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403條條文
『壹』 如何理解我國合同法第402條和第403條，並舉出案例進行分析
間接代理和隱名代理
前者合同約束第三人和委託人.....
後者合同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如果受託人把委託人拉出來的話，第三人可以選擇其中一個主張權利，但不得改變相對人.....
『貳』 求詳細答案謝謝
(1)能。受託人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後，第三人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根據《合同法》第403條第2款規定，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據此，本題中天鵝公司事先並不知曉全宇公司系受大興公司委託購買的彩電．知悉這一情況後，天鵝公司可以要求大興公司支付貨款。
(2)部分無效。因定金數額不得超過合同標的的20%。超出部分無效。根據《擔保法》第91條規定，定金的數額由當事人約定，但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據此，本題中全字公司從天鵝公司購進500台彩電，總價款130萬元，全宇公司支付的定金不應超過26萬元，超出部分無效。
(3)應返還給天鵝公司。屬於不當得利。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獲得利益而使他人利益受到損失的事實。《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得利，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得利返還受損失的人。據此，大興公司多收的5台彩電，應返還給天鵝公司。
(4)應由天鵝公司承擔。標的物交付前發生的損失應由出賣人承擔。根據《合同法》第141條第1款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地點交付標的物。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後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另有約定的除外。本題中，如追尾的肇事車輛逃逸，20台受損彩電的損失因發生在交付之前，故應由天鵝公司承擔。
(5)不能。因為第三人選定了相對人後，不能變更選定的相對人。《合同法》第403條第2款規定，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據此，本題中，天鵝公司認為要求大興公司支付貨款更為有利。亦不能改為主張由大興公司履行合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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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重復了
『叄』 合同法403條款
1、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由委託人享有，第三人對受託人的抗辯可以向委託人抗辯。專
2、在糾紛發屬生後，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委託人可以用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來抗辯第三人以及用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來抗辯第三人。
(3)合同法403條條文擴展閱讀：
分類：
1、計劃合同與普通合同
凡直接根據國家經濟計劃而簽訂的合同，稱為計劃合同。如企業法人根據國家計劃簽訂的購銷合同、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等。
普通合同亦稱非計劃合同，不以國家計劃為合同成立的前提。公民間的合同是典型的非計劃合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計劃合同日趨減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合同已被控制在很小范圍之內。
2、雙務合同與單務合同
雙務合同即締約雙方相互負擔義務，雙方的義務與權利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合同。如買賣合同、承攬合同、委託合同（無償有償都是雙務）、保管合同（無償有償都是雙務）。
單務合同指僅由當事人一方負擔義務，而他方只享有權利的合同。如贈與（唯一一個純粹的無償合同）、自然借款（無償有償都是單務）等合同為典型的單務合同。
『肆』 如何理解適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的規定
本條是對委託人的介人權、第三人的選擇權的規定。
委託人的介入權指的是在受託人與第三人的合同關系中，委託人取代受託人的地位，介入到原本是受託人與第三人的合同關系中。委託人行使介人權的條件是：第一，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是說受託人與第三人是該合同的當事人，該合同對受託人與第三人具有約束力；第二，當第三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時，間接影響到委託人的利益，這時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第三，因受託人的披露，委託人可以行使介入權。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應當通知受託人與第三人。第三人接到通知後，除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以外，委託人取代受託人的地位，該合同對委託人與第三人具有約束力；第四，因受託人的披露，委託人也可以不行使介入權，仍然由受託人處理因第三人違約而產生的問題。
第三人的選擇權指的是在受託人與第三人的合同關系中，因委託人的原因造成受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即第三人可以選擇請求委託人承擔違約責任，也可以請求仍然由受託人承擔違約責任。但第三人只能選擇其一，選定後不得變更。
規定委託人的介入權、第三人的選擇權，有利於解決因代理產生的合同糾紛，有利於貿易代理制度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但委託人的介入權、第三人的選擇權是有條件的，不能濫用。
『伍』 合同法：403條：「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什麼意思能舉列嗎謝謝
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專的代理關系的，受託人因第三屬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
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第三人選定委託人作為其相對人的，委託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
『陸』 行紀合同和隱名代理有什麼區別
1.所謂隱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享有代理權的前提下，既不披露本人的姓名，也不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披露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並不以本人名義與第三人進行法律行為，而本人仍然將承擔代理行為的法律後果。
一般來說，隱名代理的第三人是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的關系的。當第三人知道了受託人與委託人的關系，這是類似於顯名代理了，因此要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
2.行紀合同是指行紀人接受委託人的委託，以自己的名義，為委託人從事貿易活動，委託人支付報酬的合同。接受委託的一方為行紀人，而另一方則為委託人。
如某配件廠（甲方）委託某銷售公司（乙方）代銷產品，乙接受甲的委託並以自己的名義代甲銷售，代銷價款歸甲方，乙方收取代銷費。在這個關系中，甲為委託人，乙為行紀人。
3.隱名代理與行紀合同的區別：
（1）介入權和選擇權的主體和性質不同：
隱名代理行使介入權的主體是委託人，合同法403條規定：「受託人以自已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委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選擇權行使的主體是第三人，《合同法》第403條第二款規定：「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而行紀合同介入權的主體是行紀人，《合同法》第419條規定：「行紀人賣出或買入具有市場訂價的商品，除委託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之外，行經人自已可以作為買受人或出賣人。」
（2）對於合同不能履行所導致的權利義務主體不同；
《合同法》421條規定：「行紀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行紀人對該合同直接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因此，行紀合同是由行紀人獨立對委託人和第三人承擔責任。而隱名代理它仍然是一種代理關系，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所導致的法律後果依法應由被代理人承擔。
（3）物權流轉關系反映的所有權主體不一樣；
由於隱名代理仍是一種代理，在代理過程中不發生物的所有權因物的流轉而發生轉移至代理人的情形。而行紀合同中當物流轉至行紀人手中時，物的所有權因物的轉移而轉移。當物流轉至受託時受託人正值破產，此時委託人與受託人是行紀合同關系還是隱名代理合同關系對物是否納入破產財產的處理有決定性的意義，此時對委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響。
（4）行紀合同都是有償合同，而代理合同不一定都是有償的。
（5）隱名代理存在委託人只對代理人單方授權的情形，而行紀合同必須是成立了委託合同。
『柒』 關於間接代理中的介入權
《合同法》403條第1款在規定委託人的介入權的同時，又以但書的形式賦予了第三人對委託人介入的抗辯權，從而限制委託人行使介入權。
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是：(1)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是說受託人與第三人是該合同的當事人，該合同對受託人與第三人具有約束力；(2)當第三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時，間接影響到委託人的利益，這時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3)因受託人的披露，委託人可以行使介入權。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應當通知受託人與第三人。第三人接到通知後，除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以外。
在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中，第三人是本著對受託人的信任才訂閱合同的。如果第三人訂約之初就知道受託人的代理人身份，可能就會因為對委託人的信用或履約能力的不信任而拒絕訂立合同。委託人介入合同後，取代了受託人而成為合同的當事人，第三人可能因委託人信用或履約能力低下而受到不應有的損失。因此，法律規定第三人如果在訂立合同時知道了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委託人無權介入。
『捌』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玖』 求教對合同法403條第三款的理解，最好能舉個例子，謝謝
A委託B購買大米300斤。B以自己名義向C購買了大米300斤，小米200斤。A違約不付款。B披露A給回C。如果C選定A作為其答相對人，A可以直接以未委託B購買小米200斤進行抗辯，不承擔合同違約責任；也可以就大米300斤，就B與C約定內容（比如付款、交貨的先後順序等）進行抗辯。
『拾』 ＜合同法＞403條第1款委託人有介入權
這個條款主要用於隱名代理人的情況，例如甲委託 乙購買某產品，乙以自回己的名義和丙答簽訂了買賣合同，此時甲違約拒絕支付價款，乙可以向丙披露甲是該買賣合同的當事人，如果丙認可，那麼乙的代理行為由甲承擔，如果丙不認可，那麼丙可依據買賣合同找乙承擔違約責任。
也就是說這句話並不是說委託人是否可以介入的問題，而是說第三人有選擇的權利，是向委託人追責還是向受託人追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