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社會作用案例
Ⅰ 結合案例分析依法治國的社會效果和意義
（抄1）依法治國是共產黨襲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4）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
（5） 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
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有力保障。社會主義法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已當然地包含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之中，並且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法治在作用上是相輔相承的。
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推進器。首先，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制度模式。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針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這就必然要突破我國人治模式下的諸多制度，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制度。其次，依法治國創造的民主和秩序必將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生產力的發展。
Ⅱ 法律規則對法理學研究與實務意義較大的分類有四種，分別是什麼再請分別舉幾個…這樣規則的例子
記得以前導師講過的，分享一下~
（一）授權性規則、義務性規則和權義復合性規則
1.授權性規則：指示人們可以作為、不作為或要求別人作為、不作為的規則。一般有「可以」、「有權利」等用語。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2.義務性規則：直接要求人們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則。一般有「應當」、「必須」、「不得」、「禁止」等用語。如「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應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事實提供證據」。
3.權義復合性規則：兼具授予權利、設定義務兩種性質的法律規則。如憲法規定某機關有權「監督憲法實施」，如果該機關不去監督，則構成不作為違法。監督既是權也是義。
（二）規范性規則和標准性規則
1.規范性規則：內容明確、肯定和具體，可直接適用的規則。如「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
2.標准性規則：法律規則的部分內容或全部內容（事實狀態、權利、義務、後果等）具有一定的伸縮性，須經解釋方可適用且可適當裁量的規則。如「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里的「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都要經過解釋才能適用。
（三）調整性規則和構成性規則
1.調整性規則：對已有行為方式進行調整的規則。法律規則大多數是調整性規則，如調整各種權利義務關系。
2.構成性規則：組啥人們按規則規定的行為去活動的規則。如設定某一機構的規則，等等。
（四）強行性規則和指導性規則
1.強行性規則：要求行為主體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則。大多數義務性規則屬於強行性規則。
2.指導性規則：行為人可自己決定是否按規則指定的行為辦事，只具有指導意義而不具有強行性的規則。如「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法。
Ⅲ 結合身邊的例子說說法律對我們而言有什麼好處
在公共生活中，由於個人的行為會影響他人的生活，因此約束個人行為的公共生活規則很多。其中，法律是最權威的規則，它既有國家強制性，又有普遍約束力；它不僅確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共生活准則，引導人們自覺守法，自覺維護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通過制裁破壞公共秩序的違法行為，強制人們遵守社會公共生活准則。只有政府、社會和公民都具有明確的公共生活規范意識，並自覺地遵守公共生活准則，才能建立起和諧的現代生活方式。
根據法律的規范作用的指向和側重，可以將公共生活中法律規范的作用分為指引作用、預測作用、評價作用、強製作用和教育作用。
（一）指引作用
法律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夠為人們提供一種既定的行為模式，從而引導人們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作用。指引作用是法律最首要的作用。法律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制裁違法行為，而是在於引導人們正確的行為，合法地參與社會生活。法律的指引作用主要是通過授權性規范、禁止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三種規范形式實現的。與之相應的指引形式分別為授權性指引、禁止性指引和義務性指引。
授權性指引是指運用授權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可以做什麼或者有權做什麼；禁止性指引是指運用禁止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不得做什麼；義務性指引是指運用義務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應當或者必須做什麼。
（二）預測作用
法律的預測作用是指法律通過其規定，告知人們某種行為所具有的、為法律所肯定或否定的性質以及它所導致的法律後果，使人們可以預先估計到自己行為的後果，以及他人行為的趨向與後果。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對特定行為的法律後果進行預測，從而自覺、自主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使之更加符合法律的規定。這樣就可以減少和化解一些矛盾和糾紛，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法律的預測作用有助於全社會確立正常的法律意識，自覺服從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同時，法律的預測作用對於法的適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評價作用
法律的評價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夠評價人們行為的法律意義的作用。法律的評價客體是人們的行為。這里所說的人們，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法律評價的標準是合法與不合法。對於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由於強調其「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等，所以其公職行為必須要有法律上的根據。對其行為的評價標准就是合法與不合法。他們的公職行為只有合法，才能獲得法律的保護，否則就是非法，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於社會民眾來說，法律對其要求是不能違反法律，只要違反了法律規定，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受到法律制裁。行為評價標准有法律、道德、紀律等，它們是可以同時適用的。但應該注意的是，既不能用法律評價取代道德評價、紀律評價，也不能用道德評價、紀律評價代替法律評價。
（四）強製作用
法律的強製作用是指法律能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違法和犯罪，保障自己得以實施的作用。法律的強製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障。沒有強製作用，法律的指引作用就會降低，預測作用就會被懷疑，評價作用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教育作用的效力也會受到嚴重影響。法律強制的主體是國家、社會成員與社會組織。國家是強制的主動主體，作為被強制對象的社會成員或社會組織則是被動主體。法律的強制手段是國家強制力，包括警察、法庭，監獄等。法律強制的目的在於實現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即實施法律，確保法律的應有權威，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正義。從強製作用的角度看，法律對於義務者來說是一種強制約束，對於權利者來說則是一種強制保障。
（五）教育作用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通過其規定和實施而影響人們思想，培養和提高人們法律意識，引導人們依法行為的作用。法律的教育作用的實現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法律作出規定，通過人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學習，發揮教育作用；二是法律通過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使違法犯罪者和一般社會成員受到教育；三是法律通過對各種先進人物、模範行為的嘉獎與鼓勵，為人們樹立良好的法律上的行為楷模。法律的指引作用、預測作用、評價作用、強製作用都有一定的教育意義。法律的教育作用普遍存在於法律作用中，可以通過多個方面和多種形式得以實現和體現。法律的教育作用有利於使法律獲得人們的內心認同，進而自覺遵守。
Ⅳ 根據社會生活，結合案例，寫一篇道德和法律在生活中作用的1000字的論文。
你就寫那個德國國王和磨坊主的故事吧，他們的道德是怎麼保障法律的權威，奠定了後來的德意志法律的神聖，再介紹當今的拆遷事件，很對比的。那個故事上網搜一下，很多的
Ⅳ 法律對社會秩序有哪些消極作用和有哪些例子
法律分為良法和惡法，良法即符合社會發展情況，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法律：而惡法即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形態，違反歷史發展規律的法律。
惡法對社會秩序顯然起著消極作用，應為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會對生產力起到阻礙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法學上的具體體現。
現實的例子很多：比如說流氓罪在我國早已在刑法中刪除，但是我國最後一個因流氓罪入獄的罪犯仍然在服刑，這顯然影響了法律的公正性。再如嚴酷的死刑制度，對保護人權產生的消極影響，又如對酒後駕駛的處罰力度太輕，起不到法律的公民的警示作用等等。
我國正在一步步完善法律體系，那些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法律將慢慢被改進或刪去。
Ⅵ 舉一個例子 說明法律的指引作用
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泛指法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理解法的作用必須首先注意：法的作用與法的本質及目的是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的。
唯物史觀認為：第一，法的作用體現在法與社會的交互影響中，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法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其產生、存在與發展變化都是由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的。法在由社會所決定的同時，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一定意義上就體現在法能夠促進或延緩社會的發展。第二，法的作用直接表現為國家權力的行使。無論是制定法還是習慣法、判例法，都是與國家權力相聯系的。法律之所以能夠調節人的行為，起到規范社會關系的作用，就在於它是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與官方權威相聯系的。這是法與其他社會規范相區別的重要標志。同時，現代法律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擴大，也是國家權力進一步擴大和加強的結果。所以，法律的作用與國家的地位和作用互為表裡。第三，法的作用本質上是社會自身力量的體現。法能否對社會發生作用，法對社會作用的程度，法對社會所發生作用的效果，不是法律自身能夠決定的。
法的作用可以分為規范作用與社會作用。這是根據法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形式和內容，對法的作用的分類。從法是一種社會規范看，法具有規范作用，規范作用是法作用於社會的特殊形式；從法的本質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會作用，社會作用是法規制和調整社會關系的目的。這種對法的作用的劃分使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相區別，突出了法律調整的特點；同時，又明確了各個時期法律目的的差異。
法的規范作用可以分為指引、評價、教育、預測和強制五種。法的這五種規范作用是法律必備的，任何社會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於法律的性質和價值的不同，法的規范作用的實現程度是會有所不同的。
指引作用是指法對本人的行為具有引導作用。在這里，行為的主體是每個人自己。對人的行為的指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個別性指引，即通過一個具體的指示形成對具體的人的具體情況的指引；一種是規范性指引，是通過一般的規則對同類的人或行為的指引。個別指引盡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維護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而言，規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義。從立法技術上看，法律對人的行為的指引通常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確定的指引，即通過設置法律義務，要求人們作出或抑制一定行為，使社會成員明確自己必須從事或不得從事的行為界限。一種是不確定的指引，又稱選擇的指引，是指通過宣告法律權利，給人們一定的選擇范圍。
評價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標准，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合法與否的評判作用。這里，行為的對象是他人。在現代社會，法律已經成為評價人的行為的基本標准。
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的實施使法律對一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作用又具體表現為示警作用和示範作用。法的教育作為對於提高公民法律意識，促使公民自覺遵守法律具有重要作用。
預測作用是指憑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預先估計到人們相互之間會如何行為。法的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包括公民之間、社會組織之間、國家、企事業單位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行為的預測。社會是由人們的交往行為構成的，社會規范的存在就意味著行為預期的存在。而行為的預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社會能夠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
強製作用是指法可以通過制裁違法犯罪行為來強制人們遵守法律。這里，強製作用的對象是違反者的行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讓人們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規定能夠轉化為社會現實。在此，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離開了強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權威；而加強法律的強制性，則有助於提高法律的權威。
法的社會作用是從法的本質和目的這一角度出發確定法的作用，如果說法的規范作用取決於法的特徵，那麼，法的社會作用就是由法的內容、目的決定的。法的社會作用主要涉及了三個領域和兩個方向。三個領域即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領域；兩個方面即政治職能（通常說的階級統治的職能）和社會職能（執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 當然，盡管法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不是萬能的，原因在於：
（1）法律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因此，法律不可能超出社會發展需要「創造」或改變社會；（2）法律是社會規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會規范以及社會條件和環境的制約；
（3）法律規制和調整社會關系的范圍和深度是有限的，有些社會關系（如人們的情感關系，友誼關系）不適宜由法律來調整，法律就不應涉足其間；
（4）法律自身條件的制約，如語言表達力的局限。在實踐活動中，法律必須結合自身特點發揮作用。
Ⅶ 結合身邊或社會生活中的實例談談你對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
在公共生活中，由於個人的行為會影響他人的生活，因此約束個人行為的公共生活規則很多。其中，法律是最權威的規則，它既有國家強制性，又有普遍約束力；它不僅確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共生活准則，引導人們自覺守法，自覺維護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通過制裁破壞公共秩序的違法行為，強制人們遵守社會公共生活准則。只有政府、社會和公民都具有明確的公共生活規范意識，並自覺地遵守公共生活准則，才能建立起和諧的現代生活方式。
根據法律的規范作用的指向和側重，可以將公共生活中法律規范的作用分為指引作用、預測作用、評價作用、強製作用和教育作用。
（一）指引作用
法律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夠為人們提供一種既定的行為模式，從而引導人們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作用。指引作用是法律最首要的作用。法律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制裁違法行為，而是在於引導人們正確的行為，合法地參與社會生活。法律的指引作用主要是通過授權性規范、禁止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三種規范形式實現的。與之相應的指引形式分別為授權性指引、禁止性指引和義務性指引。
授權性指引是指運用授權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可以做什麼或者有權做什麼；禁止性指引是指運用禁止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不得做什麼；義務性指引是指運用義務性法律規范，告訴人們應當或者必須做什麼。
（二）預測作用
法律的預測作用是指法律通過其規定，告知人們某種行為所具有的、為法律所肯定或否定的性質以及它所導致的法律後果，使人們可以預先估計到自己行為的後果，以及他人行為的趨向與後果。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對特定行為的法律後果進行預測，從而自覺、自主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使之更加符合法律的規定。這樣就可以減少和化解一些矛盾和糾紛，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法律的預測作用有助於全社會確立正常的法律意識，自覺服從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同時，法律的預測作用對於法的適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評價作用
法律的評價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夠評價人們行為的法律意義的作用。法律的評價客體是人們的行為。這里所說的人們，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法律評價的標準是合法與不合法。對於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由於強調其「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等，所以其公職行為必須要有法律上的根據。對其行為的評價標准就是合法與不合法。他們的公職行為只有合法，才能獲得法律的保護，否則就是非法，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於社會民眾來說，法律對其要求是不能違反法律，只要違反了法律規定，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受到法律制裁。行為評價標准有法律、道德、紀律等，它們是可以同時適用的。但應該注意的是，既不能用法律評價取代道德評價、紀律評價，也不能用道德評價、紀律評價代替法律評價。
（四）強製作用
法律的強製作用是指法律能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違法和犯罪，保障自己得以實施的作用。法律的強製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障。沒有強製作用，法律的指引作用就會降低，預測作用就會被懷疑，評價作用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教育作用的效力也會受到嚴重影響。法律強制的主體是國家、社會成員與社會組織。國家是強制的主動主體，作為被強制對象的社會成員或社會組織則是被動主體。法律的強制手段是國家強制力，包括警察、法庭，監獄等。法律強制的目的在於實現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即實施法律，確保法律的應有權威，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正義。從強製作用的角度看，法律對於義務者來說是一種強制約束，對於權利者來說則是一種強制保障。
（五）教育作用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通過其規定和實施而影響人們思想，培養和提高人們法律意識，引導人們依法行為的作用。法律的教育作用的實現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法律作出規定，通過人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學習，發揮教育作用；二是法律通過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使違法犯罪者和一般社會成員受到教育；三是法律通過對各種先進人物、模範行為的嘉獎與鼓勵，為人們樹立良好的法律上的行為楷模。法律的指引作用、預測作用、評價作用、強製作用都有一定的教育意義。法律的教育作用普遍存在於法律作用中，可以通過多個方面和多種形式得以實現和體現。法律的教育作用有利於使法律獲得人們的內心認同，進而自覺遵守。
Ⅷ 1.論述春秋時期公布成文法的例子及其歷史意義。
鄭國的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向全社會公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內布成文法的活動,史稱「鑄容刑書」。
晉國「鑄刑鼎」(趙鞅,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春秋時期較早指定成文法的國家是楚國。第一次在楚文王時期（前689——前677）年制定了《仆區法》。此後晉國、宋國也相繼制定了成文法。
以上成文法雖然制定於春秋早期，但是沒有公諸於眾。到春秋後期，成文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進一步增強，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尤以鄭、晉兩國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36年（鄭簡公三十年），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見：《左傳.昭公六年》）。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動及其論爭過程中，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勢力日漸壯大並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張揚，思想領域的斗爭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實踐，從而加速了體現「事斷於法」原則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義為特徵的奴隸製法律制度的歷史進程。其後隨著戰國時期變法派在各國的法制變革，舊的法律制度趨於全面瓦解、終結，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終確立。
Ⅸ 在對社會和個人的調節功能方面,道德和法律各有什麼作用 關於這個問題能不能舉兩個案例、最好有分析。謝謝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法律規范行為，道德規范內心和行為．舉幾個淺顯版點的例子：1,張三在權村子無惡不做，沒有政府管的時候，李四將張三處理了，法律就要追究李四責任，而道德可能就要贊揚張三；2，張三在村子欺負弱小，小偷小摸，法律管不著，道德就可以譴責，逼迫其改正，當張三行為惡劣到一定程度，法律就開始管了．3，搶劫他人財物，無論法律還是道德都管，但法律有強制性，道德也有，但是在精神方面的．4,法律的規范要有一定的程序，講究司法，講究證據，而道德就沒有了，如殺了人，需要審判才能對其進行制裁，但由於證據原因判了無罪了，法律就管不到了，而其內心，有道德在約束．5,張三有殺人念頭，法律管不著，但其開始著手，法律就開始管了，而道德在其有殺人念頭的時候就開始約束了．所以，在規范社會與個人的時候，要2者結合起來，就象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還要以德治為輔助． 舉了這么幾個小例子，希望對您的理解有幫助吧．
Ⅹ 道德規范有什麼社會作用
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中國古代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為我們今天採用德法並治之治國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行性的歷史考證。筆者試圖通過對禮與法關系之歷史考察，尋求道德與法律協調之合理內核，進而就當今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略陳解決之管見。
關 鍵 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 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
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 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
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
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會規范系統中道德與法律的結構趨於合理，以實現系統本身的功能優化。首先，通過立法確認某些道德標准為法律標准。我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確認交易活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在《教師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青少年權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職業道德、市民行為規范被賦予行規、民規的法律意義，等等，無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現。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為習慣法。法可分為國家法和民間法。國家法，即典型意義上的法，指一國立法機關通過一定的程序制定的，並由國家的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民間法指民眾在生產、生活過程中自行創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會關系網路內發揮作用的地方性規范。民間法一般不見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義上講，民間法是一定地區道德的泛化、規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強了其強制力並更經常地得到遵守的產物。至少，民間法與道德傳統、社區習俗有更強的依附力、親合力，並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難以區分。所以，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也能折射出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第三，通過監督保障機制保護文明道德行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為。總之，道德法律化是進行法制改革的基礎，是實現法治的橋梁。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
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
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