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經濟法

『壹』 唐宋元明清經濟總量

一千多年前中國華北的鋼鐵業年產就達一百二十五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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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來駁一駁樓上這句胡說八道的東西，胡說八道害死人的。

美日等國在上世紀2、30年代開始，對中國經濟起步表現出了及濃厚的興趣。一般都認為中國經濟起步於宋朝，現在各方已經對宋朝的每年鐵產量有了比較准確的估計。日本學者估計為5000~40000噸之間，美國學者更是高估到了75000~150000噸之間。但是現在國內研究者從宋朝長期持續鑄造鐵錢、製造鐵兵器和鐵成為生產膽銅的原料三個方面對鐵的需求增長以及製造鐵農具對鐵原料的消耗總量，進行新的估算，最後得出宋代最高年產鐵額應該是35000噸至70000噸之間。

北宋的鐵產量大約是唐朝的3倍左右，而到了南宋，鐵產量剛剛維持唐朝的水平。元朝仍未恢復到北宋的水平。

中國的鐵產量在明朝時期達到古代史最高峰，永樂年間為年產量9700萬斤，摺合近5萬噸，和北宋產量最高的年份相當。到了嘉靖年間，僅廣東一省的鐵產量就達到3100萬斤，佔全國的1/10。而北方山西、河北等的產鐵大省的產量歷來就高於廣東。

到了清朝，康熙下令關閉全國90%的鐵礦，並對餘下的徵收2/10的重稅。康熙時期全國鐵年產量大幅下降到4500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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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貨幣衡量的標准金屬：黃金和白銀。明朝查封大太監劉瑾時，抄出家產黃金250萬兩，白銀5千萬兩（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僅他一家就比整個北宋的年收入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而張居正一條鞭法收上來的400萬兩白銀，只是整個明朝經濟總量的鳳毛麟角。西方學者的《白銀資本》一書中說，1545~1800年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60000噸（12億兩），佔世界總產量的一半。再加上從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流入的，明末清初時期中國白銀擁有量是北宋無法比擬的。
明朝極盛期江南紡織業非常發達，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到了清朝乾隆時只剩下300張。紡織業的蓬勃發展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原動力，而清朝為了杜絕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抑制紡織業作坊是必然的。明朝末年私有制經濟的發展也是前面說的張居正為何只能收這么點白銀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看經濟發展的基礎---人口。北宋全國人口由初期的2200萬上升到末年的4500萬左右。而明朝永樂年間為5000~6000萬，到了崇禎時期經歷了連年的災害和農民起義，人口仍然高達1.9億。這和明朝時期農業科技的大幅發展以及積極引入西洋農作物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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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唐朝時期中國經濟尚未起步，經濟總量較低。北宋時期奠定了中國經濟起步的基礎，北宋的經濟比唐朝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南宋由於戰亂和地域萎縮的原因，經濟總量基本上又下降到唐朝的水平。元朝經濟止步不前。到了明朝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提高，海外貿易的大力發展以及私有制經濟體系的逐漸形成，使明朝的經濟總量比北宋連續翻翻，步入歷史新台階。而清朝統治者實行海禁、嚴厲消除私有制經濟等等原因，使清朝經濟總量比明朝有了慘不忍睹的下滑，甚至又回到了北宋的水平。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的巔峰。

『貳』 唐宋之際社會的變革以及經濟文化的高漲

隋朝結束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建丁統一的帝制國家。隋朝綜合漢魏官制創立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繼續和補充。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書省(隋稱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負責詔書起草，是決策機構；門下省職掌封駁，為審議機構；尚書省負責政策執行，屬行政機構；尚書省下設六部，即吏部、戶部(隋稱民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長官稱尚書。三省長官共議國政，同執宰相之職。尚書省最高長官因權力太

大，又因下有六部，唐初以後基本不設，只有副職代領此職，而且逐漸沒有實權。三省長官議政之所稱政事堂，唐太宗以後宰相的成員增多，不限於三省長官。一方面可以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大臣專權。三省制的門下省掌封駁，有對皇帝詔書審定、駁回的權力，這一點歷來為後人所贊許。

隋朝在地方實行州、縣兩級制，整頓魏晉以來地方行政機構的混亂局面。州設刺史，縣設縣令。縣以下還有鄉里組織。為加強中央集權，從隋文帝起，廢除了兩漢以來州縣長官自辟僚屬官的制度，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吏部任免。積極作用是減掉了不少冗員，節省了國家開支；消極作用是導致地方行政長官權力過輕，難有積極作為，遇有非常情況則不利應付。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如何使中央與地方權力達到均衡，，既保證統一又不失活力，始終是古代中國政治一大難題。此外，為控制地方，唐還劃分了十大監察區，稱為道；朝廷隨時派官員巡察地方政治。

另一項事關文化發展的新制，是科舉制的確立。科舉制大致制科和常科兩項，制科由皇帝臨時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員和平民子弟都可參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進士、明經等六科。其中進士一科要考經典、詩賦和時務策論，難度大、錄取宰低，中舉後前程又好，所以特別受士子重視，有所謂「縉紳(指官僚階層)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之說。科舉制度創始於隋而大興於唐，其最大的優越處是公平，讀書人都可以經由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階層，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決定於出身門第。因此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晚清。漢武帝立經學，兩漢培育出一個以經術起家的士流，隋唐則是用科舉培育了一個新的土流。科舉士流與經學士流在精神氣質上不盡相同，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對中國正統高層文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2．北方文化背景與唐朝開國

(1)尚武精神

開放的胸襟是唐代立國的基本氣象。唐代展開了比秦漢更大規模的開邊拓土，最強大時疆域東到朝鮮半島，西與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人今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唐朝所以有這樣強勁的軍事實力，完成這樣大的開拓，一句話，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傳統為背景。北朝以來實行府兵制，隋至唐初相沿不改。此制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沖府，但關中(今陝西、甘肅東部)地區最多，數量幾乎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要注意的是，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是自備的。《木蘭辭》中木蘭從軍前到各市場買駿馬長鞭的敘述，也是唐代府兵參軍准備的寫照。如果是普通的農民，這樣的情況是難以想像的。世代習慣農田耕作的農民，僅有農隙的短期訓練，無論如何都不會馬上成為馳騁沙場的能手。只有—種解釋，唐朝早期之所以採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對馬匹的熱愛又是初唐時代的普遍時尚，畫家喜歡畫馬，有杜甫詩歌為證；馬球及騎馬射獵在上層社會特別流行；政府對馬政特別注意，馬的品種是經過雜交改良的，而且價格便宜；在府兵集中的陝西、甘肅的適宜地帶，則有飼養近百萬馬匹的軍馬場。唐朝若沒有它從北朝帶來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慣戰的習性，其赫赫武功是不可想像的。

(2)開放的民族政策

不論是對邊地民族還是對異國之人，唐朝基本能以開放、包容的精神一視同仁。唐太宗曾頗為自許地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與其說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說他的北方文化傳統賦予他這樣一副心態。早就有學者指出唐朝皇室漢族血統不純，這倒不關緊要，重要的是其北朝關隴貴族胡漢共處的文化經歷，使他們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嚴夷夏之防」一類的狹隘族群觀念。唐對異族心態的開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漢對匈奴也曾有「和親」，但那是在國力不足時；能擊潰強大突厥的唐太宗肯把女兒嫁給與唐修好的松贊干布，絕非鄙視「夷狄」的人所能行。這樣的事情在唐太宗及其他皇帝還不止一次。心態開放決定著唐王朝在處理與邊地民族關繫上，採取寬松的方式。與秦漢時期不同，唐朝對邊地異族除那些侵擾邊境者，如強大一時的突厥汗國進行軍事打擊外，一般都採用「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政策。廣闊的境域內必然含有眾多的部族人群，「全部落、順土俗」的含義是讓這些部族自治。在邊疆地帶，王朝或設都督府，或立羈縻州縣，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長為首腦。而數量眾多的邊地貴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職，也是唐朝特有的現象。這不限於境內，來自日本和朝鮮的晁衡、崔致遠都可以在朝任職，可見唐朝氣魄之大、包容之廣。

唐王朝一視同仁的民族政策，導致了一種波瀾壯闊的歷史文化景觀：在東亞前所未有的以強大的唐朝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聯合，以及日益高漲的學習唐文化的運動。唐朝皇帝被推舉為眾多民族的「天可汗」，各部落族長可以在本族群區域內稱汗稱王，並得到唐朝的策封。邊地民族紛紛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體系，並熱情地學習著中原的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熱心地向他人學習，胡服、胡床、胡樂等等，在長安特別流行；著名的玄奘取經及其試圖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與唐人特有的對異域文明的熱愛有相當大的關系。當時在亞洲有兩大文明：一是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大帝國，另一個就是唐代文明。前者不久走向衰落，後者則更加持久地對亞洲及歐洲產生著影響。首都長安堪稱世界文化的融會場和集散地，這里可以看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員、文明、物產，也可以看到來自邊地、異國的留學生和遣唐使；其文化影響甚至遠及歐洲。

(3)崇佛教與重詩文

唐代是一個宗教文化的時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蘭教、摩尼教、景教、襖教等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它的信眾。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種以儒學治國(表現是以儒家經典選拔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並允許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與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關系。從總體上看，唐人對宗教抱的不是南朝時代「偏於理」，而是北朝的「偏於教」。早期的皇帝都熱衷於佛教，武則天奪取唐室最高權力據說是得到僧侶的幫助，她本人甚至編造佛教的授記，詭稱自己是彌勒佛轉世化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這樣的欺騙手段，不是偶得的靈感，而是來自她宗教的虔誠和迷信；這樣的手法能夠奏效，也正是普遍信仰佛教的結果。北朝式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唐代達到了極盛的局面。佛家的高僧們受著中國宗法的啟發，通過對佛教經典的詮釋，建立各種宗派。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凈土宗、禪宗紛紛成立。諸多宗派各呈異彩，分流並進，最終形成禪宗獨占天下的局面。禪宗能夠大興於世的文化機制，至今還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旨趣，與中國人尚簡明不喜歡煩瑣的思維傾向有關；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標舉的出世方式，「佛是世間法，不離世間黨」 及「劈柴擔水，無非是道」的修道主張，將出世與人世打成一片，與印度僧人到森林去躲避世俗的方式大相徑庭，而更合乎中國人的生活理念。真正發展了印度佛教的是禪宗，如果沒有唐代虔誠的宗教精神為背景，禪宗的出現當然是不可想像的。

北朝貴族對南朝文化的羨慕心態，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強勁的勢頭沿襲著。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編定《氏族志》，貌似打擊山東(即太行山以東地區)貴族，實則唐太宗此舉一如當年北魏孝文帝定姓氏，「說明他本人並沒有從根本上同門閥士族劃清界限」。講究譜牒本來就是南朝士族的風尚。武則天時代也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山東貴族，但胡如雷先生說得好：「武後集團與其說是出於政治考慮打擊士族，不如說是垂涎三尺，企羨與士族攀姻，達不到目的

後惱羞成怒，轉而大力壓制舊姓。」不論是太宗還是武後，貴為皇帝而「企羨」做一個高門或與高門攀親，典型反映出他們尚沒有擺脫孝文帝式的心理。詩歌、文章在唐代的大興，亦未嘗不是同樣的北朝心態起作用。唐太宗、唐玄宗都好舞文弄墨，唐太宗做秦王時開學士府，延攬十八學士，直接承續的是南朝諸王結交文士的風氣。公認的上官儀、沈儉期、宋之問等對唐詩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們都是宮廷詩人，聚集在一起吟風弄月是他們的常科。北周朝廷因為對南朝詩歌的酷愛扣留過詩人庾信，現在皇家不須這樣做了，大唐國里有的是才子，只消把他們攏聚在一起就可以盡情風雅了。連國家選拔政治人才的科舉考試，都加上考試詩賦內容，如果沒有王室北朝心態下對詩賦文學的狂熱，是不可想像的。選拔政治人才，吟詩作賦並非必要，但在皇帝心目中不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此，南朝文人留下的詩文傳統，就重新被振作起來，成為一代讀書人的大事，並終於繁榮成一個偉大的詩文時代。不僅是詩文，書法、繪畫、佛理等一切南朝土子的擅長之物，無一不被唐朝人接續並且賦予自己時代的精神氣質。

3．唐代邊疆政策對北宋的決定性影響

唐代的邊疆民族政策帶來的歷史結果，是北宋立國的艱難。強盛時，唐王朝作為東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帶動著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進步。一當中原政權在晚唐五代變得衰弱時，那些早就享有較高自治權力的邊地民族，則乘機內遷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北方的遼、西北的夏無不如此。兩漢時邊地民族的內遷是以部落的形態雜居，而北宋建國時，發育於唐代的北方異族政權已經在那裡等著與它較量。西晉邊地民族的舉事。是因為政府措置失當；北宋則另有難題，它必須面對歷史的結果，北宋開國規模前比不上漢唐，後也比不上明清，它的邊疆壓力卻十分沉重。為防禦北方政權的南下，它必須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隊，養兵開支的耗費前所未有。但養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時，對付北國兵馬，宋軍幾乎是屢戰屢敗。因為北宋建軍思想過分借鑒了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而陷入嚴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鎮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於它的邊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執迷不悟地信任雜胡出身的安祿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亂及隨後的藩鎮擁兵自重。這給北宋開國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對將領極端猜忌。北宋一建國，馬上「杯酒釋兵權」地解除戰將的指揮權。平時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打起仗來，將軍得照著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戰，沒有不失敗的道理。

忌諱武人，北宋王朝轉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續了隋唐科舉制度，並多加改進，使之日趨嚴密。每次開科取士的人數較盾代大大增加，考試及格馬上錄用，不及格者，則可以由皇帝「恩賜」進士出身。對士大夫的優禮，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祿優厚，在職及退職的官員都有厚祿；其次文臣到一定級別的都可以享有丁孫補官的特權，稱為「蔭子」之制，不僅「蔭」同姓子孫，也可以「蔭」異姓親戚。凡此種種，造成了一個待遇豐厚、養尊處優的龐大的官僚階層。外有並立的敵對政權，北宋不得不大量養兵；忌諱武將，又養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祿階層。兩者及其他奢侈浪費，造成北宋財政的極度困難。這又引發了改革的浪潮並激起士階層劇烈的黨派之爭。這一切，追溯其源，都與唐朝開放的邊疆政策有著直接的鏈條般的聯系。現實上，北宋不能不面對唐朝崩潰後的局面；觀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經驗教訓。兩方面都促成著——種情況，就是北宋立國艱難。大唐文明是開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則顯得內在而含蓄。有唐的開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內在，其間存在著必然的歷史因果。

二、唐宋間社會文化的變革

1、兩稅法實施的關鍵作用

唐初繼承北魏的均田制，並實施租庸調制。經過隋農民大起義及長時期的內戰，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政府將這些土地按規定分配給成年男女；受田農民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納租稅(租)及鄉土所產的絹、帛若干斤、尺(調)，並無償地為政府服役若干時日，不服役則折交相當的絹布(庸)。上述內容即租庸調制，其精神仍然是秦漢以來重小農的經濟制度的變種，沒有本質性的差異；其實施的條件是戰爭造成的大量荒地。小農經濟脆弱，天災人禍、征斂無度，都可以使之破產。這又為豪富人家的兼並製造了機會。小農的破產，即意味著國家財政來源的枯竭。到唐太宗開元的「盛唐」時期，土地兼並、農民逃亡已經十分嚴重。安史之亂更造成北方經濟的嚴重破壞，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採用楊炎的建議，頒布實行「兩稅法」，對賦役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兩稅法以夏、秋兩次征稅而得名，其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徵收賦稅。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征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同時還協調了中央與地方稅利分割關系。兩稅法的實行，使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壽終正寢。其中計畝征稅與把田畝列人資產項目及對商業的征稅等內容，沿襲的是南朝時的成法並作

了一些調整。

兩稅制的意義也絕不僅限於使唐王朝擺脫了經濟困境這一點，它標志著一種王朝治國觀念的變革，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影響至深。兩稅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種與傳統重農主義大不相同的國家觀念。兩稅法的核心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著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制的做法；也改變著將土地的佔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盡管它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著很大局限，但政府現在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的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一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制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一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並土地、經營產業，貧苦的社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一點自由。要知道，在按戶口人頭納稅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只有取消自己的戶頭和獨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裡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現在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稅，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系鬆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

皇帝)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的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鬆了綁(富人受惠當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高漲。

2．唐宋之際社會的變革及經濟文化的高漲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面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歷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只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冢族很多。有人說是武則天以科舉打擊舊關隴勢力所致，更不足以說明問題。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況且武則天大力打擊關東、關隴舊勢力別有內情呢?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徵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裡。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間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的城市遍布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3．社會經濟的高漲與文化現象的更新

社會經濟在唐宋間的高漲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樣的。北方因戰亂，社會經濟發展時斷時續。同樣與戰亂有關，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轉移。魏晉南北朝開發南方的歷史意義，至此展露出來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轉移並不意味著北方已經全面落後，北宋時期，北方的山東河南一帶農業手工業經濟並不落後，在宋代經濟全局中佔有重要位置。但總體上看，是北不如南；而這樣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長江中下游流域，「進入全面開發耕地的時期」，顯示著實行新稅法對農業開發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後水稻農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人們大興水利，促進著稻作農業向集約化方向擴展；曲轅犁也被廣泛使用於水田了；插秧技術得到推廣，早熟的品種被引進到那裡：這一切促使著稻米產量大幅度提高。「蘇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對減輕全社會生存壓力有重要意義，也是唐宋時期國脈所系。糧食產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開墾出來了，有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茶葉在唐代就成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內全社會的日常消費。在全國販運茶葉是有利可圖的事業。茶樹、桑樹、漆樹、竹子廣泛栽植。經濟作物的發展即手工業的發展，南方人以特有的靈秀(其實是生產經驗累積的結果)製造著漆器，編織著竹器，紡織著精美的絲織品。在過去是北方出絹帛，南方產麻布，現在南方也有精湛的製造技藝。陶瓷製造業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後逐漸南移，到宋代，景德鎮已經變為天下瓷都。而陶瓷製品也在唐宋之際成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鹽業、礦冶業，南方都有長足進展。

生產的高漲一定帶動商業貿易和都市文明的發展。唐宋兩代南北經濟交流十分活躍，陸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溝通著當時的關東與關中，東南與西北；長江龐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來就成為經濟交流的大動脈。由於聯系東、西亞的絲綢之路的中斷，商人們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貿易。在許多交通要道，集市貿易空前發展，大運河和長江沿岸及東南沿海大都市紛紛出現，十分繁榮。「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長安、洛陽、開封、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當時著名都會，而且揚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育而發達起來的，是富甲一方的經濟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濃厚的城市，經濟功能也越來越大。如長安，在一開始建設規劃是市區、作坊與居民區嚴格分開的，中唐以後，店鋪沿街鱗次而立的趨勢顯著加強；宋的都城開封，從《清明上河圖》上看去，簡直就是一個商業都會。城市建築格局發生了大的變化，城市中的經營者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即行會；貨幣在交換過程中比重增大，「僦櫃」和「飛錢」出現了，北宋紙幣「交子」也流通起來了。

城市不僅累積著財富，也薈萃著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新文藝的興起，最能觀察當時社會文化之一斑。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說話」從中唐以後就興旺起來，有了行會並在南宋進入「黃金時代」。記錄「說話」的文章叫「話本」，是後來白話小說之祖。戲劇的發達同樣令人矚目。一種被稱之為「宋雜劇」的戲劇在瓦舍勾欄中演出，並且已經商業化。以溫州為發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此外還有滑稽戲、傀儡戲、影戲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宋代伎藝商品化的……突出特點是，從京城到地方，從宮廷到民間，不論帝王、官僚還是士子、商賈，都可以出資僱用樂戶藝人，隨時演出。」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把藝術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如此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當然新的文藝表現著新興市井階層的思想意識，但在說話人的講古說今中，在戲劇搬演著歷史的故事時，民眾更接受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生活觀念。這不僅溝通著古今，也溝通著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對一般民眾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國家辦學來得還要普及和深入，它們促進著民智的開發。

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民力發展的時代，除上述的表現之外，是科技方面的發明。讓中國人自豪的四大發明，除造紙術外，火葯、指南針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際發明或廣泛應用的。指南針的再發現最能說明問題。據載戰國時中國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創造性的生產生活實踐激發科學技術的高漲這條規律，在指南針的應用上得到印證。對中國科學技術為什麼逐漸落後於西方這樣一個老問題，由此也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的社會生產在唐宋以後，沒有繼續更深更廣地拓展前進。有一項小發明的遭遇很能說明科技與生產需求的關系，宋代有一種「走馬燈」的游戲，透明的燈籠里點上蠟燭就可以自動旋轉。英國人瓦特受沸水頂起壺蓋的啟發，發明了蒸汽機，走馬燈的游戲實際利用的是熱氣的動力學原理。但是由於沒有英國那樣的產業革命做背景，在那時就只是把它當成游戲了。社會文化的日益高漲的需要，卻刺激了印刷術的革命性變化。民力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活字印刷術在北宋應運而生。它的發明者是—位製版工平民畢異。記載生產和科技進步的文獻多了起來。晚唐的文學家陸龜蒙的《耒耜經》記述了各種農具，其中就有曲轅犁。「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夢溪筆談》問世於北宋；《耒耜經》和《夢溪筆談》都成於文人雅士之手，農具和一般科技的進步，能引起他們的關注，可見其勢頭之大。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幾個高潮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另一個就是唐宋之際，每個時期都是生產開發的高漲期。

三、民族傳統復歸下士大夫的文化振作

安史之亂引起唐王朝的衰落，這個巨大的變局激起了—種華夏種族意識的覺醒運動。在當時，人們把安祿山、史思明的叛唐，視為夷狄對中華的禍亂，「夷夏」觀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時伴隨的是回紇(回鶻)人在中原的橫行，吐蕃人對唐的掠奪及在西北的長期盤踞，都使唐朝越發衰敗，種族意識越發高漲，以至演變為仇視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領導的暴動曾殺死揚州的波斯商人數千人，黃巢起義也在廣州攻擊過胡商。種族意識的覺醒在五代隨著北方異族的侵害及兩宋時期與夏遼金元的對峙，變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這激發了唐宋由科舉而形成的士大夫階層的精神振作和以變法為中心的改革運動。唐代開元、天寶以前的讀書人，因身處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詩尚文，精神是昂揚的。但那時的昂揚多繫念於一己的功名事業，或關注自己的精神家園；前者如邊塞詩的高歌，後者如田園詩派的吟唱。從中唐起，知識分子的思想所系明顯變化。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爭文化正統的意識，一是更關注現實問題和具體問題。中唐思想界、文學界代表人物是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思想兩方面的變化在這些人身上分別表現出來。韓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個從堯、舜、禹、湯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統」，並認為這個「道統」至孟子而失傳，今天得由他加以繼承光大，體現了強烈的歷史文化的主體意識。與此相輔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視為「夷狄」之教、思想異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學侶李翱，則以對儒家學說中的「心」「性」內涵的初步發揮，應和韓愈的「道統」之說。柳宗元、劉禹錫一方面參與現實革新，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如《封建論》、《非國語》、《天論》、《天對》等文字，或著意於從歷史的闡釋解決現實問題，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誤。白居易則代表的是詩歌創作向傳統的回歸傾向。他所領導的以「但歌生民病」為宗旨的「新樂府運動」，實際有意恢復著《詩經》、漢樂府開辟的文學傳統。韓愈到孟子那裡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則皈依經學一脈。中唐時期儒家經典之學也形成一時風氣，如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左傳》之學。文化的道統意識和強烈的現實感，發之而為文章為詩歌，韓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學問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圍和規模。

道統在宋代演變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氣概；心性內容則由深感唐末五代「無廉恥」的士人發展為理學、道學。北宋實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詩文家、學問家於一身，本著各自的道德學問及對現實問題不同的理解為政，宋代士大夫出現類似後世「黨派」的政治群體。唐代有所謂「牛李黨爭」，但基本是在暗弱皇帝的朝廷里爭權、鬧意氣；北宋有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等為首的「舊黨」。試圖以種種新的政治舉措改變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屬於新黨，以「擾民」、「生事」、「與民爭利」為理由反對這種變法的為舊黨。新黨代表土大夫積極有為的精神，舊黨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反動」。兩派的分歧產生於對現實的不同理解。舊黨認為，現有政治體制及種種政策本身並無問題，問題出在官員們不能正確執行，而且與其像新法那樣向民眾開財源，不如從皇帝及朝廷的節約做起。同時?

『叄』 唐宋變革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方便有什麼變化

經濟上,開始了私田,井田制因為注重公家的劃分,逐漸成為農業發展、經濟發展的制約.很多新興的地主階級逐漸開始打破井田束縛,開拓新的土地形式.
政治上,新的產業經濟導致的貴族崛起,一些老的封建貴族沒落,所以產生了諸侯兼並、自立和中央政治勢力的丟失.王者政令不受於諸侯,公家自封為諸侯也開始出現.
思想文化上,簡單說是百家爭鳴的表現,墨、儒、道、法、兵、農、陰陽、雜家等,諸說紛紜.
民族關系是華夏與諸民族融合的時期,所以有華夏變夷、夷狄入華等表現.

『肆』 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耕作方式、生產方式是怎樣的

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經濟狀況都不一樣。原始社會應該談不上經濟，那時候人們都是按需分配，按勞而作。奴隸社會是國有土地制度，那時候經濟相對不發達。封建社會是以小農為生產的主要經濟制度，取決於其土地制度。1．官營手工業從西周到明代前期，官營手工業一直占據著最主要的地位。2．私營手工業（1）興起：春秋戰國時期（2）發展：明代中葉以後，在制瓷、紡織、礦冶等行業中，占據主導地位。3．出現新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明朝中後期，蘇州等地出現以絲織為業的「機戶」，開設機房，僱傭機工進行生產。機戶就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就是早期的雇傭工人，「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種僱傭關系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2.1．5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概貌和特點 B商業發展的概貌1．商代：產生了專門的職業商人2. 宋代：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集鎮、夜市興盛3． 明代：區域性的商人群體實力雄厚，叫做「商幫」商業發展的特點城市逐步增多，發展繁榮嚴格限制階段：從周至唐，坊市分開放鬆限制階段：宋至明清，坊市界限打破， 唐宋時，沿海上陶瓷之路，出現一些沿海港口城市如泉州、明州、揚州2.1．6 「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 C重農抑商政策：我國古代最基本的經濟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貫穿於封建社會始終內容：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即保證經濟政策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面傾斜。評價：①封建社會前期，主要為積極作用——促進了農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②封建社會後期，主要為消極作用——嚴重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中國社會發展滯後。1．生產工具的進步：①農具材質的更新：原始社會、商周時期：耒、耜春秋戰國時期開始：鐵農具使用

『伍』 唐宋商品經濟的發展及歷史影響

唐朝商品經濟：
1、交通發達（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備有供客商騎用的「驛驢」；以運河、長江為主的水運也很方便；從長安、登州、揚州、廣州等地出發的對外交通也很發達）；
2、貨幣統一（由五銖錢到開遠通寶）；
3、市場發達（場所固定——市；官員管理——物價和稅收等；邸店櫃坊——邸店兼營旅店、貨棧和交易場，櫃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店鋪限定——營業面積；時間限定——市的買賣時間；夜市草市——繁華大城市裡有夜市，偏遠的農村有定期舉行的草市）；
4、商人眾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販、胡商、外商）。

宋朝商品經濟：
1、解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
2、政府允許工商業者「以資買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
3、商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比重劇增。
4、市鎮的集市發展，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
5、城市的消閑文化發展，如瓦肆的出現和宋詞的發展。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陸』 舉例說明唐宋元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思想文化的影響。 如何理解明清之際農耕經濟高度發達。同時顯露出

唐宋以來，商品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經濟上的變化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一、商品經濟對思想的影響
1、明清之際思想批判主要背景
商品經濟的沖擊和程朱理學喪失活力，是明清之際思想領域發生巨大變革的根源。明清之際思想批判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2、經濟思想主張
（1）李贄的義利觀念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逐利拜金風氣盛行，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尊奉禮教的士大夫們鼓吹「存天理，滅人慾」，從思想上扼殺這些叛逆理學的「異端」意識。
李贄極為痛恨這些滿口仁義道德、維護傳統禮教的衛道士，指斥他們借道學這塊敲門磚，為自己謀取高官厚祿。
他認為人皆有私，「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追求物質享受乃是「秉賦之自然」。每個人都可以順其「自然之性」，「各從所好，各騁所長」，使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而不應該被強迫順從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
（2）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倡導「工商皆本」
明末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工商業地位日漸突出。「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尖銳的挑戰。明末進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
「工商皆本」主張的提出，反映了市民階層發展經濟的要求，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帶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具有進步作用。這是一種適合經濟發展需要的正確思想，但在當時並沒有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3）中國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沒有形成像西歐啟蒙運動波瀾壯闊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較為脆弱，使得早期民主思想的產生、發展缺乏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二、商品經濟對書法的影響
1、宋代——崇尚意趣、忽略法度
市民階層興起，社會生活豐富多樣，文風很盛，又因當時理學的發展，使人們在文藝審美上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強調表現心境和意趣。
2、明代——呈現平民化、世俗化、個性化趨勢
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蘇杭等地不僅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還成為文人薈萃的文化中心。文人書法在此時受到重視，他們大都有較深的文化素養，在繼承優秀書法傳統的基礎上，更追求個性化的改造，力求書法能夠抒發個人情懷。
三、商品經濟對繪畫的影響
1、民間風情畫
宋代以來，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水平大為提高，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繁榮，傳統政治城市的經濟職能和娛樂服務色彩空前加強，並形成了大量純粹的經濟市鎮；另一方面，由於科舉制度的日益發展完善，以及印刷術的發明，導致了書籍的普及和民間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加之戲曲的形成和興盛，民間世俗文化得以日益繁榮。
2、明清時期
文人畫全面佔領畫壇，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時代的變化，社會的動盪」實際上指的是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和發展、傳統社會秩序的松動和價值觀念的變化、明清變革帶來的沖擊，以及異族統治下的思想文化專制。因此，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風格獨特、不拘成法的畫家和畫派。
四、商品經濟對宋詞（詩歌）的影響
宋代城市生活的日趨繁榮吸引了大批士子。他們於山水田園之外，更加迷戀都市歌舞宴飲的生活。
五、商品經濟對小說的影響
1、宋代話本——把中國小說推向新階段
產生背景主要包括城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和說書在宋代的流行。
2、明清小說——空前繁榮，成為當時文學的主流
（1）繁盛的原因
①大批工商業市鎮興起，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崛起。
②印刷業的發展
③明清時期社會識字率的普遍提高。
（2）特色
①通俗文學蓬勃發展，達到成熟階段
②浸染著拜金逐利的社會風氣
③帶有批判現實的色彩
六、商品經濟對戲曲的影響
1、中國古代戲曲的形成——宋代南戲
宋代，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發展促進中國古代城市格局發生變化。原先城市中封閉的坊市制格局在宋代遭到廢弛。出現許多集市，還出現了大型綜合娛樂場所——瓦舍（北宋都城汴梁最大的瓦舍可容納數千人，而南宋都城臨安城內有瓦舍20多處）。各種通俗文化，尤其是戲曲便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很大發展。南戲就在民間歌舞的基礎上形成了。
2、中國古代戲曲的成熟——元代雜劇
戲曲是綜合藝術，它的發展需要一定物質基礎。元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局部繁榮是導致元雜劇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族統治者，征服中原，連年的戰爭使中原經濟遭受嚴重摧殘，但蒙古族貴族追求生活的奢靡，將大批工匠集中到城市。而流離失所的人口也不斷涌進城市謀求生計，這也導致某些城市出現畸形繁榮。如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市商業活動頻繁，人口極度膨脹。城市的繁華以及市民階層的壯大為元雜劇的興盛提供了大批演員、觀眾與活動場所，促成元雜劇興盛。
3、中國古代戲曲的鼎盛——京劇
京劇這一劇種孕育、形成於北京，與北京其時在全國所處的特殊位置有關。明清兩朝，北京作為帝國的都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里不僅聚集著人數眾多的皇族貴胄、文武百官，而且吸引著各地的商人蜂擁而至。
各地商人來京後紛紛設立商業會館、商號，各大會館除了設有祭神的設施外，一般都有戲台。逢年節喜慶之日，會館即集資邀請戲班來會館演出。
在這種情形下，四方藝人紛紛雲集北京，以滿足京城皇室貴族、官員、商人以及廣大居民的文化娛樂需要，北京自然成為休閑文化的一大中心。

如何理解明清之際農耕經濟高度發達，同時顯露出近代前夜的遲滯與危機？

明清之際的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顯露出一些新舊沖突的徵兆。這種從農耕經濟中分離出的新經濟因素，帶有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但在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的抑制、阻礙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未能形成掃盪舊經濟基礎的強大力量。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巨大飛躍相比，在處於農耕經濟頂峰的康乾之際，中西國力興衰的易位便已大體定局。
正當明末農民起義以及明清之間戰火紛飛之際，1640年英國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此後一二百年，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完成向近代工業國家的轉變。工業革命使西方資產階級不到100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西方國家瘋狂地越洋搶灘，掠奪金錢，販賣奴隸，開辟市場，建立殖民統治。
康乾盛世時的帝王對世界工業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變革毫無認識。他們對外緊閉國門，對內壓制打擊工商業，厲行文化專制，嚴重摧殘近代化因素萌芽。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國與西方列強力量的對比迅速發生逆轉。到19世紀初英國推行罪惡的鴉片貿易後，中國社會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

『柒』 宋朝和唐朝的"兩稅法"的異同。 回答的清晰明了一些，謝謝謝謝🙂

在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隨著土地產權形態的變遷而亦步亦趨演變。唐中葉以後，隨著均田制的崩潰，土地產權私有化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建立在以授田制為基礎上的土地產權國有制的瓦解，意味著在國有土地上耕種的均田農民無力交納按丁、按口徵收的租庸調。於是隨著土地產權的這一變化，按丁按口徵收的賦稅大為減少，按土地、財產數量徵收的賦稅在全部課稅中所佔的比重逐步上升。唐中期楊炎倡行的「兩稅法」的實施，是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史上的歷史界標。它所反映的不僅是賦稅制度的變化，更是唐中期以後土地產權的演進決定賦稅制度的變遷這一本質。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生產資源方面的產權私有化有如春雨潤物，不露聲色但卻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各個領域，產權私有已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在商品經濟日趨發展的情況下，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源，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而進行自由買賣，日益顯示出其作為能不斷增值的商品的價值，也進一步激發了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慾望，產權私有化也越來越不受任何限制地膨脹起來。其結果，在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並」的態勢下，可資利用的生產資源已大部分為私人所擁有。根據制度變遷理論，各項制度安排是緊密匹配的，當鄰域的某項制度安排由於某種原因改變之後，其他相關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調整。因此，在唐宋產權制度變遷的新形勢下，政府的經濟制度和政策也隨之而發生變遷。從宋代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來看，隨著商品經濟的廣泛深入，產權私有化程度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不斷加深，宋代賦稅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也隨著產權形態的變化而呈現出新的特點。其表現是在承認產權私有的基礎上，國家的各項賦稅日益以私有產權擁有的數量來確定稅額的多少。宋政府制定經濟制度政策的目的和原則，越來越偏重於與私有產權者共同分割產權的收益權。這是宋代賦稅制度變遷的時代背景。
宋代賦稅的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宋代的賦稅，大致上以土地產品的間接分配為主。即通過土地產權所有者交納的二稅來進行再分配。
兩宋的賦稅，主要是繼承唐代兩稅法而來的二稅以及其他一些承繼五代弊政而來的苛捐雜稅。二稅是對土地產權所有者收地稅，其征稅對象既包括地主，也包括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其他的苛捐雜稅，有隻針對產權所有者的，如支移、沿納、折變等；也有針對所有國家居民、按人頭攤派的，既有地主、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也包括佃農在內，如丁鹽錢、丁絹等。從理論上來說，在產權私有的狀態下，無論何種賦稅徵收方式，都是來源於土地收益權的再分配。因此，宋代的賦稅是建立在地租基礎上的再分配，是集中化的地租。
宋代的二稅以國家通過「田主」間接取得收益為典型形式。即國家政權在產權私有的情況下，通過徵收二稅來參與分割土地的收益份額，從而完成土地收益權的再分配。宋人王柏說：「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日官不養民。農夫輸於巨室，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於農也，故日民養官矣。」這段話相當透徹地描述了宋代產品再分配的方式，即賦稅來源於土地收益權的再分配。「農夫輸於巨室」，就是勞動力所有者向產權所有者繳納地租。這是扣除勞動力產權獲得的經濟利益之後的剩餘部分，也是土地的所有者依靠出租產權經營使用權所得的經濟補償。在這里，土地產權的所有者與土地的經營使用者兩者之間首先進行產品的直接分配，即產品收益權初次分割。「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就是產權所有者向國家繳納賦稅。這是在產品已直接分配之後完成的，是產權所有者在自己直接分配得來的產品中再分出一定的份額上交給國家，以換取國家對自己私有產權的保護和實施，是產權收益權的再次分割。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產品的初次分配（直接分配）與再次分配（間接分配）之間的分別與聯系。其分別在於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的參與者和所行使的權利的不同。初次分配的參與者是勞動（力）所有者與產權所有者，雙方行使的權利是勞動力產權和土地產權；再次分配的參與者是土地產權的所有者與土地產權的保護者，雙方行使的權利是產權的所有權和公共產品的提供權（產權的保護）。其聯系在於兩者都基於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就是土地產權的收益權。無論是地租還是賦稅，都是土地產權收益權的轉化物。只不過賦稅是產品收益權的再分配，是在物質生產之外的領域，使用國家權力以強制的方式從地租中分割出來而已。在這種場合，私有土地產權所有者僅僅起了一個產品轉繳的作用。然而，這僅僅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既然產權的收益權要經過兩次分割，那麼對產權的所有者來說，就存在在每次分割中如何使自己盡可能獲益、甚至以對方受損為代價而獲益的機會。在產品的直接分配中，勞動力產權所有者和土地產權所有者總是有一個如何利用自己的產權盡可能多地分得收益的問題。這就是如何確定地租量的問題。兩者之間存在著關於產品初次分配的博弈。而在產品的再次分配中，又存在著土地產權所有者希望「白搭車」的問題。私有土地產權者想方設法逃避賦稅，而國家政權為了保證自己的財政收入有增無減，必須強制向一切國民（公共產品的受益者徵收稅金，兩者之間存在著關於產品再分配的博弈。第二，宋代賦稅以土地、財產為徵收賦稅的對象。
唐代及唐以前各代的口賦、戶調式、租調制、租庸調制等，都是以人丁戶口為標準的。所謂按丁、按口徵收賦稅，其前提在於有大量自耕農半自耕農存在。馬端臨指出：「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唐）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並者一例出賦，可乎？」因此，隨著唐中葉之後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產權私有化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土地產權私有化的情況下，不但土地產權私有的總量增大，而且土地產權私有者內部擁有土地數量的差距也懸殊。自耕農的土地日益被侵蝕，失去土地的人口日益眾多：無地的佃農成為社會人口的多數，而他們再也無力交納按丁、按口徵收的大量賦稅。於是在土地產權改變這一歷史背景下，按土地、財產數量徵收的賦稅所佔的比重就大大上升了，「農夫輸於巨室，巨室輸於州縣」這一地租再分配形式也就進一步突顯出來。所謂按土地、財產徵收賦稅，正是國家通過「田主」間接取得土地產權收益權的表現。
第三，宋代賦稅制度由勞役向賦稅轉化。
在中國古代社會，徭役也是勞動者土地收益權的體現，只不過這種體現不以產品、而是以勞務的形式體現出來，實際上是國家在時間、空間上佔有勞動（力）產權或土地收益權。所以說，徭役實質上是與賦稅一樣的，兩者之間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唐以前，一般勞動者最感痛苦的是征調無時、調發無度的徭役。這些徭役，「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胄鋒鏑而後謂之役」。既包括百姓無償為國家充任一定期限的兵卒，或駐守地方，或防戍邊防，或自帶兵器，或自備n糧的兵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也包括百姓無償為國家政府從事築堤防營宮室、造橋梁修道路等公共工程的勞動的力役。
唐初實行租庸調制，其中的庸，實際上是以貲代役，開創了徭役向賦稅的轉化。「安史之亂」前後，府兵制逐漸被募兵制所取代，百姓已基本上不需承擔兵役。唐中期的兩稅法，將代表力役之徵的庸錢並入到兩稅中徵收。勞役向賦稅的轉化進程日益強化。
演及宋代，雖然從國家法律規定上百姓仍然有服徭役的義務，但在實際操作中，國家陸續規定可以錢代役，各色徭役均已開始了向以貲代役（代役稅）轉化的過程。如夫役中的河夫，先是由准許離服役地點過遠的地區「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逐步發展到「河北、東京、淮南等路出赴河役者，去役所七百里外，願納免夫錢者聽從便」，「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再演變為「准敕五百里外方許免夫，自來府界黃河夫多不及五百里，緣人情皆願納錢免行，今相度，欲府界夫即不限地理遠近，但願納錢者聽」；最後定格為「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為永法」。這樣，就將納錢免役制度化，從而確立了勞役向賦稅的過渡和轉化。當然，宋代地域廣闊，各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不盡相同，而且事物的發展和制度的確立總會有一些反復。但正如蘇轍所評論：「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僱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宋代徭役征調的大趨勢反映了由勞役向賦稅的制度變遷。 同時，與唐宋之際的其他賦稅一樣，這些由力役轉化而來的賦稅，也經歷了一個從唐代以人丁戶口為徵收依據（租庸調制）發展到宋代以貲產為徵收依據的演進過程。北宋元祐年間，「都水使者吳安持言：州縣夫役，舊法以人丁戶口科差。今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問貧富，有（偏重）偏輕之弊。請除以次降殺使輕重得所外，其或用丁口，或用等第，聽州縣從便」。從「舊法以人丁戶口科差」，到「或用丁口，或用等第，聽州縣從便」，反映了力役征發逐步向以戶等（資產作為攤派對象的過渡，表明國家力役征發從「以丁為本」的時代逐步演進到「以地為本」的時代。事實正是如此。根據史料記載，宋代各地方政府在力役征發中，往往採取按戶等、田畝攤派的原則。北宋李元弼在總結自己當縣令的經驗時說：「差夫役，總計家業錢均定，遂無偏曲」，明白無誤地指明以田畝貲產為徵收免夫錢的標准，說明在地方州縣征發免夫錢在實際操作上已逐漸形成制度化。宋人蘇軾說：「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並之門而塞僥悻之原也。」可見，在兩稅法之後，在賦稅徵收以田畝廣狹為依據的基礎上，各類征役也「因賦之多少而制役」，「視賦以為役」，實際上是以田畝貲產為征調征役的依據，所謂「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表明勞役的攤派最終還是落實在田畝貲產上。與兩稅法後按土地、財產徵收賦稅一樣，國家通過將部分夫役攤入田畝貲產，從而使「田主」承擔部分夫役（免夫錢），正是國家參與間接瓜分私有土地產權收益權的又一種表現形式。這也是與前代不同的變化。
第四，宋代工商業稅大大增加。
宋代以前，國家政權一般僅對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較大影響的鹽鐵的生產和銷售採取國家壟斷經營，實行官產官銷，完全排斥私商的參與。中央政府通過「寓稅於價」（即通過專賣加價）這一比較隱蔽的形式，取得比直接課稅更為豐厚的財政收入。而對其他的商品一般只征少量的稅或根本不征。即使徵收，也往往由地方官府自行決定稅率，自行支配商稅收入。如漢代，「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隋朝至唐開元前，「凡關，呵而不征，司貨賄之出入，其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其目的在於「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暴」，而不在於收稅。唐代兩京諸市署與州縣市令的設置，目的也只在於管理市場，而不在於收市易之稅。由於宋代以前各朝商稅徵收本身並未程序化和制度化，國家政權對於商稅收的多少也並不在意。宋以前各代官方文獻中全無全國性商稅收入的統計，說明商稅收入在當時的國家財政中尚不佔重要地位。
唐玄宗時，隨著工商業的發展，開始對少地或無地的商人按戶等高下徵收地稅；代宗大歷戶稅改制，對有邸店、行鋪、爐冶者等工商業者，又進一步規定加等徵收戶稅。到兩稅法又明文規定，「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幸。」行商是指流動的商人，所在三十稅一，當指其所帶商品貨物的價值而言。所謂居者，應是指坐賈，即定居某地開鋪經營商貿的人，他們也須納稅。這表明商人要繳納另外的商稅。也就是說，兩稅中開始將商稅與地稅、戶稅區別開來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期，各國對徵收商稅都很重視，後唐有「商稅務」，後漢有「商稅使」，後周有「商稅院」，都是負責專門徵收商稅事務。北宋初，太祖「詔榜商稅則例於（商稅）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即是指將《商稅則例》公布在商稅務的門前。《商稅則例》的公布，表明北宋在一開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稅法規。北宋在四京（即開封府、河南府、應天府、大名府）設「都商稅院」，南宋時臨安府的稅務也設「都商稅院」；在各州、府設徵收商稅及其他稅收的機構「都稅務」，各軍、縣、鎮也相應設置徵收稅務或稅場，負責徵收商稅
宋政府將商稅的徵收程序化和制度化，並對商稅的徵收制定了多項徵收規范。有論者指出：「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稅則例及其變動情況，各地州、縣、墟鎮廣置稅務機構，這些情況表明商稅徵收到宋代首次進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時期。」並指出，這標志著「原來超經濟強制性質的抑商政策開始向經濟性強制的征商政策轉化」。這些結論是十分有見地的。同時，商稅徵收制度化，也是對商品生產者私有產權保護的制度化。因為比起唐末五代對商稅的橫征暴斂，商品生產者交納一定的商稅，以換取政府承擔對商品產權的保護和實施，從成本上來講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在全國各地曾努力改革五代十國苛刻的征商弊制，並嚴格約束各級理財機構和征商機構，防止其過度苛征暴斂，使商品生產者的交易費用降低。商稅徵收制度化，說明「當私人收益的潛在增長超過交易費用時，便會為建立這種所有權進行種種嘗試。政府承擔對所有權的保護和實施，因為它為此付出的成本低於私人自願團體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許工商業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也達到了政府「商旅既安，課利自厚」的目的。正如諾思所說，「顯然，從發展新的制度和所有權中獲得的收益必然相對（多）於費用增加，所以創新（制度）是有盈利的。」
宋代的工商業稅，如過稅（商品流通稅）、住稅（商品交易稅）、力勝錢（水路流通稅）以及礦冶收入等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工商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地位日見重要，是田稅、禁榷收入之外對宋代財政影響較大的稅項之一。從商稅收入占國家總財政收入的比重來看，北宋時期，商稅收入約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10％左右；南宋由於缺乏商稅收入的全面統計，其在全國財政的總收入比重難以確定，但估計大概比北宋時期還是會有所提高的。這也是宋以前不能相比的。可見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日趨高漲，商稅收入在國家財政中的地位漸趨重要。商稅已單獨成為國家重要稅收之一。
第五，宋代把征自京城及諸州、縣、寨、鎮的正稅冠以「城郭之賦」（即坊郭之賦）專稱，即從唐代兩稅法中分出坊郭之稅。
唐楊炎請行兩稅法雲：「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悻。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因此，唐代的兩稅是「居人之稅」，是除了「不居處而行商者」之外的所有「居人」，即不分鄉村戶或坊郭戶，都須繳納之稅。如前所述，按照兩稅法，居人兩稅錢的多少是依據戶等的高下而定的，又均定戶等的依據則是田畝和資產。城市居民的房產只是作為眾多雜產之一，在排定戶等進而決定兩稅錢中有一定作用，此外並無所謂屋稅。但在唐後期以至五代，先後出現了獨自存在的間架稅和屋稅。唐德宗時，曾一度徵收屋稅。後因遭到反對，很快停徵。但自五代起至於宋代，又皆有屋稅。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1十月詔：「應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須議優饒。宜放二年屋稅。」這是作為「城郭之賦」的屋稅首次見諸於文獻的記載。此後，後晉、後漢、後周時，皆有徵收屋稅的記載。由此可見，至少自五代開始，屋稅已是各地城市居民繳納的一項正常的賦稅，是宋代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的始源。
宋代，對城市居民徵收「城郭之賦」。何謂「城郭之賦」？據《玉海》、《文獻通考》等書所述，乃「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是指坐落在京城及諸州縣寨鎮的房產和地產應繳納的稅賦。所謂「宅稅」，即是屋稅，為宋代文獻中常見的坊郭戶繳納的正賦。自五代開始，至宋一直如此。趙匡胤建立宋朝後，即有「減（揚州1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的措施。宋初，「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以後熙寧方田均稅法中規定：「屋稅比附均定。」崇寧方田令規定：「諸州縣寨鎮內屋稅，據緊慢十等均定，並作見錢。」至政和二年，又改為每等之中再「各分正次二等」，共為二十等。可見宋代城市居民始終承擔繳納屋稅的義務。而據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載，諸州申夏秋稅管額帳式中，須將「鹽錢、屋稅、麴貨等及自來別立頃項開說錢物，並依稅租開具「，表明屋稅收入是在鄉村民戶夏秋稅租之外「自來別立頃項」的錢物，並不屬於兩稅范疇之列。這樣，宋代就形成鄉村民戶無宅稅，以房產為稅產的屋稅是坊郭獨有的稅目。《宋史》「食貨志」中將「城郭之賦」與「民田之賦」等並列，也即將城鎮居民所繳納的房產稅與鄉村居民所繳納的土地稅區別開來，表明房產稅已從作為兩稅正宗的土地稅中分離出來，是宋代二稅之外的特有稅目。這當然是與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私有房屋產權的逐步確立相聯系的。
三
所謂制度變遷，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產生過程。具體到仍處在農業社會的宋代，就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讓其發揮更大的潛力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如何達到帕累托更優的過程。
宋代繼承唐代「兩稅法」的「以資產為宗」的稅收制度，規定了以土地為主的資財作為法定的征稅對象，從稅制上較以前更為明確地承認和界定了土地私人佔有的產權，表明無論國家政府還是個人都已公開承認私有產權的合法性，達成了社會共識，從而激發了土地產權擁有者利用土地資源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對宋代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按資產征稅對農民勞動者意味著賦稅的減輕及賦稅的公平，對生產積極性也有一定的制度激勵作用。
宋代從制度上規定了各類徭役均以產權多少來攤派，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業勞動者的負擔。同時，以錢代役，使農民逐步擺脫了勞役的束縛，人身相對自由，土地私有產權和農民人身權利也成為表現出更多獨立利益的行為主體。這對於促進社會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以錢代役順應經濟發展與賦役制度變遷的歷史要求，具有一定的制度創新的特點。
商稅徵收的制度化，實際上是承認商品生產者的產品產權所有，這就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政府承擔對商品產權的保護和實施調動了商品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既增加了商品生產者的盈利（降低成本、擴大規模、交易量增加等），又增加了政府的盈利（商稅收入），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事實證明，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其商稅制度化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
宋代賦稅制度的變遷，提供了進一步發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潛力的激勵機制。這是因為，「不管是在企業內部，或是在市場上，行為者總是在各種組織制度的約束前提下來使他們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宋代的社會經濟，在私有產權制度的確立這一前提下，為數眾多的經濟元在進行經濟選擇、經濟決策時，都毫無例外地遵循著一個相同的基本規則：這就是在各種現存的制度制約條件下尋求最大的產權收益，從而使各經濟元在從事經營和生產時，主觀上以追求達到更高的生產效益及個人所得的邊際效益為目的，而在客觀上卻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與賦稅制度變遷的激勵作用有著密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