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合同法原則

Ⅰ 涉外合同之債的法律適用原則以及理論

涉外合同之債的一般法律適用原則

第一節 涉外合同法律沖突與解決方法
一、合同之債的概念與特徵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涉外合同的法律特徵：
1．民事關系主體、客體、內容三者之一具有涉外因素。
2．涉外因素的標志是當事人的國籍、住所、或營業所等。
3、一個貿易合同是否是涉外合同，還要考慮外國投資法的適用。
二、涉外合同的法律沖突
涉外合同法律沖突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各國法律規定的不同，其次，合同履行過程中連接因素多也是產生法律沖突的一個原因。
三、涉外合同法律沖突的解決途徑
（一）解決合同法律沖突的兩種方法
1．沖突法方法。制定統一沖突規范、國內沖突規范解決合同法律沖突。
2．實體法方法。制定統一實體規范解決合同法律沖突。
（二）確定合同准據法的同一論與分割論
同一論主張將合同的幾個方面作為一個整體統一適用一個法律。
分割論主張對合同的幾個方面作以分割，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
第二節 涉外合同之債的法律適用原則
一、意思自治原則
1．意思自治原則是確定合同准據法的基本原則，該原則認為：在合同法律關系方面，當事人既然可以依據契約自由原則按照自己的意志創設合同權利義務關系，那麼他們也有權自行決定合同應適用的法律。
2．意思自治原則的產生和發展。
3．意思自治原則的范圍
無限意思自治原則，主張選擇法律不受限制，但要合法、善意。
有限意思自治原則，主張合同准據法的選擇必須與合同有一定的聯系。
4．意思自治的方式
明示的意思自治，要求當事人對合同准據法的選擇明確的表示出來。
默示的意思自治，法官根據合同中的一些因素推定當事人已默示同意適用某一國法律。
二、客觀標志說
客觀標志說是指法院依照「場所支配行為」的原則以與合同有關的客觀標志為依據，
確定合同的准據法。
在各國的立法與實踐中，與合同有關的客觀標志主要有：
合同訂立地、合同履行地、當事人國籍或住所、物之所在地、法院地或仲裁地。
三、最密切聯系說
（一）最密切聯系說的概念與特徵
1．最密切聯系說是指某一法律關系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應適用的法律或選擇無效的情況下，法院依據這一原則，在與法律關系有聯系的國家中，選自一個與該法律關系本質上有重大聯系，利害關系最密切的國家的法律予以適用。
2．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法律特徵：
（1）最密切聯系原則是一種新的法律選擇方法。
（2）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核心是通過對合同以及與合同有關的各要素進行綜合分析來尋找與合同最密切聯系的法律。
（3）最密切聯系聯系的原則賦予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二）合同中最密切聯系因素的判定方法
1．美國的合同要素分析法
2．大陸法系國家的特徵性履行說。特徵性履行是指法院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何方的履行最能體現合同的特性來決定合同的法律適用。
第三節 我國關於涉外合同的法律適用原則
一、意思自治原則
二、最密切聯系的原則
三、強制適用中國法原則
四、國際條約優先原則
五、適用國際慣例原則

Ⅱ 論合同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約責任，又稱為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承擔的採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違約責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當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是以違約責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因為有違約責任的強制性作為保障，當事人的合意才能夠象一把「法鎖」一樣拘束他們自己。①本文擬就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問題作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概述

違約責任中的歸責是指合同當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債務的行為發生以後，應依何種根據使其承擔責任。此種根據具體體現了法律的價值判斷。例如，針對已經發生的行為，法律是以當事人的過錯，還是以已經發生的違約後果作為判斷標准，明確認定違約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種明確責任的過程，即責任的判斷過程，就是違約責任的歸責過程。在歸責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正確認定責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則，即是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所謂歸責原則，乃是確定違約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則。②各國立法對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

合同法中的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以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最初產生於羅馬法。公元前287年，羅馬平民會議通過了保民官阿奎利烏斯提交的一項法案，即《阿奎利亞法》。這部法典中，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的內容，確定了「對偶然事件誰也不負責任」和「無過錯則不受處罰」等原則。此後，在《阿奎利亞法》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法學家的學術解釋和裁判官的判例，羅馬法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備的主觀歸責體系。③大陸法系國家較多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債務人如無其他規定，應就其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責任」。

合同法中的嚴格責任原則，是指違約發生後，確定違約當事人的責任，不考慮當事人有無過錯，即不考慮當事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或過失，而是只考慮違約後果是否因當事人的行為造成的一種歸責原則，其特點在於不考慮違約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只要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與違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違約責任即告成立。嚴格責任原則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規定，「如果合同的履行義務已經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構成違約」。

實踐中，不同的歸責原則的確定，對違約責任制度的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直接決定著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根據過錯責任原則，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是違約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嚴格責任原則則一般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有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盡管在某些情形下過錯並不是在違約責任的歸責中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素。

第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決定著舉證責任的負擔和內容。通常情況下，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中，以違約當事人有過錯為責任要件，即所謂有過錯即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但在訴訟中，為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減輕其過錯舉證負擔，一般都採用過錯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違約方舉證證明違約方有過錯，而是在查明違約事實時，即推定違約方有過錯，使其承擔違約責任。同時，允許違約方就自己無過錯舉證，如果違約方能夠證明自己對於違約沒有過錯，即可獲得免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的合同法中，由於不以過錯為責任構成要件，違約方則無必要證明自己沒有過錯。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和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但是，實踐中，該兩類原則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關系的日益多樣，造成違約發生的原因及違約所致的後果日益復雜，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已呈現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以能夠更好地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

二、我國《合同法》中違約責任歸責原則的有關規定

根據《合同法》第107條規定，即「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我國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有著一定的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經濟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由於當事人一方的過錯，造成經濟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後來制定的《民法通則》、《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對此有所發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111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採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都是這樣規定的。鑒於此，新《合同法》為統一立法和實踐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確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違約責任的構成僅以當事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要件，違約方免責的可能性在於證明有免責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訴訟中，非違約方只須證明違約方未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違約方如無證據證明有免責事由，則應依法承擔違約責任，由於不履行和免責事由均屬於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與否的證明與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於訴訟。

第二，嚴格責任原則之下，有違約行為就有違約責任，有利於促使當事人嚴肅對待合同，維護合同的嚴肅性，並防止在過錯責任原則下違約方尋求無過錯以逃脫責任的現象，增強當事人的責任心。

第三，嚴格責任原則更符合違約責任的本質。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發生有著顯著的區別。侵權責任一般發生在不存在直接聯系的當事人之間，法律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責任就不應僅以損害發生為前提，在損害事實之外還應該另有理由，即可歸責性。過錯就是侵權責任的可歸責性，只有對造成的損害按照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責任，才不至於不適當限制人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侵權責任不同的是，違約責任是由合同義務轉化而來的，本質上是出於當事人雙方約定，這本身就使違約責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說服力。因此，合同責任理應嚴格。④

第四，符合國際上合同法發展的趨勢。英美法系國家一向以嚴格責任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如德國也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原則發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對違約責任同樣採用嚴格責任原則，作為參加國，該公約已對我國生效。最近幾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擬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和《歐洲合同法原則》也都採用了嚴格責任原則。因此，我國《合同法》採用嚴格責任原則，既與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接軌，也符合國際合同立法的要求。

應當注意的是，《合同法》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原則上適用嚴格責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則中對某些特殊的情況則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222條、第265條、第303條、第320條、第374條、第394條、第406條關於贈與合同、租賃合同、承攬合同、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等的規定。上述例外並未改變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經形成了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過錯責任原則為輔的多元化的科學歸責體系，既符合國際合立法的發展趨勢，也更好地適應了保護合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

所謂免責事由，是指免除違反合同的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原則和理由。免責事由總是與一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聯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歸責原則和責任構成要件為前提。由於免責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據責任構成要件所作出的責任成立的判斷，所以，它實際上是對歸責事由和責任構成要件適用的否定。⑤因此，對免責事由的限定是違約責任歸責過程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一般來說，免責事由可分為法定的免責事由和約定的免責事由。法定的免責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規定，不需要當事人約定即可援用的免責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責事由和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後者是指法律特別規定的其他免責事由。關於特別的法定免責事由，我國《合同法》的主要規定有：第311條規定，「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貨物有毀損、滅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承運人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造成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394條第2款規定，「因倉儲物的性質，包裝不符合約定或者超過有效儲存期造成倉儲物變質、損壞的，保管人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119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約定的免責事由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免除責任的情形，這種約定稱為免責條款。原則上說，雙方當事人的約定不存在無效事由時，應承認其效力。但是，免責條款不得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否則無效。我國《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第40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權利的免責條款無效。

應該說，我國《合同法》對免責事由的規定已形成體系，但並不能說完善，典型的如沒有規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責事由⑥，這些都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Ⅲ 美國合同法的特點

美國沒有合同法，但有《統一商法典》：
美國統一商法典
（1912年3月1日頒布 1912年3月1日實施）

第一篇 總則

第一章 本法的簡稱、解釋和適用

第1—101條 簡稱
本法稱為並可被引用為《統一商法典》。

第1—102條 宗旨；解釋原則；通過協議改變本法條款的效力
1．本法應作靈活的解釋和適用，以促進本法之基本宗旨的實現。
2．本法之基本宗旨為：
a．使調整商業交易的法律更加簡潔、明確並適應現代要求；
b．使商業作法能夠通過習慣、行業慣例和當事方協議不斷獲得發展；
c．使各州調整商業交易的法律歸於統一。
3．在本法沒有相反規定的情況下，本法各條款的效力可以通過當事方的協議加以改變。本法規定的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義務，不得通過協議加以排除；但是，當事方可以通過協議確定履行這些義務的標准。所確定的標准不得明顯不合理。
4．本法某些條款包含有「除非另有協議」或類似詞句，這並不意味著未包含此類詞句的其它條款的效力就不可以通過本條第3款所規定的協議加以改變。
5．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a．單數詞包含復數含義，復數詞包含單數含義；
b．陽性詞包含陰性含義和中性含義；在可以得到合理解釋時，中性詞包含任何詞性的含義。

第1—103條 一般法律原則應作為本法的補充
在本法沒有具體條款予以排除的情況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項原則，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代理人、禁止反悔、欺詐、虛偽說明、脅迫、強制、錯誤或破產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應作為本法的補充。

第1—104條 不作默示廢除之解釋
本法是一部旨在統一其領域內法律規范的一般法。在可以合理避免的情況下，本法的任何部分均不應被認為被本法以後的立法所默示廢除。

第1—105條 本法的地域效力；當事方選擇適用法的權力
1．除本條後述另有規定外，如果一項交易同時與本州和它州或它國有合理聯系，當事方可以協議選擇本州法律或它州或它國法律作為確定他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如果無協議，本法適用於與本州有適當聯系的交易。
2．當本法下列任何條款對適用法作出規定時，應按條款之規定適用有關的適用法；相反之協議，只在所規定之適用法（包括沖突法規范）允許的范圍內才有效：
債權人對已售出之貨物的權利 第2—402條；
銀行存款和收款篇的適用 第4—102條；
受大宗轉讓篇約束的大宗轉讓 第6—102條；
投資證券篇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第8—106條；
擔保交易篇中有關擔保權益之完善的條款 第9—103條。

第1—106條 靈活提供救濟
1．應為使受損方盡可能地恢復到另一方充分履行義務時他本應達到的狀態而靈活提供本法所規定的救濟；但除非本法或其它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受損方無權就間接損失或特別損失取得賠償，也無權取得懲罰性賠償。
2．本法所規定的任何權利或義務，均可通過訴訟強制執行，除非設定此種權利或義務的條款另有不同的和限制性的規定。

第1—107條 放棄因對方違約而產生的請求權或其它權利
受損方可在簽署並交付書面棄權聲明後無對價地全部或部分放棄因對方違約而產生的請求權或其它權利。

第1—108條 條款的獨立性
如果本法的任何條款或其對任何人或任何情況的適用被判決無效，此種無效不應影響本法的其它條款或其適用，除非此種無效必然導致該其它條款或其適用的無效。在此種意義上，本法的各條款是獨立的。

第1—109條 標題
本法各條的標題均為本法的組成部分。

第二章 一般定義和解釋原則

第1—201條 一般定義
除本法以後各篇為適用該篇或其任何一章而對下列定義作出補充定義或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1．「訴訟」包括反訴、反請求、債務抵銷、衡平訴訟以及其它任何確定權利的法律程序。
2．「受損方」指有權獲得救濟的當事方。
3．「協議」指當事方事實上達成的合意。此種合意可以根據當事方使用的語言得到證實，也可以根據其它客觀情況，包括本法所規定的交易過程、行業慣例或履約過程（第1—205條，第2—208條），得到推定證實。協議是否產生法律後果，在可能的情況下應依本法條款予以確定；否則，應依合同法原則予以確定（第1—103條）。（請比較「合同」）
4．「銀行」指任何從事銀行業務的人。
5．「持票人」指佔有憑票付款（或交貨）或空白背書票據、所有權憑證或證券的人。
6．「提單」指由從事貨物運輸或遞送業務的人開出的證明收到待運貨物的單據，包括空運單。「空運單」指空運貨物時能起到與海運或鐵路運輸提單相同之作用的單據，包括空運托運單或空運貨單。
7．「分行」包括銀行在外州或外國獨立注冊登記的分行。
8．對某項事實承擔「舉證責任」，指承擔說服事實之審判員，使其相信該事實存在之可能性大於其不存在之可能性的責任。
9．「正常業務中的買方」指在不了解所售貨物侵犯了第三方之所有權或擔保權益的情況下以善意通過正常方式向從事該種貨物銷售之賣方買進貨物的人。此處的賣方不包括典當商。所有在井源或礦源銷售礦物或類似物質（包括石油和天然氣）的人，均應被視為從事該種貨物銷售的人。「買進」既指用現金買，也指用其它財產交換或利用有擔保或無擔保之信用賒買，也包括依據前存買賣合同收取貨物或所有權憑證，但不包括大宗轉讓，也不包括為擔保金錢債務所作的轉讓，以及為部分或全部清償金錢債務所作的轉讓。
10．「醒目」：任何條款或句子，如果其書寫方式使作為其閱讀對象的通情達理的人在閱讀時不至忽略，即為醒目。印刷的大寫標題屬於醒目（如大寫的「不可流通提單」）。表格中間的任何字句，如果使用較大字體或使用其它明顯不同的字體或顏色，即為醒目。電報中的任何字句均為醒目。條款或句子是否醒目，由法院判定。
11．「合同」指當事方通過協議而承擔的受本法或其它適用法約束的全部法律義務。（請比較「協議」）
12．「債權人」包括普通債權人、擔保債權人、留置權債權人以及債權人的任何代表。此種代表包括代表債權人利益的受讓與人、破產管理人、衡平法中的清算人，以及破產債務人或讓與人之財產的執行人或管理人。
13．「被告」包括反訴和反請求中處於被告地位的人。
14．涉及票據、所有權憑證、動產契據和投資證券時，「交付」指自願轉移佔有。
15．「所有權憑證」包括提單、碼頭收貨單、碼頭收據、倉單或書面交貨指示，也包括任何在正常商業或金融業務中足以證明憑證佔有人有權利接收、持有或處置憑證或其所代表之貨物的其它憑證。一項憑證要成為所有權憑證，它必須表示出，憑證系由貨物保管人開出或是開給貨物保管人的，並表示出憑證代表著由貨物保管人佔有的貨物。此種貨物必須或者是特定的，或者是特定的一批貨物中具有種類物性質的一部分。
16．「過錯」指不當行為、不履行義務或違約。
17．涉及貨物或證券時，「種類物」指貨物或證券的任何一個單位在本質上或根據行業慣例均與任何其它類似單位完全相同。在本法范圍內，如果任何特定的協議或單據將不同種類的貨物視為同種，則非種類物亦可被視為種類物。
18．「真實」指不存在偽造或仿造。
19．「善意」指有關行為或交易中事實上的誠實。
20．「執票人」指佔有所有權憑證、票據或投資證券的人，且所佔有的所有權憑證、票據或投資證券必須系對佔有人或系對其指定人所開立，或系背書給該佔有人或給其指定人，或系為憑票付款（或交貨）式或空白背書式。
21．「兌付」指付款或指承兌並付款；或在信用證有規定時，指購買或貼現符合信用證條款的匯票。
22．「破產程序」或「破產訴訟」包括為債權人利益所作的財產總讓與或其它旨在清算或重整債務人財產的程序。
23．「破產」指某人在正常業務中停止清償債務，或在債務到期時無能力清償，或被聯邦破產法視為失去清償能力。
24．「金錢」指由本國或外國政府授權或批准作為流通貨幣之一種的交換媒介。
25．一個人在下列情況下被視為已得到關於某一事實的「通知」：
a．他實際上已知道該事實；或
b．他已經收到有關該事實的通告；或
c．根據當時他所了解的各種事實和客觀情況，他有理由知道該事實的存在。
一個人對某一事實實際上有所了解時，即為「知道」或「了解」該事實。「發現」或「得知」或含義相似的其它詞句，指知道而不是有理由知道。通知失效的時間和條件，不由本法規定。
26．任何人如果在通知他人時採取了正常的合理的通知方式，即被視為已「通知」他人或已向他人「作出」通知，而不論他人是否實際上了解該通知。一個人在下列情況下應被視為已「收到」通知：
a．他注意到了通知；或
b．通知被適當地送至他訂立合同時的營業地，或送至因他的行為而使人認為適於接收此類通訊的其它地點。
27．涉及一項特定交易時，當一個組織內從事該交易的人注意到了該組織所收到的涉及該交易的通知時，通知即從該時起生效；無論如何，通知均從該組織行使適當勤勉時該人應該注意到該通知時起生效。如果一個組織具有合理的日常工作制度，使從事該交易的人能夠得到所有重要情況的通知，並且該組織實際上也遵守了這些制度，該組織即行使了適當勤勉。適當勤勉並不要求為該組織工作的某個人在其正常職責以外去傳送通知，除非該人有理由知道該交易並有理由知道該通知對該交易有重大影響。
28．「組織」包括公司，政府或政府機構，商業信託公司，遺產管理委員會，信託基金會，合夥或聯合體，兩個或兩個以上有共同或聯帶權益的人，或其它法律上或商業上的實體。
29．「當事方」系與「第三方」相區別，指從事某種本法所規定的交易或訂立某種本法所規定的協議的人。
30．「人」包括個人或組織（見第1—102條）。
31．「假定」指事實審的審判員在沒有得到相反證明的情況下，必須認定所假定的事實是存在的。
32．「購買」包括通過下列方式取得財產：買賣、貼現、流通、抵押、質押、留置、發行或再發行、饋贈，或任何創設財產權益的其它自願交易。
33．「購買人」指通過購買取得財產的人。
34．「救濟」指受損方通過或不通過法院而取得救助的權利。
35．「代表」包括代理人、公司或聯合體的行政管理人員，遺產的受託人或執行人或管理人，或任何被授權代表他人作為的人。
36．「權利」包括救濟。
37．「擔保權益」指對動產或不動產附著物所享有的作為付款或履行義務之擔保的權益。賣方在貨物已發運或已交付給買方後所保留的對貨物的所有權（第2—401條），效力上只相當於保留「擔保權益」。「擔保權益」這個詞還包括第九篇范圍內之帳債或動產契據的買方所擁有的權益。第2—401條中所規定的貨物特定於買賣合同項下後買方對貨物所享有的特殊財產權，不屬於「擔保權益」，但買方可在滿足第九篇的要求後取得「擔保權益」。租賃或寄售中所保留的所有權不屬於「擔保權益」，但當事方確有設立擔保之意圖時除外；在任何情況下，寄售均受有關寄售之條款（第2—326條）的約束。租賃交易的當事方是否確有設立擔保之意圖，應根據當事案件的事實確定；但是（a）購買選擇權本身並不證明存在設立擔保之意圖；（b）如果協議規定，在滿足租賃條件之後，承租人不需另外支付對價或只需支付形式對價即成為或可以成為財產的所有人，該項租賃中即存在設立擔保之意圖。
38．涉及書面材料或通知時，「寄送」指在支付郵費或傳送費並正確標明地址後將書面材料或通知交付郵寄或通過任何其它常用通訊手段交付傳送。涉及票據時，應按票據上註明的地址或另外商定的地址交付傳送；如果無此種地址，則應送往在當時條件下為合理的地址。如果收到書面材料或通知的時間不晚於適當寄送時該材料或通知應該到達的時間，即可認為寄送適當。
39．「簽名」包括當事方意圖認證一份書面材料時所作的或所使用的任何符號。
40．「擔保人」包括保證人。
41．「電報」包括通過無線電、電傳機、電纜和任何機械傳送方式或類似方式所傳送的信息。
42．「條款」指協議中與某一特定問題有關的那一部分。
43．「無授權」簽名或背書指未經實際授權、默示授權或表見授權而作的簽名或背書，包括偽造的簽名或背書。
44．「對價」：除涉及流通票據和銀行收款時另有規定外（第3—303條，第4—208條，第4—209條），如果一個人在取得權利時同時作出下列行為，即為支付「對價」：
a．承擔有關提供信用的有約束力的義務；或提供即期信用，不論該信用是否已被提用，也不論他是否有權在收款遇到困難時作出倒帳；或
b．將取得的權利作為前存請求權的擔保；或將其用來全部或部分地償付此種請求權；或
c．根據前存購買合同接受貨物的交付；或
d．一般地講，支付了足以支持簡式合同的價值。
45．「倉單」指從事商業性貨物存儲業務的人開出的收據。
46．「書面」或「書寫」包括印刷、打字或任何其它有意作出的可見記號。

第1—202條 第三方的單據構成初步證據
形式適當並註明為提單、保險單或保險憑證、正式過磅單或檢驗單、領事發票，以及其它任何經合同授權或要求而由第三方開出的單據，構成其本身之權威性和真實性的初步證據，也構成該第三方之單據中所陳述之事實的初步證據。

第1—203條 善意的義務
對本法范圍內的任何合同或義務，當事方均須以善意作出履行或尋求強制執行。

第1—204條 時間；合理時間；「及時」
1．如果本法要求在合理時間內作出一項行為，當事方可以通過協議對此種時間作自由規定，只要所規定的時間不是明顯不合理。
2．作出一項行為所需要的合理時間，應根據該行為的性質、目的和客觀情況確定。
3．如果一項行為在協議規定的時間內作出，或當協議無規定時在合理時間內作出，該行為即為「及時」。

第1—205條 交易過程和行業慣例
1．交易過程指特定交易的當事方在此交易之前做出的，可被合理地視為構成一種當事雙方共同的理解基礎，以解釋他們之意圖和其它行為的一系列行為。
2．行業慣例指進行交易的任何作法或方法，只要該作法或方法在一個地區、一種行業或一類貿易中已得到經常遵守，以至使人有理由相信它在現行交易中也會得到遵守。此種慣例是否存在及其適用范圍，應作為事實問題加以證明。如果可以證明此種慣例已載入成文的貿易規范或類似的書面文件中，該規范或書面文件應由法院解釋。
3．當事方之間的交易過程和當事方所從事之行業或貿易中的行業慣例，或當事方知道的或應該知道的行業慣例，使協議條款產生特定含義，並對協議條款起補充或限製作用。
4．在合理的情況下，應將協議的明示條款與適用的交易過程或行業慣例作一致解釋；如果此種解釋不合理，明示條款的效力優於交易過程和行業慣例，交易過程的效力優於行業慣例。
5．協議中任何一部分內容之履行地的行業慣例，應作為解釋協議該部分之履行的依據。
6．一方為證明某種有關的行業慣例而提供的證據，只有在該方曾已經適當地通知對方，使法院認為該通知已足以避免不公正地使對方感到意外時，該證據才可被法院接受。

第1—206條 適用於本法未另作規定之動產的反欺詐法
1．除本條第2款另有規定外，一項動產買賣合同，在救濟金額或價值超過5000美元時，如果缺乏書面材料證實：當事方已達成買賣合同，且合同規定了價格或確定價格的方法，且合同規定了可合理辨認的標的，且被要求強制執行的當事方或其授權代理人已在合同上簽名，合同即不可通過訴訟或抗辯予以強制執行。
2．本條第1款不適用於貨物買賣合同（第2—201條），也不適用於證券買賣合同（第8—319條）和擔保協議（第9—203條）。

第1—207條 在保留權利的情況下履行義務或作出允諾
明確聲明保留權利的一方，即使以他方要求或提出的方式履約或允諾履約或同意履約，也不因此損害其明確保留的權利。「不受損害」、「保留異議」或類似詞句，可以構成明確聲明。

第1—208條 任意加速的權利
如果合同規定，一方或其權益繼承人有權「任意」或「在他認為自己處境不安全時」或在類似詞句所規定的情況下要求對方提前付款或履約，或要求提供擔保物，或要求增加擔保物，此種規定應被解釋為，只有當他善意地相信對方付款或履約的前景已受到損害時，他才有權這樣要求。證明缺乏此種善意的舉證責任，由接到加速要求的一方承擔。

第1—209條 債務的降位
債務人所承擔的任何債務，均可在承擔時以降位方式規定其清償順序次於該債務人所承擔的其它付款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通過與債務人或與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訂立協議而對自己取得付款的權利作出降位。但是，在對抗該共同債務人或降位債權人時，此種降位並不構成擔保權益的設立。本條應被解釋為是對本條制定前所存在之法律的澄清，而不是對其的修改。

Ⅳ 急需答案：涉及違約的受損害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各國法律確定的制度有哪些這些制度的差異和共同點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權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違約方行為嚴重損害時得以採取的一種違約救濟措施。由於此種救濟將導致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的後果，各國對其均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但在具體規定上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的規定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後，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以前，當法定的條件具備時，根據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消滅的行為。一般說來，合同生效後，當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過程中，有時會產生某些特定情況。例如，由於對方當事人嚴重違約，從而使債權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不能達到，這樣合同的存在對債權人來說已不具有實質意義，合同即使在以後能夠被遵守，債權人的目的仍不能達到，因此應允許債權人宣告解除合同，從而使其從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中解脫出來，及時消除或減少因對方違約所造成的損失。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旦違約都可以導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對法定解除權不加以嚴格的限制，就會導致各種交易關系輕易的消滅，既不符合鼓勵交易的目的，也不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會損害合同雙方的利益，特別是在一方雖已違約，但違約當事人能夠繼續履行，而非違約方願意違約方繼續履行的情形時，就應當要求違約當事人繼續履行，而不能強令當事人消滅合同關系。因為在此情況下只有繼續履行才符合當事人的訂約目的，才能更好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

鑒於以上考慮，對非違約一方的法定解除權，各國均規定了十分嚴格的條件和限制，但由於各國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統一，各國的規定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英國

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合同條款分為兩類，一類是條件條款(conditions)，也被稱為主要條款;另一類是擔保條款(warranties)，也稱為次要條款。當事人違反兩類條款將會產生不同的後果。該法第11條第3款規定：違反主要條款的，將會產生一種權利解除合同;違反次要條款的，將會產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沒有權利拒絕接受貨物。合同條款的上述分類方法由於完全不考慮違約方違反特定合同條款所造成的實際後果有多麼嚴重，顯得過於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這種分類也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即具有確定性，雙方當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違反某個條款必須承擔什麼樣的法律後果。

如果一項條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類，法院依據該條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來決定其是一個主要條款，還是一個次要條款，其檢驗的標準是，是否一項特定的許諾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於如果不履行這項許諾，就會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實質上不同於非違約方的預期。例如，同樣是由於生病不能按時履行合同中的義務，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違反合同未能如約參加演出，使整個合同無法履行，被告有權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約參加排演，並不影響合同如約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約參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當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對條款進行分類，指出某些條款是主要條款，另一些條款是次要條款，這與(1979年貨物買賣法)中的分類具有相同的含義。但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的分類也不是決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當事人清楚地說明了違反某個合同條款的後果，法院就願意判決當事人的分類是有效的。

自從1962年的一個案例之後，英國法院開始承認那些無法歸屬的條款為「中間條款」。對於這類條款，法院主要考慮的是違反該條款實際造成的後果是否嚴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壞合同目的，從而決定非違約方是否有權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是首先要考慮所違反條款屬於主要條款還是次要條款，再考慮違反合同的後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確，則再無必要考慮後者。

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有三種特殊的違反合同的情況：

一是預先違反合同;

二是違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個小部分;

三是違反合同的結果並不影響實際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響了合同的商業盈利性。

在第一種情形中，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來之前預先聲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義務，或者使自己處於一種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狀況，那麼，對方當事人有權解除合同，並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屆滿時，再看對方當事人是否准備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訴。此處賦予非違約方立即起訴的權利旨在使無辜的當事人遭受的損失盡快獲得補償。如果非違約方選擇了等待對方履行，此時合同依然有效，而非違約方為了履行自己的義務，可以產生一些合理的費用，在期限屆滿以後再以對方根本性違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賠償請求。對此英國的學術界與法官們有很大的爭議，因為在對方當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預先違反合同的意圖之後，履行合同顯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產生的費用也完全浪費了，而且也與受害方減輕損失的義務相矛盾。同時非違約一方也可能承擔在期限到來時，他自己可能會違反合同，反而使原來違約一方獲得了解除合同的權利。

對於分期履行的合同，當事人違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為，是否能夠授權對方當事人解除合同，其實質上依然是決定該種違反是否屬於前述的根本性違反合同目的，這要取決於每個案件中的合同條款和具體情況。比如買賣合同中，法院並不單純考慮當事人違反合同所涉貨物在合同規定的貨物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還要結合具體情況決定該種違反的後果，從而判斷是否構成了根本性的違反合同。

除此之外，還可能出現一種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當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義務，只是在次要的方面違反了合同，其結果並沒有影響繼續履行合同的實際可能性，只是在商業上，這樣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實上根本違反了合同。

(二)美國

英國法關於條件和擔保條款的區分，對於美國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統一商法典》(下稱U.C.C.)並未明確區分條件和擔保條款。U.C.C.在第 2-703條和2-711條分別規定了買賣合同賣方和買方的各種救濟，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權的行使。第2-612條規定了分批交貨合同的違約救濟，並明確規定：「一批或多批貨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違約而使整個合同的價值嚴重降低，即構成違反整個合同。」U.C.C.第2-610條則規定了「預前毀約」時非違約方的救濟措施。美國判例法往往通過判斷是否存在「嚴重違約」或「完全違約」來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嚴重違約」實際上就是非違約方行使法定解除權的條件，而如何來決定「嚴重違約」又純屬一個事實問題，需要法官在個案中依據具體情況做出決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據不同程度通常可分為三種：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嚴重違約。後兩種履行情形屬於違約行為。由此，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決定該種違約屬於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約。基本履行指當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義務，僅在履行中稍有背離。依據基本履行理論，如果(1)違約履行僅僅輕微低於合理期待的目標和(2)此種輕微背離非為惡意，則非違約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實，判定該履行行為是「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美國合同法學者綜合不同意見認為以下是法院判斷「基本履行」或「嚴重違反」合同的依據：

(1)受損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預期的從合同中應得的利益;

(2)受損害一方的損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適當彌補的;

(3)如果受損害一方終止履行，有過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會遭受侵害;

(4)有過失一方彌補過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過失一方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與「公平交易」准則。

美國法中沒有「遲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對於不能按時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對方解除合同義務法院也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美國法院在分析過程中通常首先要決定約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構成一項先決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來說，美國法院並不認為履行期限條款是一項先決條件。另外也可以考慮該種逾期履行屬於上述「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合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合理的時間內履行均屬於「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確規定嚴格按照預定時間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則按時履行是一項先決條件，違反這一條件將會使非違約方得以解除其合同義務。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確約定，在違約一方僅略遲於約定日期履行時，美國法院一般不願就此使非違約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需要特殊對待。比如在選擇權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項期限為30天的選擇權在第31天行使即為無效。又如雖然在合同中未明確規定，但合同標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雙方均意識到按時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聖誕禮物的買賣合同的履行就必須在節前履行。

美國U.C.C.在總結了英美國家的判例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採納了預期違約制度。該法典第2-610條不僅肯定了美國判例確立的在明示預期違約情況下非違約方享有的選擇救濟措施的權利，而且還增加了非違約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權利。而為了准確地判定默示預期違約，U.C.C.第2-609條規定，當一方有合理理由認為對方不能正常履約時，他可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提供正常履約的充分保證。如果對方沒有在最長不超過30天的合理時間內按當時情況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則構成默示預期違約。由於單純地預見到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並不意味著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國法將提供保證作為其他救濟手段適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觀「預見」所帶來的隨意性，限制了對合同解除權的濫用，因而更為合理，值得我國借鑒。

(三)德國

《德國債法現代化法》於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國民法典》問世以來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條是關於雙務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權的特殊規則，它適用於雙務合同中一切違反義務的情形，包括不給付、遲延給付和不良給付，且不再限於牽連性主給付義務，亦應適用於從給付義務或者其他附隨義務，其中不良給付情況下的法定解除權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國民法典》中，第323條的適用范圍顯著擴大。該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必須為債務人指定一個適當的後續履行期間，並且期間必須屆滿未果。這是解除的一個要件;在第2款規定了一些免於指定期間的情形;第3款規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間的情形;第4款規定了預期違反時的解除;第5款規定在單純一部給付的情形，債務人原則上只能進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債務人對一部給付不具有利益時，其才可以進行總體解除。在不良給付的情形，以違反義務為不顯著為限，債權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規定在債權人應對解除原因承擔單獨責任、或者承擔主要責任時，或者在債權陷於受領遲延時，排除解除的權利。

新文本第324條規定，即使只是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規定的不涉及給付的附隨義務，債權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條解除合同，必須具備以下幾個要件：

一、必須為雙務合同;

二、必須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的保護義務;

三、不能夠苛求債權人信守合同。但在違反此種義務影響到主給付，並使給付不能依約履行時，適用新法第323條。

新文本第321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在期間屆滿相對方仍然欠缺給付能力時，先為給付義務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條。該條將舊文本中「財產在訂約後明顯減少」的不安抗辯權適用前提擴大為「欠缺給付能力」，借鑒了英美法系中的預期違約制度的適用前提，也與第323條所規定的預期違約制度相照應。

新文本第326條第5款規定：「債務人依第275條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給付的，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對於解除，准用第323條，並且無需指定期間。」第275條第1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夠履行給付的情形;第2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給付雖然在理論上為可能、但卻不會為任何理性的債權人所認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則對應由債務人親自履行給付、即專屬給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別的規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條規定了賣方違約時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該條第1款列舉了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兩種情形：(1)「賣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賣方不交貨時，買方依據第47條規定的程序給了賣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賣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他聲明將不交貨。類似地，CISG的第64條規定了買方違約時賣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列舉了以下兩種情形：(1)「買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買方沒有按合同規定的日期履行時，賣方依據第63條規定的程序給予買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買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聲明將不履行義務，包括不接收貨物或不支付貨款。另外，CISG的第72條規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來之前，當事人構成預期根本違約的條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條指出分批交貨合同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貨物義務構成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宣布合同對該批貨物無效;若另一方斷定今後各批貨物履行也將根本違約，可宣告解除整個合同。

綜合以上條款可知，CISG中規定的法定解除條件大體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分為實際根本違約和預期違約)，二是當一方當事人的違約尚不足以構成根本違約時逾額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沒有採納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條款分為條件和擔保的作法，而是通過確立根本違約這一制度，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以違約嚴重性來確定解除合同的條件。依據CISG第25條的規定，構成根本違約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違約的後果使受害人蒙受損害，這里所述的損害(detriment)是廣義的，包括了商業利益損失，標的物損壞，商業機會損失等多種情況;

第二，「以致於實質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此處所稱「實質上」，意味著對當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剝奪，因此表明了一種違約後果的嚴重性：「以致於」則表明違約行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

第三，違約方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下也預知會發生根本違約的結果。在這里，CISG為貫徹過錯責任原則，採用了主客觀標准來確定違約人的故意問題。

CISG規定以上三個必備條件嚴格限定了根本違約的構成，但有時也限制了非違約方法定解除權的行使。例如，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預知，而違約的結果實際上造成重大損害，在此情況下，因為違約方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則非違約方仍必須受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的拘束，盡管合同的履行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也不能解除合同，這顯然不妥。本來違約人能否預見，那是一個過錯程度問題，不應影響到解除權的實際行使。所以CISG規定的「可預見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國《統一商法典》僅根據具體違約程度來確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於保護非違約方。

第72條在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執行中更應慎之又慎，既要「明顯看出對方當事人將根本違約」，又要履行該條第2款規定的通知程序，否則屬不適當地解除合同，導致非違約方可能不僅在履行期到來時應該接受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履約，同時還要承擔本身構成根本違約的風險。該條第3款是關於明示預期違約的規定，大致相當於U.C.C.第2-610條的規定。所不同的是CISG僅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要求對方作出保證，而並未如同美國法那樣，將其列為其它救濟手段的前提，這就可能會導致解約權的濫用。

按照CISG第47條和第63條的規定，對方當事人的遲延履行實際上賦予了非違約方一項選擇的權利，從字面意義上講，他可以不利用寬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給出一個寬限期，逾額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從功能上講，這兩項條款正是為了確定在遲延履行在哪個時間點才構成根本違約，從而確定非違約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時間。這種寬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違約方消除了相對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構成解約權的不確定性，減輕了非違約方可能承擔的不當解除的風險。

(五)中國

我國《合同法》第94條規定了法定解除的條件。合同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義務;

(3)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

(4)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5)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主要參考了CISG的作法，規定法定解除的條件主要為預期根本違約，實際根本違約以及逾額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種情形，採用「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說法，拋棄了預見性理論主觀標准，減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現象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預期違約制度是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的一項特有制度。我國《合同法》充分借鑒了這兩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經驗，對預期違約制度和不安抗辯權制度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也有人認為我國同時規定這兩種制度有重復規定之嫌。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混淆了這兩種制度。它們雖然相似，但也有顯著的區別，如二者產生的前提條件不同，依據原因不同，救濟方式不同。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可以使債權人在不同的情形選擇更有利於自己的救濟措施，從而加強了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另外《德國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時規定了這兩種制度，從實例的角度說明我國《合同法》這樣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合同法》將不可抗力單獨列出作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一方面從各國立法看，各國均未將其單獨列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如《德國民法典》新文本僅在第326條第5款的規定在給付障礙的情形下，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國家則用合同落空原則解決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問題，確認合同解除。但這種解除不經過當事人的解除行為，而是由法官裁決。CISG規定非違約方僅在不可抗力導致出現公約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其發生的基本條件是違約行為本身，而不是引起該違約行為的具體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違約或逾額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時，非違約方的法定解除權並非源於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於不可抗力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因而無論從各國的通行作法還是從法定解除自身內涵看，均沒有必要將不可抗力單獨列為法定解除條件之一，我國將其單獨列出不利於法定解除立法體系的簡潔和明確，容易引起混亂。

從立法結構上看，我國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被規定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一章中，這種安排也是比較獨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違約方的一種救濟措施，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對方違約的情況下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它與損害賠償，實際履行等相並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將法定解除規定在違約補救部分。我國的作法實際上是捨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導致合同終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義在於為非違約方提供了一種救濟措施。所以我國應仿效各國通行的作法，將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規定在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或救濟措施專章中，這樣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質，更有利於其在社會經濟交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結束語

比較以上各國立法和判例，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法定解除直接導致雙方當事人之間合同終結的法律後果，所以非違約方僅僅有權在嚴格的法定條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確定法定解除條件是否成就非常關鍵。各國均以不同規定確立了具體的法定解除條件。我國統一合同法以 「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標准，借鑒CISG的作法，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確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條件，較以前三部合同法來講，已是向前大大邁了一步，但仍顯得太籠統，在實踐中因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而顯得操作性不強，對於具體情形下當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權往往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又因立法體例的不清晰，使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的法定解除權不能為當事人有效利用。我國有必要在借鑒各國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針對不同情況下的違約制訂更為具體詳細的規則，通過完善立法結構和相關法律概念，明確合同法定解除條件。這樣，一方面可使合同雙方預知何種違約行為將導致合同法定解除從而在履約過程中謹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合同的法定解除，達到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違約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條件成就時充分利用法定解除這一救濟措施來減少因對方嚴重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也可以使違約方在條件未成就時，有效地阻卻非違約方不當地行使解除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Ⅳ 人類需要什麼樣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對價原則研究:解讀英美合同法王國中的「理論與規則之王」》

——這一問題通常包容(subsume)在對價的標題之下。 ——麥爾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課題與使命就是實現和執行當事人未來的允諾，那麼我們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構也就只能圍繞允諾的實現和執行問題展開。當然，這種合同法秩序的具體設計還需要有一個價值衡量的標准以決定「何種允諾或合同才是可以實現和執行的?」反映在理論上就是所謂的合同的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從羅馬法到現代英美法與大陸法，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承認單純的允諾或協議能夠執行，羅馬法強調裸約(num pactum)不可執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單純的允諾不能執行」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出發點。事實上，就已經過去的人類歷史而論，我們並不希望執行所有的允諾，法院也從未對所有的允諾給予執行。因此，科賓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論斷： 在法律體系中有一個被稱為合同法的部門，其為之努力的，乃是實現允諾所產生的合理預期。法律並非致力於實現所 有由允諾產生的預期，其所要實現的必須是合理的預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沒有一個承認所有的允諾都能夠強制 執行……一個允諾必須伴隨某種其他要素，才能夠被強制執 行。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現在討論的問題便是此種其他要素之為何物，即一個允諾必須伴隨什麼事實才能在法律上強制執行? 比較法學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論斷具有同樣的穿透力： 實質上，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就在於追問「合同為什麼可以約束當事人?」，即合同約束當事人的理論基礎和依據何在?這歷來都是合同法歷史與現實中的重大問題(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羅馬法以來，合同約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現實制度中找到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過隨著社會和法律制度的發展以及合同約束力的逐步擴張，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也呈現多樣化的局面，這就需要我們在多樣化和復雜性中作出評價、辨明優劣，不致在現實的制度選擇中迷失方向。當然，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探討在兩大法系同樣重要和繁多，但近幾十年來，英美法中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研討的熱烈程度要遠甚於大陸法國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個重大的理論熱點」。我認為，造成此種差別的原因主要是兩大法系看待問題之思路上的差異。大陸法將合同的約束力的根源作為合同得以執行的抽象的理論基礎或合同法的理論前提，因此，此問題便成為一個十分抽象且沒有太多現實意義的問題。但在英美法系，情況則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對價原則、允諾禁反言原則等都並非單純的理論前提或理論基礎的問題，他們直接決定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執行，是允諾或合同得以執行的標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或許也是英美實用主義哲學的實際體現。也就是說，在大陸法中，合同約束力根源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在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論課題，也是重大的現實課題。對於這一點，高德利教授在論述原因和對價的區別時，也說得很清楚：原因理論主要是一個理論性勝於實踐性問題，其與現實的允諾的執行幾乎無關，對現實沒有任何的效果。對價原則則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從不抽象地追問人們為何作出允諾，也從不關心創造一個內涵一致的對價定義，他們的任務是非常實際的：限定違諾賠償之訴(assump咖)中可執行的允諾的范圍。即區分可執行的允諾與不可執行的允諾。可見，在英美法的語境中討論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並非只是「理論作秀」，更是在思考和關切現實生活中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得到執行和實現這一實踐性問題。 當然，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合同約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書面和要式口約等形式主義原則、意思理論、原因理論、信賴理論、公正效率理論和對價原則等等。下面擇要而述： 1．形式主義原則。源自古羅馬法的形式主義原則是指合同的約束力來自於要式口約和書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當事人追求什麼目標無關緊要，只要其協議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從而受到法律的保護。羅馬法形式主義傳統的影響十分深遠，後世法律在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上也不乏形式主義尊崇者。此種對協議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們對合同約束力的主觀認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續，他們在思想和實踐中不停地重復著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協議的約束力的根源和基礎就在於其所採取的外觀形式。 2．意思理論。意思理論(wiu ulcoIy)是能體現大陸國家私法特徵的核心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論，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因為合同是當事人自由意思表達的結果，當事人既然同意訂立一個合同，那麼法律就會保護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種自由意思所達致的結果。法律賦予合同約束力的目的在於承認允諾人的意思自治，保護其自由意思的效果，這是對「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護合同當事人的主觀意思」這一主題的確認。 3．信賴理論。相較於形式主義原則和意思理論，信賴理論是相對晚進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淵源上講，信賴理論的出現在於補救對價原則之不足。因為根據傳統的英美法的規定，作出一個無償允諾的當事人可以不受該允諾的約束，因為其中缺乏相應的對價。但因缺乏對價而免除允諾人責任的做法卻並不總是正確，尤其是在受諾人基於對該無償允諾的信賴而從事了一定的行為而使得自己遭受損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創設了一個新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理論：信賴理論。要求無償允諾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違反其無償允諾，以保護受諾人的合理信賴。在英美法中，信賴理論的集中體現就是所謂的「允諾禁反言原則」(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主要是一種抽象意義上和價值層面上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判斷標准，所以又被稱以標准為基礎的理論。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是社會的實質公正和經濟效率的價值使然，也就是說，只有讓合同具有約束力才能實現公正和效率的價值目標。例如，由於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據意思理論，格式合同一般應當是無執行力或無約束力的。但為了社會的交易效率、人們生活的正常進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現代社會的法律往往仍然傾向於承認效率價值支持下的合同約束力。 盡管著名比較法學家馮。梅倫(Von Mehren)教授曾經指出：現代英美法和大陸法在規定允諾或合同執行與否(即合同約束力的根源)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技術運用。英美法主要通過兩種技術來決定哪些允諾可以或不可以執行，一種是直接的立法規定，如反欺詐法的具體規定等；另一種則是間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對價原則的規定來(缺乏議價交換的內容)來決定允諾的執行與否。大陸法則只運用第一種直接規定的技術來解決。但此種差別展現的似乎只是兩大法系在合同約束力根源問題上的表象的「規定技術」問題，並沒有從實質的思想內涵與理論取向的視角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其實，在筆者看來，對不同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一個國家試圖建立不同類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傾向：重視書面要素和標準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具有宗教神聖性的形式主義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視意思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個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視效率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則是一種經濟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來，對價原則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說是英美法中允諾執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據(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來沒有成為過允諾執行的一般根據，這是因為：形式主義理論是一種源於羅馬法和早期英國法的古老的約束力根源，在後來逐漸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沒有獲得過顯赫的地位；意思理論則一直是大陸法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體現的是一種理性主義哲學觀念和形而上的合同價值觀，與英美實用主義哲學和客觀合同理論格格不入；信賴理論不管是在大陸法還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種「時髦而不實用」的新型合同約束力理論，沒有獲得正統的名分；而效率理論和實質正義理論則都因為其過分的抽象性難以成為注重具體允諾或合同的執行與否的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為止，對價理論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統治性理論，是決定允諾或合同能否執行的第一位的標准(或者說是英美法中最為核心的合同約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約束力主要還是依靠有沒有對價來加以判斷。由於允諾的執行問題幾乎構成了合同法的全部問題，所以對價原則便成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論、原則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國中名副其實的「理論與規則之王」，支配著整個英美合同法內容和體系。所以，對價原則才會被學者稱為「合同這架龐大機器的平衡輪」(吉爾默語)。 總之，對價原則(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現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則和理論，它不僅決定了當事人的允諾能否執行，即當事人間的合同有否約束力這一重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型構了整個英美合同法的理論和制度體系。因此，對價原則是英美法學者所應當關注的焦點和中心，研討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難繞開對價原則這一重要命題。對對價原則這一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英美國家的合同法秩序和價值將與早期羅馬法和大陸法國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別。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執行、違約責任等具體制度上還是合同法的整體價值和理論取向，都因為對價這一核心理論原則的貫穿而展現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無疑問，對作為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核心根源的對價原則的研討將深化我們對英 美合同法理論內涵和制度設計的把握。

Ⅵ 合同自由原則的詳細解釋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概念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貫穿於合同法的一條主線，是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因此，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合同自由的含義；具體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內容：
（一）締結合同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均有權選擇是否締結合同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決定合同內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當事人不享有締結合同的自由，也就談不上自由決定合同內容的問題。
（二）選擇相對人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自由決定與何人訂立合同。此種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締結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與其相分立。例如，在現代社會某些公用事業服務領域不存在競爭，公用事業組織利用其壟斷地位，以標准合同方式從事交易時，消費者則別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很難享有選擇訂約夥伴的自由，但他們畢竟享有訂立契約的自由。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選擇締約夥伴的自由和締結合同的自由還是有區別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使我們看到，要真正實現該項自由，必須以市場交易中有大量的參與主體存在為前提。因此，這項自由能否在市場交易中實現，關鍵在於有一個充分的完全競爭市場存在。
（三）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有權決定怎樣締結合同具體條款的自由。從自由決定合同內容上說，當事人有權通過其協商，改變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同時也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訂立無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內容若違背了法律、法規的強行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則將被宣告無效。
（四）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通過協商，在合同成立以後變更合同的內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締結合同的自由和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既然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當然也可以通過協商自由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決定合同的內容，同樣可以通過協商變更合同的內容。[2]因而，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組成部分。
（五）選擇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締結合同的形式由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古代法律曾經十分注重合同的締結形式及程序，如古羅馬法對買賣的儀式做了具體規定，近代法律則崇尚形式自由，隨著經濟生活節奏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便捷、經濟，從而在合同方式的選擇上以「不要式為原則，以要式為例外」。[3]
二、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現狀
合同自由原則以人為本位，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所謂誠實信用，其本意是自覺按照市場制度中對待的互惠性原則辦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規定先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只有合同成立後雙方當事人才互負權利義務。而現代合同法則規定合同成立前，雙方當事人之間已形成「合理信賴利益」由此派生出相應的協作、通知、照顧、保護及保密等附隨義務。[4]這種附隨義務在合同訂立階段稱為先合同義務，違反此義務的當事人應承但締約上過失責任。新合同法第43條對保密義務的規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義務，第42條則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
（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規定附隨義務
新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又規定：「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三）在合同終止後，規定後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歸於消滅；而現代民法基於誠實信用原則，為更周到的保護當事人利益，創設出後合同義務。如新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誠實信用原則有效彌補了合同自由對合同正義背離的不足，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帝王條款」而得到遵守。
三、對合同自由原則限制的具體制
（一）強制性締約
今世界各國的合同立法、學說、判例中，默示條款，格式條款，合同形式的特別要求等，使得契約自由原則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對傳統契約理論沖擊最大的當數強制性締約 的 出現。強制性締約是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相對人的請求，與其訂立契約的義務。 換言之，合同一方當事人對相對人的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這就使得契約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要約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即強制締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定的，是法律對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實際生活中，強制性合同對合同自由進行了兩種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對他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無權拒絕。比如存在於公用事業的強制締約，郵政、電信、電業、自來水、鐵路、民航等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客戶或用戶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選擇對方當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當事人決定訂立合同，他無權選擇合同相對方當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賣房屋，承租人憑借優先購買權向其發出購買要約。前者被稱為絕對的強制合同，因為在此情況下，法律直接為一方當事人設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約必須承擔的義務。後者被稱為相對的強制合同，因為此時法律規定只有在具備一定的條件下，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的要約才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既要發揮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又要實行國家干預，宏觀調控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各種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利用強制締約來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於此。由於各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實力強弱相差懸殊，信息不對等方面的影響；還由於各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實現的最大化。結果很可能會造成個人利益之間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弱者利益無法實現，導制社會不公正。而國家干預合同訂立過程，干預合同自由原則，發揮社會協調平衡能力，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的最大公平。強制締約義務在我國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確規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這里對從事公共運輸承運人設定強制締約義務，主要是由於這些承運人往往具有獨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務具有公用事業的性質，旅客和托運人除了這些承運人之外，無法找到別的合適的合同當事人，即合同當事人無法選擇另一方當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強制這些承運人與旅客訂立合同，就會導制整個社會秩序的紊亂和經濟生活的非正常進行，無法保護廣大的弱者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角色。這種強制締約義務規則，對於實現社會公平和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現代經濟 社會的高速發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條款是我國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種規則條款，其實質是方便合同訂立，節約交易時間和交易成本，規制合同自由，實現公平正義，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稱標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備特定條件的一方當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當事人發出固定形式的要約，並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無差別地完全接受，以此來界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格式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協議，它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規則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格式合同內容一經確定下來，便平等地無差別地適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再與另一方當事人協商合同內容的增減變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內容和形式是相對固定的，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另一方當事人只有兩種選擇，即接受或拒絕。格式合同的產生是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機械化、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領域的擴大，使許多商品採取機械化製造，大宗交易方式，由於各種交易活動的不斷重復運用，逐漸使某些合同條款固定下來，演變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現適應了現代化經濟生活需要，為經濟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訂立手續簡便，程序快捷，順應了現代化生活的快節奏；雙方當事人不需要為訂立合同內容而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對格式合同內容進行審查。這種合同的存在，使訂立合同過程成為一個合同審查過程而不是繁瑣的合同制訂過程，有效地減少合同當事人之間進行合同簽訂的時間，降低合同當事人的簽約成本； 同時另一方當事人通過對合同內容是否合法，有關免責條款，違約責任條款等規定是否適當，雙方權利義務是否明確、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訴性等方面的審查，以保證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平等，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⒉ 這種格式由於是由各經濟主體在商業實踐中得出來的，經常使用於商業貿易和商業服務中，其各條款漏洞少，能切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⒊ 格式合同作為要約形式其內容一經確定，便相對穩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對格式合同不加拒絕的所有被要約人都平等地無差別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規定，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給所有的相對人平等無歧視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由此可見這種格式合同很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它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當事人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將合同的內容提前制訂好了，相對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絕，這個合同，而沒有與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進行協商修改合同內容的自由，這樣看起來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實際上只限制相對方訂約自由，相對方除了接受或拒絕合同外，別無選擇，這就會造成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而實際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別是當其中一方當事人為了生活、生產而必須購買另一方當事人的商品或服務時，而面對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於自己利益實現的條款，如果不與另一方簽訂合同而與另外的當事人簽訂合同，就可能會因路途遙遠、開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償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當事人的格式合同。筆者分析認為：這種格式合同是在國際或國內經濟貿易交往中逐漸形成的訂立合同的形式，國家並沒有干預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自由行為，其實質還是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肯定。但是這種格式合同很可能成為強者對弱者控制的表現。在原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其實力不對等的合同當事人，無限制的契約自由，但這種不公正現象在壟斷階段表現得更為強烈。那麼在現代社會如何在實行合同自由的同時，力求避免這種不公正現象的存在，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筆者認為，法律應對格式合同進行規制，這是必經途徑。而且，在歐美一些國家先後通過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強制性規定干預合同訂立的全過程；有的國家還賦予法官對格式合同效力認定給予自由裁量權。
（三）附隨義務
附隨義務的理論發源於德國，後被各國立法，判例及學說接受。它的基本含義是，在合同關系發展的各個階段，除給付義務外，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旨在輔助當事人實現其利益和各種通知、協助、照顧、保護、保密等義務。附隨義務突出表現為合同義務的擴張，不僅不用當事人意思表示直接進入合同中，作為合同義務的一部分；而且現代合同法已以僅僅保護成立並生效的合同，改變為對合同以談判、訂立、履行至終止全過程的調整，突破了傳統合同自由原則關於合同內容即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確定必須當事人雙方合意，否則無效的規定。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經濟活動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高速發展，資本迅速集中，繼續推行絕對的合同自由對實力相差懸殊的各經濟主體是絕對的不公平，其所謂的合同自由只能成為以強凌弱的保護傘，社會評價、倫理、利益與實質正義而不顧，越來越難於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6]畢竟合同自由原則是以人為本位，鼓勵人們積極地利用合同實現自我意志，為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如何達到雙方當事人自身利益的實現，又能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使單純依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合意或對合同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原則被打破了。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追求衡平正義，要求人們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對合同自由原則起到了引導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結合，適應了現代社會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過程，從價值趨向與社會價值趨向結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則除了對市場經濟起積極作用外，它所帶來的許多不合理現象，實際上的不平等，當事人可能濫用權利，爾虞我詐等，也因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風光不再。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求人們在進行交易時誠實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於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要求當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事人不僅需要按照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履行合同，而且還要承擔雙方當事人自由約定合同內容之外的隨著合同的進展，而逐漸產生的附隨義務，雖然合同未作約定，當事人仍應履行，從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則的要求，變成了對合同自由原則的一種限制和約束。附隨義務依誠實信用原則而確立，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突破，對現代社會有其重大意義：首先，合同義務由約定義務向附隨義務的擴展，使合同義務本身趨於完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更加具體明確。其次，附隨義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合同自由觀念，使合同法理論進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隨義務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盡力注意義務，使交易目的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達到當初訂立合同的預期目標；同時，使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護。最後，附隨義務的發展，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交易環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既然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的附隨義務制度對現代社會有其重要的作用，那麼作為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國，正在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就更應當制定附隨義務制度。現今，我國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雖沒有明確規定附隨義務制度，但其附隨義務所表現的先締約合同義務，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等已分別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規定。[8]如，一方當事人負有對有關對方當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項的告知義務：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再如，一方當事人履行債務時，應當合理顧及對方當事人和標的物的狀況，不僅要承擔嚴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義務，而且要配合對方履行義務；承擔給對方履行義務時提供便利條件的協助義務。附隨義務是現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躍的因素，在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以合同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復雜，正確認識把握附隨義務，重視並實踐附隨義務，對於促進交易，發展經濟，進而為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國外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情況
（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則經歷了一個從鼎盛到衰微的過程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訂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訂立合同，自由地選擇締結合同的對象，並可自由地同對方當事人商定合同的內容和確定合同的形式。當事人間自由地訂立的合同被視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僅是當事人履行的根據，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機構裁決的依據。合同自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中，已經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則的雛形。
在古羅馬共和時代，已有了合意契約這一特別名稱，羅馬市民法所承認的合意契約包括買賣、租賃、合夥和委任四種。[9]19世紀，在法國注釋法學派和德國潘德克吞法學的影響之下，絕對的合同自由成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則。在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提供了經濟理論根據，而18--19世紀的理性哲學則為其奠定了哲學基礎。《法國民法典》被公認為是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譽為「優良的法律計算機」的《德國民法典》，「使在法國最初出現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口號獲得了更豐滿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對價為中心的「純粹契約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僱傭，都必須通過合同，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不僅保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維護，因為當時的交易主體經濟實力差別不大，其經濟地位相對平等，國家可以採取放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由地締結合同，也不至於給經濟秩序帶來大的震盪，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正，而且主體間並不顯著的經濟實力差別，因為交易地位經常地互換而被抵消，從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維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為合國立法所確認，成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則。合同自由原則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顯示出了它強大的幾生命力，並創造出達到頂峰的好記錄。
（二）20世紀以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地變化，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徵。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導致其控制了合同內容的決定權，非壟斷企業等其他合同當事人只有「要麼接受，要麼走開」的自由，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產生了合同結果的不公正。壟斷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寧願降低產量，提高價格，從而也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採用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外，還頒布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專門的法律、法規，以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隨著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群體的出現，繁瑣的合同訂立程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續簡便，節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時間，效率高的優點而成為經濟交易中廣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國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總數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為了避免單獨訂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產生的，又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擬定者可以將不利於合同相對人的條款寫進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於是，各國均藉助於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進行規制，誠實信用原則和合同正義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適當的地位，並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規范。定式合同的普遍採用使合同相對人喪失了確定合同內容、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的規制使定式合同擬定人的自由權利受到限制，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針對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狀況，1974年，美國著名法學家格蘭特?吉爾莫出版了《契約的死亡》一書，驚呼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11]實際上，所謂「契約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學家星野英一講的世紀確立的古典契約概念、契約法在現代正發生著重大變革。前面所說的衰落、死亡這些口號不過是這一重大變革潮流的表現。而合同自由原則從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本世紀70年代以來
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行到重視為根據，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言下之意，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存在新自由主義學派是實，而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關於新自由主義，林崗教授針對我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情況指出：
有些人甚至對帶有鮮明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公開膜拜，對「改革理論」也大肆吹捧，就是這種錯誤思潮滋長的典型例證，已故的陳岱蓀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因此，以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為根據將合同自由原則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是不恰當的，以所謂「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重視」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更是毫無根據的。
五、對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意見
（一） 從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出發
在我國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許不適當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為了矯正「市場失靈」，保護交易中的弱者，實現交易公正，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必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證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准確確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則，就是在合同法領域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如果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沒有國家干預，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就會阻礙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阻礙經濟的發展和高效率的實現。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沒有聽任過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相反，為了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間題，加速經濟的發展，美國政府採用了強有力的非市場經濟的干預手段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可見，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不可偏廢。
（二）從我國現有經濟水平出發
我國正處在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期，市場主體的行為有待於規范，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必要加強國家干預，限制合同自由原則。比如限制合同當事人對合同形式選擇的自由，不論是將書面形式作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還是將其作為證據上的要求，都對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預防爭議，減少不必要的紛爭，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積極的意義。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合同形式主義的復興『「越來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須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合同）被要求必須予以公告，否則便不得對抗第三人。」。而我們又何以在統一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主張「不規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當事人對合同形式有選擇的自由」呢？東施效顰，不僅沒有結合自身的實際，也沒有真正學到別人的東西。
（三）從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出發
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不應該將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抬高到不適當的水平。在西方國家合同自由原則已經衰落的今天，我們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顯得不合時宜。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可以通過它與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的關系反映出來，合同法究竟應包括哪些基本原則，學者的論述很不一致，筆者擬通過多數學者贊同的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原則的地位及其與合同自由原則的關系來揭示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

Ⅶ 合同的解釋及其方法

論合同的解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關於合同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125條明確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這一規定實際上同時採用了意思解釋（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目的解釋、習慣解釋以及誠實信用解釋等多種解釋原則。它對於我國司法活動中判斷合同條款所蘊含的真實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由於法律條文將諸種解釋羅列規定，在遇到具體合同條款時，有可能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因此，明確合同各解釋原則之間的關系，對正確適用法律，解決合同中的糾紛具有重大的意義。

合同的解釋原則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文本解釋和意思解釋。所謂文本解釋是按照合同條文的語言表達方式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合同是由文字或語句表現出來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為。通過對語句或文字進行慣常的邏輯意義分析，解釋合同中的內容。例如，合同中出現「責任」一詞，依照通常的解釋，應為「負責」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現，能否解釋為法律上的責任，進而理解為違約責任？從文本解釋的原則上來分析，將合同中的「責任」解釋為違約責任是大有問題的。從合同的語句上來看，「雙方當事人都應當對合同承擔責任」是一個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義。當事人不可據此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它只是對合同的履行進行的一種通常情況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不應當解釋為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很顯然，如果合同中去掉這一條款，對合同的效力並沒有任何影響。如果沒有法定違約責任的存在，法官據此判決一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在法理上實難說通。文本解釋的意義就在於緊扣文本字面意義，通過對合同文本中各個詞彙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這是一種機械的解釋原則，但它符合「外觀主義」的要求。所謂外觀主義就是在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對合同的內容理解不一致時，以合同的表現形式為准，從而判斷合同的效力。當合同中的詞句出現多種含義時，文本解釋將遭遇重大挫折，因為它拘泥於合同的文本，無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條款的真意。但是，這種解釋方法往往體現了形式上的正義，它能夠督促當事人簽訂合同時謹慎地評估關鍵詞句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合同的表達更為嚴謹。如，合同規定，「履行的期限方式為：第一次交付生產定金貨款總額的50％」。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當事人約定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為何種關系？從語法結構上來分析，該條款中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應為同位關系，兩者在內容上並無不同。生產定金即為貨款總額的50％，而貨款總額的50％即為定金，盡管這樣的約定是違法的。

而意思解釋則不同，它以合同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解釋的原則，如果說文本解釋是關注合同的「形」，那麼，意思解釋則是關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種文義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6條規定，解釋契約時，應當探究締約當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於文字的字面意思。這種解釋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義」要求，它關注的是合同條款所表達的當事人的內心想法。當內在意願與外部表示不一致時，以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准。但是，如果一項條款可能有兩種以上的意思時，該如何理解合同的條款？法國民法典規定，在此情況下，寧可以該條款可能產生某種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而不以該條款不能產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同樣是「雙方都應對合同的履行承擔責任」，依照意思主義或文義主義的解釋原則，這里應當理解成為法律上的「責任」，但由於它缺乏具體的規范要素，所以還不能被視為違約責任條款。

（二）整體解釋與分別解釋。整體解釋是將合同的各個部分看作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通過對整體中各個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斷條款中所包含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別解釋則是將合同的各個條款分別進行分析，從而探究各條款所要表達的內在意思。例如，某旅遊景點在售票處貼出告示，規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費攜帶一兒童入內。」依分別解釋原則，旅遊風景管理處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兒童購買門票。但是依照整體解釋的原則，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並沒有購買門票的義務。因為風景管理處的格式合同的意思應當為「成人攜帶的兒童」可免費進入，而「沒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則必需購票進入。這樣規定令人費解。但由於它屬於格式合同的范疇，因而應當作出對旅遊者有利的解釋。

（三）目的解釋與情勢解釋。所謂目的解釋是針對當事人簽訂合同的目的對合同進行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8條規定，文字可能有兩種解釋時，應採取適合於契約目的的解釋。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的情勢對合同進行解釋。目的解釋側重於考察合同訂立時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它探究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種靜態的思維。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中所發生的情勢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結果來判斷合同的內容，推斷合同的原意。情勢解釋是一種動態的解釋。它立足於「現在」，對合同的內容進行分析判斷。合同的目的解釋旨在幫助當事人達至合同的目的，實現合同訂立人當初的意願。而情勢解釋則有利於合同的實現，是對合同原意的一種「良好」的推斷。目的解釋是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方法，它更能體現合同的原始意義。

（四）誠實信用的解釋與習慣解釋。習慣解釋是根據交易當事人所採用的通常習慣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實際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觀標准作為理解合同條款的依據。誠實信用實際上也已成為交易習慣的一部分，誠實信用解釋原則要求依照誠實信用的標准分析合同的條款。但由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極為概括抽象，乃屬一白紙規定」[1]，所以，誠實信用的解釋實際上淪為了「白紙」解釋。

我國《合同法》將諸多合同的解釋原則融為一個條文，在表述上至為簡潔。同時將合同的解釋規范放在《合同法》的總則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於條文表述過於簡單，以致於各種合同解釋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種條件下適用何種解釋方法語焉不詳。這種缺乏具體假定的規范在適用時往往會引起爭議。法國將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通過不同的條文進行表述。各規范的作用表現得十分明顯。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釋方法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法律後果。由於我國《合同法》解釋原則彼此間缺乏層次性，這為採用不同的合同解釋方法可能導致的混亂埋下了伏筆。從司法實踐上來說，這種立法體例也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但對交易當事人來說，則人為地增加了不確定性。

依筆者看來，合同的各類解釋原則適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釋原則之間也應當有一定的層次。具體地說：第一，整體解釋的原則旨在確定合同的性質，進行法律行為的識別，對個別的合同條款進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釋原則旨在確定個別條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釋旨在實現合同的目的，通過對合同目的追尋確定合同的本來意義。第四，習慣解釋是藉助外在的標准，理清合同條款的本質。第五，誠實信用的解釋原則則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則對合同的條款進行解釋。在這些解釋原則中，有主觀原則，如意思解釋原則，目的解釋原則等。大陸法國家在解釋合同時，一般堅持以主觀解釋原則為主。例如《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對合同的解釋，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並考慮交易上的習慣。而英美法國家在合同解釋時，主張以客觀主義為基礎，例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0條的解釋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間的同意，而是這種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國合同法的解釋應當堅持上述假定，便於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准確地適用。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各種解釋原則之間的層次性。我們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個抽象的解釋原則，交易習慣是解釋的主要標准，在合同的內部，應當以整體解釋為基礎，「將合同的全部條款相互解釋，以確定每一條款從整個行為所獲得的意義」[2]。同時兼顧合同的目的與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簡言之，在合同解釋時，堅持客觀標准與主觀標准相結合的辦法，以客觀標准為主，兼顧主觀標准。
注釋：
[1] 梁彗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國民法典》第1161條
[3]參見崔建遠《合同法》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第86頁。該書作者認為大陸法與英美法關於合同解釋的原則均為以客觀標准為主，以主觀標准為輔。

人民網 2001年11月30日

Ⅷ 預期違約制度的預期違約制度

預期違約制度最早出現在英國法院1853年審理的霍切斯特德·拉圖爾一案。在該案中原告僱傭被告從1852年6月1日起為原告的送信人，僱傭期為3個月，然而在6月1日前，原告（顧主）通知受僱人停止僱傭，英國法院判決：受僱人為了6月1日起向該僱主提供服務不得不做履約的准備，並只能拒絕他人的僱傭，該僱主對合同的毀棄使受僱人處於無事可做的狀況。這樣有違法律所應體現的政策，故該受僱人可以起訴，而不用等到6月1日再起訴，這個判決宣告了預期違約規則的確立。這是一個典型的明示預期違約。在1894年的英國王座法院關於辛格夫人訴辛格一案的判決中又宣告了默示預期違約規則的確立。這兩個案例很快得到英、美國家其他法院的引用和借鑒，預期違約規則也在實踐中得到了正式的確立。
美國法學會和美國法委會起草並推廣採用的《統一商法典》第2609、2610條對預期違約制度做明確的規定。而美國法學會組織編寫的《合同法重述》 （第2版）則把預期違約制度上升到美國合同法上的一項普遍原則。預期違約制度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和完善，此制度對眾多國家的立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國立法在繼承大陸法的基礎上借鑒英美預期違約制度，在中國現行的《合同法》第10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的，對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這條規定宣告了中國預期違約制度的確立。

Ⅸ 中美合同法的異同

一、我國合同法的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什麼是具體確定的並沒有明說，但合同法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13條也規定受要約人對以上幾項內容的變更就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構成新要約。由此可見這八項內容應該是對意思表示構成要約很重要．但合同法第61、62條又規定對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履行期限、履行方式、旅行費用約定不明確的可以補充協議，不能達成協議的，法律也規定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所以這幾項也不是必需的。合同法111條規定對於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按照標的性質和損失大小，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至於解決爭議的方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合同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的規定，有協議的按協議，沒有的或者按照事後的協議申請仲裁，或者直接到法院解決。
由以上分析可見，我國合同法對要約的內容要求只有標的和數量以及確定的當事人是必需的，比《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還簡單，該法中規定要約至少應包含標的、價格或確定價格的方法、數量或確定數量的方法三項內容，否則即會因缺乏明確性而對要約人或受要約人缺乏約束力。同時規定了要約人的有限制的撤銷權，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態度上我國合同法都盡量增強要約的有效性，由此可見對促進合同交易的決心。
在我國，受要約人於承諾時亦有很大的權利。一方面可以在不改變要約的實質性內容的前提下，決定合同的內容；另一方面，我國採取的是承諾通知到達生效的基本原則，所以受要約人在承諾到達要約人之前或之時都有撤銷權。 二、美國合同法的規定
美國《統一商法典》和很多合同法著作，也對要約作了各種各樣的定義，但基本不會離開要約是一方當事人對某些明確條款所作的同意表示這一含義。至於什麼是明確條款，美國合同法認為必須達到可強制執行，否則不構成合同。如數量、期限等沒有確定，就不能構成強制執行。但美國更重視要約的法律效用，即要約產生受要約人的承諾權。什麼樣的行為產生承諾權柄因此成為要約?它應當是這樣一種行為，即足以使受要約人合理地相信自己已經被授予創設合同的權力、足以使他人認為它是為求得他的承諾而對他做出的、包含所要訂立的合同的所有條款。
美國要約一般不受任何約束，他們認為雖然要約給受要約人創造一個合同訂立完畢的條件，只要一個要約沒有因為超過要約入所確定的期限或者因為其他客觀確定的期限而被撤銷，它在此期間內也就一直具有被他人承諾的能力。但是，只要沒有發生承諾，那麼要約人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撤銷其要約。即使在要約人宣告他願意在一個明確期間內受到其要約約束的情況下，法律也無法在該期限屆滿之前阻擋要約人單方面提出撤銷要約的要求。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法律原則有其以下三種原因。1．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則對價理論：即除了包含在「簽封」文件中的允諾外，允諾不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約人已經作出回應或承諾一個對應的履行的情況下，才產生一個有約束力的義務。要約在被接愛以前，通常沒有相對人的任何對應履行，也未採用莊重的形式，因此要約人有撤銷要約的自由。2．是英美法承諾生效的時間採用「發信主義」，減少了受要約人承受要約人撤銷要約所產生的風險，3、是英美法屬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當大的衡平權，能根據現實的需要及公平正義的觀念對有關制度進行矯正，使制度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
司法實踐中有加強要約約束力的傾向，因為法官會認為撤銷要約在法律上是允許的，但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從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會不顧對價理論而堅持要約不能撤銷。比如，美國在立法與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約不可撤銷的四種情形：（1）由對價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該對價可以是一個很小的數目）；（2）由對價中約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規定的要約的不可撤銷性：（4）單邊合同中要約的不可撤銷性。
美國合同法要求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要完全的同意，對要約內容的任何改動都能夠導致承諾權的喪失。承諾生效的時間也採用的是發信生效的基本原則，這就意味著一旦承諾通知發出，合同立即生效。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兩大法系在不斷融合，但有些法律制度由於信奉的基本原則不同，所以還有不同之處，需要我們不斷的學習與研究，以期待中美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

Ⅹ 美國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推翻最高法院的判決有哪四次

美國司法往事一瞥

2019-09-03 11:39

雖然現在的美國看起來有些胡鬧、幼稚、缺乏教養，雖然歷史上（都不太好用「歷史」這個詞兒，時間短了點兒，誇張點說就好比量身高用「光年」做單位）的美國看起來有爆發范兒、陰險狡詐、飛揚跋扈——但我們翻一番美國的法治往事，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法治國家。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律師締造和治理了美國：

1.《獨立宣言》簽署者56人，有超過半數是律師（一說25人）和法官；

2.制定美國《憲法》時的與會代表55人，一大半是律師，包括傑斐遜、漢密爾頓、馬歇爾、亞當斯等；

3.美國200多年歷史中，有半數以上的國會議員、70%的政府高官（正副總統、國務卿、內閣成員）是律師，包括大家熟悉的奧巴馬、拜登、希拉里。

4.美國有110萬律師（百萬雄獅），是世界上律師最多的國家。人口佔世界5%，律師佔全世界律師1/3左右。

在美國，律師不僅僅是一個職業和一個階層，更是一種力量和文化，正如林肯所說：讓法律成為這個國家的信仰。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法治實踐中存在大量的偏見和罔顧事實，正如電影《以性為本》所講述的，即使存在女權歧視，依然被傲慢的司法體系視而不見，甚至是視為物競天擇的公平，在經歷了九死一生、九牛二虎後，才產生了首位女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