合而是對法的現象背後的萬變不離其宗的基始的探究，是試圖用某種永恆不變的人類的精神力量去闡釋、規范、限制豐富多彩的生動的法的現象世界．這就難怪黑格爾寧願把法哲學視為哲學的分支。康德則承認了現象研究的價值，他無奈地宣布：本體屬於彼岸世界，只能信仰不能認識，現象才是知識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19世紀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無疑具有變革精神。盡管這一學派的思想家因主張法的性質存在於法自身而法又是主權者的命令或規范體系以致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他們確實憑借對法的現象的研究推動了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進程，強有力地論證了法的現象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首創的歷史唯物主義法律觀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法的本質的。他們指出：「法的關系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針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施蒂納把法歸結為自由意志、把現實的法歸結為統治者的意志的唯心主義法律觀，明確指出：國家權力與法的現實基礎是個人的物質生活，即他們之間相互制約的生產方式與交往形式，「而且在一切還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階段上，都是完全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現象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③這些觀點一方面指出了以往的思想家們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