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策伊麗莎白濟貧法

A. 《伊麗莎白濟貧法》的主要思想及歷史意義

1601年英國頒布的《伊麗莎白濟貧法》的主要思想是以立法強制徵收濟貧稅凡抗拒不繳者以違法處置並可拘禁於監獄以習藝所為機構收容並組織貧民生產、勞動對身強力壯的貧民組織勞動對青少年進行技術學習政府指派管理人員。 它的立法與頒布實施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它使社會保障體系的最低層次的措施——社會救助第一次以採用立法形式公之於世展示了未來社會保障的朦朧思路

B. 1601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頒布的舊

剩餘型社會福利建立的標志是1601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頒布的《伊麗莎白濟貧法》。根據這部法律，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徵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救濟辦法因人而異，遵循以下基本原則：讓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伊麗莎白濟貧法》開創了以立法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先河。

C. 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是社會保障政策的前身.它由哪個國家頒布

英國.

1601年英國頒布了第一個有關濟貧的法律——《伊麗莎白濟貧法》。作為英國第一個重要的濟貧法，它不僅是這一法律制度的發端，而且為這一法律制度的發展確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法。

D. 英國 《社會濟貧法》頒布時間

英國圈地運動後，1601年英國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緩解貧困者生存危機。

E. 英國1601年頒發的什麼法是西方最早的以法律形式確定的社會救助制度

頒發伊麗莎白濟貧法。
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制定的濟貧法案在歷史上更為著名，後世稱「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法規定了救濟對象、採取的救濟措施。濟貧法普遍實施之後，不但沒有使有勞動能力的貧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反而使他們淪為永久的貧民。當然，濟貧法的問世也有進步意義。它奠定了英國乃至歐美各國現代社會救助立法的基礎，開創了用國家立法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先例。濟貧法的弊端引起貧民的不滿與反抗。但是，濟貧法也以其「懲戒性」、「恩賜性」著稱於世。
1832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命令組織「濟貧行政與實施調查委員會」，決心改革濟貧行政，此次調查的結果被編製成一項法案，最後為國會通過，即新濟貧法。新濟貧法只是將濟貧權力由分散改為集中，對救濟對象來說，它並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它強迫貧民回到條件空前惡劣的貧民習藝所去，則更引起貧民的反抗和要求改革者的抗議。此階段，公民權利的社會救助理念缺乏。

F. 社會保障發展史上，有哪些標志性事件

 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是人類社會不斷協調發展、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
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簡史
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萌芽時期（1601—1882年）
 1、標志
 英國政府於1601年頒布了歷史上第一部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伊麗莎白《濟貧法》（舊《濟貧法》）。於1834年頒布了新《濟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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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背景
 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工業化。
 3、保障特點
 舊《濟貧法》：就業保障（強迫勞動）+財政補貼（福利救濟）
 新《濟貧法》：國家為責任主體的政府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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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時期（1883—1934年）
 1、標志
 德國俾斯麥政府於1883年頒布了《疾病社會保險法》，1884年頒布了《工傷事故保險法》，1889年頒布了《老年和殘障社會保險法》。
 2、背景
 工業化和德國工人運動
 3、特點
 針對工人實行的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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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為什麼會在德國首先建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
 1、經濟上：歐洲工業革命完成，德意志統一後超過英、法。
 2、政治上：
 a、德國的工人運動：一方面工人受資本家的壓迫很重；另一方面，德國盛產哲學家，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工人運動。
 b、鐵血宰相開拓海外殖民地，攘外必先安內。
 3、理論上：新歷史主義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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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時期（1935—1947年）
 1、標志
 1935年美國頒布 了《社會保障法》
 2、背景
 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
 3、特點
 社會保障制度從社會保險為主的保障制度步入綜合性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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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美國出台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保障法》？
 1、經濟上：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導致經濟衰退，失業增加，社會危機劇增。
 2、政治上：羅斯福新政。危機→政府幹預+擴張性財政政策+提高社會總需求。
 a、舉辦公共工程 b、擴大社會保障開支 c、拉動消費 d、促進就業
 3、理論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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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繁榮時期（1948—1979年）
 1、標志
 1948年英國第一個宣布建成「福利國家」 。
 2、背景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3、特點
 社會保障制度的全球化、保障范圍的全民化、保障項目的全面化、保障水平的攀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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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時期（1979年至今）
 1、標志
 實施福利政策的英國積極對福利制度進行改革 。
 2、背景
 20世紀70年代，石油價格兩次大幅度上升，國際金融體系瓦解 。
 3、特點
 西方福利國家紛紛提高工人和僱主的繳費比例，削減社會保障支出。
 二、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經濟條件
 （一）18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使社會生產的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了生產的社會化。
 （二）社會化大生產逐步打破了農業社會人身依附的主從關系，家庭的生產職能開始退化，要求社會保障代替家庭保障。
 （三）生產社會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財富大量增加，從而為社會保障提供了物質基礎
 三、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思想理論基礎
 （一）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社會政治條件
 工人的堅決斗爭是把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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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會保障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
 1、德國新歷史學派提出的福利國家理論，是社會保障制度賴以產生的直接理論基礎；
 2、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公平化原則；
 3、凱恩斯經濟理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制定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 4、《貝弗里奇報告》成為西方社會保障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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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社會保障制度產生與發展的基本評論
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成果，它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與總體趨勢是基本一致的。
 1、立法先行
 這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政策和一種國家制度安排的特徵的具體體現。
 2、循序漸進
 大多數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方面，是採取循序漸進方式的。
 3、不斷完善
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進程一方面是在增長性地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斷調整。
 第四節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與變遷
 一、我國社會保障的傳統與淵源
 1、天命主義禳餌論：最原始的救災救荒思想。
 （商湯）巫術救荒「乞雨」，天子→「天帝」（萬物有靈），各種災禍皆由天帝決定，人類社會想要免除災難的侵襲，保障生存的權利，就必須向天地禳壽，以求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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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同社會論：烏托邦思想（春秋戰國）
 a、孔子：大同社會《禮記•禮運》
 b、東晉《抱撲子》記載鮑敬言的話。
 另外：墨子「兼愛交利」，老子「小國寡民」，莊子「至德之世」，孟子「井四制度」。
 3、社會互助論：中國儒家思想的又一組成部分。
 4、倉儲後備論：是一種主張建立穀物繼續以備荒並救濟貧民的社會思想。
 （西周→唐→金）賈誼《論積貯疏》
 5、社會救濟論：貧困救濟→國家責任，災後救濟→皇恩。
 6、優待撫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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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中國建立前的社會保障
 （一）國民黨：
 制度建構：1929年國民政府廣東建設廳勞動法起草委員會即起草過《勞動保險草案》，1944年國民政府社會部擬定過《社會保險方案草案》。
 （二）中共： 根據地（蘇區）1932年、1933年《勞動法》（照搬蘇聯）。
 東北解放區：1948 《東北公營企業戰士暫行勞動保險條例》。
 三、新中國建立後的社會保障
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保障建設時期（1949——1956年）
 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面對的主要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部分內容涉及到城鎮居民。
 1、社會保險
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保險，賦予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雙重二元結構的特徵。
 一重二元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
 另一重就是城市內部存在著企業單位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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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政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該條例至今未宣布失效）。
 1952年6月，政務院頒布了《關於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
 1955年4月，政務院頒發了《關於女工作人員生育假期的通知》，初步建立了女工作人員的生育保險制度。
 1955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處理暫行辦法》，初步建立起了養老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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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
 1956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確立了面向鄉村孤老殘幼的「五保」制度；
 這一時期中央政府或其職能部門就職工福利、社會福利事業、福利工廠、生活困難補助等社會保障問題發布了一系列的法規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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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會優撫
 自新中國成立之日起，政府就非常重視對於有特殊革命貢獻者的褒獎和撫恤，首先於1950年由內務部頒發了《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暫行條例》。除此之外，內務部還頒布了4個有關軍人優撫的條例：《革命烈士優待暫行條例》、《革命殘疾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和《民兵民工傷亡撫恤暫行條例》。
 關於對於現役軍人的優待和退役安置，1955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以及國務院於同年5月發布的《關於安置復員建設軍人工作的決議》對其作了詳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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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調整時期（1957——1966年）
 這一時期的重點是對勞保福利進行整頓。整頓的方針是簡化項目，加強管理，克服浪費，改進不合理的制度。
 195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退休暫行規定》），它應該說是中國第一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單獨立法。
 衛生部於1957年制定和頒發了《職業病范圍和職業病患者處理犯法的規定》，首次將職業傷害列入了工傷保險的范疇，實現了工傷保險和職業病保險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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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9月，為了加強公費醫療的管理，衛生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出了《關於改進公費醫療管理問題的通知》，對公費醫療制度作了適當改革，如第一次在醫療保險中引進了個人承擔掛號費的機制。
 國務院於1965年6月發布了《關於精簡退職的老職工生活困難救濟問題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退職老職工的生活困難問題。
 國務院於1958年3月頒布了《關於處理義務兵退伍的暫行規定》，建立了義務兵退伍復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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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保障的停滯期（1966——1978）
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十年，國家並未制定過真正的社會保障法規。社會保障進入了停滯並遭到嚴重破壞的階段，有社會統籌功能的勞動保險由此變成了自我封閉的企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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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改革前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評價
 1、國家負責
 2、單位包辦
 3、板塊結構
 4、全面保障
 5、封閉運行
 6、缺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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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保障的改革和全面發展時期（1978年至今）
 1、恢復性改革階段 （1978~1991年）
 1978年以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典型特徵是「企業保險」，而1978~1991年這一階段主要是維持、鞏固和完善這種制度模式,因此這一階段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恢復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的養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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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探索性改革階段 （1991~2000年）
 1991~2000年這10年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探索性改革階段,也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形成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主要由以下4個重要法規文件構成:
 第一,1991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開始嘗試性的社會養老保險結構的改革實踐。
 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決定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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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199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具體確定「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實施方案,確定「統賬結合」是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
 第四,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解決養老保險制度多種方案並存的破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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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做實」試點階段 （ 2000~2006年）
 2000年,國務院決定選擇遼寧省進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頒布了《關於印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方案的通知》,決定從2001年7月開始在遼寧省進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工作。
 2003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黑龍江和吉林兩省進行擴大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工作,提出在總結遼寧省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兩省的試點,為完善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積累經驗。
 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從2006年起又將試點改革擴大到除東三省之外的八個省、區、市,包括天津、上海、山東、山西、湖北、湖南、河南和新疆。

 4、 「全覆蓋」改革階段 （ 2006年至今）
 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明確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 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再次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到2020年,中國政府要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做到全民保障。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音,也是對世界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個重大貢獻。
 2007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確定了「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明確了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

 對社會保障改革的基本評價
 1、成就巨大
 2、教訓深刻
 指導思想中忽略公平、建制理念中依然採取制度分割與身份差異的取向、推進策略中缺乏對制度規律的尊重或者將制度規律與現實國情因素對立起來。
 3、任重道遠
 社會保障理念不清、體系結構殘缺、立法滯後、責任模糊。
 4、前景光明
 我國將建立一個由政府主導、責任分擔、機制健全並且能夠滿足城鄉居民全面保障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

G. 英國濟貧思想的演變趨勢

一、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及制度內核的進化
英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較大的沖擊,在濟貧法頒布實施之前,存在著教會慈善救濟、個人慈善救濟與民間救濟,以及行會救濟等救濟系統與救濟行為,但是長時間未形成國家形式的統一的、跨地區的整體救濟體系與措施.從英國濟貧法的立法動因展開分析,可以將英國的濟貧歷史劃分為舊濟貧法時期、新濟貧法時期和福利國家時代三個歷史階段.
兒子和有錢媳婦，畜.生不如，傳.瘋了...
(一)舊濟貧法(old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舊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鐸王朝,以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實施後200餘年直到1834年.
都鐸王朝時期的貧困問題主要起源於人口膨脹、土地兼並、圈地運動、通貨膨脹,以及宗教改革等.從1470年開始一直到17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增長態勢就未曾停息過,致使整個都鐸王朝時期未成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長期保持在38％左右,在農業社會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下而產生的生活資料增長非常緩慢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長子繼承製的傳統繼承製度影響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價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現象的大量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流浪者的數量.土地兼並和圈地運動作為奠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序幕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加劇了農民的失業和破產程度,同時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困化程度.整個16世紀,所謂的價格革命致使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常態,這一通脹勢頭蔓延到了17世紀.僱主所推行的價格革命的實質就是低工資和高物價長期並存,由此造成了僱主的高利潤和工人的貧困化加劇.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沒收了大量教產,一方面削減了貧困人口接受救濟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級教士以及為數眾多的寺院的僱工、僕役陷入貧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數量(趙靜,2007).到了伊麗莎白時代(1558～1602年),新技術推動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開辟海外市場拉動了商業的發展,英國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時期收入差距的懸殊非常明顯,農業生產非常脆弱,紡織業的發展並不穩定,農民的破產和城市經濟的不穩定,致使斯圖亞特王朝政府面臨的濟貧壓力非常大.17世紀20年代末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以及1642年爆發的內戰,致使英國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混亂狀態,1647～1649年間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眾運動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動亂,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擴大了社會貧困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都鐸王朝時期的第一個關於窮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隨後比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這兩個法令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懲罰流浪窮人以及如何將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過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條規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窮人經許可後可以乞討.1536年的法令雖然又補進了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如「教區執事或者其他官員要為本教區體弱無勞動能力的流浪窮人收集救濟物以賑濟之」和「將5～14歲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農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當去當學徒,以便他們日後有個技藝養活自己,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小孩或者中途無故離開的,當眾鞭撻之」.但是,這些規定在實際運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規定受到安置的兒童在24歲(男孩)和21歲(女孩)之前不得離開學徒場所,否則將被罰作師傅的奴隸直到上述年齡為止.這對流浪窮人的處罰過於嚴酷,不久便被廢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頒布之前,都鐸王朝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管制流浪窮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實際操作中歸於失敗.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個努力為那些健壯的流浪窮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則強調了為窮人找工作的濟貧方式,並使之具體化.1598年的法令又設立了貧民監督官辦公處——徵收濟貧稅以及為那些健康的窮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都鐸王朝的濟貧法已開始趨於合理(劉濤,2009).《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基本原則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兒子和有錢媳婦，畜.生不如，傳.瘋了...
《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英國濟貧法乃至英國社會政策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較系統完整地規定了濟貧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會自發性慈善行為的「瓶頸」,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濟貧事務,奠定了國家性濟貧制度的基礎.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院外救濟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發放的補助金、燃料、衣物和住處等.它是在教區范圍內的救濟體制中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救濟方式.主要形式有:(1)發放各種救濟金,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濟方式；(2)寄送貧困無助的孤兒；(3)針對貧窮的男性勞動力實行補助金制度；(4)提供麵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實物救濟以及住房和醫療救助；(5)提供兒童做學徒的機會,幫助他們學一門手藝等(劉濤,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識地對貧民做出區分.政府將他們分為幾種類型:(1)強壯有力而不願工作的；(2)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據不同的分類使他們的待遇有較大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體現國家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具備了近現代國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樞密院代表國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通過發布《命令集》來顯示中央政府在濟貧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濟貧事務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來負責；地方上濟貧事務的實際操作則由教區濟貧官和貧民救濟委員來執行.第五,較為完善的濟貧稅的徵收制度,規定由每個教區的教會管理人和四名貧民監督人(overseers)負責向每一個居民土地所有者徵收濟貧稅,如若被徵收者違反濟貧稅的征繳制度,他們有權扣押這些人的財產.
(二)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新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這一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成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形成,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說在英國成為思想界的主流,社會中上層人士普遍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的萎縮以及投資的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此,自由放任理論成為19世紀初期之後濟貧法改革的指導思想.
英國於1834年頒布了《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嚴格禁止對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濟貧院之外的救濟,對於申請救濟的貧困勞工要求他們必須入住濟貧院,並從事教區安排的工作以獲得救濟.該法案的實行,進一步完善了英國社會的濟貧制度,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規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濟貧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濟的窮人的生活標准必須低於自立勞動者的生活標准,這成為以後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國一致性的貧民處置方法,一是組建了英國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機構「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使之負責全國貧困救濟的管理,包括貧民、濟貧院、兒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權各地建立濟貧院和聯合濟貧區負責窮人救濟工作.救濟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為主開始過渡到以中央政府為主(高潮、徐濱,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濟貧管理體系,1847年中央成立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統一監督各聯合濟貧區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務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監督地方事務,包括濟貧工作.上述兩部擁有的許可權包括:(1)有權頒行濟貧條例；(2)成立督察組專門監督中央條例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3)設立地方稽核員,對不合要求的濟貧支出施以財政性懲罰；(4)在地方上選舉監督官並聘用有薪官員負責濟貧事務.第四,院內救濟成為整個英國《新濟貧法》的標准體系,也成為《新濟貧法》的核心.院內救濟的主旨是指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中才能得到救濟,接受院內救濟的人不再擁有選舉權,以示對接受救濟者政治上的懲罰,目的是讓每一個貧民都知道應該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與社會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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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濟貧法》時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到19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在反貧困的意識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從譴責窮人的懶惰和惡習是導致貧窮的主因轉變到窮人的貧困是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完善造成的；(2)從一味強調窮人應以自立和拚命勞動來解決自身貧困問題轉變到政府需要在經濟上給予窮人以基本的幫助；(3)將濟貧由分散變為集中,克服了地方濟貧管理腐敗和不稱職的局限；(4)從忽視窮人的生存條件轉變到幫助窮人改善其生存狀態,並逐步提高其生存水準以達成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特徵與福利社會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國頒布《國民救濟法》,正式廢除濟貧制度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階段.國民救助制度的實質是將過去的各種救濟制度進行揚棄之後統一形成的制度.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民救濟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英國社會史整個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到來」.至此,在英國實行了幾百年的濟貧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進入20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生產力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經歷了高度發展.分配領域的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周期和機器替代人工的現象提高了失業率,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妨礙了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調控強度,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都決定了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自助傳統上的濟貧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英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也無法有效地解決新社會條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丁建定、楊鳳娟,2004).此時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應該以新形式的社會有效支出來解除目前公眾的貧困,並把它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霍布森,1902).1906年頒布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措施的條款.1908年頒布的《養老金法》使英國建立了免費養老金制度,為英國大部分老年貧民提供免費的養老保障.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如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20年的《失業工人法》和《國民健康保險法》都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在濟貧的組織保障方面,1919年通過的《健康保障部法》規定,成立健康部作為中央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英國的濟貧事務.192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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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向著建立福利國家的目標演進.1945年通過的《家庭津貼法》倡導設立一種由稅收統一支付的非繳費型、普享性津貼,該法的目的是試圖解決由戰爭所造成的貧困.1946年通過的《國民保險法》(不同於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確保提供給每個公民以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還頒布了《國民工傷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頒布的《國民救濟法》,正式確立了由國民救濟制度來替代原有濟貧制度的社會保障原則,原來由濟貧法所提供的各種救濟被納入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英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社會保障法制最完備的國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的社會保障模式(楊思斌,2008).
英國所創立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政府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作為施政理念,並在法律的框架下確保組織機構的完善和監管體系的順暢運行；(2)強調福利的普遍覆蓋,服務於社會全體成員；(3)充分考慮公民個人的負擔能力,減輕個人的繳費負擔,由僱主和企業共同籌資,政府負責,以確保合法權益支付和融資；(4)保障項目齊全,保證替代率或絕對水平、待遇水平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預防和消滅貧困,而是維護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不僅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而且開始注意滿足人們發展的需要.
二、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反貧困原則創新的啟示
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從道義到權利的轉變,「由於福利是權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們可以無償地接受它們,而不必感到似乎是佔了別人的便宜」(楊思斌,2008).綜合考察英國濟貧法歷史演變中濟貧原則的演變,結合我國貧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現實,可以發現,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社會救助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貧困救助保障的覆蓋面小；(2)貧困救助的標准低；(3)貧困救助的渠道與標准不統一；(4)貧困救助的實施主體錯位；等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則可概括為:(1)社會保障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會救濟的需求大范圍擴張,引發社會扶貧救濟工作難以為繼；(2)社會扶貧救助未能實施國家統一部署,財政支出過少,致使社會救助秩序混亂；(3)社會扶貧救助中,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太小,地方財政在該項目的支出上對中央財政的依賴性過大,致使該項工作因經費短缺而難以展開；(4)貧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滯後,制度化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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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需要在社會反貧困原則的創新方面進行制度修復.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社會貧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中國貧困入口生活陷於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憲法賦予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滿足基本生存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利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現代中國社會救濟標准要基於居民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並隨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實行年度調整.現階段維持城鄉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包括:(1)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攝取熱量標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維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費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著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費、托兒費、學雜費、房租、煤氣、水、電、洗理費.
(二)社會化救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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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救助應奉行社會化原則,需徹底改變目前有工作單位的職工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救助,單位有困難的由當地上級主管部門調劑解決,主管部門仍解決不了的由財政兜底的傳統救助方法.傳統的單位是社會救助第一道安全網的扶貧制度事實上易形成貧困與救助因果循環的悖論.實施社會救助是當代政府應該履行的基本責任,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於社會救助並構成社會救助基金的基本來源,是當代財政理論的基本要義,可以保證扶貧工作的切實到位.雖說社會扶貧需要藉助全社會的力量,但企業和社會慈善機構的職能與力量均不能從根本上保證這項事業得以落實.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開展社會濟貧,事先必須分清落實的主體,只有政府的專職職能部門真正充當起社會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職責,即使社會救助工作走向社會,打破部門和單位的圍牆,才能真正引導這項工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展開,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從道義上來支持這項工作,進而可以避免社會救助過程中的標准不統一、資金不到位、職責不明確、落實不連貫的弊病.
(三)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原則
目前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員中,原國有企業職工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部分人或因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重組,或因原所在企業破產、被兼並等原因而脫離了工作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識結構、勞動技能和就業觀念的限制,一時難以重新就業,陷入貧困的邊緣.這部分人員從其體能和年齡而言,大多屬於就業適齡人口,如果就此放棄工作,依靠社會救助和下崗工資生活,一方面無助於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侵蝕「三無」人員、老弱病殘、弱勢人群等急需社會救助的人群可能獲得救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對這部分對象實施救助時,應立足於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的原則,設立明確的時間表,在短期內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救濟幫助,但從長期而言,則需從多方面開展再就業工程,從技能上、觀念上幫助這部分人群轉變就業理念,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活動,樹立「要就業、找市場」的觀念.同時,政府要檢討已實施的產業重組政策,財政注資應立足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加強對財政資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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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的救助屬於社會保障的范疇,社會保障就涉及資金的籌集問題,雖說社會扶貧救助是一項無償的活動,資金承擔主體是政府,但按照風險不確定原理和大數原理,社會公眾個人也應為救助資金的籌集承擔一定的義務,有工資收入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統籌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劃撥用於社會救助基金,可以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濟貧的效率應體現在扶貧體系應有一套「預警、信息、救濟」網路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貧困發生主體,杜絕扶貧救濟中的苦樂不均現象.在實施社會扶貧救助工作中,要密切關注物價變動的趨勢,原則上實行扶貧標准一年一定,使貧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價的上漲而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扶貧款發放的群眾監督,主管部門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與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協調一致性.
(五)統一管理、政事分開原則
要避免社會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統一現象,關鍵還在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這需要杜絕社會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和格局,嚴格構築統一的社會救助體系,對貧困人口實施統一救助,由一個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規范化、網路化、一體化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各地在構架社會救助體系框架時,要以省一級民政部門為核心,展開垂直管理；由地、市級民政部門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救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縣、鄉、鎮的民政部門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具體實施.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門可協助負責救助資金的籌集,然後交由民政部門實施救濟.同時,也需要形成統一的社會救助瞄準機制,形成貧困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和評估機制,杜絕社會救助中的重復、遺漏和虛假申報等現象的發生.
(六)依法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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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救助的制度規定多源自於政府的文件、規定和行政命令,具體實施方案也多來自於一些地方的經驗總結和介紹,然後通過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廣,總體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規范,並且缺乏嚴肅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因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會救助的實施主體、對象、標准、范圍、期限、條件、監督、責任、義務等方面皆存在一些問題.行政調控作為社會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無法避免非科學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會救助領域的發生.因此,應盡快頒布和實施全國性的社會救助法案,賦予社會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該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發展.
三、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現代社會救助的總體思路創新的啟示
從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來看,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保障國家責任的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國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工作要順利展開,並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責任主體,並對中國目前全社會、多主體、標准不一、責任不清的社會救助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重塑,以杜絕政出多門、財力配置部分失效、綜合協調薄弱、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等體制性弊端降低社會救助效能的現象的延續.上述任務的完成,有賴於政府主管部門施政理念的轉變,要一切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則行事,加強有關社會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濟貧救助；有賴於社會保障體系組織框架的合理構建,建立「縱向為主、橫向配合」的社會濟貧救助網路,明確社會救助責任主體,並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有賴於社會救助標准隨物價波動自行調整機制的建立.根據中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建立和完善幫困救助機制的總體思路應定位於「政府推動、民政為主、社會參與、綜合協調、形成合力」.
要理順實施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從中國政府組織框架的組成及其職能分工與界定來看,作為政府機構之一的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能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目前,民政部門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在上海,社會救助運行機制分為五大板塊,即(1)民政救助；(2)安民幫困；(3)社會化救助；(4)高校幫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對象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會保障線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發了「關於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發放糧油供應卡的通知」,對這部分家庭實施「給予救助糧油及面製品等食物」的幫助.目前,已有50萬人從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幫助,占上海市總人口的5％左右.二是對無業殘疾、全家無從業人員、孤老等特困人員的救助.三是對烈屬及無業傷殘軍人的定額補貼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塊的社會救助分別由經委、勞動主管部門、企業、教委、社會公益性慈善基金會來實施.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救助享有上的苦樂不均現象,同時非民政屬性的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無法保證社會救助工作的持續連貫性,特別是在救助資金的來源和撥付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證.因此,以民政為主,就是要集中國家財政資金,通過民政部門的縱向組織體系,利用民政系統的專業化救助技術來實施社會救助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實際操作中責任主體難以落實責任與義務,企事業單位救助落實困難的弊端.

H. 《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的歷史背景

1601年英國頒布了第一個有關濟貧的法律——《伊麗莎白濟貧法》。作為英國第一個重要的濟貧法，它不僅是這一法律制度的發端，而且為這一法律制度的發展確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法。 根據《伊麗莎白濟貧法》，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徵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救濟辦法因人而異,凡年老及喪失勞動力的,在家接受救濟；貧窮兒童則在指定的人家寄養，長到一定年齡時送去作學徒；流浪者被關進監獄或送入教養院。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此後，英國政府又在這部法律規定的原則基礎上，頒布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1662年，斯圖亞特王朝通過的《住所法》，這部法律規定，貧民須在其所在的教區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獲得救濟。1723年又進一步規定，受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由於在執行中問題多多，1782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規定，除了年老及喪失勞動力的人必須集中起來接受救濟，對有勞動能力的人仍採用把原料發給他們，讓他們在家做工的辦法進行救濟。1793年對法戰爭開始後，各地發生搶糧事件，於是伯克郡濟貧官員於1795年 5月在斯皮納姆蘭村開會，決定向收入低於公認最低生活標準的工人提供補助，允許他們在家得到救濟，即所謂「斯皮納姆蘭制」。此後，這一制度在英國各郡廣泛採用，成為緩和階級矛盾的重要措施。 但是，工業革命後，英國大規模使用機器,家庭手工業趨於沒落,造成了大量無業流民。貧困化加劇使得政府用於貧民救濟的財政支出數額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認為舊的濟貧法已經無法適應形勢的需要。 1834年議會通過《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取消了「斯皮納姆蘭制」的家內救濟，改為受救濟者必須是被收容在濟貧院中的貧民。但是，所內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勞動極其繁重，貧民望而卻步，被稱之為勞動者的「巴士底獄」。有人這樣描述濟貧院的基本情況：在磚鋪的地面上到處是貧困的婦女以及滿臉臟物到處亂爬的孩子，老年婦女躺在床上氣喘吁吁無法動彈，或圍坐在火爐旁大聲咳著，老年男子弓著背忙著活計，苟延殘喘。政府就是用這種方法來減少受救濟的人口和濟貧的支出。 可以說，這部新的法律不僅沒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反而使他們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

I. 什麼叫伊麗莎白濟貧法

圈地運動以後英國偷盜者、流氓人、乞討者增多，社會不安因素急劇增加。
1601年英王室通過了一個新法案：《濟貧法》。

其主要內容是：
各教區負責向居民和房地產所有者徵收濟貧稅，以此為來源給無力謀生的貧民發放救濟。
通過各教會的教區組織失業者從事勞動，安排未成年的孤兒學工。

18世紀後半期，英國進入了產業革命階段，議會於1782年又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擴大了濟貧面，對教區收容院以外的貧困者給予救濟。此法案使政府財政支出增大。

1817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濟貧法」的修正案，即為後人稱之為「新濟貧法」。新濟貧法對申請救濟的貧困者要進行嚴格分類和考查。

J. 求:對於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名詞解釋和意義!

為了阻止勞動力流動,穩定社會秩序,消除失業,流浪和貧困現象,英國於1601年頒布了《伊麗莎白濟貧法》,其標志濟貧制度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