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經濟法

❶ 清末新政的性質和作用

清末新政是一場缺乏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積極參加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

新政的歷史作用：

（一）消極作用

（1）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

（2）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在「新政」期間，於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並可以左右朝政。

（3）某些經濟政策客觀上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

（二）積極作用

（1）經濟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2）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開始向現代政權機構轉變。

（3）軍事上，清末中國軍隊軍制、武器開始近代化。

（4）思想文化上，西方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發展。

(1)清末經濟法擴展閱讀：

清末新政失敗的歷史原因：

清末新政中的統治者們不願放棄「祖宗之法」，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放棄享用的特權，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不願放棄受到蔭庇的舊體制。

唯其這些「不願放棄」，才使清末改革不能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終裹步不前；才使改革變成了有名無實的裝點門面，才出現了人們批評的「虛假改革」、「換湯不換葯的內閣」，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錯過了最佳時機。

從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劇與今日中國改革三十年後的困境對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類似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滿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虛情假意上，今日中國困擾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

❷ 近代意義的法律體系出現在什麼時候

近代意義的法律體系的出現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訂法律之後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號寄簃,浙江歸安(吳興)人。光緒進士,曾任刑部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訂法律大臣等職。沈系清末法學名家,撰有《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等許多法學著作。本文擬就他主持清末修律的成績和有關的法律思想,略作論述。1
20世紀初年,清王朝在危機加劇、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為苟延殘喘,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被迫改變統治策略,於1901年宣布實行他們原來所深惡痛絕的「新政」和「立憲」。修訂法律就是實行「新政」、推行「憲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近代法律體系的思想淵源
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濟法產生於這個時代，有它的理論背景和特定的社會背景。這個特定的社會背景就是：受近代啟蒙哲學和古典經濟學深刻影響的近代法律體系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局限性。經濟法的出現就是為了克服傳統法律體系的局限，使法律與已經發展的社會經濟和已經改變的社會道德觀念重新吻合起來。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經濟法的產生是對傳統法哲學和經濟學以及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石上的近代法律體系反思的結果。
二.近代法律體系的特點
（1）基於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將法律分為公法、 私法兩大法域。其中，以調整私人關系，保護私權為目的的，為私法；規范國家行為限制公權力擴展的法律，為法。
（2）在公法領域，在建立現代民主政體的基礎上， 強調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約束。
（3）在私法領域，基於人人平等、同質的假設， 對民事主體進行高度的抽象，並在此基礎上構築權利義務體系。

❸ 清朝末年的經濟狀況是什麼樣子的

晚清的經濟很窮。1.統治者的極度腐敗。2.由於實行「海禁」這樣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經濟的落後。3.那個時候只有少數人學習西方開辦一些工廠（洋務運動和民族資本主義等）。
不過GDP國民生產總值總量還是很大的，世界前三的樣子。當時的中國因為人多，而且很少買外國的東西，都是洋人高價來買咱們的。所以國民生產的東西價值很高。說GDP高是沒錯的。
窮則是因為各式各樣的對內對外的戰場。太平天國和兩次鴉片戰場，中法戰爭，後期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把國庫里的白銀掏空了。
但是人民手裡的錢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銀落在了地主，官僚，買辦，外國商人的手裡。人民窮，政府更窮。
但是清朝沒有廣泛使用紙幣，主要還是銀子（清末開始出現和使用銀元）和銅錢。

❹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

❺ 請概括清末《公司律》頒布的原因

清末1898—1911年頒布的經濟法規達60多個，包括綜合性法規《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行業管理法規《試辦銀行章程》《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獎勵實業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等。

17世紀始，「公司」一詞流行於我國廣東、福建和台灣地區，大量以公司命名的經濟貿易和秘密社團組織在民間出現，如天地會在婆羅洲創建的「蘭芳公司，新加坡的「義興公司」等。這時期公司一詞具有稱謂上或文本上的意義，在商事習慣的范圍內使用。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公司，無疑是清末法律移植的成果。清末西方列強的經濟入侵和清政府的洋務運動使得公司這一組織形態在中國廣泛地開展起來，立法對此也進行了確認和調整。

1903年12月清廷商務部頒布《公司律》，中國公司法歷史上首次對公司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即「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公司章程也進入我國公司法律之中，「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此外還納入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制企業模式由此開始在中國發展。

❻ 清末新政是什麼

清末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又稱稱庚子新政、庚子後新政，民國稱遮羞變法，香港稱晚清改革，日本稱光緒新政。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慈禧太後率光緒皇帝等百位皇親在忠臣隨扈下出宮避禍西安。接受八國聯軍提出的《辛丑條約》，此舉對中國打擊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動進行變法。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後的默許下，清政府進行改革，改革內容多與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變法近似，但比戊戌變法更廣更深，還涉及廢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舉制度。

清廷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一系列系統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內地和東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於改革政策的「支離、拖沓」和一些官員的「敷衍」，沒有取得太大進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為辛亥革命的興起提供了准備條件。

(6)清末經濟法擴展閱讀：

清末新政中的五大歷史教訓

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其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均超過了此前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積累了大量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經驗。清末新政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挽救王朝垂危的命運，然而事與願違，清王朝在新政十年後很快被辛亥革命推翻。

一、最高決策層的問題

清政府沒有堅強而智慧的改革領袖及決策群體。一方面，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後與監國攝政王載灃都無力擔此重任。另一方面，慈禧太後長期專權造就一批平庸的大臣，內閣、軍機處、督辦政務處(1906年後改稱會議政務處)、憲政編查館大臣集體政績平平。

二、地方督撫的問題

地方督撫是推行新政的中堅力量，對新政的進程及其成敗有著重要的影響。雖然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等強勢督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和影響清廷的新政決策，但大部分督撫一般都只是新政政策的執行與推動者。清末新政在各省進展不一，成效並不理想，其中原因固然頗為復雜，而作為新政中堅力量的地方督撫大都推行不力，則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三、改革的時機問題

在宏觀決策方面，清政府不能掌握改革的主動權，而是處處被動，拖泥帶水，終至錯失時機。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變後被迫啟動的，當新政發展到預備立憲階段而走向政治體制變革時，慈禧太後游移持重，攝政王載灃遲疑不決，處處拖延敷衍，終於失敗。

四、各利益群體的關系問題

清末新政改革的目標是極力加強中央集權，甚至集權於皇族親貴，從而激化了皇族親貴內部的矛盾、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造成各階層均不滿意。如何處理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與未得利益群體的矛盾，是新政改革過程中非常棘手而又無法迴避的難題，是對改革領導者政治智慧的大考驗。清政府從根本上缺乏這方面的智慧，因而不可避免地自食其惡果。

五、民生問題

清末新政改革的實施過程中，清政府高層各種政治勢力爭權奪利，而根本無暇顧及中間社會及下層民眾的民生問題，結果民變迭起，革命終於像火山大爆發一樣不可避免。

❼ 晚清出現微弱的資產階級經濟關系和職能集團的原因

1840-1911年清王朝統治的最後70餘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傳統時代從未有過的巨變。在社會經濟與社會教育方面的表現也是非常明顯的。
一、晚清經濟結構的變動與階級階層的分化
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五口通商以後，由於外國商品及資本對中國社會的沖擊，更由於中國人追求國家富強的努力，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部分變化。傳統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的一統天下的局面有了一些改變，資本主義性質的機器大工業及近代商業、金融業等開始出現，而傳統的農業、手工業、金融業等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異，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形態呈現出多彩而復雜的景象。伴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中國社會固有的階級結構發生分化，產生了新的階級與階層。
1、農村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與農業商品化的發展
（1）農村自然經濟的初步解體。自然經濟結構，主要是指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下、人們的生活基本處於自給自足的一種落後的經濟狀態。由於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業主要是手工棉紡織業，因此，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主要是指農村手工棉紡織業的不斷衰落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同時也表現為農村經濟商品化的不斷進步。
自然經濟的解體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在外國廉價商品與資本沖擊下開始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土紗、土布被洋(機)紗、洋(機)布的代替，一般表現為植棉與紡紗的分離、紡紗與織布的分離、紡織與農業的分離幾個層次，任何一個環節的破壞，都意味著這種自然經濟體系的一定程度的分解。
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推動力最初來自外國資本主義對華的侵略。外國資本主義憑借一系列政治經濟特權，對中國進行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及掠奪農產品，從而打擊了落後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同時也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進程。中國民族資本機器工業的產生與發展，也給予自然經濟以一定的打擊。另外，隨著航運、公路及鐵路等交通事業的發展，城鄉經濟之間的聯系較前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
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落後的生產方式必然要逐漸被淘汰。正是在自然經濟解體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才有了發展的空間。但這一解體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棉與紡、紡與織的分離首先發生在非產棉區，而耕與織的分離更為漫長。所謂洋布代替土布，主要是代替市場上的土布，而農民手織自給布的產量不斷增加，直到1920年以後才有所減少。近代中國鄉村日益貧困，自然經濟體系在一度遭破壞後，一定時期又有所加強。可以說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直到1949年共和國成立之後一個長時期里也沒有完成。
鴉片戰爭後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加速分解，由於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及相應的社會分工造成的，而是主要由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入侵及出口貿易的需要所促成，因此這是一種被動的、強制性的分解。這種分解，雖然也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它未能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未能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並且由於這種分解所形成的商品市場是一種半殖民地型的市場，商品量和價格水平都受國際市場支配，因而，自然經濟分解的結果，並沒有導致農民生產之經濟效益的明顯增進，反而增加了農村生產的不穩定性及對商業資本的依附。因此，農村小生產者在封建剝削之外，又加上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自然經濟的解體雖然符合時代潮流，但在近代中國並沒有給廣大農民帶來多少實際利益。
（2）農業商品化的發展
鴉片戰爭前，我國農產品的商品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戰後，其進程加快。主要表現為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增加及商品糧的增多。首先，在出口需求的刺激下，農村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其次，糧食商品化也有發展。其原因主要與中國城市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及釀酒等行業的發展有關。
總之，晚清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出現了部分變化，自然經濟開始發生解體，農業商品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變化有一定的限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佔主導地位，在土地佔有制度方面仍然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主，農業生產方式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沒有什麼大的進步，糧食產量也沒有多少提高。總的來看，農業經濟的變化非常微小，農業近代化還未真正起步。
2、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
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主要包括民族資本主義商業和工業，它們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新的生產方式，也正是由於出現了這種新的生產方式，1840年以來的中國社會才被冠名為「近代」。
（1）中國近代商業貿易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伴隨著中國社會逐漸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及民族資產階級首先產生於商業領域，而不是工業領域。
1917年10月，南京路上第一個中國人籌設的先施公司開張。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最早表現為商業資產階級，所謂的無產階級早於資產階級產生的說法也就值得商榷。」這種說法是一家之言，能否成立還要斟酌。至少我覺得是不成立的。這些所謂的商業資產階級，產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人數多少？規模大小？而無產階級呢？可以對比一下！
（2）中國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
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與發展，基本上不是由傳統的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手工業演化而來，而主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刺激、示範下發展起來的，基本上屬於遲發的外來移植性工業化類型。
其一，官辦洋務企業的發展。
其二，民族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初步發展。
（3）近代金融業的產生與發展
銀行是經營借貸資本的企業。錢庄與票號的變化。
3、在華外資擴張與壟斷地位的形成
晚清外國資本在華的擴張，一般以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成兩個階段。甲午戰爭前，外國在華投資受到清政府的限制，發展較為緩慢；甲午戰後，外國獲得在華投資設廠的權力，並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陸續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在中國的投資大規模增加，並取得絕對優勢地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甲午戰後至20世紀初年，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中國的財政與經濟命脈，成為中國民族資本向前順利發展的根本障礙之一。反對外國侵略，實現民族獨立，構成中國人民走向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
4、現代階級階層的產生
隨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封建地主經濟結構一定程度的解體，以及新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由此而導致晚清階級結構發生變動。原有各階級階層出現分化與解體，產生了新的階級與階層。
在中國近代社會的階級結構體系中，最基本的階級集團表現為兩大類屬：一是與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二是與近代社會新興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其它的階層一般都從屬於這四大階級集團。
二、晚清的經濟變革與政府所面臨的難題
晚清的經濟變革，是近代中國帶有歷史性轉折特徵的大事。既屬於變革，相應地也就必然出現極難解決的問題。西方的入侵中斷了中國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序。西方力圖將中國納入到他們所希望的體系中去，而晚清政府在經濟改革問題上確實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這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陣痛。
1、經濟變革中以五行業為導向的近代化趨勢
晚清的經濟變革，以工業、金融信用業、交通運輸業、商業、農業為導向，十分明顯地表現出近代化趨勢。
工業的近代化，以民用企業為例，從製造業看，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共設立808家；從採掘業看，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共設立145家。這953家工礦企業，經營形式有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商辦和中外合辦五類。這些新式企業分布在紡織、糧食加工、機器、化工、水電、造紙、印刷、制材、制葯、製革、玻璃、水泥，以及煤炭、金屬採掘等各行業中。
金融信用業（銀行、保險公司）的近代化。銀行的經營形式，出現了官辦、官商合辦、商辦、中外合辦四類，商辦的佔多數。保險公司的經營形式，出現了官督商辦、商辦兩類，也以商辦的居多。
交通運輸業的近代化，從鐵路看，自清政府開辦鐵路到1911年，中國出資及借外資建築的鐵路總計5858．4公里，占晚清時期中國鐵路總長度的60．9％。晚清鐵路公司19家，經營形式有官辦、官督商辦、商辦三類。商辦鐵路公司占的比重最大。航運業經營形式有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商辦、中外合辦五類，商辦的佔了絕大部分。
商業的近代化，從商業企業看，遲至20世紀初才出現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公司，先施總公司（1900年）和永安百貨公司（1907年）。1909年，全國向農工商部注冊的商業公司有15家。從新式商人組織看，到1912年全國出現的商會（包括商務總會商務分會和商務公所），共有二千個左右。
農業的近代化，有農牧墾殖公司的創辦，已引進農業機械，同時農場為了增產，發展農田灌溉面積，還購進鑿井機器。試驗新法鑿井，開發井灌工程。改良農業的措施，1904年和1906年，山東省的農工商務局曾先後兩次從美國購進棉花良種，分發棉區試種。
工業、金融信用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和農業的近代化，從總體上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五行業的近代化，又各以不同程度，增強著中國的經濟實力，反映了晚清的經濟近代化程度，雖然相對於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仍是相當落後的。但畢竟在緩慢之中還是向前發展著。
2、政府參與經濟活動面臨的難題
政府城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一些特定的經濟領域和經濟行為，必須由政府參與才能正常運轉。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具體行為，主要是規劃制定經濟活動秩序，維護正常經濟秩序，調解、裁處經濟矛盾和糾紛，直接或間接調節社會經濟活動，計劃和規劃經濟發展與增長，充當某些特殊經濟活動的主體等。但是，當政府履行它的主要經濟職能時，總要在現實中碰到一些難題。晚清政府直接主持「數千年來未有」的經濟變革活動，自然就有出現的難題在困擾著它。
難題一：財政收支不平衡。
先來看國際收支。長期入超，造成了國家儲備資產減少和外流，反映的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國際收支是國內總收支的一部分，國際收支有赤字必然要靠國內收支來抵補。而長期國際收支不平衡，必然給國內各項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和社會經濟的穩定，造成一定的壓力。
再來看政府收支。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為田賦、關稅、鹽稅三大項。清政府的財政支出，眾所周知，是出大於入的，如僅是中外戰爭的大量賠款就已經確定了這種格局。因此彌補缺口的措施，便有了舉借外債，發行公債。確切些說，政府負內外債基本上都是甲午戰爭以後的事。這樣，甲午戰前，主要靠加重稅收，約占歲入26％的厘金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甲午戰後，就主要靠寅吃卯糧了。很明顯，晚清的政府收支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因為政府的收支沒有保持大體平衡，於是長期存在的財政赤字，寅吃卯糧，最終也就導致經濟不能穩定持久發展。
難題二：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最突出的經濟現象是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導致晚清物價上漲的因素有：（一）稅收的影響。稅收是現實經濟中的重要現象，征稅增加，稅額負擔使銷售者必然以提高售價來補償，因此最終是要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二）「通貨膨脹稅收」。政府濫發紙幣、鑄制錢的經濟措施，實質等於向社會變相征稅，因而也可以叫「通貨膨脹稅收」。（三）天災人禍。自然災害和戰爭引起的物價上漲是非常明顯的。（四）私鑄。未經官府許可而鑄造貨幣就屬於私鑄。當時鑄造的主要是銅制錢，被叫做「私錢」。由於物價不斷上漲，貨幣不斷貶值，通貨膨脹最終導致的必然是社會經濟的極大混亂和破壞。晚清的幣值不穩定，應該說，既有中央政府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環境客觀方面的原因。
難題三：調節經濟的措施有一部分不能見效。
在商品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出現後。政府對某些經濟過程的調節，是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缺乏的組成部分。就政府參與調節過程來說，在微觀經濟活動或者宏觀經濟活動中，必然都有著政府在出面調節的一些領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晚清經濟內部的嫁接，競爭行為也相應地出現了。政府直接調節經濟，重點扶持官督商辦企業，發布具有壟斷性的經濟法規，結果怎樣呢？政府墊借款的數額越積越多，減免稅厘又使政府財政收入失掉了不少，實際上的這一出多入少，說明政府主觀上是要把官督商辦經營形式在新式企業領域里推廣下去，可它的財力卻已經不能承受了。這是清政府調節經濟難以見效的一個方面。
難題四：經濟政策常因中央與地方不協調而走樣。
國家幹部干預經濟的宏觀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產業政策四種。晚清時期，中央與地方又主要是在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方面不協調。官督商辦企業內部，「官督」就走樣成了「官權」把持一切，「商辦則走樣成了商民僅僅是群出資者」，「自立條議，悅服眾商」不過空話而已。
上述四大難題，成為限制晚清經濟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晚清的經濟近代化之所以發展緩慢，應該說是與四大難題有直接關系的。
3、社會意識方面存在著的難題
晚清經濟朝「西化」起步來的突然，長期生活在「與外界完全隔絕」國度中的人們，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象魏源等人一樣，思想轉變的那麼快。由於機器生產搶了手工生產的活路。1881年廣東南海出現繅絲工人糾合數千人拆毀繼昌隆機器繅絲廠的事件，也就不足為怪了。問題是，舊意識的存在，畢竟給經濟近代化製造了一定的障礙。繼昌隆廠就是迫於壓力，遷到澳門去尋求發展了。
交通運輸系統是近代經濟機體的動脈，特別是鐵路的修建，成為晚清所處的那個時代一個國家經濟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甲午戰爭前，主張中國自己修築鐵路的言論，總要遭到強烈的反對。1880年銘傳的《請開鐵路以圖自強疏》—出現，立刻受到朝中部分官員圍攻。這樣，劉銘傳的提議也就被否決。幾年後，因又出現關於修築津通路意見，又對修鐵路再次聚成一股聲浪，認為「病國殃民，百姓受累」，要求「特降渝旨，將中國開行鐵路一節，永遠禁止」。客觀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修建鐵路不可能被「永遠禁止」，但當時開津通路計劃確實是被迫改變了，只築了從唐山到山海關的一段鐵路。從側面反映出舊意識對經濟近代化的制約。而中國真正放開手腳興辦鐵路，不得不推後進程，成了20世紀初的事。
思想觀念上接受不了「師夷長技」辦洋務的士大夫，大有人在。
晚清的商辦、官商合辦新式企業，有很多是股份制的。當時股民的投資行為還跟得上形勢，但投資風險意識卻極弱。只賺不虧的舊意識必然抑制了投資風險意識的萌生。結果，晚清的企業投資不得不推行官利制度，也就是不論盈虧、固定股息的一種制度。
社會意識給出的難題，是多方面的，這里不想面面俱到地談。隨著人們對客觀事物的不斷認識，思想更新，這又會對經濟近代化產生促進作用。20世紀初，自辦鐵路運動的興起，公司制企業的大量建立，都說明經濟領域當中的舊意識難題，已在清末自然得到了部分解決。
4、不擺脫半殖民地狀況，關鍵性難題無法解決，經濟也不會徹底變革
半殖民地形態是套在近代中國身上的枷鎖，晚清經濟變革遇到的關鍵性難題，都是由它造成的。比如，從國際收支不平衡這個難題看，半殖民地是鴉片走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條件，也是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得以憑借不平等條約、靠低關稅大量傾銷商品的最基本條件，因此，一天不消除這個最基本條件，國際收支平衡就決不會實現。
就政府收支不平衡來說，撇去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因素不談，大量的戰爭賠款明顯直接與半殖民地有關。被入侵國使用暴力索賠的這批數額巨大的資金，如果不是戰爭，而是中國自已用在國內的近代化經濟建設上，必定使晚清的經濟有很大程度的增長。《馬關條約》的賠款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就完全可以說明這一點。因此，政府收支能夠達到平衡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須擺脫半殖地狀況。
受半殖地化的控制，晚清的經濟變革是不徹底的。這主要表現在，工業的近代化局限在輕工業，礦冶又局限在採掘，沒有出現近代化的冶煉業；近代化的金融業沒有與近代化的工業同步出現；工業近代化與商業近代化，工業近代化與農業近代化，二者之間都沒有出現一種促成的關系。實際上，即使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後，在資本主義性質的民國國度里，半資本主義經濟過渡到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經濟變革效果顯著，但仍然不能說經濟就徹底變革了。原因就是，半殖民地仍舊在阻礙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晚清社會決不可能出現經濟的發展。所以，晚清社會決不可能出現經濟徹底變革。

❽ 晚清經濟改革為何失敗呢

晚清經濟改革其實就是清末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再次大敗，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俄《璦琿條約》等喪權辱國的條約，清朝的部分官僚開始覺醒，認識到了西方船艦利炮的威力，要想挽救朝廷統治，必須要學習西方技術，建立自己的工業和社會新體系，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

洋務運動的確給中國帶來了改變，建立了新式學堂，新式工廠，新式軍隊。工業和礦業得到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清末各種因素制約，洋務運動先天不足，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四 洋務運動雖然是由部分清朝開明官員發起，慈禧太後也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囿於歷史條件，力量分散，並未出現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政黨領導。所以領導力量的缺失，也註定了洋務運動走不遠。這點一般很少有人提及，但是我認為是洋務運動不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所以我們要牢記歷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❾ 清朝末年的經濟狀況怎樣

GDP是國民生產總值。當時的中國因為人多，而且很少買外國的東西，都是洋人高價來買咱們的。所以國民生產的東西價值很高。說GDP高是沒錯的。

窮則是因為各式各樣的對內對外的戰場。太平天國和兩次鴉片戰場，中法戰爭，後期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把國庫里的白銀掏空了。

但是人民手裡的錢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銀落在了地主，官僚，買辦，外國商人的手裡。人民窮，政府更窮。

另外，當時不是向外國貸款貸不成，而是國外爭先恐後的要貸款給中國。因為貸款是需要抵押的。作為一個政府向其他國家的私人銀行貸款，大部分就是把自己的稅收給抵押出去了。而國外的銀行控制了你的稅收，就等於控制了你的經濟。更有利於盤剝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❿ 民國初期經濟立法的特點

民國初年的經濟法規建設起始於孫中山領導下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但系統的制訂工作則是從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後才開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凱命令工商部：「從速調查中國開礦辦法及商事習慣，參考各國礦章、商法，草擬民國礦律、商律，並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權衡制度，籌訂劃一辦法」1.此後，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揆一和張謇任工（農）商總長期內（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開始系統地制訂經濟法規。到了1921年，已頒布經濟法規四十多項（不含各法規施行細則），包括工商、礦冶、金融、權度、農林、經濟社團，引進外資和僑資等方面2.

資本主義經濟法制體系的初步完成

與清末新政時期頒布的經濟法規相比，民初的經濟法制建設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首先，所頒法規種類比較齊全，內容較為詳盡，初步形成了資本主義經濟法制體系。清末所頒的經濟法規約計十餘項3，其范圍雖已涉及新式工業、商業、礦業、鐵路、銀行和商人社團，但其內容比較簡略單薄，主要限於新式企業和社團的創辦手續和組織方式。民初所頒的經濟法規不僅在種類上已明顯增加，而且在內容上也比較周詳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條增至73條，公司條例由清末的67條增至251條，礦業條例增至111條，商會由清末的26條增至46條，等等。這些法規不僅規定了企業和社團的創辦手續和組織方式，而且對其停閉、轉讓、納稅、財務、分配、獎懲等方面也都有比較明確的規定。總的來看，民初所頒的經濟法規已包括了社會經濟的各主要部門，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和政府經濟管理等領域。

中西結合，廣采眾議

其次，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化國家，在制定經濟法規時當然可以參考先發資本主義化國家已有的經濟法規，但只有與中國的實際經濟狀況相結合，才能制訂出比較切實可行的經濟法規，才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清末經濟法規的制訂，由於行之倉卒，訂者無知，既沒有很好地領會西方經濟法規的精神，也未及詳細調查中國的經濟習慣，因此所頒經濟法規的功能極其有限。正如民國初年的一篇反映資產階級意見的文章所言：清政府雖「摹仿他人，頒布一種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沒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業習慣，徒有規定，不能實施」4.民初經濟法規的制定則在參考西方有關法規的基礎上，較多地注意到了本國的經濟狀況。其中最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條例》，系根據清末各商會所商討擬訂的《商律總則》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訂的。1907-1909年，上海商務總會、商學會和預備立憲公會受清政府委託，開展商業習慣調查和商法修訂工作。他們「延聘通曉法律之士，調查各國法理，證以中國之商習慣，歷二年之久」，召開兩次全國商會商法討論會，最後與農工商部一起修訂了以上二律，並由農工商部呈請資政院審議頒發，後因辛亥革命爆發而未及頒行。民國成立，張謇出任農商總長後，「即邀原起草員來京，復加審視，修正十餘條」，呈請袁世凱交付國會議決公布5.因此，該二律的制訂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頒布後頗受工商界的歡迎。其它經濟法規的制訂也比較廣泛地徵求了工商界的意見，在1912年11月召開的全國工商會議上，工商界代表對公司注冊章程、商標法、特許法、礦業章程、權度法、商會法、保息法都提出了許多建議和要求，後來工（農）商部在制訂經濟法規時均有多少不同的採納6.

法規修訂更照顧資產階級利益

第三，較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說經濟法規的制訂以商業習慣為出發點已經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話，那麼根據工商界的要求對已頒法規作修改則更進一步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商會法》的修訂。1914年9月12日，民國政府頒布《商會法》。各商會對新頒《商會法》不盡滿意，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尤其是對取消總商會、全國商會聯合會和行文程序把各商會視為同級政府機關下屬組織，表示強烈反對，堅決要求修正。從《商會法》頒布後到1915年4月的半年多時間里，全國商會聯合會和各地商會函電交加，接連不斷地向農商部提出修改要求7.1915年3月25-29日，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總事務所還召集二十一個省區商會的七十五名代表，舉行了全國商會臨時代表大會，專門討論《商會法》修改問題，議決通過了修正草案和意見書，並提請政事堂轉呈大總統核准公布。其意見書提出了五點修改建議：（1）各省會及通商大埠應設立總商會；（2）應允許組織全國商會聯合會，並得設立總事務所；（3）一縣之中不以一會為限，及商務繁盛之區均可設立商會；（4）商會行文程序不能以行政官廳之階級相繩；（5）商會圖章不擬由各商會按內務部統一規定之式樣各自營造，而應由農商部頒給關防8.在全國各商會的力爭之下，袁世凱政府為緩和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得不考慮修改《商會法》。1915年11月9日，參政院通過了經由張謇提交的全國商會聯合會修正商會法案，並諮請袁世凱「查照施行」9.12月14日和次年2月1日，袁世凱先後簽發公布了修正《商會法》和《商會法施行細則》，完全接受了全國商會的修改意見10.

除了《商會法》之外，其它法規也有經工商界建議而作修改者。如對於《公司條例》，農商部根據商情，於1916年1月經袁世凱批准後，將條例中第124條原定的公司股分每股金額，分期收繳者，「至少以五十元為限，但一次全繳者，不妨以二十元為一股」，改作「分期繳者至少以二十元為一股，一次繳者得以五元為一股」，以利招徠股分。又將第186條原定的，公司在開業前可付給股東年息六厘的官利，開業後只准付餘利，不準再付官利，改作開業後「准其酌給官利，仍由餘利中分派，不得動用本金」，既顧及了股東的利益，又防止了公司的「以本充利」11.對《礦業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煤礦以二百七十畝以上，十方里以下，其它各礦以五十畝以上，五方里以下為限」；並由農商部附加通令，凡礦區面積不及條例所定最低限額的舊有小礦，必須在一年之內自行擴充或合並，否則「當即查明封禁」12.這自然要遭到眾多的小礦業主的反對和抵制，「直隸、河南等省咸紛紛以礦區限制過嚴為言」。農商業部在「默察各省小礦情形」之後，感到「若不量予變通，實有窒礙難行之處」，於是經袁世凱批准後，於1915年7月又制訂頒行了《小礦暫行條例》，「與礦業條例相輔而行」，允許礦區面積不足礦業條例規定之最低限額者，繼續照辦13.至於對其他已頒經濟法規，應工商界的要求和經濟形勢的變動而作出一些枝節性的修改或臨時變通，則難以一一類舉。

由上可見，在民初經濟法制建設過程中，袁世凱領導支持於上，由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執掌權力的工（農）商部主持於中，廣大的資產階級參與於下，形成了一種上中下三方面互相配合的局面，這才使民初經濟法規的制訂工作得以全面而迅速的展開。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廣泛參與更使之走向健全化和科學化。這一切無疑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一個比較資產階級化的政府和比較民主化的政治體制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