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之曉歸何處

㈠ 關於與法同行的感想1000字

法律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是無所不在的，它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的關系。你是法律，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是無所不在的，它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的關系。你是學生，在校你就要遵守各項規章制度；你是工人，就要腳踏實地，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你是行人，你就要遵守馬路上的交通規則……總之，無論你是誰，從事哪一種工作，身在何處，總與法律息息相關，有了法律，我們的社會才會更美好！更加和諧！
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對於我們未成年人來說，法律就像一層盔甲，保護著我們，那是國家對我們未成年人的關心，就是《未成人保護法》，它分為「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它們和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正因為重要，所以我們要學習法律。
我們也懂得了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應該做，怎樣行使權利，如何履行義務幫……也許在觸而假如我們是法盲，也許在觸犯法律後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由此產犯法律後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看來學好法律對我們的人生有很大的幫助，也不會讓我們的人生增加污點，使我們的人生更加絢麗多彩，不會因為這個污點而暗淡失色。
當我看新聞，看到那一則則有關我們中學生知法犯法的進行著犯罪活動，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在家的母親，那雙期盼的眼睛等著她的兒子讀書歸來，桌上是熱騰騰的飯菜，等著他們的歸來；在工作的父親，為兒子的學費，為著家庭的幸福，一直努力的工作，在烈日炎炎下，灑下他們辛勤的汗水，他們怎麼都沒想到自己的孩子會做出這樣的事。
當這個消息傳到父母的耳朵里，他們是無比的痛苦，也無比的惋惜，更無比的痛恨自己，那些犯罪的孩子有沒有想到這些，我不清楚，當我的腦海里一直深深印著父母看到他的孩子入獄，那種眼神是我用文字無法表達的，有痛苦，有悲傷……
一提到法律，大家都會想到，犯罪；法庭；監獄……其實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生活的點滴中。
去年春天，我在玩我的手機，剛玩沒幾分鍾，就欠費了，這可是我媽前不久的話費啊，怎麼會這么快沒了呢，我媽查了我的通訊記錄發，發現我的手機被莫名其妙的運行商扣了錢，才幾分鍾啊全把我的話費扣完了，我媽對於這個問題，向聯通公司進行了投訴，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維護了自己的利益，最後，聯通公司向我們雙倍退賠了由此造成的話費損失。
法律是無處不在的。人生在世，法律二字。人人學法，家庭幸福，社會安定，國家的發展日益前進！因為只有你意識到了，你才能理解老師們了，「苦口婆心」地講法律的原因，法律要行動來奠基，教育來澆灌，地講法律的原因，自覺來支持。讓我們在法律的藍天下健康成長，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棟梁之材。自覺來支持。
與法同行，做一個遵紀守法的人吧！

㈡ 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欄目的聯系方式如何聯系

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欄目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地址:北京海淀區復興路11號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中國法治報道》
郵編:100859 電話:010-68166385

㈢ 社會與法消失的夫妻哪一期

社會與法消失的夫妻是56期，消失的夫妻是一起非常惡劣的案件。

2013年7月《天網》欄目第二十六期節目叫《消失的夫妻》，2015年5月在山東臨沂發生了一起惡性慘案，當時CCTV12也做了一檔節目叫消失的夫妻，四名沒有工作的犯罪份子，本來想偷東西，但是看到房間女主人漂亮的照片後，在屋裡等受害人夫婦回家，進行搶劫強奸整個折磨過程近10小時。

後續報道：

三人執行死刑，一人因為未成年，基於人道主義，是我國刑法中的理論上的死刑不適用者，再加上其主動供述了具體的作案經過，承認了相關惡行，被判無期徒刑，為被害者憋屈難受，但又無可奈何。

我國對於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的處理應該結合當今未成年人作案頻發且案件性質愈發惡劣這一客觀現實進行相應的修改，一定不能讓這成為未成年人肆無忌憚地違法犯罪並逃脫應負責任的擋箭牌。

很多人反對廢除死刑是非常有道理的，看了完整的細節，覺得死刑真的不能被廢除啊，有些人早已經不能算是人了，說他們是畜生都是侮辱了畜生，連畜生都不如。

㈣ 靚聲參與演出CCTV2社會與法頻道《普法欄目劇》,有何值得期待的地方

《普法欄目劇》是一場老少皆宜的普法節目，劇情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裡面的演員雖然不是專業演員，但是演技還不錯，不僅僅能夠吸引觀眾觀看，還能夠讓觀眾看劇的同時學到法律，是一檔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小的事情不解決，或者過激解決，都會釀成不可原諒的後果，給很多人一些警示。讓大家遵紀守法、在平時和家人、鄰居相處的過程中也要和氣生財。

㈤ 社會與法觀後感

這是前兩天發生的真實案例。有一對夫妻，丈夫叫吳思明，妻子叫沈露。有一天，丈夫開著帕薩特去洗車，可是附近的洗車廠關閉了，平常洗車的地方也關閉了。終於，找到了一個洗車廠，在這里，認識了一位女朋友。
這位女朋友叫楊雅茹，很漂亮，是從鄉村到城裡打工的農村妹。不久，吳思明就喜歡上了楊雅茹，疏遠了沈露律師，常常把家當成旅館，隨時可住，也從不給沈露說一句話。
漸漸地，沈露向吳思明提出了離婚。這時楊雅茹家，吳思明對楊雅茹說：「明天我要去上海談事。」
「上海！我還沒去過呢，你能帶我去嗎？」楊雅茹說。
「我要去工作，很早就起床了，很晚睡覺，沒有時間陪你，你可以去商店買東西。」
「好，零花錢一口價：一萬元！」楊雅茹外表漂亮，其實貪錢。
「可以......」吳思明極不情願拿出這么多錢。
（次日）
楊雅茹去商店買東西，突然發現吳思明和妻子沈露在買東西。楊雅茹這才知道，原來吳思明有媳婦了，還騙了她！楊雅茹次日和吳思明吵架，吳思明就和沈露一起生活了。
沈露既漂亮又懂事，還是個律師。其實，沈露早已經解除了離婚協議。有一天，楊雅茹對吳思明說：「我要生孩子了，你給我十萬元。」吳思明說：「開玩笑吧你，不可能的。」
「你信不信，我會自殺?」楊雅茹爬上大橋欄桿。
「隨便你。」
突然，楊雅茹失去了平衡，還真的掉下水了。吳思明立即下水救人，路人見了，立即撥打120。
（醫院里）
醫生向吳思明爸媽和沈露說：「吳思明的肺部積水過多，死了。」吳思明爸媽又哭又嘆氣。吳思明爸媽來到楊雅茹病房裡，聽到楊雅茹在叫：「吳思明這個壞東西，連自己的兒子都不知道愛，瘋了！」
吳思明爸媽對楊雅茹說：「你把我們把孩子生下來吧，小楊。」
「憑什麼？」
「這樣，我給你吳思明的所有遺產。」
「這還差不多。」
終於，吳思明爸媽把楊雅茹打動了，楊雅茹暫時成了兒媳婦。楊雅茹打麻將時，不僅要吳思明媽1000元，還要把丈夫的帕薩特來賭了一把。結果，全輸光了。
「再拿1000元來。」
楊雅茹又輸光了。
「再拿1000元。」
楊雅茹還是輸光了。
「不信了，拿5000元來！」
又輸光了。
「不打了。」楊雅茹虧了8000元加一輛帕薩特。
有天晚上，楊雅茹說：「我睡覺了，給我關燈。」
吳思明媽關了燈。
第二天早上，吳思明爸發現楊雅茹不見了。衣櫃空了，首飾台空的，都是空的。還把50萬遺產拿走了，孩子也打掉了。
吳思明的媽向沈露告狀，沈露報案請公安局追蹤楊雅茹，最終，楊雅茹被抓。
楊雅茹被判為詐騙罪，拘留十年。
我最可氣的是楊雅茹，什麼人啊？吳思明的爸媽一天才掙多少錢都搞不清楚啊？

㈥ 普法欄目劇演員陳嘉佳是誰

陳嘉佳，TVB女演員，而《普法欄目劇》是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推出的法制欄目劇，節目以普及法制為宗旨，將真實的法律案例拍攝成通俗易懂的小短劇，同時加入主持人的評說，從內容到形式，使觀眾更易於接受。節目於2011年4月18日起每日晚20:49在中央電視台社會與法頻道首播。 2017年9月3日起，取消周日播出。2019年3月24日起，恢復每日播出。

㈦ 道德和法律，哪個對社會發展更重要

當然是道德。
法律是維護社會道德的工具有手段。法律最早產生的目的是回為了維護少答數人的利益，如國王、皇帝及王公貴族，因為那時這些人佔有天下大部分財產，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幾乎沒有什麼財產，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這些天下財產擁有者就制定出了法律。
後來隨著社會的進步，老百姓也有了一定的財產積累，法律保護的范圍也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直到今天，法律保護著每一個人。
所以說，當社會存在分配不均時，法律可以用來約束人的行為，使人們遵守統一的行為規范（這個行為規范就是廣義上的道德標准），超越這個規范的行為就會受到懲罰。
正是由於法律產生的本質就是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來保護財產所有者的利益，當社會分配均等時，法律必將消亡，而社會道德將成為唯一的約束人的行為規范的手段。

㈧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