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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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作者：王利明

豆瓣評分：7.3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2-11

頁數：734

內容簡介：

本書密切結合我國合同立法和司法實踐，並在借鑒國外合同立法的先進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對合同的概念、特徵，分類，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內容與形式以及合同的效力做了較為全面和詳盡的研究。

本書作者認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應當由合同自由、誠實信用、合同正義、鼓勵交易四項構成；應當區分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以及合同的不成立與無效；合同法應當將違反誠信義務作為締約過失責任的理論基礎，並在法律上應當嚴格區分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侵權責任；對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應當區分效力待定、無效和可撤銷合同。作者對合同法在當代的發展以及合同法中的一些新的疑難問題，如涉他合同、電子合同、格式條款、效力待定合同的類型、合同漏洞的填補等都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貳』 在什麼脅迫情況下簽訂合同無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五十二條 合同無效的法定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2)王利明合同法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九十二條 合同終止後的義務

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第九十三條 合同約定解除

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條 合同的法定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

（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

（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條 解除權消滅

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期限屆滿當事人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經對方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第九十六條 解除權的行使

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解除合同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

第九十七條 解除的效力

合同解除後，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履行的，根據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要求恢復原狀、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叄』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條與物權法第106條之間的適用關系

閣下所提的問題說得細致了，完全可以做一篇很有水平的論文。
合同法第51條和物權法第106條在法律適用層面的關系，二者的關聯在於無權處分，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是無權處分場合合同效力問題，而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是無權處分場合物權變動的問題。盡管如此，二者也不是沒有關聯，其間的關聯發生在善意取得場合是否要求合同有效。對此學學者之間存在較大爭議。
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堅持認為善意取得場合應當具備合同有效這一要件，當時物權法草案（三審稿）第111條也曾經規定要求轉讓合同有效這一要件。
比如，物權法（草案）三審稿
第一百一十一條 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即時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一）在受讓時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
（二）以合理的價格有償轉讓；
（三）轉讓的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
（四）轉讓合同有效。
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失。
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
後來將這一要件刪去了，其中的一個理由即是，這一規定和合同法第51條相矛盾，將會製造碰撞式法律漏洞。
所以從維護合同法第51條的出發點來看，刪去這一要件是正確的。但是從法律優劣、比較法視野來看，這一立法並非無可挑剔。而問題的根源均源自合同法第51條。
韓世遠教授、王軼為代表的學者即倡導，可以採取物權法第15條的做法，區分合同效力和物權變動，合同效力本身不受無權處分的影響，除非存在法定無效、可撤銷的情形。但是這樣的做法勢必造成合同法第51條成為具文。
綜上所述，在不修改合同法第51條的背景下並且不修改對合同法第51條的解釋（合同效力待定而非物權合同效力待定）的情況下，將轉讓合同有效剔除出第106條是符合法學方法論的。也就是說不要求轉讓合同有效，物權法第106條的善意是指「對出讓人沒有處分權不知情」，對於是否需要區分不動產和動產採納不同的善意標准（吸收德國法的做法，對動產還需附加無重大過失的主觀要件），學者之間存在爭議，從物權法第106條文義來看，確實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崔建遠教授認為，對於動產、不動產適用統一的善意標準是指「不知情且無重大過失」。但是程嘯、朱廣新等認為應當區分動產不動產分別採取善意取得和公信力制度。
代表性著述可參考崔建遠著：物權法（第二版）；王利明、尹飛、程嘯著：中國物權法教程；王洪亮：登記公信力的相對化（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程嘯：動產善意取得和不動產公信力制度。

『肆』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

『伍』 王利明的著書立說 潛心治學

1984年，王利明留校任教，適逢我國醞釀、起草《民法通則》，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導師佟柔教授。王利明協助導師就《民法通則》中涉及的問題作了大量研究，開始形成了自己對民法體系及各項制度的看法和認識。1986年，他和郭明瑞教授等合作撰寫了《民法新論》，該書在法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民法研究生的必讀書目，直到今天許多頗有名氣的學者都坦言受益於此書良多。
歷史給了王利明這一代法學家拓荒的機遇，也給了這一代法學家拓荒的艱難。為進行學術上的探索，王利明住過沒有暖氣的小屋，寒冷的冬日，他背上披一條被子、腿上蓋一條被子筆耕不輟。那時他的女兒剛剛出生，為了孩子著想，他只好借住在校外。當時，王利明還擔任了兩個班的教學工作。每天早晨5點鍾起床，擠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趕往學校。就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以及著名的《民法新論》和《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的著述。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王利明先後獲首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等獎勵，2004年8月當選為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
物權法是王利明始終關注的領域。在長期對物權法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1998年他出版了《物權法論》。此後，王利明又對我國物權法起草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出版了《物權法研究》一書。
王利明很早就對合同法研究抱有濃厚興趣。他的專著《違約責任論》獲得了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此後又出版了專著《合同法研究》，被認為「逐步建立了先進。科學、符合中國國情的合同法體系和規則」。
王利明是我國最早研究侵權行為法的學者之一，他的《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為我國侵權法內容和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王利明非常關注人格權問題，他極力主張人格權法應與侵權行為法一樣作為民法中獨立的制度對待，力圖改變傳統民法歷來沿襲的重物輕人的狀況，構建新的民法體系。
民商法理論博大精深，20年來，王利明一直關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有關民法學的新問題，孜孜以求，勤奮不已。在通盤研究了民商法具體領域中諸多問題之後，他開始撰寫《民法總則研究》，該書榮獲2004年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
2002年起，《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文庫》陸續付梓，至今已出版六卷，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王利明認為，對於研究法律的學者，不僅要認識到法治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更要意識到自己在中國法治建設中所肩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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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民法書籍推薦

一、民法史與概述

1、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較法總論》（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羅爾夫·克尼佩爾：《法律與歷史——論德國民法典的形成與變遷》，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維亞克爾：《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聯書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國法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普通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總則

（一）教科書

1、王利明：《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2017年版

2、[德]哈里·韋斯特曼等：《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漢斯·布洛克斯：《德國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體系書

5、[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慶育：《民法總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軍：《民法總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專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東：《德國民法總則編典型判例 17 則評析》，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釋書

13、石宏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權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

1、[日]五十嵐清：《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4、謝遠揚：《個人信息的私法保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權法

（一）教科書

1、王利明、尹飛、程嘯：《中國物權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遠：《物權法（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榮：《新訂物權法》，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體系書

6、[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權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遠：《物權：規范與學說》（上、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專著

10、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權行為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嘯：《不動產登記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將出版）

13、尹飛：《物權法·用益物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遠：《土地上的權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聖平：《擔保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嘯：《擔保物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釋書

1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書

18、程嘯編著：《物權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債法總則

（一）教科書

1、張廣興：《債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債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羅歇爾德斯：《德國債法總論（第 7 版）》，中國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體系書

4、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榮：《新訂債權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書

1、崔建遠：《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體系書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上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中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8、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中、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釋義書

10、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書

11、程嘯編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權與損害賠償法

（一）教科書

1、程嘯：《侵權責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國侵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爾溫·多伊奇等：《德國侵權法（第 5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體系書

4、程嘯：《侵權責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軍、高聖平：《中國侵權責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澤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專著

7、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凱恩：《阿蒂亞論事故、賠償及法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凱恩：《侵權法解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聰智：《從侵權行為規則原理之變動論危險責任之構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釋義書

1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書

13、程嘯編著：《侵權責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論

（一）入門階段

1、[德]魯道夫·馮·耶林：《為權利而斗爭》，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級階段

4、[德]齊佩利烏斯：《法學方法論》，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學解釋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級階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 2005 年版

九、法經濟學著作

1、[德]漢斯-貝恩德·舍費爾等：《民法的經濟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維爾：《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蘭德斯、波斯納：《侵權法的經濟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維與案例分析

1、王澤鑒：《民法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侵權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捌』 王利明的襄助立法 學術報國

從某種程度上說，王利明的學術歷程，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商事立法歷程的一個縮影。王利明先後參與了《經濟合同法》。《合同法》。《專利法》、《產品質量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訂工作，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幾十部有重要價值的咨詢報告，提出了許多立法建議，受到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肯定。
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機關的專家顧問，王利明承擔了大量的司法解釋的論證，起草工作，以一個法學家的豐厚學識和高度責任心為一些重大疑難案件提供咨詢。每當這時，王利明總是放下案頭的工作，忙碌到深夜，反復斟酌推敲，就平生所學向決策者們提出自己的建議。他深知，「筆下有人命關天，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毀譽忠奸」。
1998年，王利明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2003年，又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王利明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起草小組成員，負責起草了《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侵權行為法草案建議稿》、《人格權法草案建議稿》，並主持完成了《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的條文和立法理由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利明曾經三次走上共和國的最高講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法制講座，直接面對共和國的最高決策者表達自己的見解。
1998年4月7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組建不久，李鵬委員長聽取全國人大財經委的匯報時，王利明的發言給委員長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8月31日，王利明又擔任主講人，向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了《物權法律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議。
2004年4月6日，王利明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企業破產法律制度》。兩個月之後，備受關注的企業破產法草案首次提交審議，這部歷經10年起草的重要法律正式進入了立法程序。
20天後，王利明又參加了胡錦濤總書記親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體學習，就《法制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談了自己的研究體會。

『玖』 合同法哪本書寫得好

司法考試選擇鍾秀勇的，主編《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師講義》等司考培訓教材
一般的學問選擇：王澤鑒、王利明、王軼都是著名的民法學家的書

『拾』 《合同法》對格式條款有什麼限制

《合同法》抄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並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陰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違反提請注意義務的，該格式條款不生效。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大格式條款。

下列情形的格式條款無效：

①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②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

③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