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衛東法與社會

Ⅰ 季衛東的主要著作

《現代中國的法制變遷》（東京∶日本評論社，2001年）
《憲政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增補本，年）
《中國審判的構圖》（東京：有斐閣，2004年）
《正義思考的軌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與渾沌的臨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現代中國法制變遷的多元景觀》（單著，東京：日本評論社，即將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構》（單著，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國法律秩序的深層結構》（單著，京都：米內爾瓦書房，1999年）
《讓正義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師業務以及共同體》（合著，美國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國的人權與法》（合著，東京：明石書店，1998年）
《多維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書房，1998年）
《最新教科書·現代中國》（合著，東京：柏書房，1998年）
《何謂亞洲價值》（合著，東京：TBS不列顛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
《研究開國》（合著，東京：富士通書籍社，1997年）
《現代中國的人權保障》（合著，東京：信山社，1996年）
《亞洲法的環境》（合著，東京：成文堂，1994年）
《現代法社會學入門》（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當代法學名著譯叢》（合編，已經刊行9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國的法社會學》（合著，西班牙歐尼阿逖：法社會學國際研究所，1993年）
《中國的開發與法》（合著，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92年）
。。。。。。

Ⅱ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的學科介紹

學院法學本科設立於1992年。十餘年來，我們已經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法學專門人才，他們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為我國的法治事業作貢獻。除法學本科專業外，法學院利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在已有的憲法與行政法學和法理學碩士點的基礎上拿到了法學一級學科碩士授予點和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授予點。2003年到2006年，學院曾掛靠管理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下招收博士生。2006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十次學位授權審核會議正式批准我校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授予點。自2007年開始學院正式招收憲法與行政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同時，掛靠管理科學與工程招收博士後研究人員。 2010年，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凱原法學院自行審議通過法學一級博士學科授權點，博士點覆蓋所有的二級學科，至此，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法律教育層次更上一個台階。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定位，凱原法學院將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得到學校的大力支持，為創建一流文科奠定良好的基礎。
» 法學院有權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學科專業名稱 一級學科名稱 二級學科名稱 碩士授權時間 博士授權時間 ★法學 法學理論 2000.12 2011.03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1998.06 2006.01 刑法學 2006.01 2011.03 民商法學 2003.09 2011.03 知識產權法學 2006.01 2011.03 訴訟法學 2003.09 2011.03 經濟法學 2006.01 2011.03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2003.09 2011.03 國際法學 2003.09 2011.03 社會法學 2012.06 2012.06 說明：★號為一級學科授權博士點。
» 法學院有權授予專業學位的名稱 專業學位名稱 授權時間 法律碩士 2003 » 博導及研究方向 姓名 學科、專業 主要研究方向 季衛東 法理學 法社會學、比較法學 鄭成良 法理學 法理學、司法制度 范進學 法理學 憲法解釋學、法哲學 李學堯 法理學 法理學、法社會學 林國基 法理學 法理學、法史 王志強 法理學 中國法律史、比較法律史 楊力 法理學 法社會學、司法制度、法律教育 孫潮 憲法學 憲法、行政法 徐向華 憲法學 立法學 葉必豐 行政法學 行政法、行政訴訟法 朱芒 行政法學 行政程序、都市法 韓長印 民商法學 民法、商法 彭誠信 民商法學 民法、商法 張紹謙 刑法學 刑事法 王曦 環境法學 國際環境法、比較環境法 秦天寶 環境法學 環境法 徐冬根 國際法學 國際金融法、國際私法 胡加祥 國際法學 國際經濟法、世界貿易組織法 趙勁松 國際法學 海商法 傅崐成 國際法學 國際法 沈偉 國際法學 金融和公司治理、國際投資法、商事仲裁 壽步 知識產權法學 知識產權法 萬勇 知識產權法學 知識產權法 王先林 經濟法學 經濟法 許多奇 經濟法學 財稅金融法 王福華 民事訴訟法學 民事訴訟法、證據法 董保華 社會法學 勞動法、社會法、社會保障法

Ⅲ 大家知道上海交通大學MOOC課程《法與社會》這門課是誰講的嗎

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季衛東老師

Ⅳ 季衛東的個人簡介

季衛東，1957年出生於南昌市。1983年從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後留學日本，獲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0年就任神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1996 年升任教授，2009年接受「神戶大學名譽教授」稱號。自2008年9月起擔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凱原講席教授兼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和比較法學。
曾任或現任的國際學術兼職有：社會學國際協會法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SL）指定理事、日本國際民商事中心學術委員、關西民商事法研究會理事、日本法社會學理事、亞洲太平洋論壇（淡路會議）學術委員會委員、日本文科省 21世紀重點學科研究據點「神戶大學市場化社會動態法學研究中心」基礎研究部門理論組負責人、日本國際高等研究所（IIAS）企畫委員、東京財團比較制度研究所（VCASI）研究員等。除此之外，還曾經擔任過《國際法社會學雜志》(英國)的編 委，現任《法社會學》(日本)審查委員、《法社會學》(義大利)學術編委。
國內的兼職主要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或客座教授，並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學術編輯委員、《二十一世紀》執行編輯。

Ⅳ 季衛東教授一句話的出處

季衛東:「法律職業的定位」,《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總第86期。 引自社科雜志刊物的不用寫頁碼。

Ⅵ 找一篇文章，作者是季衛東，名字叫《法律程序的意義》，要文章哦，不是書~~~

法律程序的意義（上）
作者：季衛東

目錄：

一、序言：作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二、現代程序的概念與特徵
1. 對於恣意的限制
2. 理性選擇的保證
3. 「作繭自縛」的效應
4. 反思性整合
三、現代程序的結構與功能
1. 基本的構成因素
2. 類型分析
3. 功能要件
四、程序與現代社會
1. 程序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
2. 程序與言論自由
3. 程序與民主
4. 程序與權威
五、中國法律程序的缺陷
1. 傳統程序與現實問題
2. 變動期的非程序化傾向及其批判
3. 與程序有關的法律形式上的弱點
六、結語∶程序建設的程序
1. 程序與正統性問題
2. 中國法制的程序化
3. 程序再鑄的若干設想

權利法案的大多數規定都是程序性條款。這一事實決不是無意義的。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
——威廉姆·道格拉斯[1]

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
——《孔叢子·刑論》

一、序言：作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英國，1687年，牛頓發現萬有引力法則，其結果導致了以力學為基礎的產業革命。兩年後，議會頒布《權利法案》和信教自由令，限制王權、規定王權繼承程序、確立立法的至高無上性。與產業發展相配合的組織和制度也陸續完備起來，例如，英格蘭銀行成立於1694年，又過了四年，股票交易所在倫敦創設。

而在中國，1687這一年，孟子廟落成於鄒縣，主張民貴君輕的「亞聖」被置於治道的守護神的地位。也是兩年後，《大清會典》完成，重新認可強化君權的非常申訴（「登聞鼓」）之制。與宮廷體面相配合的大規模土木工程也不一而足，例如，1695年，金碧輝煌的紫禁城太和殿甫告竣工，不久又開始營造極盡奢華的圓明園。至1709年寧波、紹興等地的商船販米活動才終於得到官府的許可，不言而喻，在這種情形下工商業發展的組織、制度條件當然極其匱乏。

一個多世紀之後，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其結果是我國慘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此後，居廟堂之高的大人們不能不從兵工文化的角度來認真考慮西方的挑戰。但是對於保障器物技術發展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依然普遍認識不足。比較中日兩國在面臨西方文明的沖擊時的應對措施及其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與當時的我國同樣，日本也力求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和連續性；但又與我國不同，日本自始至終非常注意適時建立與經濟發展配套的新型組織和制度。兩國的差距固然取決於很多原因，但無論如何，我國一味強調經濟技術先行而輕視制度層面的革故鼎新的偏向，以及後來革命時期一味追求「畢其功於一役」的激變而輕視點點滴滴的制度建設的偏向，可以說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對照表1所羅列的產業化和制度化的重大事件可以發現，在興產殖業方面我國與日本可以說是同時起步，重要的經濟發展進程先後差距不過數年之內而已。然則在制度建設方面，我國一般比日本落後大約三十年上下。況且1898年以後清政府所頒布的「獎勵工藝」的各種章程措施也多流於形式、了無實效。

現在又到了一個世紀之交的關口。1992年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立新型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想，這是順應時勢和民意的重大決斷。然而，我們能否避免重犯歷史的錯誤呢？在有了長期政治動盪的慘痛教訓之後，我們能否把握時機建立起一整套合理而公正的制度呢？事關國運，不可不做亡羊補牢或者未雨綢繆的研析應對。

表1－a 中日經濟產業化初期過程的比較

日本 中國

1865 橫濱制鐵所橫須賀造船所開工 1865 江南製造機器總局開工
1872 富岡繅絲工廠開工 1872 繼昌隆繅絲工廠開工
1872 新橋橫濱間鐵道通車 1876 上海吳淞間鐵道通車
1874 高島礦山採掘 1875 湖北興國礦山採掘
1878 東京中央電信局開業 1882 上海電氣公司開業
1879 千住制絨所創立 1878 甘肅機器氈呢廠創立
1887 東京電燈株式會社開業 1888 廣州電燈公司開業

表1－b 中日制度現代化初期過程的比較

日本 中國

1872 派遣使節團赴歐美考查法制 1905 派遣五大臣赴歐美考查法制
1874 司法省法學校開講 1906 京師法律學堂開講
1877 共同法律事務所出現 1912 律師組合出現
1878 株式交易所建立 1920 證券交易所建立
1886 不動產登記法制定 1930 土地法制定
1890 商法公布 1903 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布
1898 民法典公布 1930 民法典公布完畢

我國並非沒有市場經濟和契約精神的傳統。實際上，在帝制之下基本不存在世襲的固定的身分制度，從生業選擇到土地的買賣、租賃，經濟活動的廣大領域至少在形式上取決於個人間的自願的契約關系。然而，由於一直不具備適應市場自由競爭的組織－制度條件，不能形成均衡的、可預測的機制、這種無規范的討價還價只能產生類似韋伯所說的那種既缺乏倫理自覺、又缺乏職業尊嚴、且極具鋌而走險之心的「賤民資本主義」。為了減輕競爭的殘酷性和風險性，商賈在獲利之後往往傾向於購田置產、變成地主，或者捐官買爵、混淆仕商。基於經濟競爭不安定性的危機感與傳統的倫理觀結合在一起，形成、進而強化了重農抑商的國家政策及意識形態。在投機性營利的亂局之中，庶民為求安全保障，便通過血緣或地緣的社會團體形成了連環保證的「承包秩序」。其結果，我國歷史上盡管「封建性」身分關系比較薄弱，但相互扶助、連帶責任的「封建性」利益共同體關系卻無所不在；盡管早就有自由競爭的經濟活動，但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體系卻得不到發展，合理性的資本經營方式更無從生根。現在我們要推行市場體制，當然決不是要回歸到上述經濟模式。

但是不能不指出，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卻是以個人承包責任制為特徵的，尚未擺脫傳統的經濟秩序的窠臼。首先當然要肯定，承包責任制打破了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條條專政 」，激發了基層的活力，在農村和企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同時也要看到，一個「包」字遮蓋了事物的發展過程，只問結果、不計手段和方式，並不具備制度建設的優勢，更何談「包醫百病」呢？！目前引起廣泛討論的所謂「諸侯經濟」、「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等問題正好表明：承包責任制的局限已經顯然，該適時提出合理的制度創新的課題了。否則，我們將無從走出四十年來放權與收權循環不已的動態迷宮。

實際上，許多改革的實際工作者、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乃至哲學家都已經或多或少地意識到目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法律體系合理化的關鍵意義。但是迄今為止，對於建立什麼樣的法制以及怎樣去實現這一目標等重大問題，意見仍然很不一致，有些場合甚至連問題之所在也如墜五里霧中。對於社會變革時期推行法治的深刻兩難，例如法律的規范強制性與認知調適性、法律關系的組織化與自由化、守法與變法、法律的效用期待與負荷能力等一系列的矛盾，也缺乏必要的剖析處置。基於現實的急切需求而正在大力移植或創制的新法規，只有在具備了一定的功能前提條件之後才能順利運作，其實際效果還將取決於各種法律措施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的協調整合。立法技術的改進也迫在眉睫。民事訴訟第一審受理案件數逐年遞增，法院在現有條件下已感覺力難從心。律師供不應求，但在資格授予上採取「放低門檻」的政策又不免濫竽充數之憂。法制建設的確是百端待舉、頭緒紛紜。那麼、從何處著手才能綱舉目張呢？ 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社會改革的權勢精英（power elite）集團一般都把立憲工作放在首位。 因為這既是自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以來西方諸國建立資本主義法治秩序的傳統路數，也比較適合自上而下貫徹國家意志的現實需要。 但是有兩點必須注意：

第一、西方是在有城邦自治（political- military autonomy）、教會抗衡、商人造反（the merchant as rebel）[2]等歷史條件下簽訂城下之盟，憲法原則是市民社會與國家主權妥協的結果。但是在非西方社會，所謂「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其實存在著一種暗默的前提：被變革的對象不是國家行使權威的機會結構，而是民眾的傳統行為方式。無怪乎，盡管「開發行政（developmental administration）」的病態擴張長驅直入，而許多頗具自由主義激進色彩的知識分子也能寬恕為懷；其原因概由此而起。所以，在這里憲法的基礎不是社會契約的精神，而只能是國家機關自我限制的統治良心和反思理性。因此，怎樣才能使國家機關確定一套公正合理的辦事程序的問題就顯得尤其重要。

第二、憲法被認為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規范效力的金字塔型體系中的頂端。但是就其實質意義而言，憲法也不妨理解為關於制定規范的規范形態。因此其重點可以移到確立關於法律變更的選擇方式上來，而不必成為法規序列中的特定典章。[3]換言之，立憲不等於起草一份最高綱領，而是建立一個可變而又可控的法律再生產的有機結構（constitution）。正是由於這個道理，現代西方立憲主義的核心是「正當過程」條款（the e process clauses）。按照W·道格拉斯的有權解釋，「公正程序乃是『正當過程』的首要含義。」[4]美國憲法最突出的特徵體現在互相監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分權體制上，[5]各個權力之間的關系的協調更主要是通過程序進行的。如果把美國憲法發展史看作「自由的行進過程」的話，那麼著名大法官F·福蘭克弗特的這一命題十分值得記取：「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6]

比較而言，中國憲政研究多注重國體政體、權利義務等實體部分，而於程序問題則不免有輕視之嫌。從中國現行憲法條文上看，需要改進之處的確不在少數，但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原則性宣言倒未見得與西方的章句相去多遠。問題在於，這些權利義務根據什麼標准和由誰來確定、對於侵權行為在什麼場合以及按照什麼方式進行追究的程序規定（包括程序法的各項具體內容和實體法中的程序性配件，以下籠而統之簡稱「程序要件」）卻一直殘缺不全。至於超法的政治問題這里姑且存而不論。僅就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而言，其實既不必強求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從來無本無源的自然法信仰，也不必援引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甚至毋須正當化的復雜論證，只要憲法和法律中規定的權利（哪怕它們只是差強人意而已）得到切實施行也就可以額手稱慶、進而可以「俟河清之有日」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對於憲法精神以及權利的實現和保障來說，程序問題確系致命的所在。

很難斷定中國法學家中不曾有人對程序的意義有充分的認識。早在本世紀初，沈家本等人就引用「西人之言」指出過：「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7]他們還強調：「刑事訴訟雖無專書，然其規程尚互見於刑律。獨至民事訴訟因無整齊劃一之規，易為百弊叢生之府。若不速定專律，曲防事制，政平訟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無阻礙。」[8]程序法當然遠不能涵蓋本文所考慮的程序之內容。不過，沈家本們關於程序法的見解與傳統觀念相比已有革命性的變化，並且觸及了中國法制的症結。當今法學的進步與那個時代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關於程序法的解釋學研究也已有一定的積累。盡管如此，還是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在近幾十年已經發表的著述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對程序正義和程序合理性的特殊關注。更惶論有體系的思考和闡發。

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的人治與法治討論到最近的權利與義務爭議都反映了一種傾向，即在考慮法制建設時，我國的法律家更多地強調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實體合法性方面，而對在現代政治、法律系統中理應占據樞紐位置的程序問題則語焉不詳。偶有論及者，也並未把程序看作一個具有獨立價值的要素。1987年以來有借鑒判例制度一議，本來理應誘發對於程序問題的深入探討。但是，實際上主流的觀點多側重於法院的規范創制功能、判決的比重及其強制性方面。後來，一些地方法院的官員和青年研究者發表文章，更把加大審判在解紛方式中的比重與提高辦案效率進行「短路」聯系。僅此一端，足見他們無非將判決與有強制力的命令等量齊觀，對判例制度的精華和審判程序的原理卻並無透徹的理解。

然而，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難以協調運作的，硬要推行之，則極易與古代法家的嚴刑峻法同構化。其結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應當成為中國法制建設乃至社會發展的一個真正的焦點。

概而言之，現代化的社會變革需要通過意識形態、貨幣流通和權力機構這三大媒介系統來促進其實現。從國情出發，有必要特別強調的與上述媒介機制相對應的操作杠桿是：1）言論自由、2）證券市場、3）公正程序。至今為止，信息和思想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流已經引起了社會價值體系的深刻變化，契約關系和市場組織條件的發育給經濟帶來了空前的活力；在這種情形下提出程序問題是合乎時宜的。通過中立性的程序來重建社會共識、整頓競爭秩序，既是過去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今後改革深化的重要前提。只要中國仍堅持國家主導型的變革模式、同時又希望避免劇烈的社會動盪，那麼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義問題就具有特殊的和緊迫的意義。

現代市場經濟的中心課題是優化選擇機制的形成，而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選擇的條件和效果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條件下，把價值問題轉換為程序問題來處理也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個明智的選擇。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權、維持法的穩定性和自我完結性，另一方面卻容許選擇的自由，使法律系統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適應能力。換言之，程序具有開放的結構和緊縮的過程；隨著程序的展開，參加者越來越受到"程序上的過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機也由此形成。程序開始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但其結果卻使程序參加者難以抵制，形成一種高度確定化的效應。因此，如果我們要實現有節度的自由、有組織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權、有制約的權威、有進取的保守這樣一種社會狀態的話，那麼，程序可以作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二、現代程序的概念與特徵

Ⅶ 浙江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委員會

為了促進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卓越發展，浙江大學決定將光華法學院作為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建設的「特區」。根據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律與學院特點，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推行特殊政策，進行改革試點，具體包括：在人事制度方面，光華法學院可以自主決定引進人才標准，提出引進人選，報請學校辦理相關聘任手續，學校按相關政策給予待遇保障；在評鑒機制方面，光華法學院參照國內外一流法學院的學術評鑒標准，自行制訂教師的職稱晉升與碩博士導師資格之評鑒標准及學術期刊標准，並按評鑒標准自主評審院內教師的職稱晉升與碩、博士生導師資格，報學校批准；在人才培養方面，光華法學院在符合國家法律、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參照學校的指導原則自行制訂和實施本科生課程方案，制訂研究生招生與培養制度方案。
（一） 教授委員會的成立
為了推進光華法學院的學科發展邁向國際一流水準，2007年4月，浙江大學決定在光華法學院成立教授委員會，聘請王澤鑒、安守廉、劉鐵錚、吳志攀、孫笑俠、陳長文、季衛東、張文顯、胡建淼、倪明江教授組成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陳長文教授擔任教授委員會主席。2010年1月，根據學校工作安排，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教授接替常務副校長倪明江教授任教授委員會委員。
（二）教授委員會的職權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在學校領導下，根據國家法律與政策，決議學院之學術事務，包括專業與課程設置、教師之聘任與解聘、教師職稱之晉升等事項。
舉薦光華法學院院長和常務副院長，由浙江大學按學校規定程序任命；經院長提名副院長，教授委員會決議副院長人選，由浙江大學按學校規定程序任命。
（三）教授委員會的設置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由十席委員組成，設置主席一名。
教授委員會委員必須具備人品雅正，在法律學術或實務上具有傑出貢獻，同時具備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資格（包括各類特聘和兼職教授等）等條件。
教授委員會每屆任期四年。第一屆教授委員會，由浙江大學校方依據前項之標准，聘任七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組成之。所余名額，由教授委員會三名以上委員提名增補，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第二屆教授委員會委員，由前一屆委員三人以上提名，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自第三屆起之教授委員會委員，由前一屆委員三人以上提名，其中新成員不少於二人，全體委員在法學院教授大會上過半數同意出任之。教授委員會主席由三名委員提名，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主席及委員均可連選連任。
（四）首屆教授委員會委員簡介（以姓氏筆劃為序）
一、王澤鑒
王澤鑒先生1938年生，台灣人。
第一名考取台大法律系，於同校法律研究所期間，以第一名考取台灣教育部公費留學，赴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半年後轉學到慕尼黑大學，師從二十世紀大陸法系最偉大的民法學教授Karl Larenz先生研究民法及法學方法論，1968年獲得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先生任教於台灣大學法律系，曾擔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及法律研究所所長，創辦台大法學論叢，並出版台大法學叢書，前者已有三十餘卷，後者多達數百冊；開設民法總則、債編、物權、比較民法，民法與特別法等課程。
先生並曾擔任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召集人，台灣大學卓越計劃委員、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精通德、英、日等數國語言，曾先後在德（柏林自由大學）、英（劍橋大學）、加（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澳（墨爾本大學）等國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出版民法學說及判例研究、民法總則、民法債編、民法物權等法學專著近二十冊，並是極少數曾在德國最高水平法學刊物發表過數篇論文的亞洲學者。依據南京大學資料庫統計，先生著作之轉引率高居華人法學界第一位。先生對我國法學研究水平之提升、研究方法之啟發，法學人才之培育與海峽兩岸之法學交流等，均可謂貢獻至偉，被兩岸法學界公推為當代華人法學界第一人。
二、安守廉（William P.Alford）
William P.Alford先生1954年出生，美國人。
先生1970年畢業於阿姆何斯特學院，1972年畢業於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1974年獲耶魯大學中國研究碩士學位，1975年獲耶魯大學中國歷史碩士學位，1977年獲哈佛大學法學院JD學位。 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Henry L. Stimson教授、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研究領域主要為：Chinese Law and Legal History 、Comparative Law 、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Trade 。
先生是當代美國著名的中國法專家，並在國際經濟法領域有重要的影響。
三、劉鐵錚
劉鐵錚先生1938年生，河北省人。
政治大學學士、美國南美以美大學碩士、美國猶他大學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法律系主任、法研所所長，兼任許多著名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曾獲1981年度法科學術著作獎、1982年度傑出研究獎。曾經擔任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現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著作等身，為國際私法領域著名學者之一。
四、吳志攀
吳志攀先生1956年生，天津人。
先生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書記，北京大學法律總顧問、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本科、碩士、博士；並為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與1997年美國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威爾基金會學者。
先生的社會職務有：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等。
先生為我國金融法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五、孫笑俠
孫笑俠先生1963年生，浙江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高訪學者。自1992年起，歷任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副書記、系主任、法學院副院長、常務副院長、光華法學院院長，現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9），第三屆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2002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05），國家「百千萬工程」入選人員（2007）
社會職務有：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法學會副會長，浙江省法理學與法史學研究會會長…等。
先生為我國法理學、公法學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先地位。
六、陳長文
陳長文先生1944年生，福建人。
先生於196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1969年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1970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197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S.J.D）。現任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南京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座。
先生曾任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副董事長兼首任秘書長，多次代表海基會參與兩岸事務會談。
社會職務有：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兼執行合夥人（注釋：理律法律事務所於1940年代原創辦於上海市，於1940年代末遷至台北，現為亞洲最具規模之一，並為華人世界中規模最大的法律事務所，該所擁有超過六百位以上的法律、金融及科技專業人士）、台灣紅十字會總會會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董事長、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董事等。
先生於法律實務界之成就，著稱於華人世界，並專精於超國界法律及法律倫理之研究。著有《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兼述兩岸相關財經法律問題》、《企業家跨國財經法》、《認識超國界法律》、《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等，並曾於國內外著名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七、季衛東
季衛東先生1957生，江西人。
先生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93年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日本神戶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曾經被遴選為社會學國際協會法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SL）指定理事；現任日本法社會學會（JASL）理事、亞洲太平洋論壇（淡路會議）研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CIDEG委員、專業期刊《法社會學》（義大利）學術編委、綜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紀》（香港）執行編委。自2006年起兼任國際高等研究所（IIAS）研究員。先生法學造詣精湛，被公認為改革開放後於日本取得最高成就的法學學者，深受日本法學界敬重。
先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八、張文顯
張文顯先生1951年生，河南人。
先生1982年獲吉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獲吉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3年至85年於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法學院研修，1989年至1990年於美國華盛頓大學研修。現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1985年至1993先後任吉林大學法律系副主任、法學院副院長、院長。1994年1月起任吉林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常委、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2002年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社會職務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及法學部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等。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法理學、當代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和法律政治學，尤其在法理學與當代西方法哲學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九、胡建淼
胡建淼先生1957年生，浙江人。
先生1982年畢業於原杭州大學哲學系， 1989年獲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社會職務有：教育部法學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學會副會長、國際東亞行政法研究會理事、司法部（中國）法制日報社法學專家顧問、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於1995年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首屆)，1997年入選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培養人員、兼任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行政法學，在行政法學領域居領導地位。
十、羅衛東
羅衛東先生1963年8月生，浙江淳安人，民盟盟員。
先生1982年8月參加工作， 2004年4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外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研究生學歷，教授，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杭州大學經濟系本科學習，1982年7月至1993年12月杭州大學經濟系教師，期間1989年7月在職碩士研究生畢業。1994年1月至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學科研二處副處長，期間1994年7月至1995年5月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系學部客座研究員，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處長，1997年10月晉升教授，1998年12月任浙江大學人文社科處（部）處（部）長，2004年4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外國哲學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畢業，2008年3月任浙江大學校長助理兼社會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2009年12月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浙江省政協委員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經濟學
（五）教授委員會秘書簡介
謝英士
謝英士先生1962年生，台灣人。東海大學法律學士、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記者、公證人、開業律師、台灣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理事、高雄21世紀都市發展協會理事、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北京律盟知識產權公司副總經理、台灣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紅十字總會顧問。
趙 駿
趙駿，男，籍貫浙江杭州，1978年9月出生，200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獲國際經濟法學士學位，2003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博士學位。
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2006年9月至2009年4月，分別在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Mintz Levin 律師事務所)和Kirkland & Ellis International LLP (凱易國際律師事務所)做律師。2009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任教，主要從事國際經濟法、國際商法、商法的研究與教學。

Ⅷ 什麼才是蘇力的貢獻——《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後（轉）

早就很多人推薦這本書，終於在期末的時候拜讀了。在別處看到的書評，感覺還不錯，拿來了------- 這是一位曾經在美國留過七年學的法學家寫的書，但任何學科的人都可以讀懂它，並或許可以從中受益不少。並不是因為他有野心做啟蒙者，而僅僅因為他一直深情地關注著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他「有強烈的社會、民族責任感」，是一名「很有責任感的中國共產黨員」、並希望中華民族繁榮、強大。」（《閱讀秩序》，蘇力著，山東教育出版社，序言3頁） 面對那個概念法學和政治哲學充斥法理學研究的時代——當大部分法學專家們還沉醉於談論或者附和「法律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以及「法制現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學者對這些熱門詞彙卻不以為然。 他不是在憤世嫉俗，也沒有抨擊那個時代的種種不太滿意的地方，相反，他強調學者要「理解中國」，去發現現實生活中的合理之處；他也不是在標新立異，試圖搶占學術領地、圈地為牢。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東西納入理論分析的視野。他似乎離經叛道，竟然研究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有人看來簡直是沒有任何研究價值的問題：一個叫秋菊的農村婦人為她丈夫被村長踢傷而去「討說法」以及一名偏遠山村的黨支部書記（山杠爺）懲罰不孝順的村民的故事等等。這本書里沒有高深的詞彙和故弄玄虛的成分，更不會有指點江山、為這個「落後的」文明如何實現現代化而激揚文字的痕跡。 當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評蘇力「不夠專一」，建議他應該系統地著書立說的時候，他依然面不改色，還為自己辯解，「在現代，已經無法在理性上發現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學術也許只是去研究、回答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閱讀秩序》，蘇力著，山東教育出版社，序言2頁。）就這樣，他在一陣陣懷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他不斷提醒自己，「關注現實、反思自我和認真讀書，大致構成了我認為一個法學家的『應為』。」 他關注的問題越來越廣，也越來越雜。他關注農民迴避法律選擇私了解決糾紛、最高法院對姦淫幼女罪的批復以及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中的問題。甚至，他對黛安娜之死也有話要說。這些問題都很雜，而且和法哲學中那些「權力」、「義務」和「正義」等等主題想去甚遠。二時間就是檢驗一切的最好方法。 當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論文如今已經變成了入門讀物了。說句毫不誇張的話，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國社會的法治問題，必定繞不過的一道門檻，便是蘇力的這本《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這是蘇力的第一本著作——嚴格意義上，它只是一本論文集。 他以「什麼是你的貢獻」作為序，既是對整個中國學術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學界的拷問，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反思和鞭策。也許，他想對那些善意的批評者作一個交待吧，表明他的問題意識以及對中國問題的關切。這里說的「貢獻」是指，中國學術本土的知識生產，而不是搬用外國的東西來診斷中國。他說，「因此，從理論上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完全有可能根據我們的經驗做出我們的貢獻……，這種貢獻並不是以我們的經驗、體悟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學者提供的理論、模式提供一些腳注，充實或者補充他們的理論框架，而是一種真正的無可替代的貢獻。」（序言第三頁） 緊接著，他還進一步解釋了「本土資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眾多的人民（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變革時代給了我們一個學術的『富礦』，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關注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做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他特別指出，我們學者應該如何對待歷史，不是以一個『他者』的身份來品頭論足，抑或褒貶，而是「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於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的和真誠的關懷和信任」。這就是蘇力的立足點。 蘇力主張一種實證的、解釋性的法律社會學進路，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這一點。譬如在序言中，他說「首先是研究中國的現實」。對於法理學的研究，他還主張「交叉學科」的研究，這不僅在他的書評中體現出來了。例如，在「什麼是法理學」一文中，他贊賞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的分析」，並提倡從各個學科的角度研究法理問題；在「法學研究的規范化」一個章節中，他對《走向權利的時代》的批評更是對法律社會學方法的一種強調和修正，強調考據和例證。 他毫不掩飾自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是美國式法理學的崇拜者。他主持翻譯了波斯納的幾乎全部文章，對於法律經濟分析和後現代法學的浸淫路人皆知；他還介紹了美國法理學的發展，並在閱讀了波斯納的《法理學問題》後，寫了「什麼是法理學」的文章，洋洋灑灑地介紹美國的法理學，還樂此不疲地列出了這對於中國法學的借鑒意義。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他把這些理論發揮到了極致。例如，在「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經濟學觀點分析了中國農民規避法律的原因；在「後現代思潮與中國法學和法制」中分析了後現代法學對於中國法學研究和法制進程的利弊。 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這些觀點都是但開風氣的。當「法學是幼稚的」還彌漫在法學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夠且敢於對法理學研究提出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在我看來，這也許是中國法理學的一個轉折點。三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蘇力、黃宗智和季衛東的研究風格各有千秋。蘇力喜歡解剖麻雀，黃宗智重視知識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衛東能將理論論證和社會調查結合起來。 比較巧合的是，關於中國法學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系，季衛東、黃宗智和蘇力的觀點也很不同。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法與社會》中，季衛東認為後現代思想的引入對於中國法學和法制的發展不利，理由是，後現代思想的破壞大於建設，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完成現代化。據蘇力分析，季的論點有兩個前提預設：一是單線社會進化的理論，社會必然是從現代進入後現代；二是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的緊密聯系。蘇力否認了這兩個前提預設。蘇力雖然也覺得自己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但他覺得後現代思想對於法學的建設還是有一定裨益的。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的反思和批判，這有利於現代的建設；並且，哪怕它存在「破壞」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層面。在中國的語境下，研究不一定會對制度產生、直接影響。黃宗智則與以上兩者的觀點都不同。黃認為，中國法律的「現代性」不在於理論上如何界定，而在於實踐中.。「現代性」在法律實踐過程之中存在，而不在於性質的層面。三者的觀點雖然迥異，但都是對中國問題的關切。這些都是有意義的。畢竟，學術在於爭鳴。 然而，盡管蘇力對本土資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據工作還是有些瑕疵的。僅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爺的悲劇》這兩部電影，以及相應的官司來刻畫一個民族的法律文化，這是值得商榷的。這類似於國內的影評家們批評張藝謀的電影一樣，往往把中國人醜陋的一面展示給外國人看。雖然蘇力先生不至於展示中國國人的醜陋，但他僅僅從這兩部電影來作分析中國的法律文化，難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沒有田野

Ⅸ 季衛東的主要論文

一、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6篇，
1《系統論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 用及其局限》（1987年第1期）
2《法律程序的意義》（1993年第1期）
3《法律職業的定位——日本改造權力結構的實踐》（1994年第2期）
4《面 向二十一世紀的法與社會》（1996年第3期）
5《合憲性審查與司法權的強化》（2002年第2期）
6《司法獨立與程序的價值》（英文版2002年第2 期）
二、其他論文
1.從邊緣到中心：二十世紀美國的「法與社會」研究運動，《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期（總第4期），2000年。
2.主權的雙重結構--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
3.作為物語的物權--二十世紀中國的財產法的變遷《神戶法學雜志》（日本）第49卷 第3·4號（即將刊行）
4.現代、超現代（hyper-modern）以及復雜的中國法--解讀歷史畫卷中的隱秘《創文》（日本）1999年12月號
5.亞洲價值與道義外交《世界》（日本）1999年10月號
6.中國憲法改革的途徑與財產權問題《當代中國研究》（美國）第66號（1999年）
7.東亞地區的過剩防衛循環圈與話語的作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資料叢刊》第1號（1998年）
8.中國：通過法治邁向民主《戰略與管理》1998年8月號
9.憲政的復權《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6月號
10.中國共產黨與民主中國的建設《世界》1997年11月號
11.憲法的妥協性--對聯邦主義及社會整合的一點看法《當代中國研究》第55號（1996年）
12.關系網路中的權力與人民，Law and Society Review（美國）第29卷第3號
13.中國審判中的實證規范與個人意思《神戶法學雜志》第48卷第1號
14.相互性的法及其執行--中國民商事制度建設的理論問題《神戶法學雜志》第46卷第4號
15.中國市場秩序中的關系與法律《比較法學》（日本）第30卷第2號
16.中國人的「厭訟」與「健訟」《大阪經濟法律大學法學研究所紀要》（日本）第18號
17.中國的法律專業主義與國際經濟法務《法社會學雜志》（義大利）1993年第2期
18.法治與選擇《中外法學》1993年第5期
19.涉外實務的法律繼受機制（1）-（3）《民商法雜志》（日本）第105卷第5號、第106卷第1號、第3號
20.調解制度的法律發展機制（1）-（3）《民商法雜志》第102卷第6號、第103卷第1號、第2號
21.法律試行的法律反思機制（1）-（3）《民商法雜志》第101卷第2號、第3號、第4號
22.中國法文化的變遷及其內在矛盾《法理論》（德國）第12卷
23.法社會學在中國--概觀與展望《法與社會評論》第23卷第5號，外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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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
作者名：季衛東
豆瓣評分：7.7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14
頁數：272
內容介紹：
《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內容簡介：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以漸進方式演變至今，我們突然發現已經身處「歷史三峽」之中水流更為湍急凶險之處。中國改革已經到達從量變到質變飛躍的臨界點，到了需要進行政治決斷的時刻了。《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是作者近年來發表在報章上的隨筆合集，匯聚了作者對「大變局下的中國以及中國法治何去何從」這一主題的系統思考：通過先法治、後民主的路徑，統籌兼顧、剛柔兼濟，以社會代價最小化的手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軟著陸，從而成功建構起中國民主法治的新秩序。
作者介紹：
季衛東，1957年出生於南昌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後留學日本，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6年任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中國法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