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法

㈠ 請問春秋戰國以前是否有諸法合體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法典化發展歷程〔china16300〕

㈡ 廣西防城港300多套房屋商鋪為什麼被賤拍

9月9日，廣西防城港騰飛龍公司執行案評估、拍賣問題專家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專家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永軍，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民事訴訟法研究所所長宋朝武，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法理學會副會長劉作翔，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韓波，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林劍鋒，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曉兵等。包括《財經》雜志、法制日報、法制晚報、北京時間、經濟觀察報、中國房地產報和華夏時報等多家媒體的記者參加了會議。

劉作翔教授表示，如果確實存在法院不回應當事人的評估異議和執行異議，顯然存在程序違法問題。另外，評估公司通過更正函對評估報告的時間進行改動，是非常隨意的，也是沒有法律依據，是無效的。按照程序來講，法院對當事人的執行異議應該給出一個明確的裁定，但是法院卻沒有，就急於拿出拍賣，是值得質疑的。從資產評估到現在已經相隔一年多時間，房屋價格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騰飛龍公司在評估報告出爐後又進行了1.6億元的建設投入，如果以原先的評估價作為拍賣起拍價，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林劍鋒教授、韓波教授和劉曉兵教授也發表了意見，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類似觀點。

騰飛龍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忠飛表示，防城港中院通知將在10月10日對被查封的300多套房屋進行拍賣，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公司將於近日啟動執行異議程序。

㈢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的老師有哪些 要齊全 多謝了 本人要考法大的研究生 跪求各位幫助！！！

民法學總論 李顯冬／姚新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事訴訟法 楊秀清／王娣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物權法 隋彭生／劉智慧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債權法 姚新華／劉智慧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馬列經典著作選讀 鄔名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現代經濟理論與政策 鄔名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知識產權法 費安玲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張 鋒／吳平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經濟法基礎理論與房地產法 趙紅梅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國際經濟法 杜新麗／楊 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公司法（含證券法與企業法） 王衛國／吳景明 中政大教授、博導、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
金融法、稅法 魏敬淼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合同法、擔保法 隋彭生／劉心穩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憲法與法理學 王人博／陳景輝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國法制史 江興國／馬志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民事訴訟法學 楊秀清／王娣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刑法學 阮齊林／鄔明安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合同法、擔保法 隋彭生／劉心穩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事訴訟實務與民事執行 宋朝武／楊秀清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憲法與法理學 焦洪昌／陳景輝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張 鋒／吳平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學院副院長
仲裁法學 宋朝武／楊秀清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建設部法律顧問
證據法學 洪道德／魯陽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物權法 隋彭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刑事訴訟法學 洪道德／劉玫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公司法（含證券法與企業法） 王衛國／吳景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民法學總論 李顯冬／姚新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
中國法制史 馬志冰／江興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馬列經典著作選讀 鄔名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現代經濟理論與政策 鄔名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㈣ 宋代法律的作用和特點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㈤ 國際經濟法的對外經濟

源遠流長的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原則
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可以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
1．古代中國時期，即奴隸社會後期和封建社會時期，約相當於公元前四、五世紀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時期，約相當於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會主義新中國時期，即公元1949年以後。
一、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內涵
（一）古代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簡況
夏朝時期，各個部落聯盟之間就時常開展跨越聯盟疆界的貿易。商朝時期，商品交換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開始使用原始形態的貨幣。到了周朝，實行「朝貢貿易」。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同海外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業，明顯的標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間，中國的絲綢就已開始輾轉遠銷希臘等地。
秦朝時中國與印度支那半島、朝鮮半島兩個半島廣大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是相當密切的。
漢朝對外經濟交往也日益發達，開拓了 「絲綢之路」，又辟海市。經過隋朝進入唐朝，全國重新統一安定，對外經濟文化交往也空前興旺發達。
宋朝時期，政府側重於在南方發展海上國際貿易。元朝建立陸上國際商道暢通無阻，海上貿易也有新的發展。
明代初期，多沿襲元朝，且又有重大發展，如鄭和下西洋。明代中葉以後，關閉口岸，停止對外貿易，實行「鎖國」政策。清朝則變本加厲實行「海禁」，雖一度解禁開港，但對外來商人一律嚴加限制。
（二）古代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法理內涵
第一，古代中國開展對外經濟交往，是國內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其主要動因植根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對外經濟交往史上，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和起落，但總的來說，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國長期的對外經濟交往中，基本上體現了自主自願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則。
第四，古代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其規模和意義都難以與近現代的對外經濟交往相提並論。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內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簡況
繼1840年英國侵華的鴉片戰爭之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又發動了多次侵華戰爭。用戰爭暴力打敗中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形成了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中的惡性循環。
（二）強加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法理」
在這個時期里，由於中國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受到嚴重破壞，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始終貫穿著兩條線索：第一，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中，往往處在非自願、被強迫的地位，受制於人，聽命於人。第二，中國總是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價的交換。弱肉強食的原則，不僅被列強推崇為「文明」國家的正當行為准則，而且通過國際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和簽訂，取得了國際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約束力。
三、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及其法理原則
（一）獨立自主精神的堅持
與平等互利原則的貫徹
獨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一貫堅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則和行為規范，也是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健康發展的兩大基石。它由國家的根本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為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基本行為規范。
（二）閉關自守意識的終結與對外開放觀念的更新
半殖民地時期中國長期遭受的歷史屈辱，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帝國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經濟封鎖，以及霸權主義背信棄義對中國所造成的經濟破壞，都激發了和增強了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意識。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產生了對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認識和錯誤理解。對外經濟交往受到重大的消極影響，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去了調動國外積極因素的良機，拉大了與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使源遠流長的中國對外經濟交往，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更加自覺、更加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
1993年，中國憲法正式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針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提出了綱領性的文件，大大加強了對外開放的力度、廣度和深度。
第五節 貫徹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與學習國際經濟法
一、中國實行經濟上對外開放國策的主要根據
它是在總結該國多年實踐經驗以及參考國際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中國在實現「四化」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中國應積極參加和利用國際分工，實行平等互利的國際交換，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
因此，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學會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交往兩套本領。
二、深入學習國際經濟法對貫徹上述基該國策的重大作用
其主要意義，可大體歸納為：
第一，依法辦事：世界各國經濟交往日益頻繁，十分需要藉助於國際經濟法的統一行為規范加以指導、調整和約束。中國應積極參加國際經濟交往，對於這種法律規范的現狀和發展趨向，需深入了解，自覺地「依法辦事」，避免因無知或誤解引起無謂的糾紛，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第二，完善立法：廣泛深入地了解上述規范和慣例的有關內容，使中國涉外經濟法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工作有所借鑒，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法律規范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保障。
第三，以法護權：要熟悉國際經濟法的有關規定，和有關國家的涉外經濟法的有關知識，在「國際官司」中，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中國的應有權益。
第四，據法仗義：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要以國際經濟法作為一種手段，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則，為全世界眾多弱小民族仗義執言和爭得公道，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舊更替。
第五，發展法學：立足於該國的實際，以該國利益為核心，重點研究該國對外經濟交往中產生的法律問題，作出符合其該國權益的分析和論證。逐步創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經濟法學科體系。

㈥ 世人皆知明朝錦衣衛，但是卻很少人知道宋朝的秘密警察

說起特務機構，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朝的錦衣衛與東西二廠，畢竟明帝國滅亡之路上，這宦官領導的特務機構沒少出力，因此世人對明朝的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就耳熟能詳。其實兩宋時期也有天子親率的特務機構，叫做皇城司，基本上皇城司與錦衣衛的工作差不多，等於是宋朝官家的秘密警察。

而且宋代是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朝代之一，別看兩宋時期打仗不行，可國民經濟卻世界領先。可以想像經濟一發達，從商之人就多，這不法商人非法牟利之事也就多如牛毛。兩宋時期可沒有什麼經偵手段，更沒有什麼經濟法，畢竟封建社會還是以農業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卻沒有配套的制度與法律相呼應，久而久之必然會產生很多問題。皇城司的調查與介入，屬於非官方主動宏觀調控，但也有干預的作用，繼而也能讓宋朝的經濟發展走上良好持續的道路。

㈦ 學習法律知識的體會

最近，我認真學習了我國於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我們知道，長期以來《教師法》雖然存著，但許多侵犯我們教師合法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例如毆打、辱罵、誹謗教師、拖欠工資等等，而我們教師迫於時代和社會的壓力，能夠主動利用這件法律武器去捍衛自己的人卻不多，這說我們明教師只知法、守法是不夠的，還要用法，因為用法也是我們的基本權利之一。我們教師作為一支具有高素質的社會隊伍，學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教師必修的一門功課。下面談談我學習《教師法》的一些淺薄的體會。一、更新了自己對法律的認識，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認為教師就是為社會為學生服務的，吃點虧是可以吞下去，現在我不會再這么認為了，因為，每個人都享有一定的權利，「平等」的口號不應是嘴上說說而已，落到實處才擁有意義，否則有法也等於無法了。二、我認識到了我們教師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教師法》不僅幫助我們教師得到她們的所得，也讓我們教師有了行為上的准則，只有學習好它才能保證教師享有自己的權利。另外，我也知道了我們教師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應履行一定的義務。在學習了《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後，讓我更明確了，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該履行的義務和遵守的行為規范。在工作中，嚴格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全心全意為學生服務，讓學生滿意，家長放心，社會認可，不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不諷刺，挖苦，不威脅、責難家長。時刻以教師的道德行為規范來要求自己，不穿奇裝異服，處處「身正為范」。對於後進生，不拔苗助長，不諷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教學不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移植的過程，應當是學習主體(學生)和教育主體(教師，包括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學生將不再是知識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識的習得者。面對知識更新周期日益縮短的時代，我意識到：必須徹底改變過去那種把老師知識的儲藏和傳授給學生的知識比為「一桶水」與「一杯水」的陳舊觀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腦知識儲量成為一條生生不息的河流，篩濾舊有，活化新知，積淀學養。有句話說的好：「一個教師，不在於他讀了多少書和教了多少年書，而在於他用心讀了多少書和教了多少書。」用心教、創新教與重復教的效果有天淵之別。教書和學習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師的人生，還應該有創新精神。年年春草綠，年年草不同。而我們的學生亦是如此，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差異，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體學生，又要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特點。因材施教的目的是為了調動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讓每一個學生主動地、活潑地發展。在組織教學中把整體教學、分組教學與個別教學結合起來；在教育過程中，貫徹個別對待的原則，講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學生們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兒，但每一顆都有與眾不同的可人之處。因此便更需要我們用不同的方法用愛心去澆灌、呵護。總之，我們會在以後的教育教學中，多學習法律知識，用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教師法》、《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護法》來規范和鞭策自己，在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還要保護學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學生合法權益，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這樣才得以使我們的事業走向輝煌使我們的教育對象健康成長。

㈧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或經濟法研究生考試科目

【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 】
民商法學專業考研參考書目，有時候也叫考研指定教材，基本上可以說是考研專業課復習最重要的考研輔導資料。考研專業課的考核是很有針對性的，因為考研 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 民商法學專業的專業課考試是學校自己命題，這就要求考生要完全按照報考院校的要求進行非常有針對性的復習，具體來說就是一定要用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 民商法學專業考研指定教材進行復習，進行認真的鑽研，考研真題試卷最終是根據考研指定教材出的，如果不按照中國政法大學考研指定的書目進行復習，那麼即使復習的再好，實力再強，也很有可能會在專業課上栽跟頭。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 民商法學專業參考書與指定教材為：701法學綜合一：
法理學（40分）：法理學導論。
憲法學（40分）：中國憲法。
國際法學（40分）：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含WTO]、國際投資法、國際技術轉讓、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國際公法（國際公法基本理論）；國際私法（國際私法理論與制度、法律適用、國際民事訴訟、國際商事仲裁）。
行政法學（30分）：行政法、行政訴訟法。
801法學綜合二：
民法學（50分）:民法總論、物權法、債法總論、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繼承法；
刑法學（50分）：刑法學；
刑事訴訟法學（25分）：刑事訴訟法學（含刑事證據）；
民事訴訟法學（25分）：中國民事訴訟法。

㈨ 宋代的代表性刑法是什麼

宋太祖建隆四年編成《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它是我內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容法典。
其條文只是《唐律疏議》的翻版，變化之處在於：增加"折杖法"；收集自唐末至宋初150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209條附於律文之後；篇目仍是12篇、502條，但在每篇下設有門，合計213門。

㈩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的辦學條件

2006年以來，學院共培養全日制本科生2443人，碩士研究生980人，博士研究生250人。歷年本科畢業生一次就業率均在90%以上。學院現有在校學生2950人（其中本科生1602人、碩士研究生1178人、博士研究生170人）。就師生人數而言，民商經濟法學院是中國政法大學規模最大的學院。 知名教授學科姓名研究方向知識產權法學張楚知識產權法、網路法、電子商務法、科技法，以及網路安全與取證技術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孫佑海自然資源法、環境法、司法與環境資源保護民商法學夏吟蘭親屬法、繼承法、婦女人權民商法學趙旭東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徐曉松經濟法理論、公司與企業法、國有資產法訴訟法學宋朝武民事訴訟法學、仲裁法學民商法學李永軍民商法學民商法學管曉峰公司治理、以及與公司制度相關的金融法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王燦發環境法、國際環境法民商法學王衛國民法總論、財產法（物權法、無形財產法）、債與合同法、侵權法、破產及重整法、企業法（公司、合夥、國有企業）、金融法、土地法、民法哲學、比較民商法、中外民法史民商法學費安玲民法學、羅馬法學、知識產權法、保險法訴訟法學楊榮馨民事訴訟法學、仲裁法學、調解法學、公證法學、強制執行法學等經濟法學施正文稅法、國際稅法、財政法、金融法、公司企業法民商法學巫昌禎親屬法、繼承法、婦女法經濟法學劉少軍金融法（銀行法、信託法、證券法、保險法、民間金融）財稅法（財政法、稅法）法哲學（法哲學、經濟法哲學）知識產權法學來小鵬知識產權法學經濟法學時建中競爭法、公司法、金融法經濟法學符啟林經濟法學民商法學李顯冬民商法、侵權行為法、礦業法、土地法、能源法、農業法、中國民法史民商法學高祥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張穹長期從事檢察工作，在刑事領域頗有建樹。近幾年，由於從事政府法制工作，致力於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政府法制建設等諸多專業領域研究民商法學張俊浩民法學原理、知識產權法、公司法知識產權法學馮曉青專長於知識產權法學理論，特別是知識產權法基礎理論。提出並構建了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理論，在知識產權法哲學方面了提煉了知識產權勞動理論、人格理論、激勵理論和平衡理論。實務研究領域專長於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經濟法學李曙光經濟法，破產法，金融法，法經濟學訴訟法學肖建華民事訴訟法學、仲裁法學、證據法學民商法學江平民商法學知識產權法學徐家力法學民商法學王勝明民商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曹明德環境資源法學