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曼法社會學

『壹』 盧曼的介紹

尼克拉斯·盧曼（1927年12月8日-1998年11月6日），德國當代傑出社會學家之一，他發展了社會系統論，也是一位「宏大理論」的推崇者，主張把社會上紛繁復雜的現象全部納入到一種的理論框架去解釋。主要著作《社會的社會》 、《社會的藝術》、《社會的法律》。

『貳』 八國集團成員國為什麼國體相同而政體不同

國體是指一個國家的性質。比如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美國是資產階級專政。

政體是一個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比如總統制、議會制等。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國體相同的國家，政體未必相同哦！

國體與政體的關系：國體和政體共同構成國家制度，兩者是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

國體決定著政體，政體反映著國體，適當的健全的政體，對於維護和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有著重要的作用。政體還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國家性質相同的國家也會採取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盡管國體是政體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國體並不是政體的唯一決定性因素，實際上，一國的歷史、階級力量對比、傳統習慣、國際環境等，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國家的政體）。
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是憲法學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對這一理論的認識，直接決定著現實憲法的走向和性質。因此，深入研究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在我國憲法學中，國體和政體雖然亦被列為重要范疇，但對它們的認識基本上被傳統的、概念化的思維定勢所支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領域已成為一個學術禁區，因而對這一理論的認識極其膚淺，甚至以謬誤充真理。這正是我國憲法學不發達、嚴重缺乏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正確認識國體和政體的關系，在我國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對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分析
關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我國學術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國體，就是指國家的階級本質，即一定階級的政治統治；所謂政體，就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兩者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國體對政體有決定性的作用，政體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認識一個國家，關鍵是要認清其階級本質，至於其政權形式是次要的，無關大局的。許多教科書都以此為定論。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憲法學》中寫道：「所謂國家制度，即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確立有關國家本質和國家形式方面的制度。國家本質，即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國家形式主要是統治階級所採取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形式。在國家制度中，國家的階級本質（政權的階段屬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直接決定著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的形式，決定著國家發展的總方向。因此，國家的本質是國家制度的核心。」（註：《憲法學》，第115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又寫道：「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階級本質是密切關系的。它們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政權組織形式從屬於國家階級本質，決定著政權組織形式。所謂政權組織形式從屬並且反映國家階級本質，決不是說政權組織形式對它們從屬和反映的國家只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因素，恰恰相反，它對一定階級本質的國家起著反作用，它可以促進或者阻礙它所從屬和反映的國家的發展。」（註：同上書，第160頁。）
這種重視國家階級本質而輕視政權形式的理論並不是中國學者的發明，而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列寧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重繁雜，但本質是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
後來，斯大林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蘇維埃一般是最適宜的群眾組織形式，但是我們不應當強調機關的形式，而應當指出階級內容，應當力求使群眾也能區別形式和內容。」（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9頁。）
上述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見下述），但其錯誤和缺陷是十分明顯的。
傳統理論認為，政權組織形式必然反映國家的階級本質，國體決定政體的集中體現「是指有什麼樣的階級本質的國家，就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註：《憲法學》，第16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就是說，階段本質與政權組織形式之間有著必然的、固定的對應關系。這種觀念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古代希臘，各個城邦國家所採用的政權不都是相同的，被馬克思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亞里士多德就曾研究過158個城邦憲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政體理論。在那時，雖然同樣是奴隸主統治，但卻已經有了共和政體。在雅典，由於它是直接從氏族內部的分化中發展起來，與氏族社會後期的軍事民主制傳統有著密切聯系，又由於位於希臘南部沿海，商業貿易發展較快，形成了工商業市民階層，這一階層對上層貴族實行的阻礙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極為不滿，聯合下層平民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斗爭。於是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城邦就出現了共和政體。它的內容包括國家機關的組成、政權活動原則及公民的權利義務等等。另外，公元前四至三世紀出現了羅馬共和國。在封建制國家中，出現過中世紀歐洲城市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等典型的共和政體。在西方奴隸制共和政體中，還有貴族共和與民主共和之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除共和政體外，也有君主立憲政體。君主立憲政體還有二元君立憲制與議會君主立憲制之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雖然根本上都是君主政體，但不同時期的君主政體也有很大不同。由一相制到多相制，又由多相制發展到無相制。
為什麼傳統理論與歷史事實之間有如此大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傳統理論劃分國體的標准不科學。用階級本質劃分國家性質、劃分國體，必須解釋不了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政體存在。在現代，用抽象的階級性質論劃分國體，要是缺乏實際意義，而且很可能弊端叢生，它往往會被人利用，或當作標簽，或當作炮彈，或當作遮蓋布。
在西方憲法學中，只存在「政體」之說，不存在「國體」之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堅持國體論的話，那麼，在現代其劃分的標准應當是民主還是專制，只有這樣劃分才有實際意義。民主決不僅僅屬於政權形式的范疇，根本上是國家制度的內容。
如果以民主和專制來劃分國家的性質，那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應當予以重新認識。
如果從立法者的動機和價值目標的選擇分析，政體受到國體的支配。就是說，立法者最終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還是專制的國家，就必然要選擇與其動機和價值目標相適應的政體。現實政治生活中各個國家之所以選擇這樣或那樣的政體，根本上都是為了達到立法者的最終目標。譬如，立法者心目中（不是心頭上）要建立專制制度，就必然要選擇個人集權的政體。從這一意義上說，傳統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從現實制度分析，那就必然是政體決定國體，政體的意義決不是僅僅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所謂現實制度中政體決定國體，是指一個實際中的國家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根本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實行何種政體。換言之，政體是評判一個國家性質的標准。我們決不應該相信這樣的說教，一個國家的性質決定於國體的規定。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在現實憲法規范中，真正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政體而不是國體，這是因為：
第一，憲法本身就是意味著民主。為什麼會產生憲法？憲法的作用是什麼？憲法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維護民主。資產階級是憲法的倡導者；資產階級憲法是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正確的論述：「世界歷史上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1952年版。）憲法與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憲法應當體現民主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不規定也清楚。如果民主是一種國體，那麼這種國體無須單獨表達，它自然地寓於政體之中。正因為如此，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憲法中是沒有關於「國體」的專門條文的。如果生硬地對國體予以專門規定，不僅多此一舉，而且可能使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第二，現代憲法的原意（或是本意）即為代議政體。現代憲法源於歐洲。「英國從中世紀以後，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得到議會同意不得征稅和立法的原則，英國人把這種代議制度稱為本國特有的'Constitution'，後來這種代議制度普及於歐美許多國家，人們就把規定代議制度的法律稱為'Constitution'，也就是『憲法』，意思是確認立憲政體的法律。」（註：《憲法學》，第2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國體的規定是抽象的、原則的，政體的規定才是具體的、現實的。抽象的原則的規定是不需要成本的，任何美麗的、動聽的詞句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任人使用。在現代，決沒有哪部憲法以專制相標榜。中國歷史上的《袁記憲法》、國民黨憲法都是以民主相標榜。但是，抽象的、原則的規定不能真正地反映憲法的實質和國家的性質，而具體的、實際的政體規定才是標志其要害和實質的內容所在。所以，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要害是用抽象的國體性質掩蓋具體的政體作用，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
為了進一步說明政體的決定價值，有必要對政體的定義和內涵予以重新審視。我們認為，將政體定義為「政權的組織形式」過於簡單、膚淺，缺乏科學性。首先，政體僅僅是政權的組織形式，似乎政權性質一定，那麼組織形式就不那麼重要了，於是就很容易將國體與政體的關系視同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其次，這種定義將政體限定在機械的靜態的范圍之內，缺乏動態的內涵。從世界各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來分析，政體的核心是規定國家權力的運作程序。所以，我們認為政體可以作如下定義：
政體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及其運作程序。這一定義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它主要是明確國家權力是如何設置的，行使這些權力的機構是什麼，各個機構行使什麼樣的權力等等；二是各個權力行使機構的相關關系，國家權力運作的動態過程等。
如果這種定義合理（或基本合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理論之所以有嚴重的缺陷和錯誤，它在理論上的失誤是將程序視為被動的形式，忽視了權力運作程序的真正作用和價值。這種現象是與我國學術界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傳統相吻合的。長期以來，我們往往視實體為內容，程序為形式。這種傳統與現代法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現代法治的主要標志之一便是重程序。沒有程序就沒有法制，更沒有法治。所以我國有許多學者指出，視程序為實體法之保障，這是把程序作為「工具」，理所當然應予破除。而且，視程序具有獨立的價值也還不夠，應當認識到程序具有優先的價值。甚至有學者指出，21世紀是程序法的時代。程序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是程序與選擇緊密聯系，不同的程序會有不同的選擇。「程序，從法律學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為按照一定順序、方式和步驟來作出法律決定的過程」（註：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N·盧曼把法律程序作為一種行為系統來看待，程序即意味著選擇。他說：「所謂程序，就是為了法律性決定的選擇而預備的相互行為系統。」（註：N·盧曼《法社會學》，日譯本，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158頁。）
同樣，在國體和政體的關系中，從現實政治生活的角度來分析，不是國體優先於政體，而是政體優先於國體，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不同的政體必然會「選擇」（即產生）出不同的國體。作為政體的權力運作程序，選擇的實質是什麼呢？回答是：國家權力體現著多數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多數人手中，還是權力體現著少數人甚至個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人手中。這是國家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選擇。正如列寧所說：「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14頁。）
總之，傳統的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的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劃分國家性質的標準是不科學的。在現代更缺乏現實意義；它用抽象的國體論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其在理論上的先誤是輕視法律程序的價值作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
二、現代民主政體的標志
如果把國家性質劃分為民主和專制兩類，那麼，政體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兩類，即分權政體和集權政體。換言之，實行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民主制國家；實行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專制國家。
較為完整的分權學說和分權實踐是在近代才出現的。但是應當看到，分權是人類社會管理的經驗總結，是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科學和真理。在西方，分權學說源遠流長，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發現權力分立是自由和優良政體的重大秘密。對於中國人來說，真正的分權學說，雖然是外來的洋貨，但是在實踐中也不是一點萌芽都沒有。中國封建社會是專制社會，實行的是君主集權政體。君主握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但是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實踐中也逐步認識到，將權力完全集中於君主一人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開始了「分權」的嘗試。在唐朝，皇帝的制敕權受到嚴格的制約。按唐制，中書省掌制令，門下省掌審議。制敕是由中書省負責的，皇帝不能徑自製敕。中書省負責草擬制敕的是中書舍人。中書舍人常按照宰相交給的「詞頭」（即皇帝的詔書要點）草擬制敕。值得注意的是中書舍人若認為「詞頭」不妥，可以封還，要求另發「詞頭」。中書省草擬制敕以後，交門下省審議。門下省如果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沒有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皇帝是不能發布合法詔敕的。所以當武則天違背這一立法監督制度時，宰相劉yī＠①之竟然可以批評曰：「不經鳳閣鸞台（按即中書門下），何名為敕？」（註：《舊唐書·劉之傳》）另外，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在制敕程序中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制，凡屬皇帝制敕均需在政事堂會議上討論通過，宰相副署並蓋上「中書門下之印」，方可頒發生效。未經這番程序，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都被認為是違反「故事」和制度的，下屬機關可以不予承認。從這一意義上說，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是監督制敕的最高機構。所以，唐代有的皇帝違反上述立法制度，只得用「斜封墨敕」，即將其發詔敕的封袋改為斜封，所書「敕」字不敢用朱筆而是用墨筆。這雖然也能表示該項命令未經政事堂議決通過和沒有「中書門下之印」，也請承認執行，但這畢竟不是堂而皇之和光明正大的合法行為。唐朝的這些規定和制度雖然不是真正的「分權」，但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已不能隨心所欲的發布制敕法律，立法權事實上已被多個機關行使。唐朝統治者之所以實行這種制度，其原因就是總結了歷代的立法經驗；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法律體現「公意」。李世民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註：《貞觀政要·公平》。）所以，唐初的開明政治與其科學的制度建議是分不開的。
人類社會自從分離出政府以來，政府和公民（人民）之間就處於矛盾之中。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一是如何有效地制約政府的管理權力，二是如何有效地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大准則是確保公民的「政治自由」或曰「主權在民」，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政制便是以分權學說為基礎的政制。
上述結論已為世紀近現代中所證實。
那麼，這種最好的政制的內容和精髓是什麼呢？英國學者M·J·C維爾在《憲政與分權》一書中對此做了很精闢的闡述。
分權學說的第一個要素是主張將政府機構分為三個范疇，即立法機關、執行機關和司法機關。這種機構劃分既是「部分地反映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需要，也部分地反映了這樣一種要求，即不同的價值應體現在不同機構的程序中，體現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門中。」分權學說的這一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西方立憲主義全部格局的核心」，是與極權主義的分水嶺。「將權威分散於不同的決策中心，這是與極權主義和絕對主義相對立的。」「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被視為只是黨派機構的延伸，並從屬於黨派機構。必須不斷努力防止國家機器的任何組成部分發展其自己的利益，防止它在作出決定時產生一定程序的自主……極權主義國家的『理想』就是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政府機構。」（註：M·J·C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出版，第14-15頁。）
分權學說的第二個要素是認為政府有三種具體的「職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它認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所有政府管理「都需要履行三種必不可少的職能，而無論這些職能是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來完成，也不論這些職能是否分割給政府的兩個或更多的機構。」這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的真理或規律」。（註：同上書，第15頁。）應當區分政府的職能和政府的任務，政府的職能最基本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政府的任務就非常之多，如保持和平，修建道路，提供國防、控制貨幣等等。
分權學說的第三個要素是「人員分離」。它要求「政府的三個部門應多由相當分離和不同的人群組成，而且成員身份沒有重疊。」光有機構和職能的分離還不夠，「如果要保證自由，這些職能還必須分別握於不同的手中。」如果這樣來構建政府，「那麼政府的每個部門都將成為對其他部門行使專斷權力的制約，以及，因為只限於行使其自身的職能，政府各部門便無法對其他部門行使不當的控制或影響。因此，對政府行使管理人民的權力就有一種制約，因為一個部門要想行使程度不當的權力，這種企圖就必定會失敗。」（註：同上書，第16-17頁。）這一要素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引進「制衡」思想，即給予每個部門一種權力，可以對其它部門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在實踐中就是授權一個部門在其他部門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如給予行政部門對立法進行否決的權力，給予立法部門以彈劾權等等。
按照上述要素來構建政府，「每個部門將對其他部門都是一個制約，沒有任何一群人將能夠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註：同上書，第12-13頁。）這樣，便能確保政治自由，排除專斷權力。這便是分權學說的精髓。
三、應當重視完善我國現行政體
如前所述，我國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重國體、輕政體的傳統，在理論上很不注重對政體的研究，在實踐中很不重視對政體的完善。這種傳統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國家的建立是極其不適應的。依筆者之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根本上是建立起符合現代民主要求的優良政體。所以，重視完善我國的現行政體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在這里，有兩個思想理論問題首先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
一是理想民主與現實民主，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的關系。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儀式上，毛澤東同志向全世界庄嚴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無疑是響徹雲宵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宣告。同時在《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也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這些宣告和規定使許多人錯誤地堅信：中國人民自然站起來了，權力自然屬於人民了，民主自然形成了。其實，這種認識帶著濃厚的理想色彩。庄嚴的宣告、紙上憲法的規定、國體的確立，這是理念的表述。理念的表述並不等於現實的建立。正如列寧所說，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是不能等同的。我們在理念上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但人民不可能自發地去當家作主，必須有現實的制度提供現實的途徑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現實的制度和現實的途徑，很多便是來自於政體。梁啟超曾說過，變更國體是革命之任務，或陰謀家之事；變更政體是政治家之任務，是法學家之任務。所以，國體一旦確立，決不能就此滿足，而要把目標定在政體的完善。這樣才能使理念中的民主變為現實中的民主。
二是正確認識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識和政體實踐。研究政體必然要涉及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但是長期以來這事實上已成為一個思想禁區。其實，我們對資產階級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大可不必那麼害怕，應該很從容地對待它。我們應該確立這樣一種認識，社會管理也是一門科學，這門科學的成果便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固然會受到各種群體利益的影響和支配，但其中必然包含著許多反映社會管理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和真理。所以，我們不能把政治文化狹義地理解為階級斗爭之學，而應當主要理解為一門科學。西方資產階級奉行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制度根本上是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而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去分享。人類文明本身也是面向世界的，它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只要你願意，它就會無嘗地向你提供服務。如果你頑固地鄙夷它、排斥它、拒絕它，它不僅不會感謝你，而且會嘲笑你。
我國現在實行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幾十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反映民意，人民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行使政治權利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到我國現有的政體離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許多方面有待於健全和完善。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戰爭環境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長期以來，我們黨歷來重視核心的作用，強調核心的作用。這種傳統在特殊條件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導致產生許多弊端，其突出表現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這正是我國政治生活中許多不正常現象的重要根源。對於這點，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權力過分集中是我國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註：《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第288-289頁。）
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也突出表現在我國的政體之中。
我國的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它既行使立法權，又產生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並且對它們進行監督。但是，誰對人大進行監督呢？如果人大行使權力不當，如何加以糾正呢？一個不受監督的機構是容易滋生腐敗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分析歐美國家的三權分立時指出，歐美的議會既行使立法權，又行使監督權，因而往往導致議會專制。所以，他極力主張將監察權獨立出來，交給另一個單獨的機構去行使。
從法理學上來說，政府（廣義的）權力源於人民，是由人民讓予的。人民讓予的權力是為了有效地行使主權。那麼，人民將自己的權力讓予一個機構安全呢，還是讓予幾個機構安全呢？正確的選擇當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因為讓予一個機構，如果這個機構不聽人民指揮，人民往往無能為力，吞下苦果；如果讓予幾個機構，讓它們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人民的主權必定會安全得多。
所以，我國現行政體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權力制約。我們歷來只強調分工。分工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分工與權力制約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雖然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和相應的機構，但它們之間是不平等的。人大高高在上，人大與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之間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這種單向的服從監督關系當然不可能形成制衡，也不可能避免一群人甚至一個人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所以，建立權力制約的體制，是完善我國政體的著眼點，唯其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才有真正的制度保障。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韋
參考資料：http://www.pcabcd.com/Thesis/SHXZ/200504/65792

『叄』 盧曼的主要影響

尼克拉斯·盧曼是當代最重要的學術領袖之一和社會學系統科學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響已經遠遠地擴展到社會學領域之外。他為社會學、系統科學和諸多其他學科開創了驚世的見解與嶄新的視角。他是當代極少數幾個確實改變了範式的社會學家之一：從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結構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問題-功能主義(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論，從行動社會到溝通和語義學（semantics）社會，從社會「機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變化也許看上去僅只是在玩文字游戲，然而這種術語的轉換卻已經改變了世界。
他接受了馬圖拉納和瓦芮拉關於生命組織的理論，結合自己在法律科學方面所接受的精確、復雜的推理訓練，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並將其移植進社會學，不久便成為他自己的紀念碑式理論建構的基石。他畢生的眾多工作體現於將其抽象的而又復雜的理論參考框架切實地運用於社會的所有領域，從行政管理的內在運行到全球的生態問題，從政治、經濟到藝術、愛情和宗教。以建立一種普遍社會理論(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為目標，他在努力應用、檢驗和進一步發展其理論的過程中，沒有疏漏社會的任何一個部分。他所運用的是自己通過卷帙浩繁的閱讀積累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網路全書般的知識。 盡管盧曼生命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德國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邊度過的，但是，在呂訥堡、漢諾威、明斯特和比勒菲爾德，地平線(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來的風，吹拂著蔚藍而略帶灰色的天空。終於，視界(horizons)變成為他理論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似乎它們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戰。

『肆』 什麼是國家權力要素

1、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是憲法學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對這一理論的認識，直接決定著現實憲法的走向和性質。因此，深入研究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在我國憲法學中，國體和政體雖然亦被列為重要范疇，但對它們的認識基本上被傳統的、概念化的思維定勢所支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領域已成為一個學術禁區，因而對這一理論的認識極其膚淺，甚至以謬誤充真理。這正是我國憲法學不發達、嚴重缺乏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正確認識國體和政體的關系，在我國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對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分析
關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我國學術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國體，就是指國家的階級本質，即一定階級的政治統治；所謂政體，就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兩者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國體對政體有決定性的作用，政體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認識一個國家，關鍵是要認清其階級本質，至於其政權形式是次要的，無關大局的。許多教科書都以此為定論。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憲法學》中寫道：「所謂國家制度，即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確立有關國家本質和國家形式方面的制度。國家本質，即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國家形式主要是統治階級所採取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形式。在國家制度中，國家的階級本質（政權的階段屬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直接決定著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的形式，決定著國家發展的總方向。因此，國家的本質是國家制度的核心。」（註：《憲法學》，第115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又寫道：「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階級本質是密切關系的。它們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政權組織形式從屬於國家階級本質，決定著政權組織形式。所謂政權組織形式從屬並且反映國家階級本質，決不是說政權組織形式對它們從屬和反映的國家只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因素，恰恰相反，它對一定階級本質的國家起著反作用，它可以促進或者阻礙它所從屬和反映的國家的發展。」（註：同上書，第160頁。）
這種重視國家階級本質而輕視政權形式的理論並不是中國學者的發明，而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列寧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重繁雜，但本質是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
後來，斯大林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蘇維埃一般是最適宜的群眾組織形式，但是我們不應當強調機關的形式，而應當指出階級內容，應當力求使群眾也能區別形式和內容。」（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9頁。）
上述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見下述），但其錯誤和缺陷是十分明顯的。
傳統理論認為，政權組織形式必然反映國家的階級本質，國體決定政體的集中體現「是指有什麼樣的階級本質的國家，就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註：《憲法學》，第16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就是說，階段本質與政權組織形式之間有著必然的、固定的對應關系。這種觀念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古代希臘，各個城邦國家所採用的政權不都是相同的，被馬克思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亞里士多德就曾研究過158個城邦憲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政體理論。在那時，雖然同樣是奴隸主統治，但卻已經有了共和政體。在雅典，由於它是直接從氏族內部的分化中發展起來，與氏族社會後期的軍事民主制傳統有著密切聯系，又由於位於希臘南部沿海，商業貿易發展較快，形成了工商業市民階層，這一階層對上層貴族實行的阻礙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極為不滿，聯合下層平民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斗爭。於是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城邦就出現了共和政體。它的內容包括國家機關的組成、政權活動原則及公民的權利義務等等。另外，公元前四至三世紀出現了羅馬共和國。在封建制國家中，出現過中世紀歐洲城市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等典型的共和政體。在西方奴隸制共和政體中，還有貴族共和與民主共和之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除共和政體外，也有君主立憲政體。君主立憲政體還有二元君立憲制與議會君主立憲制之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雖然根本上都是君主政體，但不同時期的君主政體也有很大不同。由一相制到多相制，又由多相制發展到無相制。
為什麼傳統理論與歷史事實之間有如此大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傳統理論劃分國體的標准不科學。用階級本質劃分國家性質、劃分國體，必須解釋不了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政體存在。在現代，用抽象的階級性質論劃分國體，要是缺乏實際意義，而且很可能弊端叢生，它往往會被人利用，或當作標簽，或當作炮彈，或當作遮蓋布。
在西方憲法學中，只存在「政體」之說，不存在「國體」之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堅持國體論的話，那麼，在現代其劃分的標准應當是民主還是專制，只有這樣劃分才有實際意義。民主決不僅僅屬於政權形式的范疇，根本上是國家制度的內容。
如果以民主和專制來劃分國家的性質，那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應當予以重新認識。
如果從立法者的動機和價值目標的選擇分析，政體受到國體的支配。就是說，立法者最終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還是專制的國家，就必然要選擇與其動機和價值目標相適應的政體。現實政治生活中各個國家之所以選擇這樣或那樣的政體，根本上都是為了達到立法者的最終目標。譬如，立法者心目中（不是心頭上）要建立專制制度，就必然要選擇個人集權的政體。從這一意義上說，傳統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從現實制度分析，那就必然是政體決定國體，政體的意義決不是僅僅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所謂現實制度中政體決定國體，是指一個實際中的國家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根本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實行何種政體。換言之，政體是評判一個國家性質的標准。我們決不應該相信這樣的說教，一個國家的性質決定於國體的規定。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在現實憲法規范中，真正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政體而不是國體，這是因為：
第一，憲法本身就是意味著民主。為什麼會產生憲法？憲法的作用是什麼？憲法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維護民主。資產階級是憲法的倡導者；資產階級憲法是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正確的論述：「世界歷史上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1952年版。）憲法與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憲法應當體現民主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不規定也清楚。如果民主是一種國體，那麼這種國體無須單獨表達，它自然地寓於政體之中。正因為如此，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憲法中是沒有關於「國體」的專門條文的。如果生硬地對國體予以專門規定，不僅多此一舉，而且可能使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第二，現代憲法的原意（或是本意）即為代議政體。現代憲法源於歐洲。「英國從中世紀以後，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得到議會同意不得征稅和立法的原則，英國人把這種代議制度稱為本國特有的'Constitution'，後來這種代議制度普及於歐美許多國家，人們就把規定代議制度的法律稱為'Constitution'，也就是『憲法』，意思是確認立憲政體的法律。」（註：《憲法學》，第2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國體的規定是抽象的、原則的，政體的規定才是具體的、現實的。抽象的原則的規定是不需要成本的，任何美麗的、動聽的詞句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任人使用。在現代，決沒有哪部憲法以專制相標榜。中國歷史上的《袁記憲法》、國民黨憲法都是以民主相標榜。但是，抽象的、原則的規定不能真正地反映憲法的實質和國家的性質，而具體的、實際的政體規定才是標志其要害和實質的內容所在。所以，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要害是用抽象的國體性質掩蓋具體的政體作用，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
為了進一步說明政體的決定價值，有必要對政體的定義和內涵予以重新審視。我們認為，將政體定義為「政權的組織形式」過於簡單、膚淺，缺乏科學性。首先，政體僅僅是政權的組織形式，似乎政權性質一定，那麼組織形式就不那麼重要了，於是就很容易將國體與政體的關系視同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其次，這種定義將政體限定在機械的靜態的范圍之內，缺乏動態的內涵。從世界各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來分析，政體的核心是規定國家權力的運作程序。所以，我們認為政體可以作如下定義：
政體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及其運作程序。這一定義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它主要是明確國家權力是如何設置的，行使這些權力的機構是什麼，各個機構行使什麼樣的權力等等；二是各個權力行使機構的相關關系，國家權力運作的動態過程等。
如果這種定義合理（或基本合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理論之所以有嚴重的缺陷和錯誤，它在理論上的失誤是將程序視為被動的形式，忽視了權力運作程序的真正作用和價值。這種現象是與我國學術界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傳統相吻合的。長期以來，我們往往視實體為內容，程序為形式。這種傳統與現代法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現代法治的主要標志之一便是重程序。沒有程序就沒有法制，更沒有法治。所以我國有許多學者指出，視程序為實體法之保障，這是把程序作為「工具」，理所當然應予破除。而且，視程序具有獨立的價值也還不夠，應當認識到程序具有優先的價值。甚至有學者指出，21世紀是程序法的時代。程序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是程序與選擇緊密聯系，不同的程序會有不同的選擇。「程序，從法律學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為按照一定順序、方式和步驟來作出法律決定的過程」（註：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N·盧曼把法律程序作為一種行為系統來看待，程序即意味著選擇。他說：「所謂程序，就是為了法律性決定的選擇而預備的相互行為系統。」（註：N·盧曼《法社會學》，日譯本，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158頁。）
同樣，在國體和政體的關系中，從現實政治生活的角度來分析，不是國體優先於政體，而是政體優先於國體，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不同的政體必然會「選擇」（即產生）出不同的國體。作為政體的權力運作程序，選擇的實質是什麼呢？回答是：國家權力體現著多數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多數人手中，還是權力體現著少數人甚至個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人手中。這是國家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選擇。正如列寧所說：「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14頁。）
總之，傳統的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的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劃分國家性質的標準是不科學的。在現代更缺乏現實意義；它用抽象的國體論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其在理論上的先誤是輕視法律程序的價值作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
二、現代民主政體的標志
如果把國家性質劃分為民主和專制兩類，那麼，政體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兩類，即分權政體和集權政體。換言之，實行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民主制國家；實行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專制國家。
較為完整的分權學說和分權實踐是在近代才出現的。但是應當看到，分權是人類社會管理的經驗總結，是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科學和真理。在西方，分權學說源遠流長，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發現權力分立是自由和優良政體的重大秘密。對於中國人來說，真正的分權學說，雖然是外來的洋貨，但是在實踐中也不是一點萌芽都沒有。中國封建社會是專制社會，實行的是君主集權政體。君主握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但是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實踐中也逐步認識到，將權力完全集中於君主一人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開始了「分權」的嘗試。在唐朝，皇帝的制敕權受到嚴格的制約。按唐制，中書省掌制令，門下省掌審議。制敕是由中書省負責的，皇帝不能徑自製敕。中書省負責草擬制敕的是中書舍人。中書舍人常按照宰相交給的「詞頭」（即皇帝的詔書要點）草擬制敕。值得注意的是中書舍人若認為「詞頭」不妥，可以封還，要求另發「詞頭」。中書省草擬制敕以後，交門下省審議。門下省如果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沒有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皇帝是不能發布合法詔敕的。所以當武則天違背這一立法監督制度時，宰相劉yī＠①之竟然可以批評曰：「不經鳳閣鸞台（按即中書門下），何名為敕？」（註：《舊唐書·劉之傳》）另外，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在制敕程序中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制，凡屬皇帝制敕均需在政事堂會議上討論通過，宰相副署並蓋上「中書門下之印」，方可頒發生效。未經這番程序，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都被認為是違反「故事」和制度的，下屬機關可以不予承認。從這一意義上說，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是監督制敕的最高機構。所以，唐代有的皇帝違反上述立法制度，只得用「斜封墨敕」，即將其發詔敕的封袋改為斜封，所書「敕」字不敢用朱筆而是用墨筆。這雖然也能表示該項命令未經政事堂議決通過和沒有「中書門下之印」，也請承認執行，但這畢竟不是堂而皇之和光明正大的合法行為。唐朝的這些規定和制度雖然不是真正的「分權」，但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已不能隨心所欲的發布制敕法律，立法權事實上已被多個機關行使。唐朝統治者之所以實行這種制度，其原因就是總結了歷代的立法經驗；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法律體現「公意」。李世民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註：《貞觀政要·公平》。）所以，唐初的開明政治與其科學的制度建議是分不開的。
人類社會自從分離出政府以來，政府和公民（人民）之間就處於矛盾之中。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一是如何有效地制約政府的管理權力，二是如何有效地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大准則是確保公民的「政治自由」或曰「主權在民」，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政制便是以分權學說為基礎的政制。
上述結論已為世紀近現代中所證實。
那麼，這種最好的政制的內容和精髓是什麼呢？英國學者M·J·C維爾在《憲政與分權》一書中對此做了很精闢的闡述。
分權學說的第一個要素是主張將政府機構分為三個范疇，即立法機關、執行機關和司法機關。這種機構劃分既是「部分地反映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需要，也部分地反映了這樣一種要求，即不同的價值應體現在不同機構的程序中，體現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門中。」分權學說的這一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西方立憲主義全部格局的核心」，是與極權主義的分水嶺。「將權威分散於不同的決策中心，這是與極權主義和絕對主義相對立的。」「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被視為只是黨派機構的延伸，並從屬於黨派機構。必須不斷努力防止國家機器的任何組成部分發展其自己的利益，防止它在作出決定時產生一定程序的自主……極權主義國家的『理想』就是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政府機構。」（註：M·J·C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出版，第14-15頁。）
分權學說的第二個要素是認為政府有三種具體的「職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它認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所有政府管理「都需要履行三種必不可少的職能，而無論這些職能是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來完成，也不論這些職能是否分割給政府的兩個或更多的機構。」這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的真理或規律」。（註：同上書，第15頁。）應當區分政府的職能和政府的任務，政府的職能最基本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政府的任務就非常之多，如保持和平，修建道路，提供國防、控制貨幣等等。
分權學說的第三個要素是「人員分離」。它要求「政府的三個部門應多由相當分離和不同的人群組成，而且成員身份沒有重疊。」光有機構和職能的分離還不夠，「如果要保證自由，這些職能還必須分別握於不同的手中。」如果這樣來構建政府，「那麼政府的每個部門都將成為對其他部門行使專斷權力的制約，以及，因為只限於行使其自身的職能，政府各部門便無法對其他部門行使不當的控制或影響。因此，對政府行使管理人民的權力就有一種制約，因為一個部門要想行使程度不當的權力，這種企圖就必定會失敗。」（註：同上書，第16-17頁。）這一要素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引進「制衡」思想，即給予每個部門一種權力，可以對其它部門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在實踐中就是授權一個部門在其他部門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如給予行政部門對立法進行否決的權力，給予立法部門以彈劾權等等。
按照上述要素來構建政府，「每個部門將對其他部門都是一個制約，沒有任何一群人將能夠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註：同上書，第12-13頁。）這樣，便能確保政治自由，排除專斷權力。這便是分權學說的精髓。
三、應當重視完善我國現行政體
如前所述，我國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重國體、輕政體的傳統，在理論上很不注重對政體的研究，在實踐中很不重視對政體的完善。這種傳統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國家的建立是極其不適應的。依筆者之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根本上是建立起符合現代民主要求的優良政體。所以，重視完善我國的現行政體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在這里，有兩個思想理論問題首先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
一是理想民主與現實民主，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的關系。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儀式上，毛澤東同志向全世界庄嚴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無疑是響徹雲宵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宣告。同時在《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也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這些宣告和規定使許多人錯誤地堅信：中國人民自然站起來了，權力自然屬於人民了，民主自然形成了。其實，這種認識帶著濃厚的理想色彩。庄嚴的宣告、紙上憲法的規定、國體的確立，這是理念的表述。理念的表述並不等於現實的建立。正如列寧所說，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是不能等同的。我們在理念上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但人民不可能自發地去當家作主，必須有現實的制度提供現實的途徑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現實的制度和現實的途徑，很多便是來自於政體。梁啟超曾說過，變更國體是革命之任務，或陰謀家之事；變更政體是政治家之任務，是法學家之任務。所以，國體一旦確立，決不能就此滿足，而要把目標定在政體的完善。這樣才能使理念中的民主變為現實中的民主。
二是正確認識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識和政體實踐。研究政體必然要涉及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但是長期以來這事實上已成為一個思想禁區。其實，我們對資產階級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大可不必那麼害怕，應該很從容地對待它。我們應該確立這樣一種認識，社會管理也是一門科學，這門科學的成果便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固然會受到各種群體利益的影響和支配，但其中必然包含著許多反映社會管理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和真理。所以，我們不能把政治文化狹義地理解為階級斗爭之學，而應當主要理解為一門科學。西方資產階級奉行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制度根本上是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而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去分享。人類文明本身也是面向世界的，它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只要你願意，它就會無嘗地向你提供服務。如果你頑固地鄙夷它、排斥它、拒絕它，它不僅不會感謝你，而且會嘲笑你。
我國現在實行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幾十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反映民意，人民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行使政治權利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到我國現有的政體離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許多方面有待於健全和完善。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戰爭環境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長期以來，我們黨歷來重視核心的作用，強調核心的作用。這種傳統在特殊條件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導致產生許多弊端，其突出表現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這正是我國政治生活中許多不正常現象的重要根源。對於這點，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權力過分集中是我國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註：《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第288-289頁。）
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也突出表現在我國的政體之中。
我國的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它既行使立法權，又產生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並且對它們進行監督。但是，誰對人大進行監督呢？如果人大行使權力不當，如何加以糾正呢？一個不受監督的機構是容易滋生腐敗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分析歐美國家的三權分立時指出，歐美的議會既行使立法權，又行使監督權，因而往往導致議會專制。所以，他極力主張將監察權獨立出來，交給另一個單獨的機構去行使。
從法理學上來說，政府（廣義的）權力源於人民，是由人民讓予的。人民讓予的權力是為了有效地行使主權。那麼，人民將自己的權力讓予一個機構安全呢，還是讓予幾個機構安全呢？正確的選擇當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因為讓予一個機構，如果這個機構不聽人民指揮，人民往往無能為力，吞下苦果；如果讓予幾個機構，讓它們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人民的主權必定會安全得多。
所以，我國現行政體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權力制約。我們歷來只強調分工。分工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分工與權力制約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雖然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和相應的機構，但它們之間是不平等的。人大高高在上，人大與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之間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這種單向的服從監督關系當然不可能形成制衡，也不可能避免一群人甚至一個人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所以，建立權力制約的體制，是完善我國政體的著眼點，唯其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才有真正的制度保障。
2、現代國際法的主體,除了國家以外,還包括類似國家的政治實體和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

『伍』 盧曼的生平介紹

尼克拉斯· 盧曼於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國的呂訥堡，成為一個啤酒廠主的兒子。他的母親帶有瑞士血統，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家庭使得他們遠離開政治。1944年，年僅17歲的尼克拉斯·盧曼不得已從軍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軍所俘，這段戰虜的經歷使他決心後來（1946-1949）在弗賴堡致力於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為一位著名的社會學教授並沒有捷逕可走。戰後德國的物資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學習並返回到呂訥堡。最初在呂訥堡行政法院（1954），然後在漢諾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從事著公共行政法律事務方面的實際工作，然而，卻並沒有放棄個人學術上的興趣。在那時，雖然他的觀點已經直接針對著法律和哲學的理論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這一時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並於不久之後就擁有了一個誕生了三個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日益清晰地顯示：他在學校所學課程以及他的興趣不適合於一種常規性的行政職業，並且他不願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個黨派而放棄自身的獨立性。盡管他喜愛他的工作，但這種工作日漸變成例行。由於意識到他職業發展中的困難，尼克拉斯·盧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機會到哈佛大學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師從塔爾科特·帕森斯，並為將來的一個出版物收集資料。
當他返回德國後不久，使其可以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又不放棄作為州政府官員身份的另一個機會向尼克拉斯·盧曼敞開。他設法轉到斯派爾（Speyer）公共行政學院的一個研究所（1962-1965）。在那裡，他享有工作上的極大獨立性並能順從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斯派爾，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1964）。盧曼作為社會學家的生涯開始於1966年，當時他已經39歲。在那時期，赫爾蒙特·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參與一所新的「改革大學」的創建，其校址最終選在比勒菲爾德。他確定盧曼於1965年到多特蒙德與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盧曼通過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學的教職，在那裡盧曼追隨赫爾蒙特·謝爾斯基和迪特爾·克萊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盧曼發表了題為「社會學啟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職演說，提出了一項深受啟蒙時代啟迪同時滿懷遠大社會學抱負的社會學研究計劃。1968年起，尼克拉斯·盧曼在新建的比勒菲爾德改革大學成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並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盧曼與世長辭。

『陸』 德國哲學家尼克拉斯·盧曼的作品

《社會的科學》
《社會的經濟》
《社會的藝術》
《社會的法律》
《社會的政治》
《社會的宗教》
《社會的教育系統》
《社會的道德》以及《大眾傳媒的真相》

『柒』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捌』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的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來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源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韋伯，德國人，法學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