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合同法

Ⅰ 行政合同的起訴是否適用《合同法》的一般規則

行政合同不能簡單地適用《合同法》

行政合同有著私法契約的精神，這點不再贅述。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不能因為其合同屬性，就簡單地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通過對民事合同與行政合同的法律關系比較來分析其中的原委：
（一）合同主體地位的不同
根據《合同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以及第三條：「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而行政合同的一方，則是擁有公權力的行政機關，其在合同里保留了公權力主體的身份，可以單方面行使某些特權，使得行政合同雙方並非處於平等的地位。因此，行政契約並非屬於《合同法》的調整對象。
（二）合同訂立的目的不同
民事合同是基於私法自治的精神而訂立的，其目的是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俗稱的私權利；而行政合同中，雖然非行政主體訂立合同的目的不排除為了個人利益，但是對行政機關來說，必須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且該利益是佔主導地位的。所以，合同訂立的價值取向的差異，導致所要保護之法益不同，因此，將行政合同簡單地適用《合同法》進行調整，所帶來的法益沖突是在所難免的。根據《合同法》第七條：「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我們可以看到，一旦利益發生沖突，只要行政機關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借口，在簡單適用《合同法》的情況下，法院的裁判將是唯一的，非行政主體的權益根本得不到救濟。
（三）《合同法》無法規制行政合同的行政優越性
行政優越性，即行政優益權，它的存在，使得作為合同主體的行政機關一方享有超越民事合同的權利、並強加給合同相對人更多的義務；並且在合同的締約和履行過程中，兼具合同當事人和管理者的雙重職能。而《合同法》是典型的私法，強調平等和自願原則，此種權利之存在與之格格不入，但從公法角度來看，這種權利之存續，又是行政權出於公共利益價值之考量所必須賦予的。換而言之，行政主體基於行政優益權引發合同糾紛，更傾向於公法上的行政行為，應當首先適用行政法進行合法性審查，而不是簡單的去探究合同法的條文。
綜上，行政優先權的存在，已經超越了《合同法》所能調整的范圍。回答這么多採納下吧，謝謝，如若不懂可以上法律直通車尋找法律援助

Ⅱ 合同的成立與生效的區別請盡量詳細點，謝謝！

合同的成立，是指當事人經由要約、承諾，就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合意，即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關系，表明了合同訂立過程的完結。由於合同是雙方或多方之間發生的法律行為，單方法律行為不能構成合同。這就意味著，成立一份合同，其主體必須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其意思表示必須一致合意。合同訂立的過程就是當事人雙方使其意思表示趨於一致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合同法》中規定為要約、承諾。因此，合同的成立必須有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對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報酬等內容協商一致，即達成合意。

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經成立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因為合同成立並具備一定的要件後便能產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這種法律效力並不是指合同能夠像法律那樣產生約束力，而是指符合法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便可以受到法律的保護，並能夠產生合同當事人所預期的法律後果。如果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另一方當事人則可以依靠國家強制力強制當事人履行合同並承擔違約責任。這里強調的是合同對當事人的拘束性。

在大多數情況下，合同成立時即具備了生效的要件，因而其成立和生效時間是一致的。《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

但是合同成立並不等於合同生效。《合同法》第一次將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區分開來。這主要體現該在《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和第四十六條規定的內容中。結合《合同法》及其他法律的相關規定，可以對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作如下區分：

一、合同的成立與生效體現的意志不同。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合意。但合同成立後，能否產生效力，能否產生當事人所預期的法律後果，並不是當事人意志所能決定的，它取決於國家法律對該合同的態度和評價。這就是說，即使合同已經成立，如果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生效要件，仍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所以，合同成立體現了合同自由的原則，體現了當事人的意志，而合同是否生效，則體現了國家對合同所作的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反映了國家對合同關系的干預。

二、合同的成立與合同的生效，反映的內容不同。

合同的成立與生效是兩個不同性質、不同范疇的問題。合同的成立屬於合同的訂立範疇，解決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事實問題，屬於對合同的事實上的判斷。而合同的生效屬於合同的效力范疇，解決的是已經存在的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合同生效屬於法律上的判斷。合同成立是判斷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只有在成立以後，才談得上生效問題。也就是說，合同成立後，只有符合生效條件的合同，才能受到法律保護。而不符合生效條件的合同，盡管其已經成立，並且也可能反映著當事人之間事實上發生了一定的經濟往來關系，但這種合同及其反映的經濟往來關系不僅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有時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合同成立與生效的構成要件不同。

合同的成立，是訂約當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合意，即合同因承諾生效而成立，故合同成立的條件一般就是承諾生效的條件。《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在這里，合同「成立」的前提件是「依法」，說明合同的成立應當具有法定的構成要件。聯系《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關於合同的訂立，包括合同的主體資格、合同的形式、合同的內容、合同的訂立過程等的規定，可以看出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包括：

第一，合同的主體須有一方或多方當事人；僅有一方當事人是不可能產生合意的，因而不可能成立合同。第二，合同的內容必須具備合同的必備條款。第三，合同的訂立程序須經過要約、承諾兩個階段，並達成合意，這是合同成立的根本要件，也是合同成立的實質要件。另外要式合同須依合同方式，實踐合同須交付合同標的，合同才告成立。

合同生效的條件是判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標准。對合同生效的構成要件，《合同法》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從邏輯上看，合同只有成立，才能考察其是否有效，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因此，合同成立的要件也可以看成合同生效的要件。除此之外，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關於民事法律行為生效要件的規定精神，合同生效的要件還應當包括：1、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2、意思表示真實。3、不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這些規定也就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亦稱實質要件。

有些合同，還須具備特殊要件方能生效。這些合同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是附條件和附期限的合同。即當事人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附生效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屆至時生效。」所訂立的合同，在所附條件成就時或所附生效時間到來時，合同才能生效：二是有些合同必須具備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民法通則》第五十六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規定用特殊形式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所規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時，在辦理了批准、登記等手續後，合同才能生效。

四、合同成立與生效的效力及產生的法律後果不同。

《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合同成立以後，當事人不得對自己的要約與承諾隨意撤回，合同不成立的後果僅僅表現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賠償責任，這種責任一般表現為締約過失責任。也就是說，合同不成立只能產生民事責任而不能產生其他法律責任。雖然合同生效以後當事人也必須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這一點與合同成立的效力是一致的，且多數合同成立的時間就是生效的時間。但對於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來說，其結果可能有多種：有的因依法批准登記或條件成就、期限屆至而生效、因危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而無效、也有的屬於效力待定合同、可變更、可撤銷合同等等。其中，無效合同自始就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停止履行。如合同的無效是由於違反了國家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有過失的當事人除了要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以外，還有可能產生行政或刑事上的責任。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獲得的財產應當收歸國家所有或者返還集體、第三人。

五、合同成立與生效適用的法律與處理原則不同。

對合同是否成立，應當主要適用《合同法》第二章關於「合同的訂立」，要約與承諾的有關規定，以及證據法關於證明責任的規定。這樣就可以將一些不符合成立條件而可能導致無效的合同，如僅僅某些條款不具備或不明確的合同，可通過推測、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而將其補缺，尊重當事人的意志，通過解釋合同將當事人的真實意願表現出來，從而減少無效合同的產生，減少財產的損失和浪費，充分鼓勵交易（1）。而對合同是否有效的糾紛，則應當適用《合同法》第三章關於合同效力的有關規定。因為合同的效力體現了國家對合同的評價和干預，對於合同是否有效，就不能通過對合同當事人的意思的探究來加以認定。在此情況下，因無效合同內容或形式具有違法性，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或危害國家、集體第三人的利益，處理時就不能推測、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而將其補缺並促成其生效，只能依據合同的生效制度確認合同無效。

Ⅲ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承包人是否享有優先受償權

1、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是否屬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范圍

一、關於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的法律規定及司法解釋

（一）《合同法》

第二百八十六條，「發包人未按照約定支付價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發包人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價款。發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設工程的性質不宜折價、拍賣的以外，承包人可以與發包人協議將該工程折價，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將該工程依法拍賣。建設工程的價款就該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

第十七條：「與發包人訂立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據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請求其承建工程的價款就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第二十一條：「承包人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范圍依照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關於建設工程價款范圍的規定確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設工程價款的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等主張優先受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法釋》[2002]16號

1、人民法院在審理房地產糾紛案件和辦理執行案件中，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認定建築工程的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優於抵押權和其他債權。

2、建築工程價款包括承包人為建設工程應當支付的工作人員報酬、材料款等實際支出的費用，不包括承包人因發包人違約所造成的損失。

通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理解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是針對工程價款的優先權，其在優先順序上高於抵押權和其他債權，但不能對抗已經交付購買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項後的購房者（本文主要探討工程質保金的優先權問題，在此不做展開）。由此，想要探討工程質保金是否屬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范圍，就要明確其是否屬於建設工程價款。

二、關於工程質保金是否屬於工程價款范疇的兩種觀點

（一）觀點一：工程質保金不屬於工程價款

此觀點主張，從工程質保金的支付方式上來看，工程質量保證金應由承包人用工程款之外以自有資金另行支付，但承包人與發包人在合同中約定預留一部分工程價款作為質量保證金，實際上是以該部分工程款由發包人預先支付並轉為承包人的工程質量保證金，並不涉及到建築工人的利益，該種性質的轉變，使得該筆款項本身更具備擔保的屬性，不再具備工程款的屬性。

筆者僅檢索到四川省高院有相應文件載明此觀點，摘錄部分觀點如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若干疑難問題的解答》川高法民一（2015）3號第三十八條規定，建設工程經驗收合格，工程的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利潤和稅金屬於優先受償范圍。

承包人、實際施工人支付的履約保證金、工程質量保證金、發包人應當支付的違約金等不屬於優先受償范圍。

承包人、實際施工人請求確認對建設工程佔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享有優先受償權的，不予支持。

筆者結合四川高院的觀點，檢索「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優先受償權」等關鍵詞，僅檢索到（2019）贛民終23號案件，該案終審未認定工程質保金屬於優先受償權范圍。

（二）觀點二：工程質保金屬於工程價款

最高院民一庭觀點認為，工程質保金是為法律明確規定，目的是為確保工程保修所需資金的及時到位，是約束施工單位履行保修義務的一項保證措施，在保修期屆滿後，施工單位依約旅行保修、維修的義務的，建設單位將暫扣的工程質保金全部退還給施工單位。因工程質保金來源於工程款，故屬於工程價款的范疇，理應屬於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范圍。

筆者檢索到（2019）最高法民終519號、（2018）最高法民終482號、（2019）最高法民終277號案件中，最高院認可一審法院在認定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將工程質保金涵蓋去的觀點。

三、分析探討

確定工程質保金是否屬於工程價款的范疇，首先要理解工程質保金的定義以及設置工程質保金的作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關於印發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管理辦法的通知》（建質[2017]138號）中對於工程質保金的定義及作用作出比較詳盡的解釋，該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以下簡稱保證金）是指發包人與承包人在建設工程承包合同中約定，從應付的工程款中預留，用以保證承包人在缺陷責任期內對建設工程出現的缺陷進行維修的資金。

建設部關於印發《建設工程施工發包與承包價格管理暫行規定》的通知第五條之規定，工程價格由成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利潤（酬金）和稅金構成。工程價格包括：合同價款、追加合同價款和其他款項。合同價款系指按合同條款約定的完成全部工程內容的價款。追加合同價款系指在施工過程因設計變更、索賠等增加的合同價款以及按合同條款約定的計算方法計算的材料價差。其他款項系指在合同價款之外甲方應支付的款項。

筆者認為，上述規定中，建質[2017]138號通知中明確說明，工程質保金系從應付工程款部分預留，此點可以說明工程質保金是屬於工程款的范疇。另外，建設部關於印發《建設工程施工發包與承包價格管理暫行規定》的通知的規定，可以說明工程質保金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是發包人應當支付的款項。結合最高院觀點及上述規定可以明確，工程質保金應當屬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范圍。

在實踐中，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關於工程質保金是否屬於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范圍，要注意區分工程質保金的支付方式，如果是通過第三方託管工程質保金的方式，某種程度上是將工程質保金分離出工程價款整體的行為，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無疑給承包人主張工程質保金的優先權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可參考(2018)最高法民終207號民事判決書）

2、工程質保金的優先權行使期限問題

一、關於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期限及工程質保金返還期限的規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設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請求發包人返還工程質量保證金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當事人約定的工程質量保證金返還期限屆滿。（二）當事人未約定工程質量保證金返還期限的，自建設工程通過竣工驗收之日起滿二年。（三）因發包人原因建設工程未按約定期限進行竣工驗收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驗收報告九十日後起當事人約定的工程質量保證金返還期限屆滿；當事人未約定工程質量保證金返還期限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驗收報告九十日後起滿二年。發包人返還工程質量保證金後，不影響承包人根據合同約定或者法律規定履行工程保修義務。」

第二十二條，「承包人行使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期限為六個月，自發包人應當給付建設工程價款之日起算。」

上述司法解釋對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權利期限以及工程質保金的返還期限均作出了規定，但根據司法解釋的理解，可以看出對於工程質保金的返還期限是有約從約，無約定按照自竣工驗收後兩年。

二、分析探究

結合上文中探討的工程質保金屬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范圍,在實際操作中，會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發包人返還工程質保金的時間一般在工程竣工後2年,按照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期限，自發包人應當給付建設工程價款之日起，計算六個月（該六個月的期限系法定期限，不被中止與中斷），那麼工程質保金優先受償的權利期限必然已過六個月之久，權利也隨之滅失，除非發包人與承包人關於工程質保期的約定與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的期限相互吻合，但此種情形實踐中幾乎不存在。在上述情形下,就工程質保金是否還應享有工程價款的優先受償權？

筆者認為，首先，如何理解和認定發包人應當支付工程款之日，對於工程質保金期限屆滿後的返還是否已過優先受償權的法定期限，顯得尤為重要。審判實務中對於發包人應當支付工程款之日優先採取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的合同約定，無約定才從法定及相關認定標准。因工程質保金本身是工程款預留部分，所以發包人期滿返還工程質保金的行為，也應當視為支付工程款的行為。有觀點認為發包人應當支付工程款應當理解為除質保金部分以外的工程款支付日期。但從《合同法》立法目的，及最高院通過司法解釋賦予建設工程價款優先權的精神上來看，工程質保金雖只佔到整個工程價款的5%，但其也屬於工程價款的一部分，不能僅因為該部分工程款作為質保金而忽視其工程價款的本身屬性。

其次，一般合同中約定發包人對於工程質保金的支付期限自質保期屆滿後起算，所以工程質保金優先受償權的行使期限應當自工程質保期屆滿後起算六個月。

最後，具體到審判實踐中，筆者檢索到（2017）最高法民申4494號案例及案例中涉及到的各級法院判決書，該案承包人將工程質保金的優先受償權一並在訴訟中提起，雖工程質保期未屆滿，但由於該案該案訴訟過程持續較久，最終法院支持了承包人關於工程質保金的優先受償權。而且經過分析該案判決，法院在論述工程質保金的優先受償權爭議時，也採納了此觀點，即是工程質保金優先受償權的期限應當自工程質保期屆滿後起算。

綜上，筆者建議，在涉及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以及工程質保金返還的問題時，比較穩妥的方式在起訴時一並提出，也可在質保期屆滿後提出，具體訴訟方案的選擇，還需考慮案件的個例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Ⅳ 誰有關於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巴菲特公司)參加上海金槌商品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槌拍賣公司)的拍賣會。此前，上海自來水投資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自來水公司)以董事會決議形式委託其股東之一的上海水務資產經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務公司)代為處置其持有的光大銀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國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過競拍取得了上述股權。拍賣成交後，金槌拍賣公司出具拍賣成交確認書，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賣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權轉讓款計人民幣52654492元，並與水務公司簽訂了《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此後，自來水公司拒絕履行該協議，並於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銀行發送中止股權變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無法取得上述股權。巴菲特公司向自來水公司發函要求盡快辦理股權變更申請後無果，遂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自來水公司履行《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將16985320股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予以轉讓。訴訟中，被告自來水公司辯稱：第一，其未向水務公司出具拍賣光大銀行股權的授權委託書，也未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巴菲特公司依據該協議向其主張權利沒有依據。第二，訟爭的股份系國有資產，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的有關規定，轉讓國有產權應當履行審批、評估程序，並且按規定進入產權交易場所交易。本次股權轉讓的過程不符合上述規定，轉讓行為不合法。自來水公司遂提起反訴，請求判決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裁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1、自來水公司的董事會決議雖未標明為「授權委託書」，但其內容已體現出授權委託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權委託的基本要素，且不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依法應認定自來水公司已全權委託水務公司辦理光大銀行法人股的轉讓事宜。水務公司以自己名義在自來水公司授權范圍內與巴菲特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載明了水務公司與自來水公司之間有委託代理關系，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該協議可以直接約束自來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權選擇自來水公司或者水務公司主張權利。2、水務公司雖然取得自來水公司的授權，可以代理該公司轉讓訟爭股權，但在實施轉讓行為時，應當按照國家法律和行政規章所規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訟爭股權的性質為國有法人股，屬於企業國有資產。對於企業國有資產的轉讓程序和方式，國務院、省級地方政府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均有相應的規定。根據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制定實施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等方式進行。根據上海市政府制定實施的《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規定，本市所轄國有產權的交易應當在產權交易市場進行，根據產權交易標的的具體情況採取拍賣、招標或競價方式確定受讓人和受讓價格。上述兩個規范性文件雖然不是行政法規，但均系依據國務院的授權對《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而且，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目的，在於通過嚴格規范的程序保證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避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因此，《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產權交易市場管理辦法》的上述規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違背上位法的具體規定，應當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貫徹實施。本案中，水務公司在接受自來水公司委託轉讓訟爭股權時，未依照上述規定處置，擅自委託拍賣公司拍賣，並在拍賣後與巴菲特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其行為不具合法性。水務公司依據拍賣結果與巴菲特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判決：1、確認巴菲特公司與水務公司簽訂的《光大銀行法人股股權轉讓協議》無效；2、對巴菲特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國有法人股為交易標的的股權轉讓糾紛。本文針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的效力認定問題，通過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相關規定的梳理，著重闡釋司法裁判的依據。
一、關於規范企業國有股權 (股份) 轉讓的法律法規的規定
企業國有股權(股份)是企業國有資產的重要表現形式。國有股權(股份)是關繫到國有資產出資人權益的重大事項之一，是國家獲得投資收益的一種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頒布實施了許多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方面的規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主要內容，一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二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決定許可權或備案制度；三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程序和方式；四是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禁止性、限制性規范；五是關於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擇其最主要的條款，按發布時間的先後列舉如下：《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11月16日國務院令第91號)第三條規定：國有資產佔有單位有資產拍賣、轉讓情形的，應當進行資產評估。《拍賣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條規定：拍賣國有資產，依照法律或者國務院規定需要評估的，應當經依法設立的評估機構評估，並保留評估結果確定保留價。《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令第3號)第四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不受地區、行業、出資或者隸屬關系的限制。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第五條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以及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進行。」《企業國有資產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轉讓全部國有資產或者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條規定：「除按照國家規定可以直接協議轉讓的以外，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進行。」徵集產生的受讓方為兩個以上的，應當採用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轉讓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證券法的規定進行。第五十五條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以依法評估的、經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報經本級政府核準的價格為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2009年3月17日財政部令第54號)第十一條規定：「非上市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第二十八條規定：「轉讓上市金融企業國有股份和金融企業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份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根據以上各項規定，我們將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基本規范歸納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決策、審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決定。根據我國現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分為三種形式：一是國務院國資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國資委；二是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權的其他部門、機構；三是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股東代表參加的股東(大)會。其次， 如果轉讓致使國家對該企業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應當報請本級政府批准。
(二)評估、定價程序。首先，轉讓方或者標的公司選擇委託有相關資質的評估機構依法進行資產評估。其次，將評估報告交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認可或者備案後，作為確定轉讓價格的依據，合理確定最低轉讓價格。再次，在交易過程中，當交易價格低於評估結果的90％時，應報國資委或者有關機構批准。
(三)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國有股權(股份)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上市公司國有股份的轉讓應當通過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系統進行，另外還須遵循國家有關國有股減持的規定。其次，公開披露轉讓信息，廣泛徵集受讓方。徵集產生兩個以上受讓方的，採用拍賣、招投標等公開競價的交易方式。從嚴控制直接協議轉讓。
二、關於確認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行為效力的司法依據
應該看到，盡管我國現階段關於企業國有股權(股份)轉讓的規范性文件，在各個層面已顯得比較全面，但是在具體實踐中，針對違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規定的轉讓行為的效力問題，依然存在較大的爭議。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是，相關行政法規、規章對這類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即使在新近開始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僅僅是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交易行為無效。[1]本案中，光大銀行國有法人股的轉讓未按規定進場交易，該轉讓協議的是否有效，遂成為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有觀點認為，在本案涉訟轉讓行為發生之時，尚無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法院不得依據行政規章的規定來確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只要無證據證明股權的受讓方為惡意，就應該確認股權轉讓合法有效。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沒有支持這種觀點，除了已有的判決理由之外，本文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一)國有資產轉讓是兼具私法與公法的法律行為，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與私法應該並重。
國有資產轉讓行為之法律性質的正確界定，對於當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司法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國有資產轉讓，首先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活動，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為的一般特徵，其交易主體間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願、公平、誠信等私法原則，受到私法的保護。但是，國有資產轉讓不僅僅是簡單的民事行為：從交易標的上看，它所處分的是涉及面廣、數額較大、受公眾關注的國有財產；從交易結果上看，它往往導致財產性質從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轉變；從交易影響上看，它會帶來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也會伴隨著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職工下崗裁員等問題。因此，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的法律問題上，單靠私法是力不從心的。自《合同法》頒布以來，當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則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從寬認定合同效力的態勢也十分明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對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而無效的情形作了限縮解釋，即將「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排除了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這種注重保護私權的積極態度，是民商事審判觀念的重要進步，也符合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但是在處理國有資產轉讓合同效力的問題上，單純強調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國國情。具體的說，不符合國家對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精神。國企改革本身是為了解決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導致的效率低下問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變的關鍵一步，帶有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時，在此過程中，改制行為失范現象的普遍存在，公眾與日俱增的質疑，迫在眉睫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都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對法律適用而言，絕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簡單延伸與替代，而應當構建起以私法為橫軸、以公法為縱軸的活動象限。基於國有資產及其流轉關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雙重屬性，有關當事人在進行國有股權(股份)轉讓時，不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民商法的規定，而且要遵循以《企業國有資產法》為核心的一系列經濟法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國有資產有序轉讓的保障，應當作為認定國有資產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據。
(二)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等部門規章中對交易程序的規定來否認國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的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那麼對於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在實踐中應如何把握其效力？我們認為，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具有強制性，屬於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部門規章中的強制性規范，並且應視為具有行政法規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從法律權源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是國務院授權相關部委制定的，與相關行政法規同根同源、一脈相承。《企業國有資產暫行管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除前款規定職責外，可以制定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規章、制度。」第三十一條規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監督管理制度，加強企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的監督管理，促進企業國有資產的合理流動，防止企業國有資產流失。」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在形式上雖然是法律位階層次較低的行政規章，但卻是依據國務院授權對上述條例的實施所制定的細則辦法，是行政法規的延伸與細化，權力來源一致、立法精神統一。國務院部委制定的規章，其中的強制性規定是根據國務院授權制定的，應當具有相當於行政法規的效力。對此，我們應當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從社會效果分析，國企改革的立法現狀是我國經濟轉型期內特殊立法工作進程的結果，相關部門規章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的實際作用不容質疑，司法實踐中對部分規章的效力應靈活掌握。在社會經濟的變革時期，法律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矛盾尤為突出。規范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為行政規章，是因為國企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所涉及的社會利益多元而復雜，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深刻而嚴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規的時機尚未成熟，只能處於摸索階段。同時，改革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又迫切需要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做出及時、果斷、必要的反映。這種背景下，經國務院授權、各部委下發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成為國企改革探索時期我國經濟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實現當時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會關系的不斷變動使得立法進程也顯現出漸進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規章，或准許各地試行地方規范性文件，待關系穩定、經驗成熟，再總結、上升為行政法規、法律。在國企改革的十多年裡，這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對國家財產、對經濟秩序的制約與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對個案時過分講究公式化的法規效力等級，而不考慮規范性文件的實際社會效果，對效力較低的規章「一刀切」地排除適用，將會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難以運行的境地，並對該規章所維護的社會利益帶來不利的後果。
第三，從整體立法意圖分析，部門規章中有關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規定屬於強制性規范，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對其進行了呼應與強化。對法律條文做出正確的理解與判斷不應局限於法條本身，而應當將其放置在整體的法律框架中，聯系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實意圖。《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實施以後，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屢次發布指導性文件，要求嚴格執行該辦法有關產權交易程序的規定。如國務院國資委《關於做好貫徹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強調要「嚴格落實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制度」；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監察部、國家工商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的《關於做好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監督檢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嚴格監督檢查企業國有產權轉讓進場交易情況」。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中也有「國有資產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公開進行」的規定，該法雖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於它是對十多年國有資產管理法規的認可、總結與升華，因此至少可以說明立法者對於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的一貫態度。
(三)有關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強制性規范，既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又是效力性強制規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所稱的「強制性規定」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即只有在合同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時才能導致合同無效。這一解釋旨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盡量維護合同效力，其積極意義毋庸贅言。但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識別強制性規范中的管理性強制規范與效力性強制規范。從我國的立法現狀看，處於法律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許多條文的邏輯結構往往只有「行為模式」(包括「應為模式」或者「勿為模式」)而缺少「法律後果」。也就是說，法條只規定了應該、必須怎麼做或者不得、禁止怎麼做，而沒有規定不這樣做或者違禁去做的法律後果，更沒有直接規定違反這些規定對於相關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產生何種影響。處於行政法規、規章位階上的強制性規范，由於立法主體是行政機關，其制定強制性規范的目的主要在於行政管理，因而規定的「法律後果」側重於行政責任，很少會觸及甚至根本不會觸及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據此認定那些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的強制性規范或者沒有規定無效後果的強制性規范，僅僅就是管理性強制規范呢？結論顯然不這么簡單。有學者提出了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區分准則，認為法律法規雖沒有規定違反該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該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屬於效力性規定；若只是損害當事人利益的，則屬於取締性規定。[3]有法官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強制性規定僅是為了行政管理或紀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具體而言，首先，可以從立法目的進行判斷，倘其是為了實現管理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為並不屬於效力性規定；其次，可以從調整對象來判斷，管理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當然，上述兩個方面的判斷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4]以本案為例，我們認為，涉及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強制規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強制規范，其中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應當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理由如下：
第一，從調整對象上看，我們所歸納的關於國有資產轉讓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規定，其中的決策、審批程序和評估、定價程序，是轉讓行為正式實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規范的對象是國有資產轉讓方(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一般不會涉及其他當事人，體現了強制性規范的管理性目的。而進場交易、公開競價程序則是直接針對轉讓行為本身，它所規范的對象包括國有資產轉讓方、受讓方、產權交易機構等。相關當事人之間所構建的轉讓交易關系，是否履行了進場交易，是否實現了等價有償，是否達到了公開公平公正，直接影響到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因此，強制性規范的效力性，在這一程序環節顯得比較突出。
第二，從法律解釋學上看，通過體系解釋、法意解釋及目的解釋等方法，可以得出有關進場交易的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的結論。《企業國有資產法》提到交易行為無效的僅有第七十二條，即「在涉及關聯方交易、國有資產轉讓等交易活動中，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該交易行為無效。」該條規定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完全一致，無非是起到強調的作用。我們不能僅此認為，只有被認定為惡意串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才可確認轉讓行為無效。因為人大法工委對該條的釋義是：「當事人惡意違反程序進行的交易活動，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經進行的財產轉讓、轉移等行為無效，財產狀況應該恢復到行為發生前的狀態。」[5]另根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未按照有關規定在產權交易機構中進行交易的，國資監管機構或者相關批准機構應當要求轉讓方終止產權轉讓活動，必要時應當向法院提起訴訟，確認轉讓行為無效。結合上述法條釋義和相關的規定，我們運用體系解釋和法意解釋的方法，已經可以判斷出其具有效力性強制規范的性質。若再基於經濟法的公法屬性，從國有資產法律法規的立法目的考量，無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會更為清晰。
第三，從近似的司法實踐看，某些法律中被認為管理性強制規范的違法結果往往是導致民事行為無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該款規定的內容，顯然具有很強的管理性，但針對其法律責任的規定在《公司法》中闕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上述規定所形成的擔保合同，基本上均確認為無效合同。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對《證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理解適用上。該條規定，「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目前的司法實踐，對於違反該條規定所形成的委託理財合同，基本上亦是確認合同無效或合同部分無效。
(四)確認《企業國有資產法》實施以前違反國有資產轉讓強制性規范的行為無效，可以援用《合同法》關於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條款。國有資產轉讓與社會公共利益直接相關。首先，國有資產轉讓與人民群眾利益攸關。企業國有產權流動涉及上萬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是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種利益調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進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公正，關涉人民群眾幾十年勞動成果的去向，關涉國家與社會的安定團結，關涉經濟秩序的健康持續發展，因而是當前最突出的社會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國有資產轉讓備受社會公眾關注。企業國有資產轉讓之所以引起社會公眾如此強烈的關注，不僅僅是由於其資產總量的天文數字，而且關繫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關繫到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說，在人民法院審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沒有哪一類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不與社會公共利益關聯緊密的。有關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的強制性規范，旨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行政規章規定了國有資產交易的特殊程序，這些程序的設置目的是為了通過公開、公平的交易使國有資產在保值增值的情況下順利完成轉化，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任務集中承擔在規章中這些有關交易的強制性程序規定上，違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當事人正是違反了國有資產必須進場交易的規定。進場交易是國家加強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監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圖在於，讓國有資產轉讓和重大資產處置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憑借產權交易市場網路平台功能強大、信息覆蓋面廣、交易效率高的優勢，充分發揮公開市場發現價值、決定價格的功能，使國有資產在公平競爭中實現價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因此，科學規范的交易程序是國有資產合理流動的必備要求，更是切實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條件。由此，在涉及企業國有資產轉讓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將社會公共利益標准運用於審判過程中，以此進行價值判斷，可以使國有資產交易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迎刃而解。具體地說，就是援用社會公共利益標准去衡量行政規章中的各類禁止性規定是否關系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同時，審慎判斷社會公共利益在具體案件中的存在與否。[6]如果交易行為違反了規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關交易程序的強制性規定，而這種交易程序恰恰是為了使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麼法院可以考慮援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條款認定交易合同無效。
注釋：
[1]在《企業國有資產法》立法過程中，有的地方和專家建議規定，國有資產未按照規定在產權交易場所公開交易等違反本法規定所進行的交易行為無效。但也有專家認為，籠統規定違反規定的交易行為都無效，可能影響交易安全和效率，還可能損害善意相對人的利益。有的企業則認為，國有資產都要評估和進場交易，程序過於繁瑣。而且，資產評估在實踐中作用有限，進場交易在有些情況下不利於企業開展戰略合作。因此，建議增加關於評估和進場交易的豁免規定。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錄」。
[2]蔡小雪：《國務院下屬部門規范性文件的法律適用：判斷與適用》，載於《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參見王利明：《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頁。
[4]沈德詠、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頁。
[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頁。
[6]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業單位國有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載於《法律適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單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Ⅳ 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與公約的聯系

新合同法的重要改進及其不足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於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與1998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變動和修改，較之合同法草案更規范、更完善。同時也應該看到合同法的個別條款，不論是在行文措詞上，還是在條款內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進之處。本文通過將合同法與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體條款的比較，指出了合同法的長處及不足，並就其完善化提出了建議。「關鍵詞」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約失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於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於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該合同法是一部關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場交易規則、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鑒了國際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國國情，既有現實可行性，又有超前預見性，既考慮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學立法技術的合同法。與去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變動和修改，較之合同法草案更規范、更完善，許多條款更簡潔、充實、具體，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時也應該看到合同法的個別條款，不論是在行文措詞上，還是在條款內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進之處。本文主要通過將合同法與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體條款的比較，探究出它們的差異，指出了合同法的長處和其與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並就其不足提出了的具體看法和建議，以期能引起關注和進行深入研究。一、關於合同形式條款合同形式是當事人訂立合同達成協議的表現形式，是合同內容的外觀。它是關系著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個重要問題。訂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種，即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書面形式是指合同當事人將合同內容以文字方式表達的合同形式。口頭形式是指合同當事人合意表現為口頭約定，而非書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行為或者特定情形來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車並到達目的地時，盡管乘車人與承運人之間沒有明示協議，但我們可以依當事人的行為推定運輸合同的成立。從合同形式發展演變的歷史來看，總體而論，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採取絕對的「要式原則」，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規定的形式和手續訂立，否則無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強制執行。近代合同法則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和主張「不要式原則」，即合同無須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續訂立，只要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達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現代世界上，許多國家從便利經濟交往，簡化手續，提高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在合同形式上採取更為寬松的態度，基本上採用不要式原則，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採用書面形式，而其他類型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訂立。例如法國法律把商事合同視為非要式合同，就是說這類合同的訂立不受形式的限制，當事人為確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在英國，匯票與本票、海上保險、擔保、地產買賣、金錢借貸以及某些動產抵押等類合同須以書面訂立，否則無效或不能被法院強制執行。除此以外，對其他類別的合同並無形式上的要求。有鑒於此，作為目前國際貿易領域重要國際公約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為適應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需要，對作為主要合同類型之一的貨物買賣合同的形式也採取寬松的態度，明確規定貨物買賣合同無須以書面訂立或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條件的限制。由此可見，合同的形式正朝著更靈活、更簡便的方向發展。關於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條曾規定：「不動產轉讓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涉外合同、價款或者酬十萬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時清結的以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法律規定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的，依照其規定。前款規定以外的合同，當事人可以採用口頭或者其他形式訂立。「草案該條第一款首先確定了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的三類合同，第二款說明除前款規定之外的合同規定可以採取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為了便於把握、判斷和執行在什麼情況下應採用書面合同，該條極具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第一款規定了一個限制性條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別規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規定了一個固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准。該限制性條件是不能「即時清結」，這里的「即時清結」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該規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準是價款或者酬為十萬元以上。只要涉外合同、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以上的合同不能「即時清結」者就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就其採取固定的經濟上的判斷標准而言，筆者認為顯然是受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影響，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201條規定價款達到或超過500美元的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否則合同即不得通過訴訟或抗辯強制執行。但該條使用是否「即時清結」來對涉外合同或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的合同採用書面形式加以限制，卻給其帶來了明顯的不足，這樣規定顯得過於籠統，不切實際，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它的不當之處在於僅以「即時清結」與否作為涉外合同或價款或者酬超過十萬元的合同是否需要採用書面形式的唯一標准，在於這種一刀切的法律規定，因為「即時清結」與書面合同沒有任何必然聯系。現以我們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為頻繁的主要合同類型-買賣合同為例來加以說明。按照草案的這條規定，不論買賣合同的標的額多大，只要即時清結，都可以不訂書面合同。這樣顯然不利於交易的安全，容易導致欺詐的出現，在有些情況下，使賣方有機可乘，特別是在買賣的標的物屬於價格昂貴，結構復雜的高技術產品的情況下，盡管這類標的物多半都超過十萬元，若是即時清結，依照本條就可以不訂書面合同，在這種情況下，買方購買時因受專業知識和檢測手段的限制，不易當時發現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購買使用一段時間後才有可能發現其瑕疵所在，這時買方由於缺乏書面合同舉證，若要向賣方索賠就十分困難，賣方時常可以缺乏書面合同、沒有具有

質量保證條款為由進行推脫，拒不認帳，導致爭議的產生。這足以說明，買賣標的額十萬元以上的買賣合同，即便即時清結，也應以書面形式訂立為好。再者，按照該條規定，凡是不能即時清結的十萬元以上的買賣合同，買賣雙方均沒有選擇口頭合同或書面合同的自由，必須採用書面形式。這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當事人之間未訂有書面合同，僅有口頭協議，即便雙方當事人系長期業務中形成的交易夥伴，由於雙方信賴度強，都對此加以承認並自願認真履行，法律也不認可這種合同。當然如果這種合同發生糾紛，法律肯定是不會承認其效力的。這種規定顯然缺乏靈活性，不便於買賣交易的迅速達成。而合同法第十條對合同法草案的該條進行了重大的修改，徹底摒棄了「即時清結」這一限制性條件，對合同形式採取了更為寬松的態度，明確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筆者認為合同法的該條這樣規定適應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靈活、更簡便的方向發展的客觀規律，既借鑒了國外經驗，又結合了中國國情，同時也便於與國際慣例接軌，體現了下述三個有機的結合：靈活性與限制性的有機結合。該條首先在合同形式上採取開放性的態度，明確對當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各種合同形式加以確認，指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這體現了其靈活性。同時，該條又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辦理，這又說明了其限制性。這樣對那些確實需要以書面形式訂立的合同種類，立法機關就能運用法律來加以明確規定，並要求當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證各類合同都能根據實際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點，以與其相適應的形式訂立，從而便利於實際履行，防止爭議的產生。尊重當事人的自願與促成交易的達成的有機結合。該條貫穿的一項原則就是凡是不違反法律，民事雙方自願訂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這實際上就是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條款將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與書面形式一並進行規定，實質上是注重和承認了當代社會里商事交易是以講速度而不注重形式這樣一個現實，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易范圍與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們對交易時間的迅速性要求越來越強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頭合同的數量必然逐漸增加，並且會在買賣合同等類合同中顯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確對這些形式進行規定，承認其法律效力無疑會促成交易的達成，因而它體現了尊重當事人的自願與促成交易達成的有機結合。現實可行性與超前預見性的有機結合。雖然目前在我國，人們的法律意識正處在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之中，但應予承認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不斷健全和完善，誠實信用原則正受到愈來愈多人的重視，合同的嚴肅性亦在得到愈來愈多人的維護，基於這一情況，承認口頭合同有效在當前是存在著一定的現實可行性的，而且未來社會商品生產愈發達，交換愈頻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趨簡單，條款這樣規定就把現實可行性與超前預見性有機結合在一起。

二、關於要約失效條款要約與承諾是達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它們構成合同成立的軸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國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關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規，都沒有關於要約與承諾制度的規定，這對鼓勵交易、正確處理合同糾紛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規定要約與承諾制度、要約與承諾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締約者的責任，就會使在經濟交往中需要簽訂合同的當事人有所遵循。這對於分清各當事人的責任，正確恰當地確定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充分保障當事人的權益，鼓勵交易，減少與解決糾紛，促進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較為詳細地規定了要約與承諾制度，兩者相比較，合同法更為完善和全面，這在要約失效的條款上反映得尤為明顯。所謂要約的失效，也稱為要約的消滅或者要約的終止，指要約喪失法律效力，要約人與受要約人均不再受其約束，要約人不再承擔接受承諾的義務，受要約人亦不再享有通過承諾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權利。通常要約失效的情況有：要約有效期屆滿。要約中若訂明了要約有效期的，那麼，在有效期內受要約人不作出承諾的，要約失去效力。要約中若沒有訂明有效期的，則經過合理期間受要約人未作承諾的，要約喪失效力。要約被拒絕。要約被拒絕指受要約人明確回絕或對要約人的訂約條件作了擴張、限制或變更。在前一種情況下，受要約人根本沒有交易的意思，要約自然無效。在後一種情況下，視為受要約人對原要約人做了新的要約，原要約效力自然終止。要約人撤回或撤銷要約。要約人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撤回要約或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後撤銷要約，其目的在於排除要約對自己的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要約的效力自然終止。對於要約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條規定：「要約於拒絕要約的通知到達要約人時失效」顯然這條對要約的失效採取了過於簡單的處理方式，僅規定了要約失效的一種情況，未能將其他幾種常見的要約失效的情況進行具體規定，這不利於全面地規范合同訂立的行為，容易導致執行過程中的爭議產生，達不到充分保護合法當事人目的。合同法第二十條則對合同法草案的該條進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補充，它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約失效：拒絕要約的通知到達要約人；要約人依法撤銷要約；承諾期限屆滿，受要約人未作出承諾；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了實質性變更「。上述合同法該條規定的要約失效的四種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種情形。它規定的是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了實質性變更致使要約失效的情況。受要約人對一項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的變更為反要約，提出反要約就是對要約的拒絕，使要約失去效力，要約人即不受其要約的拘束。這里關鍵是要准確理解何謂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為此，合同法第三十條明確規定有關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酬、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方法等的變更，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在現實生活里，還有一種可能使要約失效的情況是，在特定條件下要約人或者受要約人死亡。但要約是否因要約人或者受要約人死亡而歸於無效的問題，各國法律規定不盡一致，情況比較復雜，有鑒於此，合同法未對此加以規定。應該說合同法的第二十條既對合同法草案進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蓋了要約失效的幾種常見情況，亦還存在著不足，這就是尚未窮盡所有要約失效的情況。筆者認為似還應補上第種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約失效的情形相當於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約出售A產品，但在要約有效期內，甲因法律嚴禁A產品出口，那麼，該要約即失去效力。三、關於預期違約條款預期違約是一種源於英美法的先進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後，在規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已有根據預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將不會履行其合同義務。按照英美法預期違約的理論，預期違約分為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兩種。所謂明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所謂默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自身

行為或客觀事實預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對預期違約予以規定，建立預期違約制度，不僅會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預期違約誘發的違約危險，而且還可將預期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消滅在萌芽狀態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預期違約制度還可以防止長期爭訟，特別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長達數年的長期合同，如果一方預期違約，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糾紛及時解決。合同法草案吸取和採納了預期違約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條明文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沒有改變合同法草案的這一措詞，而是將它與其他違約情況主要是實際違約歸並在一起，其九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目的；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從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對預期違約規定的條款的措詞和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預期違約里的明示預期違約，也涉及默示預期違約。在明示預期違約方面，它規定只要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基於明示預期違約有當事人明確的意思表示，屬於一種明顯的、確定的毀約，比較容易判斷，因而條款這樣規定明確可行，容易操作。但條款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規定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還有尚待完善和改進的地方。其不足具體表現為：條款規定過於簡單，缺乏完善的判斷當事人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的客觀標准，不便於實際操作。因為默示預期違約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前，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自身行為或客觀事實預示其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這也就是說，當事人一方是否構成默示預期違約，我們既可以從該當事人的行為來判斷，也可以根據客觀事實進行判斷，而不是僅限於從當事人的行為上判斷。這里客觀事實比較常見的主要包括當事人一方的經濟狀況、商業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該條款都僅規定從當事人一方的行為這一方面去判斷默示預期違約，而沒有規定從客觀事實方面去判斷默示預期違約，顯然其判斷的客觀標準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導致對默示預期違約認定上的主觀隨意性。這里還需要注意的一個實際情況是默示預期違約在我國先前有關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中明文加以規定的並不多見，對絕大多數合同當事人來說相當陌生。鑒於這一實際情況我們更有理由認為在規定默示預期違約的判斷標準的時候就必須慎重，應盡量將其規定得詳細、全面，避免由於法律規定的缺漏導致的實際執行中的混亂，因而，條款在這方面顯然尚待完善。救濟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預期違約條款都規定，只要當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對方就可以直接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這未免賦予守約方的權利過大，嚴重影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平衡。筆者覺得守約方應在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之前，作為一種必要步驟，首先應要求預期違約方提供履約擔保，並同時採取中止履約這種救濟方法。這是因為，在當事人一方預見到另一方不能或不會履行合同主要債務以後，他雖然已面臨著不能履約的危險，但他還不能立即確定另一方默示預期違約，更不能馬上就解除合同，因為這時當事人一方僅僅是根據另一方行為或客觀事實所作的一種推斷，這種推斷並不能代替另一方的決定，並有可能與具體實際情況發生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輕易允許當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為由而解除合同，對交易秩序的維護是不利的。所以當出現這種情況時，還是應該要求當事人一方首先應書面通知另一方，讓另一方在合理時間內提供履約保證，並有權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證之前，採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項下的義務這一種救濟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了履行保證，則證明其不構成默示預期違約，合同因而就不應該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履約保證，這就構成默示預期違約，在此情況下，當事人一方才有權採取解除合同這種救濟方法。應該看到這種分步驟採取不同救濟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許多國家的相關法律中都有規定，並已被證明是切實可行的。缺乏制約當事人一方濫用默示預期違約救濟方法的規定。為了避免合同當事人一方濫用默示預期違約救濟權，以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必須預設一項責任，給該當事人必要的制約和牽制，這就是說，法律上應明文規定合同當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債務的確切證據時，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應負相應的違約責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損失的要負責賠償。另外，合同法將合同法草案單列一條的預期違約與其他違約主要是實際違約歸並在一起用一個條款進行規定，筆者覺得不恰當，因為預期違約與它們存在重大差異。就拿預期違約與實際違約的差異來說，預期違約屬於在履行前毀約，而不像實際違約是在履行期到來之後的違約，它與實際違約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它們發生的時間不同，由此導致它們兩者呈現不同的特點，預期違約是表現為未來將不履行義務而不像實際違約那樣，表現為現實的違反義務；預期違約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債權而不是現實的債權。因而，為了便於合同當事人准確判斷和把握預期違約，宜將預期違約作為一種特殊的違約形態，單獨用一個條款加以規定，而不應像目前這樣，與其他違約統在一起加以規定。基於上面的分析，筆者試就合同法上應對預期違約作出的規定單獨擬定條文如下：「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因其行為或客觀事實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的，對方應中止履行合同，並立即書面通知當事人一方。若該方對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證，對方應履行合同；若該方自書面通知發出30天內未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對方可以解除合同。若沒有當事人一方默示預期違約的充分證據，對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至於客觀事實具體涵蓋哪些內容，一方當事人在對方中止履約之後提供了充分保證，對方需要繼續履行義務的履約期限如何計算，筆者覺得應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對此加以明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預期違約制度在我國較為准確有效地貫徹執行。「參考文獻」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徐炳：《買賣法》，經濟日出版社，1991。隋彭生主編：《買賣合同法》，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吳志忠：《美國商事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Ⅵ 在合同法中，什麼是真意解釋原則給出詳細解答。

合同解釋過程中所應予以傾向性考慮和把握的基本准則和指導思想。大陸法系內國家的民容事立法普遍倡導探究締約當事人真意，而不拘泥於合同文字的主觀性解釋原則。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和學說則一直主張探求合同本身所具有的邏輯上的客觀意義的客觀性解釋原則。從合同實務上看

Ⅶ 合同的解釋及其方法

論合同的解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關於合同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125條明確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這一規定實際上同時採用了意思解釋（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目的解釋、習慣解釋以及誠實信用解釋等多種解釋原則。它對於我國司法活動中判斷合同條款所蘊含的真實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由於法律條文將諸種解釋羅列規定，在遇到具體合同條款時，有可能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因此，明確合同各解釋原則之間的關系，對正確適用法律，解決合同中的糾紛具有重大的意義。

合同的解釋原則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文本解釋和意思解釋。所謂文本解釋是按照合同條文的語言表達方式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合同是由文字或語句表現出來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為。通過對語句或文字進行慣常的邏輯意義分析，解釋合同中的內容。例如，合同中出現「責任」一詞，依照通常的解釋，應為「負責」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現，能否解釋為法律上的責任，進而理解為違約責任？從文本解釋的原則上來分析，將合同中的「責任」解釋為違約責任是大有問題的。從合同的語句上來看，「雙方當事人都應當對合同承擔責任」是一個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義。當事人不可據此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它只是對合同的履行進行的一種通常情況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不應當解釋為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很顯然，如果合同中去掉這一條款，對合同的效力並沒有任何影響。如果沒有法定違約責任的存在，法官據此判決一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在法理上實難說通。文本解釋的意義就在於緊扣文本字面意義，通過對合同文本中各個詞彙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這是一種機械的解釋原則，但它符合「外觀主義」的要求。所謂外觀主義就是在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對合同的內容理解不一致時，以合同的表現形式為准，從而判斷合同的效力。當合同中的詞句出現多種含義時，文本解釋將遭遇重大挫折，因為它拘泥於合同的文本，無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條款的真意。但是，這種解釋方法往往體現了形式上的正義，它能夠督促當事人簽訂合同時謹慎地評估關鍵詞句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合同的表達更為嚴謹。如，合同規定，「履行的期限方式為：第一次交付生產定金貨款總額的50％」。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當事人約定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為何種關系？從語法結構上來分析，該條款中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應為同位關系，兩者在內容上並無不同。生產定金即為貨款總額的50％，而貨款總額的50％即為定金，盡管這樣的約定是違法的。

而意思解釋則不同，它以合同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解釋的原則，如果說文本解釋是關注合同的「形」，那麼，意思解釋則是關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種文義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6條規定，解釋契約時，應當探究締約當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於文字的字面意思。這種解釋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義」要求，它關注的是合同條款所表達的當事人的內心想法。當內在意願與外部表示不一致時，以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准。但是，如果一項條款可能有兩種以上的意思時，該如何理解合同的條款？法國民法典規定，在此情況下，寧可以該條款可能產生某種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而不以該條款不能產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同樣是「雙方都應對合同的履行承擔責任」，依照意思主義或文義主義的解釋原則，這里應當理解成為法律上的「責任」，但由於它缺乏具體的規范要素，所以還不能被視為違約責任條款。

（二）整體解釋與分別解釋。整體解釋是將合同的各個部分看作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通過對整體中各個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斷條款中所包含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別解釋則是將合同的各個條款分別進行分析，從而探究各條款所要表達的內在意思。例如，某旅遊景點在售票處貼出告示，規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費攜帶一兒童入內。」依分別解釋原則，旅遊風景管理處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兒童購買門票。但是依照整體解釋的原則，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並沒有購買門票的義務。因為風景管理處的格式合同的意思應當為「成人攜帶的兒童」可免費進入，而「沒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則必需購票進入。這樣規定令人費解。但由於它屬於格式合同的范疇，因而應當作出對旅遊者有利的解釋。

（三）目的解釋與情勢解釋。所謂目的解釋是針對當事人簽訂合同的目的對合同進行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8條規定，文字可能有兩種解釋時，應採取適合於契約目的的解釋。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的情勢對合同進行解釋。目的解釋側重於考察合同訂立時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它探究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種靜態的思維。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中所發生的情勢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結果來判斷合同的內容，推斷合同的原意。情勢解釋是一種動態的解釋。它立足於「現在」，對合同的內容進行分析判斷。合同的目的解釋旨在幫助當事人達至合同的目的，實現合同訂立人當初的意願。而情勢解釋則有利於合同的實現，是對合同原意的一種「良好」的推斷。目的解釋是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方法，它更能體現合同的原始意義。

（四）誠實信用的解釋與習慣解釋。習慣解釋是根據交易當事人所採用的通常習慣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實際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觀標准作為理解合同條款的依據。誠實信用實際上也已成為交易習慣的一部分，誠實信用解釋原則要求依照誠實信用的標准分析合同的條款。但由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極為概括抽象，乃屬一白紙規定」[1]，所以，誠實信用的解釋實際上淪為了「白紙」解釋。

我國《合同法》將諸多合同的解釋原則融為一個條文，在表述上至為簡潔。同時將合同的解釋規范放在《合同法》的總則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於條文表述過於簡單，以致於各種合同解釋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種條件下適用何種解釋方法語焉不詳。這種缺乏具體假定的規范在適用時往往會引起爭議。法國將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通過不同的條文進行表述。各規范的作用表現得十分明顯。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釋方法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法律後果。由於我國《合同法》解釋原則彼此間缺乏層次性，這為採用不同的合同解釋方法可能導致的混亂埋下了伏筆。從司法實踐上來說，這種立法體例也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但對交易當事人來說，則人為地增加了不確定性。

依筆者看來，合同的各類解釋原則適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釋原則之間也應當有一定的層次。具體地說：第一，整體解釋的原則旨在確定合同的性質，進行法律行為的識別，對個別的合同條款進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釋原則旨在確定個別條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釋旨在實現合同的目的，通過對合同目的追尋確定合同的本來意義。第四，習慣解釋是藉助外在的標准，理清合同條款的本質。第五，誠實信用的解釋原則則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則對合同的條款進行解釋。在這些解釋原則中，有主觀原則，如意思解釋原則，目的解釋原則等。大陸法國家在解釋合同時，一般堅持以主觀解釋原則為主。例如《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對合同的解釋，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並考慮交易上的習慣。而英美法國家在合同解釋時，主張以客觀主義為基礎，例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0條的解釋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間的同意，而是這種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國合同法的解釋應當堅持上述假定，便於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准確地適用。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各種解釋原則之間的層次性。我們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個抽象的解釋原則，交易習慣是解釋的主要標准，在合同的內部，應當以整體解釋為基礎，「將合同的全部條款相互解釋，以確定每一條款從整個行為所獲得的意義」[2]。同時兼顧合同的目的與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簡言之，在合同解釋時，堅持客觀標准與主觀標准相結合的辦法，以客觀標准為主，兼顧主觀標准。
注釋：
[1] 梁彗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國民法典》第1161條
[3]參見崔建遠《合同法》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第86頁。該書作者認為大陸法與英美法關於合同解釋的原則均為以客觀標准為主，以主觀標准為輔。

人民網 2001年11月30日

Ⅷ 羅馬契約與中國合同法之比較

與《羅馬法與中國古代契約法》一文作者商榷（正文）
徐忠明 [法律科學]

學界通說認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觸、碰撞，乃至吸收、融匯，始於晚清變法修律。最近，胡留元、馮卓慧兩位教授發表《羅馬法與中國古代契約法》（以下簡稱胡馮文）一文〔1 〕，從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史視域研究，另創新說，認為中國在漢（東漢）唐時期已經吸收、融匯了羅馬法律文化的有益成份。對此，筆者不敢苟同，提出如下商榷意見，求教於胡留元、馮卓慧兩位教授。
一
胡馮文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在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商品經濟發展高峰時期，如周、漢、唐、宋、明等朝代，中國的對外商業貿易交流范圍均愈來愈擴大，而通過外事商業往來，在法制建設中自然吸收、融匯了外民族、外國家的法律文化。」（著重號系筆者所加，下同）特別是，隨著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與羅馬兩國之間有著頻繁的、長期的貿易活動，因此，「中國法律文化必然接受、吸收、融匯羅馬法的有益成分，自然，中國民法也從羅馬法中汲到營養，發展自己」。又說：「這種融合，最突出的表現，則在中國古代契約法中。」進而又說：「東漢以後，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古代契約概念開始有了變化」；「南北朝至唐代，契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細繹胡馮文的論證邏輯和方法，我們可以發現：首先，由於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隨著絲綢貿易的發展，契約法作為一種連結貿易的紐帶有了接觸的可能；其次，由於羅馬契約法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再次，恰好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絲綢貿易頻繁展開之後，中國古代契約法概念、內容及種類出現了若干與羅馬契約法相似的因素；最後，結論也就是中國古代契約法必然吸收、融匯了羅馬契約法的有益成果。但是，筆者認為，這其間有些問題值得深思，有待證實。
（一）我們先從中國對羅馬帝國的認識水平來考察。雖然隨著兩國之間絲綢貿易的迅速發展，對於相互間的認識與了解也不斷加深。從中文史料看，以《後漢書》對於羅馬帝國的記載比較全面，由於文字太長，茲不俱引〔2〕。但是，從現存所有漢唐時代中國的文獻資料看， 沒有任何有關羅馬法律，尤其是契約法的蛛絲馬跡的記載。例如，《後漢書》有關文字對於羅馬帝國的方方面面均有扼要記載，包括政治體制；但是，對於世所矚目的羅馬私法制度，並無隻字述及。這在一定程度上告訴我們，可能當時中國對於羅馬法制並無深刻的印象；即使當時從事對羅馬進行絲綢貿易的官私中國商人對於羅馬法有所了解、接觸，但也沒有引起統治階層的注意，以致在現存史乘中茫無痕跡。
（二）我們再從中國對羅馬帝國的貿易關系來考察。筆者認為，在這里簡要地討論一下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貿易關系是很有必要的。這是因為：首先，中國不僅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產絲國家，早在公元前5000年我國就有蠶絲的生產〔3〕；而且也被認為是在公元6世紀東羅馬帝國引入養蠶技術以前世界上唯一的產絲國家〔4〕。其次， 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認識也主要是從絲綢開始的，現在有稱中國為「支那」者，實源於絲綢〔5〕；賽里斯（Seres，絲）「即古羅馬語對於中國人之稱呼也」〔6〕。再次，在中國與羅馬帝國的貿易中， 絲綢雖然不是唯一的物品，但也是最為重要的物品，以致英國學者赫德遜認為：「對羅馬來說，絲綢貿易和對中國的貿易實際是一回事，……絲綢至少佔中國對羅馬出口的90％。」〔7〕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為了回應胡馮文的立論前提，筆者僅擇有關問題稍擬討論，以期探明：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進行的絲綢貿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中能導致中國古代契約法制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制？其中有無必然性？
（1）漢武帝時代絲綢之路的開通， 一般以張騫「鑿空」（公元前138年）為標志，盡管中國與羅馬之間的絲綢貿易有極大的增長，但是，兩國的絲綢貿易基本上是間接進行的。這點，胡馮文也承認：「中國的商品甚至輾轉運輸到大秦，即羅馬帝國。」楊共樂先生說得更為明白：「盡管有了絲綢之路，但在公元1 世紀以前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他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8〕這其間， 中國絲綢輾轉輸入的主要也是羅馬帝國的東方行省，如埃及與敘利亞。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臘人和敘利亞人。」〔9 〕如所周知，埃及（公元前30年）和敘利亞（公元前64年）雖屬羅馬行省，但是，其在社會政治、經濟、風俗諸方面並沒有受太多的羅馬文化影響〔10〕。因此，其對中國進行絲綢貿易時是否全然依照羅馬契約法准則，是一個未知因素〔11〕。另外，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羅馬帝國商人首次直接進入中國，是在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文雲：「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12〕其中「蒙奇」、「兜勒」究系何國人氏，學者多有爭議。據林梅村先生的考證，是馬其頓（Macedonia，蒙奇）與推羅（Tyre， 兜勒）均是羅馬帝國的東方行省。其後，見諸中國史載的也有數則〔13〕，其中有些所謂「使節」，學者一般認為是一些商人，為謀取私利假冒的〔14〕。然則，絲綢貿易仍是比較間接的。對此，赫德遜先生認為，從公元200—600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盡管中國政治上處於分裂和混亂局面，但是，絲綢貿易還是繼續進行。同時又指出：在北方，這種貿易似乎主要是由粟特商隊進行的〔15〕；在南方，則由於中原板盪，社會動亂，絲綢貿易反而有所擴大，但是，這種貿易又是由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等航海民族維持的〔16〕。在此情況下，中國漢唐時期如何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律，便產生諸多疑問。
（2）沈福偉先生指出「中國絲綢最大的主顧是羅馬帝國」〔17〕。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凱撒因為穿著綢袍出現在劇場，當時還被認為是奢侈已極。但是，從此以後，羅馬男女貴族都爭穿絲綢衣服，甚至「連搬運夫和公差都不例外」〔18〕。
對此，我們必須指出以下兩點：其一，「中國絲織品向西方輸出，大約通過三種渠道，即中國政府向西方少數民族的贈賜，中國政府與少數民族以物易物的交換，以及奔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的活動」〔19〕。武伯綸先生又說：「除了大宗賞賜外，中原政府與邊境少數民族政府之間的交換，也為數不少。」〔20〕其中輸入西方少數民族的絲綢，有些也被輾轉銷往羅馬帝國。這樣，從中國直接通過貿易輸出的絲綢也就比想像中的要少得多。其二，誠如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絲絹大都由外國商人運出，並非都由中國人輸出。」〔21〕這樣，奔波於南北絲綢之路的外民族、外國的商人，一旦進入我國境內，那麼，他們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有關法律規定。在漢代，對外貿易實際採取兩種方式：一是政府官辦，稱為使節；二是民間私營，必須經政府許可〔22〕。關於外民族、外國的商人所應遵守的法律的具體規定，史書有缺，無法詳論；但是，從漢代司法實踐的個案看，則採用屬地主義原則，也即外國商人必須遵循中國法律〔23〕。由此也可以推測，外民族、外國的商人在我國境內與中國臣民貿易時，自當適用中國法律。及至唐代，中國政府關於對外貿易的法律控制尤嚴〔24〕。另外，有關對外貿易的限制及其管理體制，唐代法律也多有規定，學者對此也有所討論〔25〕。這里，我們再摘引兩條唐代有關涉外法律關系的適用原則。《唐律疏議·名例》「化外人相犯」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律論。」這是屬人主義與屬地主義相結合的原則。然而，如從外國商人與中國政府、商人貿易角度觀察，應該是適用中國法律的。《唐律》的另一條規定透現了其中的某些消息。《唐律疏議·衛禁》「越度緣邊關塞」疏議規定：「其化外人越度入境，與化內人交易，得罪並與化內人越度、交易同，仍奏聽敕。」據此，外民族、外國商人與中國進行貿易，顯然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所以，很難設想羅馬帝國商人能夠依據本國法律准則與中國政府及商人進行貿易；中國曾自覺地考究羅馬契約法制，並且加以吸收，以便改造中國法律。如果考慮到漢唐時代中國的國際聲望，也不致對自身的固有法制缺乏信心。如果從夷夏之辨，天朝中心的意識形態及儒家倫理的價值准則看，也難以吸收、融匯外國法制。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進行絲綢貿易的過程中，即使有可能接觸到羅馬法律文化，特別是契約法，也不一定就會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退一步說，即使可能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也只是一種可能的推測，而不一定就是胡馮文所講的「自然」、「必然」。另外，考慮到絲綢貿易本身的曲折性、中介性，那麼，這種可能也不會很大，而且更有待證實。也許有論者要問：胡馮文不是已經給出了若干例證了嗎？對此，筆者認為，這僅是一種附比，不是論證。
二
胡馮文關於中國古代契約法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的基本看法是：東漢以前中國契約僅注意其制定的形式和考慮其在財產爭訟中的憑證作用。東漢以後，契約中出現了「合同」一詞。南北朝至唐代，契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契約簽訂時十分強調立約雙方意思一致，並且將此概念規定於國家法典之中。對此，我們必須稍加分疏。首先，胡馮文認為：「合同」蘊含著契約當事人意思一致的含義。這是對的。對此，張傳璽先生也說：「合同就是會合齊同之意。寫『同』或『合同』，既為合券製作了驗證的標記，又體現出了締約各方的意思表示。」〔26〕從第一種意義上講，「合同」實質上與西周所謂「質劑」、「傅別」和「約劑」一類的「判書」並無根本區別。因為「合同」可以把它理解為把「同」字合起來加以驗證的契約〔27〕；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判書」形式的契約不僅在中國古代有，在羅馬契約史上也曾經採取過這種形式。凱瑟先生指出：「現存羅馬契約文書的範例是作證，在形式上與中國漢代的文書極為相似。通常，它們也刻於木簡上，一式兩份，由當事人分掌。原文按第三人敘述的方式書寫。證人的姓名附於其後。發生爭訟時，所列證人被傳作證。」〔28〕顯然它們是各自獨立形成的〔29〕。從第二種意義上講，「合同」意味著締約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應是古今中外契約行為之通例；大凡契約之所以成立，必得各方當事人的同意，只是在法律認識上有深淺、詳略、重輕之別。事實上，羅馬契約理論非常發達，中國則對之了無闡述，即使唐代以後亦然，原因在於兩種文化性格、政治、經濟結構的深刻差別。這種契約行為的合意性，也並非胡馮文所謂在東漢以後方才形成的。根據西周共王時代《五祀衛鼎》記載：五大臣聽了裘衛要求交換土地的要約後，「正乃訊歷曰：『汝guǎ＠①田不？』歷乃許，曰：『余＠②guǎ＠①田五田』。」〔30〕這在西漢也不乏其例。如《史記·陸賈列傳》載：陸賈與五子就家產分析和贍養達成協議。又如王褒《僮約》載曰：當初楊惠丈夫買奴隸便了時，曾與便了就「但要守冢」達成一致意見。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胡馮文中以為「合同」一詞出現例證的《建寧元年馬氏兄弟買山》。這里，東漢時人將「合同」稱為「bié＠③』，本身就意味著當時人們對「合同」與「bié＠③」並沒有作出具有實質意義的區分。那麼，「bié＠③」是什麼意思呢？劉熙《釋名·釋書契》曰：「bié＠③，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這與東漢鄭玄釋「傅別」相若。對於「bié＠③」這種契約形式，國學大師王國維釋雲：「bié＠③者，乃兩書同別之」；其形制為「táo＠④瓦為之，狀如半tǒng＠⑤，面有兩yuē＠⑥，蓋象剖竹之形」。〔31〕可見，東漢出的「bié＠③」，也是一種「判書」形式的「合同」。據此，筆者認為，東漢開始出現的「合同券」，與先秦以來的「判書」是一脈相承的；對此，不應遽然斷定是受了羅馬契約法的影響。另外，「合同契」的出現與書寫材料的變化也有很大關系〔32〕，也許這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契約法制時不必強與羅馬契約法制攀附。
最後，我們來分析一下胡馮文特別強調的從南北朝到唐代契約的「兩和立券」、「先和後券」及「和同」，也即強調雙方當事人意思一致的問題。第一，筆者認為，說「和」或「和同」或「兩和」是契約各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這是沒有疑問的。張傳璽先生認為：「這樣的契約的意思表示也反映出其為合同契來。例如『唐天授元年（690 年）張文信租田契，曰：「兩和立契書，執契兩本，各執一半」（《敦煌資料》第一輯第454頁）。『兩和』與『兩合』同意， 在《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中，謂之『和同」。也就是『合同』。」〔33〕這，可以理解為「兩和」或「和同」契約是從中國古代契約法本身的理路發展而來，並非源於什麼羅馬契約法制。第二，所謂「和」是與「不和」或「強」相對而言；晉代著名律學家張斐注雲：「不和，謂之強。」〔34〕對於強制他人立地契的行為，早在秦漢時代就有禁律。例如，秦律規定：「百姓有責（債），勿敢擅強質，違者貲二甲。」〔35〕實際上，契約的合意，在中國古代婚姻契約中表現得更為明確。《禮記·昏義》說：「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如何「合」法？一則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則必須行婚姻「六禮」。其中雖有媒妁穿針引線，但是，訂立婚約的雙方當事人（父母）意思之一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這起碼也是西周以來的傳統。這與《唐律疏議·雜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取者，……杖八十」並無本質不同，只是唐代較之前代更加自覺而已。況且唐代法律對於契約合意，也並無任何理論的探究；如此以與羅馬契約理論對合意的定義，則有不同。因此，胡馮文認定是在「羅馬法的影響下」實在是太過武斷了。
（二）關於中國古代契約種類內容方面的問題。胡馮文中還提到了漢唐契約法制在其他方面吸收、融匯了羅馬契約法。其一，認為「中國漢唐契約種類之增多，幾乎與羅馬法大致相同，這說明中國自絲綢之路開通之後，契約種類已與羅馬法制有了相互融合」。這種「論證」的方法，實在令人吃驚。因篇幅所限，這里暫不深論。其實，只要把中國古代漢唐時代契約種類的增多放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內部稍加考察，便可以發現，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必然結果。其二，更為引人瞠目結舌的是，胡馮文認為：羅馬關於租賃契約的法律規定已全盤為中國漢唐以後的租賃契約所吸收，這種吸收已不僅是契約的內容的吸收，包括法律名詞的吸收，如「庸賃」一詞。說得如此鐵板釘釘，似乎鐵案如山。但是，胡馮文只是類比了羅馬與中國漢唐租賃契約三個相似的方面：意思表示一致；租金達成一致意見；標的種類。實質上作為租賃契約的這三個方面，我們在先秦時代的文獻中也可以發現其端倪，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雲：「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疇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雲也。」這段文字雖非先秦僱傭契約文書，而是宣示一種道理；不僅文字頗有文學色彩，而且文辭也有些抽象；但是，就僱傭契約而言，則可以看出上列三個方面均已蘊含。秦漢（西漢）時代資料雖然不多，但是，綜合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看，也是三個方面齊備，用語也與唐代大致相同〔36因之，中國的古代租賃（或庸賃）契約〔37〕，是在自身的社會經濟環境和法律發展歷史中完備起來的，與羅馬租賃契約沒有什麼關系。例如，租賃契約是羅馬四類諾成契約之一，什麼是「諾成」呢？這在中國數千年發展形成的古代法律術語中是沒有的。反問一句，如果說中國漢唐以來的租賃契約已經全盤吸收羅馬契約法制，那麼，這么重要的法律術語卻拒不引進，不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嗎？這，正是問題的要害。
通過上面兩節文字的考察、分析，筆者的初步結論是：第一，胡馮文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中國漢唐時代的契約法制基本上是自身獨立發展完善起來的。

Ⅸ HR問題探究：怎樣才能更好的應對勞動合同法的變更

-lawyer是順應時代需求而生的，HR再也不用為學不會法律知識而煩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