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統經濟法
『壹』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
你好，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各管理主體和公有制經營主體所承受的權（力）利、利益、義務和職責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其核心是主體的責權利相統一，同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我們一切經濟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終極目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在以公有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下，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是作為經濟法靈魂的一項根本性原則，該原則是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契合和連接點。
在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法和經濟法無須特別關注財產關系中的責權利關系，依靠人格化主體趨利避害的自然屬性即可合理地配置各種責權利關系。而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各種公有主體和作為擬制體的國家不能像私人那樣自動地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這些非人格化的主體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從事管理並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時，容易發生角色的錯位而導致責權利失衡，從而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因此，需要在經濟法的各項制度中貫徹責權利效相統一的原則，建立一種確保所設置的各種公有主體角色不易錯位的內在機制。所以，責權利效原則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及中國經濟法的一項特色。
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中的責任具有不同的層次：首先，它是一種角色責任，表明了經濟法律關系對於特定角色的權（力）利、義務要求。其次，責任是主體違反義務時所引起的法律和國家對其否定性的評價，是義務和制裁的連接點。
權指的是權利和權力。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要求權責相當，不能失衡、畸輕畸重，以免權重責輕誘發專權擅權，或者權輕責重讓人畏縮不前。利指的是利益，這是由經濟法的經濟性所決定的。將利與權責相聯系，是要經濟法在其法律調整中引入物質利益原則，將作為公有制主體成員的自然人或機構本身的利益同其在公有制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成效有機地聯系起來。權責重，成效顯著，利就大；反之就小，直至令行為人承擔不同程度的不同利益。同時，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要求在經濟管理、經濟活動、經濟法的立法、執法以及司法中，在一定的主體角色定位范圍內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
效即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更寬泛意義上的社會效益。經濟法的制度和規定都是以效益為出發點，並以獲得效益為終點的；同時，各個局部效益必須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責權利與每一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及其主體直接相關，而效則常常是外在於其自身的，可能需要以眼前和局部的低效，無效或效益減損，去換取長遠或整體的效益，因此需要在經濟法的各項制度中貫徹效與責權利的統一，實現短期效益與長遠效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平衡。
『貳』 經濟法原則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現實社會意義
它們兩個共同作用於發展，前者是在一種宏觀因素引起的問題，面對此採取政策，該政策發揮的效果是否對治理這種問題解決，經濟效益而是通過投入的勞動來取得更多的勞動成果，表現了勞動價值
『叄』 經濟法的縱橫統一學說
縱橫統一論概念：經濟法作為部門法是規定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方法、調整社會主義組織及其所屬內部單位之間的經濟關系，並使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調控方法以保證合理的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內容：縱橫統一論是前蘇聯的經濟法學說，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該學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社會主義組織及其內部單位之間在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社會關系。其中，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關系是橫向經濟關系，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該說認為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可以分為三類：1、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經濟關系。2、在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經濟關系（經濟管理關系），3、內部經濟關系。第一類經濟關系是生產產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勞務方面進行經濟活動時直接形成的經濟關系。這類關系的參加者通常是指企業和生產聯合企業。第二類經濟關系是在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這類經濟關系的參加者，一方面是企業、生產聯合企業和其他組織，另一方面則是管轄這些組織的上級經濟機關。上級經濟領導機關（職能經濟領導機關）就自己許可權范圍內的問題向企業和聯合企業發布指示，同時，在經濟管理關系中也可以使用協商的方法。第三類經濟關系，即內部經濟關系是在生產領域直接形成的，它們在企業、生產聯營企業及其他經濟機關內部產生。這些關系的參加者是企業的內部單位以及聯合企業的生產單位和結構單位，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所組成的經濟機關之間在進行經濟活動和領導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發生的內部關系。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按其性質是計劃關系，它們具有財產內容，而這種財產內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財力達到經濟目的的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決定的，經濟關系的財產內容可以表現在財產運動之中或在下達計劃任務和領導經濟的其他文件支配產品時。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產生的經濟關系是統一的，而且，橫向的和縱向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是計劃組織因素和財產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經濟法對這種經濟關系的調整方法不僅有強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協作方法和建議方法。縱橫統一論在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後認為，經濟法作為部門法是規定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方法、調整社會主義組織及其所屬內部單位之間的經濟關系，並使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調控方法以保證合理的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對我國經濟法的影響：我國經濟法的實踐從新中國成立之後便開始啟動,但其理論研究則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盡管這次會議啟動了我國改革開放的航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經濟並未走出高度集中的巢臼,因而我國經濟法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繼受了前蘇聯的經濟法學說。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反對和批判市場經濟,甚至把計劃法推崇為經濟法的"龍頭法",從而使得我國經濟法在其發展早期的許多理論都深深地打上了前蘇東國家經濟法理論的學術烙印,尤以拉普捷夫的"縱橫統一論"為甚。這個時期經濟法理論大都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要求。伴隨1993年我國憲法修正案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確認,我國經濟法迎來了全面革新的歷史機遇,既往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得到了全面的反思和檢討,在此基礎上,經濟法學者們將其學術視野轉向業已趨於成熟的西方現代經濟法,一些關於西方經濟法的學術理論及立法實踐相繼被援引和借鑒,而前蘇東國家經濟法理論的學術影響亦日趨減弱和淡化。總之,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及其立法實踐目前正朝著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的現代化演進
『肆』 經濟法責、權、利、效相統一的原則
經濟法責權利效相統一原則，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各管理主體和公有制經營主體所承受的權（力）利、利益、義務和職責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現象存在。其核心是主體的責權利相一致，同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我們一切經濟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終極目的，因此，效既是責權利的起點，又是責權利的終點，也是檢驗責權利的設置和制衡機制是否正確得當的實踐標准。
責、權、利和經濟效益相結合的原則，是經濟法區別於其他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從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看，無論是管理經濟，還是從事經濟往來；無論是縱向隸屬關系還是橫向有計劃因素的經濟協作關系，都必須做到責、權、利、效相一致。
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所推行的社會主義責任制，都是以責、權、利、效相一致為中性內容的。一切具體的經濟法律關系，其內容經濟權利、經濟義務都是責、權、利、效相結合的具體化。責、權、利、效相結合原則是經濟法最重要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准則。
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這個原則是處理國家同各級管理組織、企業相互間關系的原則。這里的責是指各級管理組織和企業必須對國家或社會承擔經濟義務，最經濟、最有效地使用資金、物資和勞動力，按照國家計劃要求和社會需求，進行經濟管理或生產經營活動。權是實現責的條件，管理組織和企業，特別是企業要具有與承擔的義務相應的權利，才能使它們的主動性和作用充分發揮，利是企業完成經濟義務後應獲得的正當物質利益。要貫徹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把經濟責任和經濟利益結合起來，各個企業完成義務的情況不同，所得的物質利益要有所差別。
『伍』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縱橫統一說
縱橫統一論概念：經濟法作為部門法是規定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方法、調整社會主義組織及其所屬內部單位之間的經濟關系，並使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調控方法以保證合理的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內容：縱橫統一論是前蘇聯的經濟法學說，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該學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社會主義組織及其內部單位之間在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社會關系。其中，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關系是橫向經濟關系，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該說認為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可以分為三類：1、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形成的經濟關系。2、在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經濟關系（經濟管理關系），3、內部經濟關系。第一類經濟關系是生產產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勞務方面進行經濟活動時直接形成的經濟關系。這類關系的參加者通常是指企業和生產聯合企業。第二類經濟關系是在領導經濟活動時產生的。這類經濟關系的參加者，一方面是企業、生產聯合企業和其他組織，另一方面則是管轄這些組織的上級經濟機關。上級經濟領導機關（職能經濟領導機關）就自己許可權范圍內的問題向企業和聯合企業發布指示，同時，在經濟管理關系中也可以使用協商的方法。第三類經濟關系，即內部經濟關系是在生產領域直接形成的，它們在企業、生產聯營企業及其他經濟機關內部產生。這些關系的參加者是企業的內部單位以及聯合企業的生產單位和結構單位，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所組成的經濟機關之間在進行經濟活動和領導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發生的內部關系。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按其性質是計劃關系，它們具有財產內容，而這種財產內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財力達到經濟目的的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決定的，經濟關系的財產內容可以表現在財產運動之中或在下達計劃任務和領導經濟的其他文件支配產品時。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產生的經濟關系是統一的，而且，橫向的和縱向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是計劃組織因素和財產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經濟法對這種經濟關系的調整方法不僅有強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協作方法和建議方法。縱橫統一論在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後認為，經濟法作為部門法是規定領導經濟活動和進行經濟活動的方法、調整社會主義組織及其所屬內部單位之間的經濟關系，並使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調控方法以保證合理的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陸』 經濟法制度體系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後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註：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並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註：參見林毅夫著《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徵；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徵。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於法定」的規范特徵，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於約定」的規范特徵，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於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於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於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於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佔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採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後，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麼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後，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紮根於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於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
『柒』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捌』 經濟法的適用范圍
首先，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內部門。容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
同時，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的構成（一）資源優化配置原則；（二）國家適度干預原則；（三）社會本位原則；（四）經濟民主原則；（五）經濟公平原則；（六）經濟效益原則；（七）可持續發展原則。
另外，在我國，經濟法的主要作用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注重維護社會經濟總體效益，兼顧社會各方經濟利益公平。這一經濟法基本原則也可以更簡要地表述為：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
『玖』 秦國統一天下的是施行了什麼政策
一、建立中央集權制度
皇帝制：秦王嬴政兼采傳說中三皇五帝的尊號，宣布自己為這個國家的第一個皇帝，後世子孫代代相承，遞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乃至萬世皇帝。廢除謚號。
規定皇帝自稱曰「朕」，並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儀和文書制度最高統治者稱皇帝，皇帝至高無上，總攬全國一切軍政大權。
三公九卿制：中央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夫以下，是分掌具體政務的諸卿，其中有掌宮殿掖門戶的郎中令，掌宮門衛屯兵的衛尉，掌京畿警衛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貨的治粟內史，掌山海池澤之稅和官府手工業製造以供應皇室的少府，掌治宮室的將作少府，掌國內民族事務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廟禮儀的奉常，掌皇室屬籍的宗正，掌輿馬的太僕等。
郡縣制：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取消西周時期流傳下來的分封制，國家管理上推行單一的郡縣制，廢諸侯，立郡縣，分天下為36郡； 其後南並五嶺以南之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北取陰山以南地置九原郡，之後陸續分析出東海、恆山、濟北、膠東、河內和衡山等郡。
統一貨幣：統一使用圓形方孔錢。
統一度量衡：規定車輛上兩個輪子的距離一律改為六尺，使車輪的軌道相同。
鹽鐵國營制：秦朝的主要基礎行業是鹽、鐵的開采和販賣，秦朝令民間商人不得從事此類行業，而統一由國家行政官僚經營，負責全國各地的鹽、鐵開采和出售。
全國性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廢除了井田制度。
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佔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此後秦政府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他國土地等，但後來又陸續轉向私有。
什伍連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勞力以上的都必須分居， 獨立編戶，同時按軍事組織把全國吏民編制起來，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不準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
確定國書為小篆：令丞相李斯，中書府令趙高等對文字進行整理。李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參照六國文字，制定出小篆；程邈根據當時民間流行的、更為簡化的字體，整理出隸書。兩種形體的文字均在全國推廣。
「焚書坑儒」。這里注意的是焚書坑儒被後世歪曲的太多，實際上先秦文化的流失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項羽入咸陽之後「焚書冊，燒阿房，毀秦陵」造成的。
北：還擊匈奴，令蒙恬修築長城。
統一東南、嶺南地區，興修靈渠。
二、統一經濟法度：
三、思想文化統治：
四、軍事部署：
『拾』 經濟法的基本概念
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英美法系國家盡管存在我們看來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不注重法律部門的區分，沒有民法的概念，更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因此，要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學界對經濟法的解說。
a.認為經濟法就是和經濟有關的法律的總稱。比如德國的艾斯特豪思認為經濟法就是有關經濟的法。德國的努斯鮑姆認為經濟法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綜合。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這一學說是經濟法產生初期學者對經濟法概念的嘗試性定義，現已經沒人認同了。
b.認為經濟法是對市場進行規制的法，以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中心內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認為：「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日本學者正田彬也認為：經濟法是規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固有的以壟斷為中心的經濟從屬關系法。經濟法的認為在於糾正這種壟斷主體與非壟斷主體之間顯著的不平等關系。
c.認為經濟法是經濟公法，有學者認為這是德國經濟法學界的主流學說。這一觀點認為應該堅守羅馬法關於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規定國家公務的法律為公法；規定個人利益的法律為私法。經濟法是國家對經濟施加直接影響的法律，是官方組織和管理經濟的措施。有一種比較狹隘的觀點把經濟法等同於經濟刑法，理由在於經濟法的規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責任的內容。這一觀點已經隨著經濟法的發展而被摒棄。
d.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與『經濟公法論』不同的是，此學說雖然也以公私法的劃分為認識論基礎，但認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第三領域，即社會法。我國很多學者同意這一學說。
e.認為經濟法是企業法。德國的卡斯凱爾和庫拉烏捷，日本的西原寬一等，主張以企業為中心來把握經濟法的定義，認為經濟法是關於企業的法，企業的概念構成了經濟立法的出發點。法國有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對傳統商法的擴展，人們更多的用經濟法概念來代替傳統的商法。這也可以歸於「企業法說」的范圍。 1921年，蘇聯由於糧食匱乏引出新經濟政策。蘇聯的經濟法受到德國經濟法思想的很大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與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相聯系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和蘇聯一樣，擺脫不了實質上實行的集中的體制的束縛。
a.兩分法。蘇聯法學家斯圖契卡認為，20世紀20年代蘇聯存在兩種經濟成分和經濟關系，私有者之間的財產關系由民法調整，社會主義成分的各種經濟關系由經濟法調整，民法最終將滅亡，被經濟法取代。30年代中後期，兩成分法被認為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起來而遭到全盤否定，當時的法學權威雅辛斯基斥之為「法律機會主義」的理論。在隨後的大清洗中，斯圖契卡被處決，兩成分法也淡出了蘇聯主流經濟法思想。
b.大經濟法說。20世紀30年代，金茨布爾格和帕舒卡尼斯對兩成分法進行了批判，認為經濟法不僅調整了社會主義組織之間的關系，也應當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其實質內容就是以經濟法囊括民法。這一學說盡管同樣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卻受到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學和民法學研究的重視。
c.縱橫統一經濟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縱橫統一經濟法，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學流派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種經濟法理論，其影響不僅遍及戰後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國經濟法思想。這種學說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具有特定的法律調整對象和特定的法律調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社會主義經濟中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獨立部門法。倡導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來規范國民經濟中的縱向，橫向經濟關系以及縱橫交錯的經濟關系。由於體制上的弊病，蘇聯的縱橫統一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謂的「縱橫統一」實際上演變成了「縱統一橫」，過於強調經濟上的集中。蘇聯解體後，拉普捷夫對於轉型期的縱橫統一經濟法做出了新的詮釋，提出了一個與時俱進的經濟法概念。
d.經濟法商法化理論。南斯拉夫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它實行了「社會自治計劃」，實質上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在這種否定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經濟法概念也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現代經濟法的本來意義。《南斯拉夫法律網路辭典》認為，「經濟法這一概念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商業法』或者『商法』一詞，商法是調整企業的地位和商業事物法規的總稱」。 經濟法概念在我國出現得較晚。1979年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二次會議的官方文件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需要制定各種經濟法」。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經濟法確立為我國法律體系中七大法律部門之一，與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社會法、刑法和訴訟與非訴訟法（程序法）並列。 我國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影響，一直以來也沒有統一定論。我國經濟法概念的核心之爭，在於經濟法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A.否定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概念.
a.綜合經濟法說，也稱為貨綜合法律部門說。這一學說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樹教授於20世界80年代提出，認為經濟法調整的並非單一的經濟關系，它是以經濟民法的方法、經濟行政方法、經濟勞動方法調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勞動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多種基本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律規范之「集合」或「總和」。由此構成「綜合的法律部門」。
b.學科經濟法說。認為在法的體系下並不存在「經濟法」部門，所謂經濟法無非是運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基本部門法的手段來調整經濟關系的經濟法規，或者說，經濟法是對各種經濟法律的概括。但是，經濟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必要的，因此傳統的法學在經濟的法律調整方面缺乏綜合研究，建立以經濟法規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學科，可以彌補傳統法學學科的不足。
c.經濟行政法說。認為經濟法是行政法中調整經濟行政管理關系的一部分法律規范，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不應該獨立成整體為法的部門。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認為，經濟法就是經濟行政法。
B.肯定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概念。
a.需要國家干預論。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經濟法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此學說不斷發展和完善，歷經了「國家干預-適度干預-謹慎干預」的理論進程，對我國經濟法的概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b.國家協調說。代表性人物是楊紫煊，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的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但是應當注意到，現代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的方式不僅僅表現為一種協調，有時可能是強制性的。
c.縱橫統一說。這一學說源自蘇聯法學家拉普捷夫的經濟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劉文華、史際春，認為我國經濟法是調整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內部及其相互之間，以及他們與公民之間，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d.密切聯系說，也稱作管理-寫作說。這是由縱橫統一說發展而來並為《民法通則》頒布後法學統編教材採納的一種經濟法學說。其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主張經濟法只調整上述橫向經濟關系的以部門，即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那部分經濟協作關系。
e.宏觀調控說。該說認為，我國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間接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性經濟關系主要由民法調整，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直接管理經濟關系由行政法調整。
綜合眾家所長，目前我國經濟法權威採用的概念是：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義：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但他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
上述所謂的權威概念也並非是真正的權威，隨著我國經濟與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與改革，經濟法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必然在不斷地變化與調整，而無論是管理也好、協調、干預也罷，都不過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手段的一種描述，以之作為經濟法的概念提出，總是略顯單薄。關於此一點在我的論文中曾多有提及，請參看鏈接部分。而從經濟法的本質看，經濟法的概念應當歸結為如下表述：經濟法就是以社會為本位，通過國家、社會團體和市場將有限經濟利益和稀缺經濟資源合理地分配，以營造一個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最終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獨立部門法律體系。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利益和資源分配法」和「經濟發展法」。而這三個本質屬性從三個方面一起共同構建出了經濟法的本質。這里還需要強調的是不可以機械地把三個本質屬性割裂開來看待，甚至認為它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或者主觀地認為某一方面的屬性可以高於或者主導另兩方面，甚至代替另兩方面。比如以經濟法是經濟發展法來否定經濟法的社會本位，以經濟法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來質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實現，等等。
經濟法中的和解，債務人和債權人會議就企業延遲清償債務的期限，企業進行整頓的方案，內容計劃等問題達成的和解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