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復雜

Ⅰ 《合同法》中的主要條款有什麼

我國《合同法》第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

①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這是每一個合同必須具備的條款，當事人是合同的主體。合同中不僅要把應當規定的當事人都規定到合同中去，而且要把各方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都規定準確、清楚。如果是自然人就是姓名。如果是法人、非法人組織就是它的名稱，包括它的法定住址。有的時候企業名稱可能比較復雜，在登記時，一定按照在工商登記注冊的名稱來填寫，不能簡化，不能寫別稱。

②標的。標的是合同當事人雙方權利和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它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條件，是一切合同的必備條款。合同標的是多種多樣的，一般有四類：一是有形財產，指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並且法律允許流通的有形物，如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貨幣和有價證券等；二是無形財產，指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並且法律允許流通的不以實物形態存在的智力成果；三是勞務，指不以有形財產體現其成果的勞動與服務，如運輸合同中的運輸行為，委託中的代理、行紀、居間行為等；四是工作成果，指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的體現履約行為的有形物或無形物。

③數量。注意，在寫數量時，一定要用標準的計量單位，千萬不要使用比較模糊的單位，如幾厘利、幾垧地。否則，一旦就此產生糾紛則法院難以認定其具體所指。

④質量。不同產品或勞務的質量評價方法不同，所以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可以監控測量的質量標准。國家有強制性標准規定的，必須按照規定的標准執行。

⑤價款或者報酬。是一方當事人向對方當事人所付代價的貨幣支付。價款一般指對提供財產的當事人支付的貨幣。如果有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要按照規定執行。如果總價款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則應當在合同中規定清楚或者明確規定計算價款或者報酬的方法。

在合同中，還要說明付款方式，即是分期付款還是一次性付款，付款的具體時間或具體環節等。合同中還要注意註明總價款和單位價款，單價和總價要分別進行約定。

有些合同比較復雜，如需要支付運費等，這時需要明確這些可能發生的費用由誰負擔。

⑥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履行期限是指合同中規定的當事人履行自己的義務，如交付標的物、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勞務、完成工作的時間界限。履行期限可以是即時履行的，也可以是定時履行的；可以是在一定期限內履行的，也可以是分期履行的。但無論是哪種，在合同中都要進行明確的約定。

⑦違約責任。違約責任是促使當事人履行合同義務，使對方免受或少受損失的法律措施，也是保證合同履行的主要條款。違約責任在合同中非常重要，因此一般有關合同的法律對於違約責任都已經作出較為詳盡的規定。但法律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即使非常細致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難以照顧到各種合同的特殊情況。因此，當事人為了特殊的需要，為了保證合同義務被嚴格履行，為了更加及時地解決合同糾紛，可以在合同中約定違約責任，如約定定金、違約金、賠償金額或賠償金的計算方法等。

在確定違約責任時，要分析哪些方面可能存在違約問題，並分別規定相應的違約責任。如在支付費用方面違約了怎麼處理，在物品或勞務交付方面違約了怎麼處理等。這樣便於當事人處理違約問題。

⑧解決爭議的方法。解決爭議的方法指合同爭議的解決途徑，對合同條款發生爭議時的解釋以及法律適用等。合同糾紛發生後，可以通過四種途徑來解決。一是用協商的方式自行解決，這是最好的方式；二是用調解的方式，由有關部門幫助解決；三是用仲裁的方式由仲裁機關解決；四是用訴訟的方式，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尋求糾紛的解決。

當事人可以約定解決爭議的方法，除了通過訴訟解決爭議的方式不用進行約定外，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爭議的都要事先或者事後約定。依照仲裁法的規定，如果選擇仲裁解決爭議，除非當事人的約定無效，即排除法院對其爭議的管轄。但是，如果仲裁裁決有問題，可以依法申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或者申請法院不予執行。當事人選擇和解、調解方式解決爭議，都不能排除法院的管轄，事後當事人還可以提起訴訟。

一份嚴密合同的起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對於大宗的買賣。如有必要，最好請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幫助起草。

Ⅱ 合同法規范任意性特點的具體表現

1、民法基本原則，是其效力貫穿於整個民事法律制度和規范之中的民法根本規則，是指導專民事立法、民屬事司法和進行民事活動的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本行為准則。
2、其的特徵：
（1）內容的根本性。不僅體現社會主義法的一般原則，而且直接體現商品經濟的一般要求。反映民事活動、民事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徵。
（2）效力的貫徹始終性。貫徹民法的始終，對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進行民事活動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3）形式的非規范性和不確定性。民法的基本原則不具有法律規范所要求的具體行為模式與法律後果的邏輯構成，因而不屬於民法規范。同時，民法的基本原則大多屬於彈性的不確定條件，沒有全面具體地規定權利義務。
（4）功能的強行性補充性。
3、民法的特徵，還可以換下面這種更直白的說法：
（1）民法基本原則是指導民事行為、民事主體和民事司法的准則。
（2）民法基本原則不涉及當事人的具體的權利與義務關系
（3）民法基本原則強行性規范，當中人不得以約定方式來排除適用。

Ⅲ 超復雜的合同糾紛案！！求法律高手！！！在線等。

合同就是一錘子買賣,雙方只要意思表達一致合同即生效,以後再象整什麼要蛾子門都沒有.

Ⅳ 合同法中案例有幾點不明，望強人給解釋下。事件復雜，請大神解答。

根據你復所述事實，回答如下制：
1、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在進行催告並給與適當時間後，有權解除協議，即清退。並且該催告不建議立即採用律師函的行使---目的在於追究其一定的違約責任。
2、由於不清楚貴方與其簽訂的租賃合同如何約定，因此對於該2萬元能否不予退還尚不明確。
3、根據你的闡述，對方可能存在違約事實，因此可追究其一定的違約責任。具體如何追究可能需要在閱讀相關材料後始知。
4、在具體清退過程中，可能還存在實踐中的一些障礙問題，建議最好請律師予以協助。

本人為執業律師，任何需要可聯系我。

Ⅳ 合同法是越簡單越好還是越復雜越好

如何法律都是保抄持中間的襲好。過分簡單，就會有過多的彈性，且缺乏判決依據。而過分的復雜就會把法律條文限得太死，缺乏彈性，但案件事實不在法律條文的描述以內的，就會使法律工作者無所適從。所以現在的法律條文每一章都會有數條很明確（復雜）的法律條文，一到兩條具有彈性（簡單）的法律條文，而且隔幾年就會根據實際修改法律。

Ⅵ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Ⅶ 勞動合同的問題，很復雜!

問題一：如復果不簽合同，制與A公司的培訓協議依然有效的。另外，A公司只是更名，並不影響原合同的繼續履行的。
問題二：B公司的合同，要不要簽訂，完全在於你了。
問題三：如果與B公司簽訂了合同，只有解除了A公司的合同。培訓協議才會失效的。
問題四：建議和公司再好好商量一下，盡量達成一致，這樣對大家都有利的。

Ⅷ 對《合同法》的認識與學習《合同法》後的體會

中國政府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勞動法修訂工作眼下已經接近尾聲。此番修訂過程非同尋常，期間如何平衡經濟增長和勞動者權益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引發了各界的廣泛爭論。

早在一年半之前就提交給最高立法機構的新《勞動合同法》按計劃應可於6月份最終獲得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通過。這項法律草案最初於2005年12月提交，人大常委會今年4月就它和其他法律草案進行了討論。如果6月份獲得通過，它有望於明年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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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通過的延遲源於一種非同尋常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就這項法律草案廣泛徵求了公眾意見，並收到了將近20萬份意見書。

就此展開的爭論一度非常激烈。面對國際勞工團體關於勞動法草案有意淡化中國工人急需獲得的保護的抨擊，國內商業團體的評論成為了避雷針。

但是這一過程顯示出中國政府在法律形成方面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考慮不同利益集團和廣大公眾的意見。這種旨在改善透明度的謹慎之舉反映了中國政府保持各方對其法律法規廣泛支持的願望，以及它聽取各方專家意見以確保其法律能適應日益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狀的需要。

在中國，制定法律的驅動力依然很大程度上來自政治精英。然而觀察家稱，對於勞動法草案引發的各種問題和憂慮，中國政府似乎都認真地予以了考慮和回應。

北京雙城律師事務所(Shuang Cheng Attorneys-At-Law)的律師Alexander May表示，雖說徵求意見期間法律教授、工會、企業等各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是這種相對公開化的做法還是廣受歡迎的。「我絕對認為這些評論產生了很大的效應。」

中國需要新的勞動法來完善勞動秩序，尤其是考慮到民營部門的快速發展，情況更是如此。許多工人得不到書面勞動合同的有效保護，經常無法按時得到勞動報酬。政府同時還擔心，很多勞工受制於不公正的短期勞動合同因而難以得到發展的機會。

企業游說團體擔心，一旦勞動合同法加強對僱主的要求，則企業可能要因此增加成本，而其在僱傭和解僱問題上的靈活性也會有所降低。同時對於一向被視為政府掌控企業工具的工會在立法程序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讓他們心存憂慮。勞工權益活動家和商業團體都表示，中國政府在現行法律執行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新勞動法的起草大約始於2004年，當時正值中國政府對勞工不滿情緒以及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日感憂慮之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幫助下草擬出了新勞動法草案第一稿。

草案第一稿提交數月之後，中國領導人作出決定，就此草案徵求公眾意見。此舉雖非史無前例，卻也實屬罕見。在接下來一個月的徵求意見期內，公眾反應相當熱烈，總計提交了191,849份意見，其中大部分來自個人和國內的行業團體，但也有一些來自外國公司。

在外國公司提交的意見中有一份來自時任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的楊森(Janssens de Varebeke)。他在去年致中國人大的一封信中警言稱，「嚴格的規章」可能會增加生產成本，由此「迫使外國公司重新考慮（是否）在中國進行新的投資或是繼續開展業務。」

美國維權組織全球勞工戰略(Global Labor Strategies)則指責包括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內的商業團體意圖「閹割」這項立法。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workers)於4月26日發起一項運動，敦促中國美國商會的部分會員遠離其稱之為破壞新法的行為。商會的官員否認其有淡化勞動法修訂的意圖。商會發言人表示，它只是和中國的其他一些商業和勞工團體一起提交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並尋求搞清勞動法草案原件中的幾點具體問題。

圍繞中國勞工問題爭論最激烈的一個焦點是，雖然法案中對中外公司沒有區別對待，但是外國公司的行為准則往往有一個更高的標准。比如說上個月在中國南方城市廣州，就有當地媒體指責麥當勞公司(McDonald's Corp.)和旗下擁有肯德基炸雞(Kentucky Fried Chicken)和必勝客(Pizza Hut)品牌連鎖店的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 Inc.)付給員工的工資低於標准水平，盡管當地政府最後澄清了這兩家公司並無違規行為。

在對新勞動法草案進行了幾個月的商討和研究後，立法機構於去年12月底發布了經過大量修改的新版草案。

修改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其中弱化了中國工會的角色。原版草案中有一條規定要求，僱主若想改變工作規章須先提請工會或其他員工組織批准。企業團體對這一條提出了強烈反對。新版草案對這一條的用詞作了修改，變成了：僱主若想改變工作規章須先與工會或其他員工組織進行協商。修改後的這一條顯得模稜兩可，一些僱主擔心，這依然會使工會在企業用人問題上擁有不應有的大權。

草案修訂稿在涉及諸如試用期、非競爭協議、下崗和集體談判等較為技術性的條款的用詞上作出了很多改動。

中國美國商會表示，它對大多數的修改都感到滿意。它說，自己在2006年4月草案徵求意見時提出的意見有四分之三都在修訂稿中得到了解決。目前依然讓人擔憂的是，新草案中關於遣散費的要求有所提高，僱主的成本會因此而增加。

中國歐盟商會拒絕就此發表評論。

一直涉身草案徵求意見過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郭軍表示，新版草案中作出了一些讓步，沒有要求僱主為臨時工提供書面合同，也沒有提供一個解決太多短期合同問題的有效機制。

勞工權益活動家稱，草案修訂稿賦予工人的權利雖然不及要求的那麼多，但（相比第一稿）依然有了相當程度的增強。

國際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香港聯絡辦公室的負責人多米尼克•穆勒(Dominique Muller)表示，草案給了監管當局更大的權力，而工人們依然沒有成立或者選擇自己工會的自由。

此次勞動合同法相對公開的修改過程讓人眼前一亮，人們期待中國政府在制定其他法律時也能更廣泛地征詢意見。不過，在中國今年計劃制定修改的其他十幾部法律中，絕大多數都不會拿出來廣泛征詢公眾意見。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詹姆斯·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表示，這依然是一個透明度具有選擇性的體系，在近期頒布的並購管理辦法等其他重要法規上，外國公司一直都沒有發言權。

有學者表示，中國政府似乎想讓公眾參與度至少從表面來看確是有所提高，然而根據中國的法規，制定法律並不需要走公眾咨詢這一程序。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者鄭愛青表示，可能有更多的技術性法律會向政府部門以外的小部分人征詢意見，且多以學術界人士為主。她認為，對於普通老百姓不太關心的問題，政府不會廣泛徵求公眾的意見。

Ⅸ 合同法的案例

轉買賣合同與加工承攬合同的區別

在法律實務中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有著明顯的區別，同時兩者也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其中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中承攬人提供原材料的定作合同最為相象，比如中央空調定作合同、印刷合同等等。由於二者的相似性，給合同的定性和處理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因此在處理具體案件時，首先應當對一份具體合同的性質做出准確判斷，然後才能選擇適用具體案件的法律依據，基於此掌握兩類合同的區分標准就成為一種必須。
一、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的區分標准。
法律之所以區分各種有名合同，並在實體法和訴訟法中針對各類合同作出不同的法律規定，原因在於立法者對各種契約關系中的利益關注程度不同。換句話說，在紛繁復雜的契約法律關系中，由於立法者更側重於對某一秩序的干預和調整,或對某一利益的保護，因此通過成文法賦予了相關一方當事人某種不同與其他人的權利和義務，正是由於這些權利義務的不同，才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有名合同。
首先，從實體法即《合同法》的規定來看，雖然加工承攬合同與買賣合同有著相似性，但是定作合同還是有著與買賣合同的顯著區別：比如合同法規定定作人對承攬人的工作有監督、檢查權，定作人有單方改變定作方案的權利，有單方要求承攬人停止加工行為的權利，承攬方未經許可不得留存技術資料和復製品等。法律賦予定作人如此諸多的權利，其結果幾乎使定作人達到了控制整個加工過程的程度。其實也就是讓定作人控制整個加工過程，反過來也就是說，只有定作人控制整個加工過程的合同，法律才確認其為承攬合同。從合同當事人的角度來解釋也就是說，只有在定作人有控制生產人生產過程、而相關商品生產人也同意定作人對自己的生產過程進行必要控制時，雙方才稱得上達成了「加工承攬」的合意；如果雙方雖然達成了某種合同合意，但該合意中不包含定作人對生產過程進行必要控制的內容，則雙方達成的就不是「承攬」合意而是別的合同合意，雙方簽定的合同也就不是承攬合同而是別的合同。因此，在現實中，即便有的合同作了諸如「留置權」的約定，但如果該合同中沒有定作方控制生產過程的意思表示，或者該合同明確排斥定作方對生產方的必要控制，則不論雙方在合同中如何約定留置權，都不能認定雙方簽定的合同是承攬合同。
其次，從訴訟程序法來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民事訴訟法的適用解釋中，明確將承攬合同的加工地作為承攬合同的履行地以及訴訟管轄地，這與買賣合同一般以標的物交付地為合同履行地是有明顯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做如此規定，一般來說，，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查明案件真相的目的，即通過訴訟管轄權的制度構建，使法院最大可能的接近案件主要事實的發生地，以方便辦案。而最高法院將承攬合同的「加工地」作為承攬合同的履行地，並進而將加工地作為訴訟管轄地，這說明司法機關關注的也是承攬合同的加工過程，審查的重點也是加工過程中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行使和履行。所以從這一方面來看，也說明法院系統亦認為注重加工過程約定的合同才是承攬合同，反過來解釋就是，不注重加工過程而只注重標的物交付和轉讓的合同的應當是買賣合同。
由此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在承攬合同中，定作人注重的是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和監督；如果一個合同規定了定作人對生產過程的必要的控制權，而且這些控制權顯然屬於該合同的重要部分，則該合同應屬於承攬合同，反之則屬於買賣合同。
二、區分買賣合同和承攬合同的具體方式方法。
現實中的案件事實是多種多樣的，如何適用這一標准處理具體案件仍須進一步探討，否則即便掌握了區分標准也無任何益處。，在實務中應針對不同情況做如下處理：
第一，在審查一份合同時，應首先審查該合同有無意在強調標的物的接受人（具體合同中可能寫作購買人或承攬人）對生產進行控制的內容。比如審查合同有沒有約定標的物接受人享有材料選材或者生產過程的監督檢查權、是不是享有單方設計變更權或終止定作權。這些約定不一定全部具備，但是必須能顯示出定作人對生產過程的必要控制，如果沒有體現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應認定為買賣合同。反之則認定為承攬合同。
第二，標的物的特定性一般不應作為兩類合同的區分標准，只能作為最後的輔助參考標准。但不是實質區分標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標的物是特定的，但如果合同沒有體現定作方的任何生產控制權（比如合同雖然約定由定作人提供圖紙，但合同沒有約定或明確排斥了定作人的監督權和隨意解除權，則可以視為雙方只有買賣特定物的合意，並無承攬的合意），也不能認定是承攬合同。
第三、在前述兩種情況仍不能確定合同性質時，如何處理？，那要看合同的性質和內容，並加以區別對待：因為買賣合同更具有一般性，而承攬合同相對來說屬於一種「特殊」合同，因為買賣合同的規定基本上都適用承攬合同，而承攬合同的不一定是用於買賣合同，既然該合同不具備承攬合同的特殊要件，應當按照買賣合同來來處理，這樣更為簡便易行。

因此我認為該合同應為買賣合同。

Ⅹ 求合同法的案例！！！！

案情簡介：
××年5月18日，廣東省某市海化貿易公司（以下簡稱海化公司）委託供銷員呂某某和孫某某持本單位介紹信和蓋有單點陣圖章的空白合同書到浙江省臨海縣訂購蛇皮。呂某某和孫某某來到某鎮蛇類養殖場（以下簡稱養蛇場），看樣後比較滿意，於5月24日將情況電告海化公司，徵求訂貨意見。海化公司復電：「要求堅持質量標准，脫鱗不要，有多少訂多少。」呂、孫接到電報，即與養蛇場洽談，於5月25日簽訂了購銷眼鏡蛇等7種類型、3種規格的無脫鱗蛇皮5萬張的合同。合同規定：總價款為40.75萬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給養蛇場貨款總值的30%作為定金；養蛇場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內到深圳北站交貨，運費自理；如一方違約，按貨款總值的25%支付違約金給對方。合同簽訂後，養蛇場即行備貨。呂某某也將合同的內容電告海化公司，並讓海化公司快給養蛇場定金。海化公司復電時未對合同的簽訂及內容提出異議，只講銀行不給款。此後，雖經呂某某多次催促，海化公司一直沒有匯出定金。同年6月21日，海化公司發給呂某某的電報稱：「長度欠標准，外商不簽訂合同，銀行不給款，此批貨不接收，說明情況，你倆即回。」呂某某收到電報後，將電報內容轉告養蛇場，並欲回海化公司，一走了事。此時養蛇場已備好蛇皮25000張，對呂某某和孫某某拒不放行。雙方遂發生爭議。養蛇場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海化公司繼續履行合同，並承擔違約責任。海化公司辯稱：5月25日所訂合同無效，因為代理人超越代理許可權，且合同規定的定金未付。
問題：

1、 本案宜如何處理？
2、 本案各有關方面應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分析：本案應該屬於合同簽訂過程中需要謹慎防範的「成約定金」合同。否則很容易引發不必要的復雜糾紛，處理起來非常棘手。

請看：雙方在合同中這樣約定：總價款為40.75萬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給養蛇場貨款總值的30%【雙方約定的定金過高應屬無效，應該不超過總價款的20%，超過的10%無效】作為定金；養蛇場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內到深圳北站交貨，運費自理；【也就是說，收到定金之日起10日內才進行交貨這一主要合同義務，不收到定金則不用交貨，這點上可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只是我的個人理解】

所謂成約定金，是指作為主合同成立要件而約定的定金。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發生法律效力，取決於定金是否交付。交付了合同就發生法律效力；不交付，合同就不成立。既然合同不成立則養殖場就不能主張海化公司的違約責任。【從這點上來看，對蛇類養殖場非常不利，但本人認為應該還不至於徹底悲觀】
『
因為：如果給付定金的一方當事人沒有支付定金，但是主合同已經履行或者已經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響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此時，已經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就不再以定金交付與否作為成立或者生效的標志，即合同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再有權宣稱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指履行合同的主義務，如買賣合同中的供貨義務，而不是合同的次要義務、附隨義務，如通知義務、說明義務等等【而蛇類養殖場確已完成備貨並准備交付的主要合同義務】。基於上述分析的情況下，我個人的意見是應當認定雙方約定的定金合同無效，但主合同有效，蛇類養殖場有權主張違約責任。考慮到繼續履行會導致雙方合同的目的不能實現，應該不予支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百二十一條當事人約定的定金數額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百分之二十的，超過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一百一十六條當事人約定以交付定金作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給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經履行或者已經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響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