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是

㈠ 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

基本內容

經濟法與民商法
經濟法與行政法
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
經濟法與民法的兩者都調整經濟關系，兩者的一些概念、原則、制度、手段可以通用。區別在於① 民法與經濟法調整的內容不同。② 民法以個體權利為本位，在微觀經濟領域，經濟法以社會責任為本位，在宏觀經濟領域。③ 民法與經濟法的主體系列各不相同。
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時，必要時也採取行政手段。但經濟法與行政法又有所不同，具體表現為：①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 關系不同於行政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關系。②經濟法主體之間的關系與行政法不同。③經濟管理法律關系追求的是一定經濟目的與經濟效益，行政法的目的在於使得控制行政權力，提高行政效率。

經濟法與國際經濟法也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是調整經濟關系，但二者也有著很大的區別：① 經濟法主要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法律關系，國際經濟法多是跨國的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② 經濟法的調整方式多為綜合方式，國際經濟法的則多為民事方式③ 經濟法的責任方式多種多樣，國際經濟法的責任方式主要是民事責任方式。

要點精解
1、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一個比較鑒別的問題，其更多的關繫到經濟法是否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1980年代中期，在法學界就曾經有過民法與經濟法的大討論。如今法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具有獨立性，經濟法的范疇也從「大經濟法」理性回歸到我們今天對經濟法的理解上來。2、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有著其特殊的理念、本位、調整對象，調整方式以及基本原則等內容。社會本位就是其最重要的一個特徵之一，基於國家、社會、個人的三元結構劃分，經濟法在社會層面擔負起了重任，與行政法和民商法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法律體系。3、經濟法以其新穎性和活力形成了這樣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用來突破法律部門之間舊有的疆界,並把從不同的傳統規范、尤其是從傳統的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各種原理重新組合一個整體。這也是其與其他部門法相比的一個重要特徵。

復習指導
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前幾年一直是考研命題中的熱點，一般以簡答題的形式出現，主要是考查基本知識點。比較困難的是一些比較邊緣的題目，例如：試論述消費者權益法是經濟法的一個部門。這就不僅要求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著比較好的把握，更是要對什麼是經濟法，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有何種聯系和區別都要有著熟練的運用。可見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掌握是應付此類綜合性較強的考題的關鍵。

㈡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㈢ 經濟法和法律有什麼關系

經濟法是法律的一個來部門法，但是，源學界還是有一定爭議。其法律性質類似於刑法、民法、社會法、行政法。

實際上經濟法與民法有交叉，比如：公司法、合同法等涉及經濟領域的法律既屬於民法，也屬於經濟法。

經濟法與行政法也有交叉，又有一個說法是，經濟法也可稱為經濟行政法。比如：稅法既是經濟法，也是行政法。

經濟法也有被歸類到社會法的說法，由於政治、經濟、社會一體化現象較為普遍，故社會與政治、經濟的界限模糊。比如：勞動合同法，既是經濟法（關於經濟性質的合同內容），又是社會法（規制勞動關系），其中的一些規定又可以說是行政法（關於勞動行政機關的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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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要官方性的標准語言，是如下表述：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㈣ 簡述經濟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的回調整對象是答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2.（1）經濟法是「兩手論」，即「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相結合的法；（2）經濟法是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對立統一的法；（3）經濟法是社會利益本位法。
經濟法的宗旨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最高准則，保障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維護經濟個體在市場競爭中的權利自由和平等，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有機平衡。
3.經濟法的利用：經濟法的出現使法與經濟實現全方位的結合，使法更直接、更有力地為經濟基礎服務。經濟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保障國家依法實施宏觀調控，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2）引導、推進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3）維護經濟個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經濟民主。

㈤ 如何理解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指它在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於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 社會本位要求經濟法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最高准則。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必須對社會負責，亦即都必須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在整體上，國家代表全局利益、長遠利益，但在具體經濟過程和經濟關系中，它是以具體國家機關或者某種經過授權的組織，作為特定的物質利益實體和社會組織的身份、地位出現的。在具體經濟關系中，國家必須依法行使權力和權利，對社會負責，不得以不當或過度的行政權力和長官意志，妨礙或損害市場主體及非國有主體依法行使權利，不能非法損害和侵吞其他主體的物質利益。企業和個人等經濟主體也要對社會負責，不能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不得片面強調自身局部利益，置社會利益於不顧，借口對抗行政干預而損害他人或社會整體利益。 經濟法的社會本位不是不講權利，只講責任。相反，它強調並全面貫徹權利（力）、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它主張要正確把握權利（力）、義務設置的出發點和基礎，理解權利（力）的來源和獲取、行使的條件。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企業、個人等，都要首先對社會負責，在對社會盡責的基礎上享有權利（力）、獲得利益。因此，社會本位不是義務本位，更不是企業或個體義務本位。社會本位的思想是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反映社會進步的要求的。

㈥ 淺談如何認識經濟法與相關法律的關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險法》一般歸入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人民銀行法》、《稅收徵收管理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按劃分屬於經濟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當中有經濟法的內容，在經濟法當中存在商法的規則。比如，我國《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商法目的與經濟法目的的結合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對公司的規范和對公司、股東、債權人的保護，體現了商法的個體性，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則反映了經濟法的社會精神。在具體規范方面，《公司法》有關公司轉投資的限制(第12條)、股份轉讓的限制(第147,149條)、對公司則務會計制度的強行性規定(第174 ,175 ,176條等)，《合夥企業法》關於合夥企業的設立、入伙、退夥時的登記規定(第15,16,56條等)，《票掘法》關於木票出票人資格審定的規定(第74條)、關於票掘管理辦法的規定(第110條)，《保險法》關於限定投保、公平競爭以及對保險業監督若理的規定(第6,7,8條，第五章)等，已經超越了純粹商法以自由、便捷、個體安全為特徵的范圍，而自然進入到社會秩序、社會安全的經濟法領域。但是，在這此法律當中，社會經濟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個別經營者地位確定和行為規范基礎之上。作為經濟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宗旨是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第1條)。該宗旨的特點是先考慮社會經濟秩序和公平競爭，再考慮對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體現了由社會而個體的經濟法作用過程。類似的立法宗旨還表現在《產品質量法》、《稅收徵收稅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當中。
經濟法強調社會性和整體性，以建立整體秩序為目的，在此過程中，對特定主體違規行為的制裁，是對不特定主體利益的保護，也是對社會利益的保護。但是，保護對象也並非都是不特定的。對特定對象及其行為的規范和保護，則體現了商法內容。這在具體規范方面，比如《反不正當競爭法》關於損害賠償的規定(第20條)，《產品質錄法》關於損害賠償的規定(第四章)，《稅收徵收稅法》關於向納稅人退稅的規定(第 30條)，《房地產管理法》關於房地產交易的規定(第四章)等，是從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會利益平衡的基礎上考慮對個體利益的保護規則，而這此規則，已經涉及商事法的內容。
當然，上述兩種現象也不是絕對的。也有較為純粹的分屬商法和經濟法的制定法，少於不過多地涉及對方的內容，比如《海商法》就屬於較為純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銀行法》則屬於比較純粹的經濟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時就已經設計為結構性傾斜，以矯正現實當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經濟法特徵，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四、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從經濟法的概念引入我國，其與行政法的關系就是爭議焦點一些研究者認為經濟法是經濟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規定國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在過來因素上，行政法與經濟法有所聯系。但是在具體調整對象、性質、功能等方而，行政法與經濟法有所區別。
(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
經濟法調整的社會性經濟關系，包括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經濟關系。行政法所調整的行政若理關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關系。現代行政法具有規范、限制行政權力，防止行政機關濫權的作用，這與經濟法通過社會利益矯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經濟法採取強制性與倡導性的調整方法，行政法也採取此類調整方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首先，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是社會中經濟關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經濟關系，這種鼓勵因素也並不完全來源於政府行政管理，還包括行業自律管理，並且管理的目標、在於社會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結構呈現關聯中性，即管理對象與管理目標之間具有關聯性。行政法調整的是行政管理關系，主要是行政機關設置、行政人員選拔、考核、升遷等管理 ,即或涉及到經濟管理，也是從行政職權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規范的，是典型的縱向自線關系。
其次，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以實現社會經濟利益和社會平衡協調發展為目的;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以實現國家利益為宗旨。這里涉及到一個基本問題: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一般認為兩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結果並非如此，而是兩個具有聯系也有區別的獨立利益，由於該問題較為復雜，將另文論述。第三，經濟法具有社會法屬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經濟法的內容主要是競爭法、消費者法、市場規製法、宏觀經濟調控法等實體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行政許可、行政救助、行政處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之間的內在聯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經濟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會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的排列順序，從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屬性不斷減弱，公法屬性不斷增長。從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屬性不斷增長，公法屬性不斷減弱。其中，以社會法為紐帶，私法屬性與公法屬性的消長變化，說明法律對於社會關系的調整，分別有自身的任務和功能，並顯現出相繼聯結的內在聯系。在法律系統中，結構的和諧影響到功能的優化。這種內在聯系說明，法律部門的劃分是相對的，不同法律部門之間有著密切聯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㈦ 經濟法和法律有什麼關系

經濟法是部門法之一，我國體系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三個層次，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七個法律部門組成。

㈧ 談如何認識經濟法與相關法律的關系（下）

(二)經濟法與商法的聯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險法》一般歸入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人民銀行法》、《稅收徵收管理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按劃分屬於經濟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當中有經濟法的內容，在經濟法當中存在商法的規則。比如，我國《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商法目的與經濟法目的的結合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對公司的規范和對公司、股東、債權人的保護，體現了商法的個體性，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則反映了經濟法的社會精神。在具體規范方面，《公司法》有關公司轉投資的限制(第12條)、股份轉讓的限制(第147,149條)、對公司則務會計制度的強行性規定(第174 ,175 ,176條等)，《合夥企業法》關於合夥企業的設立、入伙、退夥時的登記規定(第15,16,56條等)，《票掘法》關於木票出票人資格審定的規定(第74條)、關於票掘管理辦法的規定(第110條)，《保險法》關於限定投保、公平競爭以及對保險業監督若理的規定(第6,7,8條，第五章)等，已經超越了純粹商法以自由、便捷、個體安全為特徵的范圍，而自然進入到社會秩序、社會安全的經濟法領域。但是，在這此法律當中，社會經濟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個別經營者地位確定和行為規范基礎之上。作為經濟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宗旨是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第1條)。該宗旨的特點是先考慮社會經濟秩序和公平競爭，再考慮對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體現了由社會而個體的經濟法作用過程。類似的立法宗旨還表現在《產品質量法》、《稅收徵收稅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當中。
經濟法強調社會性和整體性，以建立整體秩序為目的，在此過程中，對特定主體違規行為的制裁，是對不特定主體利益的保護，也是對社會利益的保護。但是，保護對象也並非都是不特定的。對特定對象及其行為的規范和保護，則體現了商法內容。這在具體規范方面，比如《反不正當競爭法》關於損害賠償的規定(第20條)，《產品質錄法》關於損害賠償的規定(第四章)，《稅收徵收稅法》關於向納稅人退稅的規定(第 30條)，《房地產管理法》關於房地產交易的規定(第四章)等，是從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會利益平衡的基礎上考慮對個體利益的保護規則，而這此規則，已經涉及商事法的內容。
當然，上述兩種現象也不是絕對的。也有較為純粹的分屬商法和經濟法的制定法，少於不過多地涉及對方的內容，比如《海商法》就屬於較為純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銀行法》則屬於比較純粹的經濟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時就已經設計為結構性傾斜，以矯正現實當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經濟法特徵，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四、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從經濟法的概念引入我國，其與行政法的關系就是爭議焦點一些研究者認為經濟法是經濟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規定國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在過來因素上，行政法與經濟法有所聯系。但是在具體調整對象、性質、功能等方而，行政法與經濟法有所區別。
(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
經濟法調整的社會性經濟關系，包括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經濟關系。行政法所調整的行政若理關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關系。現代行政法具有規范、限制行政權力，防止行政機關濫權的作用，這與經濟法通過社會利益矯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經濟法採取強制性與倡導性的調整方法，行政法也採取此類調整方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首先，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是社會中經濟關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經濟關系，這種鼓勵因素也並不完全來源於政府行政管理，還包括行業自律管理，並且管理的目標、在於社會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結構呈現關聯中性，即管理對象與管理目標之間具有關聯性。行政法調整的是行政管理關系，主要是行政機關設置、行政人員選拔、考核、升遷等管理 ,即或涉及到經濟管理，也是從行政職權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規范的，是典型的縱向自線關系。
其次，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以實現社會經濟利益和社會平衡協調發展為目的;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以實現國家利益為宗旨。這里涉及到一個基本問題: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一般認為兩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結果並非如此，而是兩個具有聯系也有區別的獨立利益，由於該問題較為復雜，將另文論述。第三，經濟法具有社會法屬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經濟法的內容主要是競爭法、消費者法、市場規製法、宏觀經濟調控法等實體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行政許可、行政救助、行政處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之間的內在聯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經濟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會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的排列順序，從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屬性不斷減弱，公法屬性不斷增長。從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屬性不斷增長，公法屬性不斷減弱。其中，以社會法為紐帶，私法屬性與公法屬性的消長變化，說明法律對於社會關系的調整，分別有自身的任務和功能，並顯現出相繼聯結的內在聯系。在法律系統中，結構的和諧影響到功能的優化。這種內在聯系說明，法律部門的劃分是相對的，不同法律部門之間有著密切聯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㈨ 經濟法是公法、私法、還是社會法

公法是配置和調整公權力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公法以研究公權力、公權力配置、公法關系和公法責任為主要內容。私法相對於公法，一般而言指的是規范私權關系、保護私人利益的法律，如民法、商法等。也可以理解成私家所定的法規。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經濟法屬於公法。因為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㈩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比較

經濟法與社會法具有重要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最本質區別在於經濟法的經濟性和社會法的社會性。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經濟法調整的范圍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經濟性是經濟法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包括調整對象的經濟性、法益目標的經濟性、運行機制的經濟性、效果評價的經濟。社會法的社會政策目標與社會法的社會效益指標決定了社會法具有鮮明的社會性。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是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是經濟性的社會關系，這表明經濟法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針對的是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同時,並非所有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都由國家干預,國家僅在需要時對這些關系進行干預。而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主要則是顯著社會意義事項,其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例如教育權利保障關系就涉及文教領域等非經濟領域，即社會性的社會關系。
（三）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目標不同。由於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及根本屬性的不同，導致其目標的存在屬性也不同，經濟法起源於市場失靈以及原有法律解決能力的欠缺，其目標在於通過國家的適當干預而解決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問題,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社會法的目標主要在於救助弱者、反對歧視。經濟法側重於在經濟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社會法側重於在社會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
（四）經濟法與社會法的公平觀不同。經濟法倡導積極公平觀，而社會法主張消極公平觀。
經濟法認為只有經濟發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勢群體才會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會法的公平觀主要關注的是對已形成的弱勢群體的保護和扶助,因為它是一種弱者保護機制,是一種利益分配的平均正義立場。
（五）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方式不盡相同。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似乎更為復雜和多樣化,主要通過指令性調整方式、指導性調整方式和以私法主體身份介入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等。社
會法則主要通過傾斜待遇、團體契約、強制性最低標准等方式進行調整,例如對貧困人員提供廉租房等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存在以上的區別，這對於我們釐清兩法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啟發價值，對於立法和司法實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另外，科學的全面的認識經濟法和社會法的關系，還應關注兩者的共同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社會性和現代性。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社會性。包括以「社會公共利益」位本位，經濟法與社會法在各自領域中, 通過不同方式協調各種利益關系, 以達到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責任的社會性，。隨著法律的「社會化」進程, 傳統的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三者相互融合, 出現了以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社會公益和可持續發展為價值目標的社會責任；調節機制的社會性，在人類社會中, 不僅需要以市場調節機制為特徵的競爭機制, 更需要以社會調節機制為特徵的合作機制，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健康、穩定和有序。所謂社會調節機制， 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團(非政府組織) 以社會公信力為媒介完成的一種社會生活交往模式。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現代性。經濟法與社會法， 同其他傳統部門法相比， 具有獨特的「現代性」。換言之,，伴隨著從物質到精神、從制度到觀念的現代化變遷,，整個社會中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法作為一種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符號系統，必然會對此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反應。在此背景下產生的經濟法與社會法， 自然有著不同於傳統部門法的現代性特徵。主要包括形成背景的現代性、法域歸屬上的現代性、制度構成上的現代性。這三方面都源於現代社會的屬性特徵，體現反應現代社會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