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曼的法社會學

①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